试析牛顿的科学思想与宗教精神的统一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牛顿在1693年给本特雷牧师的信中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假设。他指出：“行星的现有的运动不能由任何自然原因造成，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去推动的。”“行星的自转不能仅仅产生于引力，而是需要一个神臂去推动它们。”于是，有人从唯物论立场去指责他的有神论的宗教信仰；有人认为：牛顿的早期科学和唯物主义是主流，而他的晚年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沦为神学的奴仆；有人认为：象牛顿这样的卓越的科学家，却同时是上帝最虔诚的信徒，是不可思议的；美与丑如此尖锐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真是一场悲剧。这些看法都缺乏历史的真实感。牛顿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自有其复杂性，不能简单套用一种模式。
笔者认为：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宗教精神存在着某种统一性，并且贯穿其一生，对上帝的信仰不仅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因，而且对他的科学研究有很大促进作用；进而从牛顿所处的历史环境对这种统一性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的原因，以及他的科学思想与宗教精神相统一的特殊性，最后指出科学和宗教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一
1.众所周知，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牛顿少年时代最感兴趣的是占星术。据说牛顿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时，有人问他想学什么，他回答说：“数学， 因为我打算去检验人事占星术。 ”1668年当牛顿在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时，他更严肃地宣布，他要以对自然哲学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更多来自于对神学的兴趣。这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正象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宇宙和谐的追求，这竟是牛顿步入科学生涯的动机。
2.从已有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从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前10年，牛顿在每个时期的研究写作活动不仅有科学方面的，而且有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牛顿对科学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兴趣基本上贯彻一生，并无明显的断裂特征。在每一个时段里，牛顿的文化活动总是既有科学性又有宗教性。就是在他科学创造的高峰期也没有忘记上帝，他在1693年曾直言不讳的说：“写作《原理》的目的，是向思索着的人们灌输上帝存在的信仰。”
3.按照牛顿的观点，科学的价值，一则是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一则是论证上帝的存在，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这两者从现代的科学观看来是水火不容，但在牛顿这里却是并存不悖。照牛顿看来，上帝赋于了自然界和谐的秩序，科学发现了隐藏在自然界里的规律，就是认识了自然界和谐的秩序，从而从某种程度上认识了上帝，体现了上帝的伟大与智慧，所以上帝与自然界的某种统一，上帝的秩序与自然规律的某种统一，宗教精神与科学思想的某种统一，在牛顿这里是集于一身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科学思想与宗教精神的某种统一性贯穿了牛顿的一生，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16、17世纪的科学家，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波义耳等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亚·沃尔夫从世俗态度与宗教态度的角度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说：“对自然现象抱有世俗态度，并不一定排斥对世界抱宗教态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事实上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
二
牛顿的科学思想与宗教精神某种统一，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17世纪西欧的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最能表现其文化价值的是宗教。牛顿信奉的清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就是在清教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清教的教义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这给牛顿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美国社会科学家默顿曾这样判断：“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在17世纪英国特定的环境下不能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仍然处于敌对的关系。”事实上，17世纪英国杰出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清教教徒。英国科学家斯蒂芬·梅森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新教国家没有宗教法庭这一点以外，可以归之为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早期新教徒的风气是与科学态度相一致的；第二，运用科学达到宗教的目的；第三，新教徒的神学宇宙观与早期近代科学的理论相一致。”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十七世纪欧洲文化中心的转移也说明了这一点。
清教与科学以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的方式统一起来，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走向和思想感情。清教为当时的科学技术活动确立了一个社会功利主义的目标，提出“上帝是造福世人的”，“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的口号。认为参加公益服务的最好途径是应用科学原理进行科技发现，造福于人类以达到颂扬上帝的目的。这些口号充分体现了在宗教思索下的社会功利主义原则，起着激发人们从事公益活动的动机。清教教义甚至鼓励人们通过刻苦和勤奋的劳作去实践“善行”，在“行善”中体现上帝功德，正是这些所谓的“神佑理性”使得理性和信仰和谐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最需要理性支配的科学活动。清教主张每个人应使自己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完成行善事业，其中尤以数学和物理为重，因为数学体现并代表着理性主义，而物理学被认为是理解上帝的作品的途径。
清教主义的思想给牛顿以深刻影响。为他从事科学创造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鼓励着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参加从事数学和物理的研究的“公益服务”。牛顿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建立在清教与科学的特殊关联上。在牛顿这里，科学是认识接近上帝的一种途径，是与上帝直接相关的事业，上帝是神圣的，体现上帝存在的力学规律也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感促进牛顿作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
三
我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的原因。在牛顿时代，神学仍然是认为比科学和哲学高一个层次的领域。按牛顿的理解，从神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界的问题，是从人类知识的顶点才能看到的境界，而不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它们是科学的终点，而不是科学的开始。可见，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研究，并非为有人所说的，是牛顿对早期工作的背叛，恰恰相反，这是牛顿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牛顿感到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综合之后，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追求，那就只有走向精神世界，走向神学领域。这说明牛顿毕生对科学的追求，和对上帝的追求是一致的，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宗教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了“世俗的”宗教范围。而更多的带有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感情”的味道。这种宗教感情已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也不知道依据人的形象去想象出上帝，它的来源是深信因果律的普遍性，是对存在于宇宙的那种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的敬仰和崇拜。牛顿后期著作中的“上帝”已超出了一般“神”的范畴，或多或少的含有自然规律的意义。我们不应当简单地认为，他晚年放弃科学研究，只是把精力放在论证“上帝”的存在上，“沦为上帝的奴仆”。
正象恩格斯指出“牛顿仍然让上帝来作第一推动力；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上帝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依然故我；但在自然现象的范围里却大踏步地后撤。如果说他仍然存在着，也主要以第一创造或第一推动者身份而存在着；如果继续颂扬他无所不在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存在主要体现为数学或力学的规律。由此可见牛顿在追寻本源的探索中求助于上帝，但在具体行动（包括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中则完全不受上帝的约束，正如他所创造的“宇宙”一样——世界需要“神”来创造，却无需“神”来干预。所以牛顿的科学思想与宗教精神的统一，具有其特殊性。牛顿是伟大的新思想的象征，这种新思想包含着“在思想的信仰和习俗中杰出的革命”。牛顿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帝与自然，上帝的秩序与自然规律协调起来，建构了一种新的宗教——科学型文化。即后人所说的“物理学——神学体系”。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科学和宗教有着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是仅仅以相互斗争为线索来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够的。两者还有相互统一的一面。这种统一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需要具体地研究。牛顿的情况表明，宗教和科学的某些部分可以处于尖锐矛盾之中，而另一部分则可以是相容的，在牛顿这里就存在着相容的具体形式。不仅如此，宗教的某些部分还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了刺激，启发和推动的作用。而科学的发展又往往迫使宗教改变自己的面貌来适应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那种认为“宗教—谜信—反科学”的认识模式是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