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廷黻（1896—1965），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起，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直至退休，不久病逝于纽约。
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声名卓著。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大的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为尔后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所著《中国近代史》，虽仅5 万余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不仅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从中可以窥见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关怀社会进步、主张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态。本文即以这一著作为主要分析单元，论述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一、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已辞去驻苏联大使职务，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正在汉口闲赋（注：蒋廷黻于1935年被蒋介石罗致，弃学从政，任民国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2月至5 月在汉口闲赋，等待新的任命。）。《艺文丛书》编者之一的陈之迈，深知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他欣然应约，按丛书每册3万至6万字的要求，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5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同年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发行。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 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页。）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第二是这部5万余字的著作， 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扩及近代史的。早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他就对英国工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便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主讲中国近代外交史，并努力搜集和鉴别有关资料。在当时，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1929年5月，蒋廷黻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 任该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注：蒋廷黻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应南开大学之聘，携眷回国，出任该校历史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 年5月，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但因南开课程尚未结束，所以应聘后仍在南开任教，直到7月学期结束，才北上赴任。 蒋未到任前，清华历史系主任一职，暂由校长罗家伦兼任。）。赴任后除大力进行学科改革，把历史系建成全国一流的教学阵营外（注：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时，发现该校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为此，他在历史系对教师配备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与改革，逐步形成了较强的教学阵营：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北大教授，兼任）主清史，刘寿明、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白俄）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文史。同时规定，本系学生可兼修旁系各科。），外交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1931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两卷（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该卷辑录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间重要外交文献259种（篇）；中卷于1934年由商务出版，辑录1861 年（咸丰十一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间重要外交文献540种（篇）。两卷共计799种（篇），下卷至今未见出版，估计他在弃学从政后， 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在对外交文献编纂研究的同时，发表了一批有独识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其中《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注：《琦善与鸦片战争》发表于《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文章用大量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文章认为，他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能审察中外强弱形势、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关于林则徐，文章认为林被罢黜，是林的大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被罢黜，对中国国运则是大不幸，“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各方面反响都很大。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满清，“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
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不能局限于对外交往方面作观察，必须追溯到民族性、国民性、社会心态乃至经济变化、社会结构等方面。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历史的探究与思考。他说：“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注：蒋廷黻英文口述稿、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30年代初， 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蒋廷黻的这一悟性，激起了他对近代史的研究兴趣。他一方面尽力搜求和认真鉴别近代史资料，一方面又对近百年来的社会及经济发生的变化作深入研究，把写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生最大的志愿（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但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笔呢？一是当时的学界认为还没有到写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二是与他自己的治学作风有关。
二、三十年代，一些象蒋廷黻那样受过西方科学方法训练的学者，特别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对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更是把史料的积累编订看成为首要和先决条件。1931年，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称：
“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间。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世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注：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罗家伦的这一看法，也是当时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如简又文、王重民等都在搜求史料上下功夫，直到1939年时郭廷以还直言不讳地宣称：“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注：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处在这种氛围下，蒋廷黻期以十年写成中国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从蒋廷黻的治学作风看，他治学严谨，一生著作不多（注：这里所说蒋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蒋廷黻选集》一套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共167篇；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仍一套6册167篇，但李敖所作序已被删去。笔者承台师大张桓忠史学硕士（现正攻读博士学位）寄赠的《蒋廷黻选集》即此再版本，以下所引选集文论即据此版本，不另注明。），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与他早年受到的科学方法训练大有关系。重在积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习惯。所以，他在1935年离开清华去南京做官时，他的近代史研究尚在进行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段落。以后，更无时间精力完成这项计划，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牵梦莹之所在。他称这本5 万余字的著作为“初步报告”，表明他并未放弃初衷。他原想既从政又挤出时间做学问，两者得兼。在懂得无法得兼后，又希望退休后能到台北近代史所继续研究，把中国近代史写出来。（注：参见罗家伦：《坛坫风凄：凭吊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不幸就在这一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了终身遗憾。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大。写得深入浅出，既好读又耐看，甫经出版，便广为流传。一年后的1939年，商务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大陆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于1987年由岳麓书社将之辑入《旧籍新刊》，同时收入《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三种论著，合成一册，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书名面世。书首有该社《出版说明》和陈师旭麓教授写的《重印前言》（注：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汇报》。）， 书后附有蒋廷黻的女公子蒋寿仁女士写的纪念性文章《欣慰与回忆》。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中国近代史》的重版本，也是一个新版本。但原书最后一节即第七节《蒋总裁贯澈总理的遗教》，因写的是“抗战救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而被删除。所以，岳麓版实际上不是全刊本而是删节本。1990年，上海书店将其按1939年商务版重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编为第75册。据悉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于近期把它作为《蓬莱阁丛书》的一种，重排出版。一部学术性著作，经过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十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二、以史为鉴的分析框架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几位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体现着研究者的历史观和史学特具的训鉴功能。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缺乏观念更新、架构改制一类的自觉追求，成了为版本而研究版本，为古籍而研究古籍，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蒋廷黻说：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指出“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 不能再继续下去。”（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24页。）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训练和进化史观影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正是美国的“新史学”占主流地位的时代。他的导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 ）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詹姆斯·鲁宾逊（James H.Robinson）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恰恰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而且受到了导师研究的直接影响，把海斯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理论，作为自己观察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观念。他把上述的新方法与新观念，结合自己的近代外交史研究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考察，系统地凝聚在这本5万余字的著作中。
蒋廷黻在这本书的《总论》中，一开始就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历史对比，得出了十九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处于中古状态的结论。由此出发，他抓住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西方近代化和落后的东方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进而建构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作为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建成近代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他在《总论》里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致惨败，毫无例外。”（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待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器”，是与仍保持着“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待的产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的家族、家长制相对待的政治体制，属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为因转型而失衡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正是当时象蒋廷黻那样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一代学人朝思夕虑的所在。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文明已经落后于世界，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一方面又希望回归传统，寻回失落的富强梦，力图给困厄中的国家和民族指引出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自豪和现实中国的自悲所构成的文化情结，不仅是自由派学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普遍心态。蒋廷黻以这一分析框架写成的《中国近代史》在那时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原因即在于此。
如前所述，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拓展到近代史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6页。）。他的分析框架即是从内政外交的关系入手，重点分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外敌入侵和内政改革的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的成败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救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3页。）在这种以史为鉴、以史经世的支配下，蒋廷黻把中国为摆脱外国侵略而向对手学习的过程作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论述了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代中国历史上依次递进的四个“救国救民族”方案的内容、性质、成败和历史教训。他认为第一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是同光时期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第二个救国救民方案是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后目的是要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义和团运动可说是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5页。）；清末民国初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是第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注：参见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节至第6节，第85—96页。）。他把这四个方案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方案倡导者的事功以及推行过程所遭遇的阻力、斗争等都有机地穿插其间，形成了一个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线性式的近代通史体系。
显然，这样的通史体系完全与他建构的分析模式相契合：除第三个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背道而驰外，其余的方案恰恰是中国人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上述救国救民方案受阻乃至失败原因时，往往以科学的人文精神来反观近代时期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与表现，从国民性乃至民族性方面得出了若干发人深思的结论：
他针对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旧不觉悟，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光阴的事实，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第58页。）这是批评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思上进的麻木状态。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呢？他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第58页。）。这是说出了士大夫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旧性、保守性和妥协性。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反对自强新政，那么民众是否比较开通？他说：“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第58页。）这是我们常说的我国民众文化素质低下的别一种表述，也是更尖锐的表述。
蒋廷黻把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并以此评判国民性，似乎象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其实是清末留学生中一度迷漫过的文化自责思潮的遗风。翻开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各种留学生报刊，可以发现留学生为了唤起国民性而批判奴隶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往往指责百姓甘做“亡国奴”，甘作满清的“顺民”；说中国人的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则为排外之举动；逼于势则为外军之顺民，总之畏死二字，足以尽之矣。”（注：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视为教育、提絜、领导“下等社会”的先进者，蒋廷黻则不仅对下层社会，而且对“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无情解剖，把他们一概视作接受近代文化的阻力。他不象早期留学生那样只是以呐喊来惊醒民众，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因果推出结论，显得格外深沉有力。他的国民性的评判虽说不无偏颇片面，但对士大夫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弱点和缺失的展示，使人看到了历来被讴歌为“社会良知”的知识阶层之另外一面。他把这一面作为近百年来中国无法顺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客观上起到了教育和振奋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担起救亡责任的作用。
诚如陈旭麓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注：陈旭麓：《重印前言》，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5页。 ）中国人为了摆脱中古状态而学习西方以建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社会改革和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三、历史观与方法论评估
象一切创新学派都有不成熟的缺憾那样，蒋廷黻建构的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都有缺陷。首先是历史观即历史本体论上，蒋廷黻是服膺进化史观的。进化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进化史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蒋廷黻建构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状态作为先进与落后的文化发展阶段，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接受近代化的“因”，把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中国脱离中古状态，“必致富强”的“果”。以这种“因果”关系构成近代历史主题，严格说既忽视了历史动因的多元性，又否定了结果多样的可能性。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西方盛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只是没有达到范式化而已。
其次在方法论上，蒋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实证史学（即“科学史学”）的训练。实证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只有确定史实、构成规律，才能成为科学。所以蒋廷黻极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搜求与考订。他对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就是有感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缺乏中国方面的资料而决心从资料下手的（注：参见《蒋廷黻回忆录》第95页。）；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是首先注意收集和鉴别资料（注：参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27—129页。）。但当他寻求规律时由于只注重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因果联系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为因，在乙为果，很难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全部，即使正确分析出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难说发现了规律。所以，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简单的、个别史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求，很难适用于复杂的全局性的过程分析。所以当蒋廷黻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观性的史事分析时，往往有简单化、片面性、牵强附会的缺点。例如他指出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各国没有邦交，中国对西洋各国总是以“天朝”自居，把它们视作藩属国的事实，却由此推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这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页。）的结论。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关系和资本主义条约制度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平等。宗藩关系的不平等，只是礼仪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它表现为藩属国向宗主国朝聘和宗主国对藩国的册封，是文化上的互动互应，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朝聘不是臣服，册封不干涉内政。条约制度完全是在列强武力威胁下以迫订不平等条约来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掠夺中国资源的实质性的不平等。两者具有不可比性，构不成逻辑上和史实上的因果联系。
再如他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是有的主剿，有的主抚。据此，他把广州反入城斗争中的徐广缙、叶名琛说成是“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抬头”（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0页。）。其实，林的主战是在努力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以后，徐、叶的反入城是不谙世界大势、虚骄刚愎的结果；林认为“民心可用”是在认识到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后将之引导到反对侵略战争中，徐、叶之“民心可用”，是将之引导到盲目排外以达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注：那是道光帝在嘉奖广州反入城有功人员的上谕中说的话：“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五，《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00页。）的虚骄目的。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对外策略，怎能牵强附会地论定两者是有继承关系的同一性呢？
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但偏面性也随处可见。例如他认为中国士大夫守旧，缺乏独立大无畏精神，以至鸦片战争后没能立即改革内政、起始维新。其实，鸦片战争后不少士大夫确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注：《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但“志士扼腕切齿， 引为大辱奇戚”（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9），第79页。）者也大有人在。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及周边国家的史地书籍纷纷出刊，有的宣称“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于胥沦鬼蜮”，有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都应师法。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汤鹏上折筹议善后事宜30条，就防范英国及其与国之法，论及中国必须在军事、吏事、风俗、烟禁、人才、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注：《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8—396页。）， 这是当时京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内政与爱国反侵略结合起来的方案。（注：见拙著：《〈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史林》1997年第3期。 ）即使是被蒋廷黻批评为阻碍同光时期自强运动的“清流”派士大夫，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被目为“青牛尾”的陈宝琛，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活动，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的“清流”健将。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方科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注：见拙著：《论陈宝琛与“前清流”》，《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看来把士大夫一锅煮是片面的，一概骂倒虽振聋发聩，其实也属偏颇。
上述这些缺点有的是体例方面的不得已所造成。按《艺文丛书》规定，每本字数不低于3万，不超过6万，篇幅太少，自不能详加分析与展开，只能拣主要的写，片面也就难以避免；有的是历史观与方法论本身的问题。用进化史观看待历史，执着于因果关系的探求，虽然能解释历史的进步，却很难说清进步的动因；虽然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却很难系统全面的论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与不足，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这套架构和话语系统，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64年，时任台北近代史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评价蒋廷黻学术成就时说：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注：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期，第27页。）
其实，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就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沈案：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简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注：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页。）
1965年，著名人类学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济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注：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都是研究历史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道出了蒋著《中国近代史》成为一个时代学术代表作的原因以及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作出了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份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