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字演化阶段和演化规律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规律论文,人类论文,阶段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文字有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律？
什么是人类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几乎每一部当代普通语言学著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你：人类文字是有共同的发展规律的，这就是表意、意音、表音三个递次相连的演变阶段和从表意到表音的人类文字共同的发展趋向。
然而，我们略加考察其产生的过程，就会发现，这应该是一条待证的假设，而非已证的定理。
这一理论，脱胎于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派的“人类语言进化论”。至20世纪中后期，其核心原则又重现于建立在比较分类学基础上的人类文字学著作的各分类图表中。
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崛起于18世纪末、成熟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派，从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联系入手，抉剔爬梳，溯源追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了印欧语系在静态上呈现出来的系统对应现象，构拟了原始共同源语，拟定了种种演变阶段和演变规律。
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的成就是卓越的，他们的体系，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语言世界。全世界都被震动了：人们几乎在尚未来得及十分理解其全部内容之前，先已感染了十二分的激动，并将其奉为圭臬。因而，当20世纪初，欧洲学者的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类文字进化理论应运而生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普通语言文字学者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了它。
20世纪的欧美语言界，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新人辈出，新论迭涌。研究的方向从历时转到共时，研究的重点从外部转到内部，研究的中心从结构到形式到功能，对人类文字纵向式的演化阶段论，也转化为散点式的人类文字分类表。然而，系统就是共时的规律，规律也就是历时的结构，20世纪欧美兴起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并未动摇比较语言学的根基，因而，随之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人类文字分类图表，也未改变于19世纪确立的历时阶段理论的根本特性。
其实，欧美学者19世纪的“文字进化论”和20世纪中期兴起的“文字分类论”都孕育于19世纪前期的“语言分类法”。语言分类法的始祖应推19世纪德国的冯·施莱格尔（Augest Wilhelm Von Schlegel）：“我们地球上不同民族以前和今天所说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类：没有任何语层结构的语言，使用词缀的语言和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这就是人们称为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的最初划分。
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ombodt）的研究使语言孤立、 粘着、屈折三分法的影响扩大了，他认为，三种语言代表语言演变次序的各个阶段；屈折型代表人类语言可能的发展趋向，是比较先进的语言类型；而孤立型则相反；粘着型处于二者之间。他又认为，三种类型又代表不同语言的三种基本结构特点，并特别强调其中的两个极端：高度发达的屈折语和极端的孤立语，前者如梵语，后者如汉语。此外，洪堡特还谈到了编插语。我们看到，19世纪的“文字进化论”，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语言分类和文字分类法，其实在洪堡特这里已奠定基础。
洪堡特的著作中已透露了这一分类法在汉语分析上陷入困境的局面。汉语是典型的孤立型语言，那么似乎应是既古老而又低级的，但是洪堡特又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汉语以表达思想方式的单纯、果断、简洁取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汉语离开了语言发展的常规道路，并对其原因表示了无奈的困惑和遗憾。令人遗憾的是，洪堡特终究没有因为在汉语解释上的困惑而重新考虑他的分类理论体系，使他的理论失去了一次修正的良机，也给后来的欧美分类学者们开了漠视汉语事实的先例。
40年后，施莱哈尔（Augest Schleichar）写了《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语言学，把洪堡特的语言类型学纳入历史发展轨道，把语言的发展解释为：语言和生物一样，最初机械地源于类似汉语那样的简单状态，然后通过粘着期，最后进入最高形式的屈折状态。假如说，洪堡特对其理论在汉语解释上陷入的困境还有所觉察和遗憾的话，那么，从施莱哈尔起，汉语汉字问题已成为19世纪以来欧美学者语言文字学上的盲点。欧美语言学的观点牵制着其文字学的观点，植根于19世纪“语言进化论”的“人类文字进化论”在20世纪中一直仍占主导地位，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一规律是从印欧系文字的历史演变和亲属语言联系中推衍出来的，对于全人类的文字来说，它并非已证的结果，而是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尚未结束的研究课题。
几乎是从诞生之日开始，“表意→表音”理论就成为欧美学者衡量世界各文字体系优劣的标尺：凡表意文字，就是尚处于原始期，就是衰老的、落后的文字；凡是表音文字，尤其是其中的音素文字，就是先进的、富有前途的文字；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属发展期的文字。其实，世界上现存的文字形形色色，许多文字的形式特点和发展历史都在提醒人们：这一模式并非万能的。可惜，这些特点一并被视为“例外”，而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于是当代文字中，凡不属字母文字的，都被划入“另册”，而形式特征和发展历史都与印欧系文字大相径庭的汉字体系，则成为诛伐的焦点：汉字是表意字，在欧美学者历史的纵尺上，表意属于人类文字的第一发展阶段，于是汉字被斥为原始、落后；汉字的代表字型是形声字，在欧美学者的分类天平上，形声字属意音文字，因而，汉字被与业已死亡近2000年的楔形字、圣书字归划在一道，进入“古典文字”的行列。
他们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汉字体系既是现存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体系，又是当代世界两大代表文字体系之一。
华夏民族创造的方块汉字是现存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体系。远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汉字甲骨文体系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因而与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三者鼎立，成为世界上三个最早的达到“能按次序无遗漏地书写语言”的水平的文字之一。而在公元纪元前后，当楔形字、圣书字先后消亡，被字母文字取代的时候，汉字并未随之消亡，它保持着外形方块特征，经过内部调整，产生体系上质的飞跃，伴随着华夏民族进入新的里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具体的文字体系有汉字那样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哪一个文字体系像汉字体系那样成熟。
汉字又是当代世界两大代表文字体系之一，众所周知，印欧拼音文字和方块文字是当代最重要的两个文字体系，它们不但代表着人类两种主要的文字类型，而且覆盖的地域之广、使用的人口之众都排在人类文字的前列，更不可忽视的是，二者有数千年的同步历史：同步经历了人类社会状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巨变，同步越过人类漫长的历史里程，又同步越过一千多年历史进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汉字和字母文字都是堪与比肩的人类两大代表文字。
然而，在欧美学者“标尺”的归划下，字母文字和汉字被分置于“先进”和“落后”的两个极端。汉字，这样一个现存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体系，竟被列入人类文字初始阶段；这样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当代文字体系代表，竟被划入死文字的行列。我们看到，欧美学者手中的标尺，已失去判断的理性，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s铁床。这一荒谬现象的产生，不但折射出欧美学者对汉字的隔膜和偏见，更折射出他们认识上的迷茫和解释上的束手无策状态。同时，也暴露了作为理论标尺的“表意→意音→表音论”本身严重的缺陷。
中国著名语言学前辈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发现问题“不难”，更困难的在于如何去解释它。〔1 〕美国著名现代语言学者乔姆斯基也指出，语言理论的强弱取决于解释能力的强弱。欧美学者在汉字问题上削足适履、本末倒置式的荒谬解释，像一面镜子，既映射出他们作为标尺的关于人类文字发展这一具体理论的片面和缺陷，也折射出了自诩为成熟强大的整个欧美语言理论体系幼稚和不足的一面。
“存在就是合理”。汉字体系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既作为具有最悠久历史的文字体系存在，又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字之一存在。事实的这一存在，说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内核。正视这一现实，找出并正确地解释其合理性，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汉字，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全人类文字的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能使人类自觉地把握和利用这种规律，使文字的应用和科学发展纳入科学的轨道。
基于此因，我们拟从摆正体系视野角度入手，以人类文字体系的演变阶段为纲，共时结构为纬，以汉字的历史发展事实为主要参照，解释汉字跨阶段存在的合理性，检验和修正近一世纪来左右人类文字学界的“表意→表音”理论。勾勒出人类文字演变发展的轮廓，提示和解释人类文字不同阶段的体系结构、体系性质、体系特征及各代表文字的消长演化。
以往的人类文字学者曾把于公元纪元前已达到“能够按照次序无遗漏地书写语言”的成熟水平的楔形字、圣书字和古汉字称为人类文字的“第一成熟期”，而把此后达到更高成熟阶段的文字称为人类文字的“第二成熟期”，我们同意他们关于人类文字两度成熟的观点，也同意他们对“第一成熟期”代表文字的框定，但是，在关于第二成熟期的代表文字的看法和文字性质的分析上，我们和他们有重大的分歧。〔2〕
我们认为人类第二成熟期文字有两个主要类型，一个是表音类型，另一个是表意类型；前者以字母文字体系为代表，其中最典型的要推西班牙文和德文，使用得最普遍的是英文（尽管近年来西班牙文的使用有赶上英文的趋势）；后者则可推以形声字为主要类型的汉字体系为代表。
称字母文字为表音文字体系，似乎没有人会有异议；说形声型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则恐怕有很多人一时会觉得难以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19世纪以来欧美学者的那套理论了，“表意→意音→表音”的文字发展阶段论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几乎已忘了，这只是从印欧系文字的历史发展中推衍出来的，是一条尚未经全人类所有的代表文字发展历史证实的推论。
现在，我们为我们提出的新的观念作一番分析证明。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
语言是人类意识的载体；
因而，文字在记录人类意识的时候，必然受语言的约束，也就是说，一定的文字必须适应一定的语言。
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编码的机制实质上就是音和义的关系。由于单音节的汉语和多音节的印欧系语言的意义关系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编码，正如徐通锵先生指出的：“汉语是一种直接编码型语言，英语等为间接编码型语言。”〔3〕而语言编码类型的不同， 直接影响了文字性质的差异：直接码型汉语导致了汉字的表意特性；间接编码型印欧语导致了其文字的表音特性。
要分析一定文字的性质，还需先说明两个重要概念。
首先要确定“字”的概念，要确定文字的分界定位基础，即确定文字的基本符号符之所在。
由于文字是视觉符号，所以一个“字”必须和别的字有明确的书面分界；
又由于语言是语言的外壳，是语言和文字的唯一联系纽带，因而，一个“字”又必须以该语言的语音的某一级单位为分界定位基础。
这就决定了一定文字体系中的“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它以该语言语音的某一级单位为分界定位基础。
其二，它与别的字有明确的书面分界。
在汉字体系中，符合以上条件的是“字”这一级单位。
在字母文字体系中，符合以上条件的是“字母”这一级单位。
因而，汉字体系中以方块汉字为基本符号层级，字母体系中以字母为基本符号层级。也就是说汉字中的“字”与字母文字中的字母相当。
其次，要确定文字性的判定标准。
我们认为，一种文字的性质，由该文字体系的基本符号层级直接记录的语言层次决定：直接记录语音的，是表音文字；直接记录语义的，是表意文字。
例如：大家都承认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这并不是说，字母文字体系只能记录语音，而不记录语义，因为，任何文字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记录语义的，这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所以，所谓表音文字，是指这一文字体系中的基本符号层级是直接记录语言中的语音层的。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个分层的系统，主要可分为两个层次，底层是语音层，上层是语义层。每一层中又是按由分析到综合、由小到大的顺序由下往上排列的。
表音文字体系由两级符号构成，一级是基本符号层级，另一层是辅佐符号层级，在字母文字中，它们的名称分别是“字母”和“单词”。字母文字体系是按这样的程序记录语言的：首先，由字母分别记录语音中的音素，当到达能满足语言中词的语音表达需要的程度时，产生声音联想，转化为语义层。语言内容的从语音层到语义层的升华，在外部的文字体系符号中也体现为由基本符号层级上升到在其之上的辅佐符号层级，即由字母转化为单词。由音符转化为词符。
当然，人们不会因为单词这一级符号的表意特性而把字母文字称为表意文字的，因为，它的基本符号层级——字母这一级符号是直接记录语音的，是表音的。由此可见，字母文字的表音特性是由其基本符号层级和语言的关系决定的，和它的辅佐符号层级无关。
让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英文中有两级符号，一级是字母，一级是单词。（太阳）这个词由“s”、“u”、“n”三个字母组成， 这三个字母都只表语音，不涉语义，直到它们合在一起，满足了（太阳）这个词的语音表达的需要[sun]的时候，才转化为语义层， 成为单词“sun”。所以，在英文中，字母这一级符号是只记录语音层的， 单词这一级符号则涉及语义层。但是，我们还是把英文叫作表音文字，这是因为，它的基本符号层级是字母，而不是单词。英文体系中性质是由字母的表音特性决定的，而和单词的表意特征无关。
现在，我们来分析以形声字为代表的汉字的性质。
以往人们在分析汉字性质时，往往为汉字的复杂的结构困惑，尤其是其中的形声字，既有和语言的语音层的联系，又有和语言的语义层的联系，使人难以分辨它的性质。初始，人们往往“各取所需”，有的说它属表音字，有的说它属表意字，而理由分别是强调其中一半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另一半；后来，有人从它的部件符的性质出发，提出部件符的性质决定文字性质的主张，把它列为“意音文字”。这两种方法的缺陷是明显的：前者以部分代替整体，后者则将不分层次符号的性质混为一谈。其实，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汉字的符号层级，而且要确定其中的基本的符号层级及其和语言的联系层次。一旦基本符号和语言的联系问题清楚了，文字的性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汉字也有两级符号，一级是“字”符，一级是部件符。现代汉字的代表类型形声字由两个部件符构成，一个是意符，一个是音符。意符和音符都由现成的常用字来担当，但结合成一个字后，二者在符号级别上降为结构部件。形声字由意符和音符两部分组成，乍一看，似乎意符是记录语义的，而音符是记录语音的，二者的分别是记录的层次不同。其实，形声字的意符并未记录完整的语义，它只是提示了与整个字对应的词所属的意义范畴。一个词的意义范畴不等于这个词本身，这是我们大家都理解的。那么，要完整地记录整个词，还需要加上另一个能记录具体意义的符号，根据汉字体系中字与词对应的特点，这符号就在形声字的另一半结构中，这就只能是人们称之为“音符”的那一半了。所以，要理解形声字的整体性质，关键的是要理解形声字中的声符。分析声符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了的表音功能，正是理解今日汉字系统的关键问题。
如果能结合历史因素考虑，将对我们有所启发：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但比例不高。它的爆发性发展主要发生在春秋，完成于汉代，其前身则是假借字。假借字是形声字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形声字就是加上了意符的假借字。
因而，理解形声字结构的关键正在这里，它的音符，其实相当于一个假借字。音符不是形声字的一半，而是整个形声字结构的基础。
形声字的音符，从记录语音入手；由于其与词的对应关系，所以立即从语音层转为语义层。但是，和汉语中所有的表音字一样，这一语义是模糊而区别度低的。
这时，第二层的结构发生作用：意符提供了一个概括意义的范畴，使基层提供的语义转为明确。因而，在形声字结构的上层——文字层面，记录的语义总是明确的。
假如还需进一步区别同音词，形声字可用置换同音音符的方式达到理想的区分度。
由于形声字结构的最高层——也就是在“字”的层面上是直接记录语言的语义层的，所以它的性质是表意字。但是。由于其达到最高层的途径通过语音层，所以又具有表音的特性。
我们看到，汉字中的形声字既采用形体衍变作为记录语义的基本手段，又巧妙地利用了语音的联结转化作用。所以，它是表意汉字的理想类型。
和字母文字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汉字中的形声字的两层结构与字母文字中两层符号的作用原理是相同的——不过，汉字形声字的基本符号层级在上层，其与语言的联系线在语言表意层；而字母的基本符号层级在下层，其直接记录的则是语言的表音层。我们不会因为字母文字的辅佐层级符号其有表意性质而否定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或因而称其为意音文字；同理，我们也不应当因为汉字代表字型形声字的辅佐级符号具有表音性质而否认汉字是表意文字，或因而称其为意音文字。
至于汉字和字母文字为什么分别走了表音和表意这两条道路，其原因我们已在前文分析三大意音文字的分化趋势时指出，这是由文字作为定位基础的该语言中的语音基本单位与词是否对应而决定的，记录单音节词语言的汉字体系只能走表意的道路，记录多音节词语言的字母文字体系只能走表音的道路。表意的方块汉字体系和表音的字母文字体系，都是使用这一文字的人们的杰出创造，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人类第二成熟期文字的特征了。
首先，从文字体系的基本符号层级来看，二熟期文字基本符号的体系性质总是单纯的：或单纯是表音的，或单纯是表意的；也就是说，基本符号的体系性质是一元性的。这是二熟期文字根本性的特征，也是它与一熟期文字的最主要的区别。
其次，二熟期文字都由两个符号层构成，其中一级是记录语言的语音层的，另一级是记录语言的语义层的。但是，由哪一符号层级作为基本符号层级，则由其语言中语音基本单位和语言中词的关系决定。
第三，记录单音节词的语言的文字体系与记录多音节词语言的文字体系相互间的基本符号层级和辅佐符号呈反向分布状态。
我们的结论是，人类文字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也是有规律性的。
从全人类的范围来看，文字体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意音文字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文字的基本符号呈意音二元性质。其代表文字是：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和华夏古汉字。
第二阶段：表音或表意文字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文字的基本符号呈一元性质，或表音，或表意；基本符号层级外，还有一级性质与基本符号层级相反的辅佐符号层级。其代表文字是以形声字为主的当代汉字体系和字母文字体系。
人类文字发展规律是：文字的基本符号性质由混合到单纯，由二元到一元，文字不同层级的符号分工日益精密，因而载语达意的功能日趋完善；文字的形体在保持区分度的前提下，不断趋向简化。
以上这一建立于文字系统的基点，根据文字的符号阶段推演归纳的人类文字演化阶段和演化规律引导人们认识以下事实：
首先，人类文字体系形成以来，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一熟期”的意音混用阶段和“二熟期”的表意表音分化阶段。每一阶段代表文字之间外部特征迥异，而体系内部的特征则惊人地一致。意音混用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基本符号的体系二元混合性，其代表文字有楔形字、圣书字和以用字的假借为主的古汉字；表意表音分化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基本符号体系的一元性，其代表文字是表意的形声型汉字和表音的字母文字，也就是当代最大的两个文字体系。另外，当代文字中，凡符合这一基本特征——体系基本符号的一元特征——的文字，都与字母文字、形声型汉字属同一阶段——无论其外部形式如何，也无论其覆盖地域的大小或使用人口的多少。
其次，当代两大代表文字——字母文字和形声型汉字，它们的基本符号性质的表音表意两级分化，是由它们各自体系中的字与它们所记录的语言中的词对应与否而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其语音基本单位是否能满足语言中的词的语音表达的需要而决定的。表音和表意，没有低级和高级、先进和落后之分。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不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乎
两段双向式。方块汉字和字母文字，不是代表人类文字发展的不表音同阶段，而是代表了人类文字发展的不同方向。
任何事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文字体系也一样。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无论是字母文字，还是方块汉字，都是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们的杰出创造，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次，我们也应认识到，汉字体系和字母文字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不科学的；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取长补短，则是可取的。字母文字具有良好的语音记录功能，这是它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采用的原因。我国建国以来借鉴字母文字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但解决了汉语语音记录的准确性问题，而且在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交流上起了桥梁作用。而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符号形体直接记录语义的文字，因而是充分体现了文字符号的视觉特点的文字，根据世界有关大脑神经科学的初步研究结果，汉字能达到大脑中某些拼音文字不能达到的记录区域。从理论上推断，这一结果该是可信的。那么，在表音达意功能未能尽如人意的某些字母文字体系中，适当借鉴汉字的特点是否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呢？
我们相信，随着开放了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汉字与字母文字以及其他人类文字体系间的交流、交融会日渐加强，人类各文字体系间的比较研究会日渐深入，因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文字的研究将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 〕吕叔湘先生在《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的题词中指出：“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见《外国语》（沪）1992.5.P12，戚雨村《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
〔2〕见周有光先生《人类文字学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4.P12～P21。
〔3〕见《徐通锵自选集》中“语义语法刍议”，P257，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