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威构建：内涵辨析与逻辑缘起
——基于中国语境的研究
□王 崇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 要］ 中央权威构建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对中央权威重要性的宏观描述，鲜有从概念内涵与逻辑缘由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基于中国语境，中央权威主要指执政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其概念内涵并不等同于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等价于新权威主义，更不等同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中央权威构建意指增进政治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对党中央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同时使得中央在与地方互动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即中央能够说话算数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其构建逻辑缘起于中国国家结构、历史与现实三个关键维度：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后发国家有效应对整合危机、认同危机、分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 中央权威；构建逻辑；内涵；东方专制主义；新权威主义；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常常被人们视为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关键词之一，这是因为，“尽管从传统上讲，政治关注的是权力的行使，但它通常更专注于所谓的‘权威’现象，尤其是‘政治权威’。从最广义上说，权威是一种手段，借助它，个人得以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1]（p125—126）。从政治体系发展角度看，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在联邦制国家，维护中央权威都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有效构建中央政治权威，有助于其妥善应对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包括整合危机、贯彻危机、认同危机等在内的相关发展危机。
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中央权威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及其发展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p20)。从政治学理论视角看，目前学界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对中央权威重要性的一般性宏观描述，鲜有从概念内涵与逻辑缘由角度进行微观深入而又系统地分析，现实中人们对中国语境下中央权威构建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误区。
为此，本文将基于中国语境，致力于探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权威的概念内涵，区分并辨析中国中央权威与东方专制主义、新权威主义等概念的不同之处，以廓清人们的认识；二是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中央权威构建问题逻辑缘起的三个关键维度——结构维度、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也即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后发国家有效应对整合危机、认同危机、分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的迫切要求，深入考察上述问题同时也是探索面向未来中央权威构建路径的逻辑起点。
一、中央权威的概念内涵
作为政治与行政学的核心范畴，分析阐述权威的内涵是进一步探讨中国中央政治权威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将权威与权力等概念混淆为一谈，同时将中央权威和中央权力等概念等量齐观。
（一）权威
对于权威（authority）一词的理解，可以从词源角度加以认识。“权威是从拉丁文auctoritas（威信及创始人）一词派生出来的名词，而且显示了罗马人对随后的欧洲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每一位罗马父亲在家庭中都体现了威信（auctoritas），但最高的拥有威信（权威）者就是‘罗慕路斯’——罗马国家的缔造者”[3]（p38）。从构词角度看，拉丁文中权威（auctoritas）一词的组成部分auctor的含义是指“作者（auctor）”，“作者（auctor）”就是某些事物（如诗歌、雕塑、法律等）的创始人，但尤其指代一个家庭或一个城市的创造人[3]（p38）。可以看出，权威主体拥有威信，权威（authority）一词集中表现为一种使得权威客体自愿服从权威主体的能力。那么，使得权威客体自愿服从权威主体的上述能力源自哪里？学界一般认为，上述能力源自两个不同方面：一是权威主体所具有的并不必然以权力为基础的影响力，该影响力既可以产生于权威客体“对科学、宗教等其他力量的认可，继而自愿服从权威主体”[4]（p40—48）。也可以基于权威主体自身所具备的威信，进而使得权威客体自愿服从权威主体；二是权威主体所具有的一种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权力。这意味着权威虽不等同于权力，但却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威源自一定形式和内容的合法性权力，在某种程度，“权威可以定义为合法的权力”[5]（p45）。
（二）中央权威
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议讲话中，还是官方文件的具体表述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央权威（centralized authority）主要指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权威。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在事实上以党政体制① “党和国家”或“党和政府”的表述乃是中国现实政治经验的反映。面对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开展共产主义革命并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必须有效克服“组织起来”的难题，党政体制弥补了传统中国“治国”资源的匮乏（尤其是组织资源严重不足），实现了在落后的、分散的、低组织化的社会里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可能性（具体参见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模式进行运作，党政体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由近代历史所影响的客观结果，是新生国家政权在面对内部一盘散沙、外部威胁突出的情况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着领导与核心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执政党以组织嵌入等方式实现对国务院等组织机构的领导，诸多政务的处理表现为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国务院等组织机构具体实施和展开，中央权威构建在事实上表现为增强中央政府在与地方各层级政府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述互动等政治行为活动最终以增强或削弱党中央政治权威为目标指向或结果。由此，构建中央权威意指增进政治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对党中央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同时使得中央在与地方各层级政府互动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即“中央能够说话算数”[6]（p278）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7[7]。
在这种情况下，从影响中央权威构建的具体因素来看，既包括国家疆域内部民众对于中央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的因素，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阐释等举措来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也包括了中央对于地方各层级政府活动的实际控制力，也即使得地方性力量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探讨中央权威的构建问题事实上也是在分析中央控制力和地方自主之间的关系问题。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曾指出了“地方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8]（p67—81）这一问题。学者肖滨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问题时也分析指出，应正确处理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9[9]（p13—19）。因此，中央权威这一概念是和地方自主问题相互联系的。与此同时，中央权威的构建不等于高度集权，其具体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分权来实现，但这种分权应当是可控的分权。总体来看，中央权威构建既涉及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民众政治心理影响等因素，维护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等的解释力、辐射力和动员力，而且也包括中央在人事权、财政权以及信息采集科学化等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对于地方力量的控制力。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宪法学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学术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以解读宪法文本为主的“注释宪法学”阶段，学理论证能力和思想供给能力不足，系统独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种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注重以宪法的法律性来规范现实政治运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宪法学逐渐兴起，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开始了初步构建。
二、中央权威与相关概念辨析
中国文章学会第二十九次学术年会于2013年5月18日-19日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隆重召开。本次年会到会学者28人，收到论文近30篇。到会人数不多，但代表面广，从年龄上看，有学会的创办者、早已退休的学术耆老，有学养深厚、学术专精的专家教授、有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从与会者的职业上看，有大学里从事文学、文章学、文学批评、写作等领域教学科研的教授，有教育出版界精英，以及优秀中学语文教师。论文数量不多，但是视点多，视野开阔，视角新颖，颇多具有开创性的佳作。
（一）中央权威构建不同于维护东方专制主义
专制（despotism）一词最早出自希腊哲学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君主（despotes）仅意味着‘一家之主’，而由于家庭中包括妇女和奴隶，这个词便与‘奴隶的主人’同义”[3]（p180）。从专制一词的内涵看，其是“一种意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3]（p180）。从其具体的运用过程看，“自18世纪末期，专制一词就与西方言语中的暴君混同了。作为意指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的术语，它们已与绝对专制主义、独裁和极权主义这些词掺杂和混用了，专制和暴君是个人对全体国民实行政治统治的政体形式的特征”[3]（p136）。
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学者和思想体系对东方社会的一种认知和理解，1957年，德裔美籍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曾经系统性地总结创立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并将其应用于苏联等国家。魏特夫以东方农业国家的“治水社会”为核心概念，分析了传统农业生产中灌溉和治水的重要地位，探讨了在治水过程中所衍生的“治水经济”“治水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保证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11]（p31-91）。在魏特夫看来，在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保证治水等重大工程的顺利开展必须依靠高效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动员，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家力量湮没了社会、经济和个人的力量。在西方话语中，东方专制主义意味着西方是自由民主的，东方则是专制独裁的。在西方社会看来，东方国家的政治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奴役性和专制性，“从政治体制方面看，它是一种东方特有的君主暴政；从经济形式看，它没有土地私有制，经常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从文化精神看，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东方人长期处于奴性状态”[12]（p13-385）。
因此，新权威主义在理论内核上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经济领域，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向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学习，以此推进市场化改革，开展商品贸易，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其二，在政治领域，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推行权威政治，进一步强化政治权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其三，新权威主义把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作为区分新旧权威的分水岭[15]（p364-368）。总体而言，在新权威主义者看来，应当在向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渡过程中，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形成市场经济与权威政治共存并进的态势。
（二）中央权威构建不同于重现新权威主义
应当说，对于轻罪范围的划定，采用法定最低刑或法定最高刑标准，抑或以某种刑罚方法为标准，都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罪名的设置具有概括性，犯罪危害程度的伸缩空间比较大，故法定最低刑的配置也较为多样，以此为标准并不太适宜。而单纯以某种刑罚方法为标准，则有可能出现轻罪范围过宽(如以有期徒刑为标准)或者过窄(如以拘役为标准)的情况。所以，我国对轻罪范围的划定，采取法定最高刑标准较为适宜，这也是学界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事实上，西方语境下的东方专制主义与东方社会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符，魏特夫对于“治水社会”的论证过程也仅仅关注了东方社会的一个细小局部，忽视了东方国家、社会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方面。比如，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比世界上许多西方国家更早具备自由的要素。具体包括，“人身自由（家户小农为主要生产单位）、经济自主（古代中国以产品地租为主）、社会自治（依靠家长、家族和乡绅自我管理）”[13]（p5-18）等自由的实现。基于自由要素的中国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因此，西方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一方面缺乏对东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入考察和理解，形成了片面的认识，并未发掘东方社会中的自由要素；另一方面，基于西方学术传统分析中国等东方国家，其采用的依旧是传统的民主和专制二元思维模式，忽视了东方社会真实的经验现象。因此，构建中央权威不是维护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国土资源的作用，相应地也越来越重视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展。要想提高政税收预算管理的科学合理性，就必须仔细发现目前其工作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才能使得预算管理结构更加合理、科学。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新权威主义思潮的兴起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过程同时也产生了物价波动、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现象，为更好推进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理论界和实务界部分人士主张采用强政治的方式，以此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二是“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在保持政治上专制政体模式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断反思。在一些学者看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一般应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传统的专制权威阶段，此时社会缺乏必要的民主和自由；其次是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的自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宜实行激进的民主，而应当是在专制前提下保证个人的自由并为最终实现民主创造条件；最后则是自由与民主相互结合的阶段，也即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14（]p33-35）。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表达了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但是其思考问题的参考坐标仍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标准，采用了民主和专制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新权威主义本身所内含的前提假定是，西方民主和自由是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改革实践的展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面对中国21世纪新的改革实践，作为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思潮重要代表学者的萧功秦先生也对之前的论述进行了调整。在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而在当下，随着对于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萧功秦先生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则更多地具有了重新反思的意味，重新反思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更多地凸显了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价值[16]（p6-7）。因此，中央权威构建是基于中国经验和价值前提而产生的客观问题，构建中央权威并不是重现新权威主义。
（三）中央权威构建不同于重复“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
从理论维度看，中央权威构建既不是维护西方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是重现新权威主义。从现实维度看，中央权威构建更不是重复“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文革”时期构建中央权威的过程，是在权力过分集中、法制不够健全以及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存在一定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小部分干部搞特殊化和政治阴谋，试图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并最终损害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央权威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从实际中反思并深刻地指出了上述问题，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二是家长制作风的问题；三是大搞特权和特殊化的问题；四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17]（p320-343）。
他又向后翻看，后面皆是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九州各地的风俗物产、舆地历史等信息。他下意识地找到巴州的那部分，果然，里边有关于唐门的介绍。
事实上，从后革命时代构建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威的现实背景进行分析，讨论中央权威构建这一问题，核心是探讨在革命时代所累积的革命式动员资源不断衰减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并增强党中央对于社会民众和地方性力量的政治权威。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某种程度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之前“动员时代产生的政治权威发生变化，政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治权威一呼百应的能量减少，社会自主性增强”[10]（p8）。因此，这些背景性因素也构成了分析中国中央权威构建问题的基本前提。
三、中央权威构建逻辑缘起的三维分析
中国中央权威构建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缘起于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国家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国家治理现实三个关键维度。其既是对政治发展一般理论的回应，又同时植根于中国具体实践。从深层次来看，政治发展研究往往把政治行为活动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该过程是政治生活不断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也同时和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历史条件相联系，并受到以上各种因素影响。对此，探讨中国中央权威构建问题，同样需要分析政治体系变迁的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因素之间的特点与相互影响，进而理解构建有效中央政治权威的逻辑缘起。
由此一来，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17]（p328-329）。在家长制作风方面，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17]（p329）。在大搞特权和特殊化方面，表现为“一些干部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损害党的威信”[17]（p332）。在组织和工作制度方面，表现为集体领导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度未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组织制度存在一些不利于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的弊端。因此，“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权威，其政治权威集中表现为一种在法制不够健全基础上的个人权威，而这种权威形式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中央权威构建不是重复“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
（一）国家结构形式维度
从国家结构形式看，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既涉及一国特定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传统，又反映了特定国家的权力分配情况，尤其是一个国家中央层级政府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一般而言，人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纵向地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关系。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不过是中央的延伸，地方官员像是由一个大脑控制的长臂末端的手指。而另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则不同程度地享有独立于中央控制之外的独立性”[18]（p220）。从横向角度分析，“权力关系涉及同一层次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18](p220)。就国家结构形式而言，其主要指涉纵向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从实际上确定了国家体制中纵向政府间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一般而言，国家体制中纵向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基本关系体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19]（p185）。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表现为：中央适度集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换言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单一制框架即通常所谓的中央集权，主权权力为单一国家机构掌握，地方政府需要遵照中央意志行事”[19](p185)。与此同时，“中国单一制结构的特色表现为这是在党政体制框架下建构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两个积极性的第一原则是中央的统一领导”[19](p18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动过程逐步形成表现为“条块关系”① “条条”“块块”的表达源自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指出，“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 的领导架构。基于“条块关系”这一领导架构，中央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应的自主性，但“条块关系”发挥功能与作用的前提是坚持和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在条块关系架构中，“‘中央精神’在地方上有‘块’和‘条’两个代理人，‘条条’和‘块块’都分别掌握‘中央精神’，并通过自己的领导系统传达、贯彻到地方”[19]（p187）。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构建中央权威并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特点。
熵值越小，不确定度越小，专家的决策水平越高，给出的评分越科学。反之，熵值越大，专家给出的评价结论可信度越低，给出的评价越不科学。
（二）国家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维度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自古以来便形成了一种以大一统为旨归的“天下观”②。“天下观”既是一种原始的文化观念，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秉持的政治思想，代表了古时先人对处理政权与周边关系的思考。在商代，“‘国’是指代因农业而定居下来的以部落首领居住地为中心的城市”[20]（p19）。到了西周时期，“周天子所住的‘国’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随后周成王扩建的陪都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20]（p20-21）。换言之，“中国”指代的是“诸侯共主时代的‘共主’所在国。这个所在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地理空间的中心”[20]（p20）。并且，早期中国国家制度的总体架构已经呈现出了大地域控制的样式[21]。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天下观念”，即“‘天下’既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合，也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中国与四方的‘四夷’，共同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22]（p79-85）。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政权与周边其他部族政权之间既发生过长期的征战和冲突，但也进行了持续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在这期间，虽然在特定时期（比如宋朝）发生过其他周边政权入主中原的情况，但其仍承华夏政制，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天下观念统领四方，成熟于周朝的礼制也“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同时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传统”[23]（p107-109）。
如上分析，中央权威的概念内涵既体现出权威（authority）这一核心概念所具有的内在含义，同时也内嵌于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这一基本研究范畴之中。有效构建中央权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党政体制的功能和优势，有效应对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权威构建不等同于维护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等价于重现新权威主义，更不等同于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
This paper applied three corpora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women and men’s language.The author combined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study and the quantitative study.
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以中国和四方为核心的天下观念，代表了其对世界、对秩序的最朴素的理解，并且这种观念长期渗透于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具有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状态是暂时的，而人们追求的统一状态是常态，是主流”[22]（p80）。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以我为核心的‘统一’意识”[24]（p79）。更进一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形态，不是基于一日之功而形成的，而是千年成长和演化的结果。它在形态上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生存和发展形态契合，又有效地支撑起膨大的传统大型国家体系的组织与运转”[25]（p48）。因此，构建中央权威在某种程度也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的具体体现。
（三）国家治理现实维度
从国家治理的现实角度看，构建中央权威是有效应对整合危机、认同危机、分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国家保持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而言，“正是有了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26]（p186）。
从时间维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生产，并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变化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不仅仅是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水平的提升，而且还有传统制度、社会动员水平、民众价值观念和期望方面的重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动员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往往也和动荡不安的政治秩序形影不离。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及公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运用，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已悄然发生变化，“人们接触到了世俗化因素和世俗化因素所意味的各种可能性：收音机和电影描绘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人提供了新的产品；城市向人们展示了体验这些事物的新机会”[27](p111-112)。人们对于自身生活也有了新的愿望和期待，甚至习惯用比较的眼光审视自身的生存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28](p36-37)。伴随现代化进程中民众政治参与诉求的增加，其往往会与现有的国家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张力。由此，在某种程度而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8]（p31）。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政治秩序自身乃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恰恰相反，没有政治秩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不能成功进行”[28]（p2）。
因此，对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而言，在国家范围内构建有效的中央政治权威，保持国内稳定政治秩序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从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分析指出，那里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28](p6-7)。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了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保持有效政治权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国家性（stateness）问题应置于国家建设过程的首要位置”[29](p84-88)。现代国家治理必须有效解决国家软弱无能或国家失败难题，无论是面对社会动荡，还是面对贫困、跨区域犯罪、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为此，福山指出，后发国家实现有序政治发展或有效国家治理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有效的国家（effective state）；二是实行法治（rule of law）；三是建立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30]（p23）。在上述条件中，“有效的国家”这一条件应当处于优先的位置，主要涉及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国家贯彻执行其意志的能力。因此，就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有效应对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保持有序政治秩序、达成国内治理目标的现实要求而言，其离不开中央政治权威的有效构建。
四、结语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而不是主观臆想；如果我们面对现象，而不是规避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探讨和分析中央权威构建问题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及其发展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变迁历程，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国家治理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中国道路引起海内外学者和执政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方位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既涉及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及其所产生的衍生效应，又面临国际市场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然而整体而言，改革过程却较为成功地应对并化解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并取得重要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在于社会结构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加速度的改革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31]（p98）。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之所以取得上述成就，尤为关键的一点便是把中央政治权威的有效构建贯穿过程始终。
如上分析表明，中国中央政治权威构建并不等同于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等价于新权威主义，更不等同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构建中央政治权威旨在增进政治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对党中央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同时使得中央在与地方各层级政府互动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即中央能够说话算数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共时性地应对并化解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历时性矛盾和问题，中央权威构建问题的凸显，既是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回应，同时又根植于中国国家结构、历史与现实三重关键维度，也即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后发国家有效应对整合危机、认同危机、分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的迫切要求。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也构成了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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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11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7-007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15BZZ035）。
作者简介： 王崇（1988—），男，河南漯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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