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发展理论新走向与我国社会文明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发展是文明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自从发展成为人类一种自觉的生存选择，便产生了关于发展的理论。所谓发展理论，即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发展目标的总体设计。发展理论虽出自于少数社会精英之手，但却与整个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发展理论愈益受到各种性质、各种类型社会的重视，并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基本治愈战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创伤的需要，世界范围曾出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发展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沿袭了以“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传统经济学发展理论。传统发展理论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社会现代化的最高标志。这种发展理论的实践指向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
60年代以来，这种传统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步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人们发现，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中心的发展日益受到有限资源的限制，同时也加快了环境污染的和生态系统破坏的程度，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不仅如此，在社会文化领域，还出现了诸如秩序紊乱、道德沦丧、腐败滋延、犯罪增生、知识贬值、文化失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成种种特殊的“社会病”；在很大范围和相当程度上，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并未真正地消除贫困，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一种经济增长与文明衰落共生现象。于是，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在注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增长的概念进入现代发展观视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学者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价值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学发展观。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公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著名研究报告，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的极限，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将无可回避地导致贫富之间等差距扩大，人际关系失去平衡、人类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等等“全球性问题”。这一研究报告虽然带有极严重的悲观色彩，但它为人类如何正确地认识现实和未来，寻求完整的社会发展规模，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随着经济发达国家一系列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显露，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主题，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问题，愈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经济科学领域相继提出社会变迁学、发展社会学、生存经济学、未来学等等旨在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同步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产生了“第三次浪潮”、“第四次产业革命”等等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社会发展”逐步与“经济发展”平行、耦合而成为一种新的整体性发展模式。80年代以来，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引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重视。“综合发展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是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的《新发展观》，此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尔后，各国学者注重对发展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以及经济与政治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等新的发展观念。所谓“综合发展观”，就是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90年代以来，“综合发展观”又有新的拓展，重点是把人类的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西方未来学家预言：目前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生态危机标志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价值取向，以人的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发展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论，正在西方悄然兴起。
二
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自然需要高度重视对西方发展理论及其新走向的深入研究，以作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理论参照。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又绝不是照搬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就可以实现的。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深蕴时代内涵的新发展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系统工程中，现代发展理论的创建，不啻是一项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发展理论的残缺或偏颇，将直接导致发展实践的稚嫩或迷惘，这是为正反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规律。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根本依据和基本架构是邓小平的新发展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思想。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既是中国新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对世界现代发展理论的积极吸纳；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邓小平新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新发展，将具有全局性、久远性指导意义。
立足于世界格局新变化和中国经济大发展，唤醒国人的机遇意识，增强国人的机遇意识，努力形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强大合力，这是邓小平新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中国新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新发展目标的确立，首先得益于邓小平对世界格局的梳理和时代主题的提炼。邓小平既是一位历史巨人，又是一位时代巨人。他非常善于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立足中国认识世界，着眼世界发展中国，从而及时准确地把握加快中国的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冷战之后的国际局势作出本质性考察，逐步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精辟思想。而发展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是国力的竞争。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整个世界处于一种竞争性发展状态，国际斗争的焦点从军事对峙转变为经济竞争，经济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邓小平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使我们“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而且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发展，又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从世界政治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因此，“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责任。总之，“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①适应于和平与发展这种世界总体格局，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界中叶，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立足于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中国现代化总体布局，坚持三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时并举，促进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这是邓小平新发展观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邓小平以无畏的胆略和求实的精神，果断打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从中国经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以敏锐的时代感和深邃的洞察力，高屋建瓴地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文明建设。邓小平的“社会整体发展观”，突出表现在两个重要思想上：一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是增强“综合国力”。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有多角度表述，包括：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等。这些表述的本质内容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说，也就是一手抓市场经济繁荣，一手抓社会文明进步，实质上是一回事情。
在构筑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战略中，邓小平引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综合国力。他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判断各项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这里，邓小平显然是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全局意义，根本意义上引入“综合国力”这个概念的。现代综合国力，不仅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而且必须内蕴着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这就是要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高度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在综合国力增长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推动力量。如何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突出强调：(2)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力量把物质文明搞上去。(2)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充分挖掘人才资源优势。(3)必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消除“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充分发挥我们党讲理想、讲纪律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高瞻远瞩，通贯全局，深刻体现了他对当代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同步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和谙熟把握，不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具有长久性作用，而且对于当代新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
三
运用现代发展理论推进中国整体文明发展，一个牵动全局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羁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正在披荆斩棘、信心百倍地走向繁荣。无疑，这是启动当代中国跻身世界现代文明行列的最重要力量。一切理智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果断地打破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崇拜、坚决走市场经济之路而欢呼。然而在各种市场经济成份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完全回避在承负着某些社会局面正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社会问题的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产生的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对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这种复杂的二元现象，原因何在！对策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从不同的价值选择出发进行着不同价值尺度的评判。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我们的社会现实，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这就是：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问题。
现代“综合发展观”和邓小平新发展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思维原则。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领现代文明风骚的实践，也从一个重要层面向我们展示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致力于社会文明增长的重要性。新加坡在大量吸纳西方经济因素，实现本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挖掘、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辅之现代法制，整悚社会问题，教化社会成员，调适人际关系，倡导廉洁吏治，收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同步增长的良好效果。许多国家类似的实践经验说明：能否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社会文明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协调、和谐、稳固，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能否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这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有规律。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绝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内容和动力。经济增长特别是一种新经济体制的建构和新经济形态的生成，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等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及意识、道德领域，要求社会机体从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健康的势头和内生的活力。否则，社会文明与经济增长错位，社会文明滞后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关系暂时失衡现象，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酿成某种社会危机，形成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经济体制生成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障碍，往往要比来自经济自身的障碍，要严重得多，也顽固得多。正反经验说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社会文明进步，不可有须臾忽视和丝毫懈怠。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区别，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目标，大力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主体因素是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一切有效的经济手段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确立和实现，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这样一种自觉的崇高的境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发展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蕴含着人文价值发展要求。首先，必须注重市场经济过程中文化力的生长，把提高人的现代文化素质作为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并放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地位。依托现代科技，加大文化投入，提高经济内涵，是现代经济竞争的一大总趋势。现代市场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文化的竞争。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化观念瞬息万变的今天，文化力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如若不注重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增长，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更不会有持久的后劲。在文化基础尚还薄弱、国民文化素质尚不发达的我国现实国情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和文化生长，否则，急功近利，重利轻文，各种低层次市场经济的自发冲击必然造成相当程度的文化失落现象，甚至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衰褪。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加大我国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关键在于加强教育，发展科技，包括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现代文化素质。邓小平反复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④这些重要论断，深刻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生长的科学思想。
其次，必须注重市场经济过程中人文价值的追求，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原则，因此，它很容易导致金钱拜物教，淡化人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人生价值的追求。由此，它很容易“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很容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⑤对于人的本质来说，这是一种异化，异化是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种种人被物异化的现象，回归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即完全自主的人、自觉的人和自由的人。这就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人们从事的一切商品经济活动中，都必须自觉的灌注人文社会价值，用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根本价值尺度来支配、规范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各种利益实体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在遵循价值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权益，而绝不能为追逐最大利润损害社会效益和人的价值。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等非生产性社会系统，更不能把追求经济利益当成发展动力和最高目标，而应以追求人文社会价值作为最高目标，为提高国民素质、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提供积极的服务。
总之，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且内涵对社会文明的重铸；发展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不能仅凭物质利益动机来启动，而且需要有高尚的精神动力来推动。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四
从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的角度把握现实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行机制，是遵循现代发展规律推动中国整体文明发展的一大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注重从社会关系角度揭示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创制《资本论》，探索令人眼花瞭乱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象，一个根本性的思维原则和研究方法，就是从最本质的社会关系角度，深入透视深藏在商品经济现象背后的人与人关系，从而把芜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条理化、抽象化了。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必将最终敲响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这种科学方法论，比之他运用这种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象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探索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现象，尤其是探索我国现阶段尚不发达且成份繁多的市场经济现象，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的这种科学方法论，透过纷纭繁杂的经济现象，着力揭示和把握深藏在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革和调适，理顺经济关系，促进现实经济向着有利于解决和发展全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的方向健康发展。
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从社会关系角度剖析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之间诸多二元现象，基本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这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深化，内在地具有社会转型性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启动的社会转型，大体上包容这样几个方面：(2)由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2)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3)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4)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5)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也就是社会自我袭变和自我孕生过程：在传统社会母胎中，孕育、生产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从而使原有社会制度更加完善，使经济、政治体制更能发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既要孕育，必有“阵痛”。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社会问题，绝大部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传统社会主义要通过自我改革而求得新生，“阵痛”不可避免，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稳妥地推进改革，缩短“阵痛”期，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文明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
要实现上述目标，求得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在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文明因素的发育，包括对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整悚，对某些滋生、容忍乃至庇护消极腐败现象的，带有严重弊端和惰性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进入深入改革。无论是整悚还是改革，目的都是要创造既能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又能有效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现阶段以市场经济为启动力量的社会转型，内涵着对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某种程度和幅面的重构。针对现实市场经济对社会文明的复杂影响，适应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当前需要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第一，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允许各种经济实体和各类劳动者独立自主地从事商品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震动波莫过于利益的分化和重组。经济利益挣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束缚，沿着竞争规律流动，由此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失落，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增生。由于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一部分人也会运用不平等竞争和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营活动以谋取私利，从而造成新的利益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对于市场经济过程中这种难以全避免的利益分化现象，社会机体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向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畸利益行为倾斜。否则，新的利益不均和两极分化就有可能引发深层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形成经济增长的巨大人文障碍。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利益分化问题，不能企图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用平均主义来制约新的利益分化。那样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只会加剧、延伸新旧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根本出路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建构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新利益协调机制，总价值取向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社会行为规范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既以人为主体，又以人为目的的新型经济形态，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公民行为的规范和人际关系的调适，抑制各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价值取向相悖的，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造成逆反力量的各种不规范行为。
规范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社会行为，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规范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行为，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促进、调控作用，使现实市场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的方向发展，严格防止、消除少数人利用公共权力侵扰商品经济而导致的各种腐败行为。二是规范公民个人的社会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力量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系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归根到底有利于公有制巩固和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这就要求任何公民，无论从事何种经济活动，绝不能以损害公有制作为代价，并且要力求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有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为自觉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增长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新型经济形态，这就要求任何公民，在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当树立整体利益观，努力为公共增长作贡献，而绝不能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作为支撑力量和保护力量，而且要求一切公民都必须依据法律来规范自己的经济活动，切实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总之，社会行为规范机制的完善程度，既直接关系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又直接关系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前途。
第三，社会秩序稳定机制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稳定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政治、社会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实践反复说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走市场经济之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则很难成功。因为由金钱拜物教和利益新分化而诱发、驱动的各种恃权腐败和违法犯罪行为，由此造成社会层面乃至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之大忌，它严重侵犯了依法经营者的利益，打乱了市场经济正常的秩序，败坏了市场经济的声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既要靠法制，靠严打和整悚，更要靠社会自身正义力量的张扬，靠社会机制的自我发育，靠社会矛盾的自我调适。这一点，应当说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不啻是某些地方犯罪现象有增无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培育，高度重视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完善，着力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是不可稍有疏漏的基础性工程。
第四，社会道德关怀机制
商品经济无情地撕破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这是在发展商品经济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也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社会关系失衡现象。这种失衡现象，从促进生产力发展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它对社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又不可低估。对于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乃至某种程度道德失落、沦丧现象，寄希望于旧道德文化的恢复，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当成灵丹妙药，实在是不可取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出路在于，从新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新道德关系，在一个新的社会层面上构建新的道德关怀机制。这种新道德关怀机制的基本内涵是：保护一切合法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消除任何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社会向一切守法勤劳的公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的生存保障。
第五，社会文化生长机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说都是文化发展。文化是否发育繁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兴旺的重要标志，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列宁曾说过，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绝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话何等深刻！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化失落的国家，绝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更不可能建成现代社会文明。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生长，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提高市场经济的文化素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全局性任务。因此必须把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发展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当前，尤其需要着眼于21世纪世界文化新发展，制定跨世纪文化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发展全民教育事业从基础着手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其次一切社会文化部门都应向公民提供高雅、理性的精神食粮，创造有利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文化生态环境。再次是要切实开展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各个具体领域的文化建设，使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步。从根本意义上说，则是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创建重教育、重科学、重知识、重人才、重文化的体制和机制。正昂首阔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不仅承负着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伟大现实任务，而且承负着复兴民族文化、创建现代文化、促进全社会文化增长的伟大历史任务。
注释：
①②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281、383页；第372页；第377、378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第1卷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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