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价值判断理论_经济学论文

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价值判断理论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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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西方经济学“实证——规范”两分法的评价

“实证——规范”两分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可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虽然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纯经济学,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但是他并未有意识地区分规范和实证。西尼尔可以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实证经济学的最早创始人,他首先试图避开对经济现象的价值判断,摆脱政策议论,以“纯粹”的理论来建立经济学科。他认为经济学所讨论的主题是财富而不是福利,他还提出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经济学的“公理”。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规律具有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性质,“财富的生产规律与条件,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其中没有任意选择的要素”(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译本第188页。)。而财富的分配是社会制度问题,依存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在西尼尔和穆勒那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采用所谓“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的划分方式,“科学”即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即指规范经济学。他们认为,随着从“科学”向“艺术”的转移,超科学的伦理成分会越来越多,这种伦理道德成分是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不可少的。所以,经济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提出任何政策建议。在讨论“实证——规范”两分法时,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他的命题是:人们不可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即事实性的陈述说明不能产生规范性的伦理说明。“休谟的铡刀”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论。后来的J·N凯恩斯又提出“三分法”即:1.实证经济学,2.规范经济学,3.政治经济学艺术,亦即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必须遵循的规则体系。一般说来,在英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西尼尔开端的“二分法”;而在欧洲大陆,经济学家以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不是区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而是区分纯粹经济学和实用经济学。总括起来,关于“实证——规范”两分法争论的焦点在于:1.西尼尔——穆勒的“二分法”,2.以帕累托最优为核心的福利经济采用的是实证经济分析,还是规范经济分析。

从以上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象自然科学那样纯粹的科学的做法由来已久,西方主流经济学总是排斥价值判断,排斥规范经济学,主张实证经济学。马克思曾经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自然的永恒的前提是具有辩护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性的。马克思认为,他们撇开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专门研究物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拜物教气息。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经济基础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社会伦理对经济的反作用,即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实证——规范”两分法,一方面反映了人类追求单向度理性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学家面对解释经济现象时多元价值判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证——规范”两分法是一个陷阱。价值判断的幽灵是无所不在的,你永远也无法摆脱价值判断。不仅规范经济分析是由价值判断构成的,而且实证经济分析也先验地存在或隐或现的价值判断。例如对一个客观经济现象或事实的描绘,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反对休谟判别法的尼格尔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区分两种价值判断,即描绘性价值判断和评价性价值判断。描绘性价值判断包括判定新理论的有效性所应遵循的标准以及按一定的可靠性标准对资料进行选择及题材的选择等;而评价性价值判断是指对社会状况的评价。尼格尔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没有描绘性价值判断(一种方法论判断),它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摆脱评价性价值判断即规范性价值判断。但是应该看到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判断都必须遵守一些公认的法则。从尼格尔的两种价值判断中可以引出另一种区分,即纯粹价值判断和非纯粹价值判断。所谓纯粹价值判断是指适用于所有场合的价值判断,不符合这一条件的价值判断则属于非纯粹性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分法同尼格尔的分法一样,也是为了将规范性价值判断从社会科学中驱逐出去。马克斯·韦伯倡导非价值判断社会科学,但他并不否认社会科学充满政治倾向,也不否认对人类行为的意向进行合理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科学的非价值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对韦伯的价值自由论进行了反击。他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确定经济学的潜在前提。他否认经济学家应当重视非价值分析,否认单纯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可研究经济学。自然科学家可以精确地检验其研究前提,进行实验推理并得出结论,但经济学家却不能采用此法,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在实验室里作重复实验。缪尔达尔也反对价值自由论,他认为区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的,不公开求助于人们的希望和意向就不可能验证经济假说的真伪。他反对将价值判断隐匿在科学论证中,主张将价值判断看作经济分析的前提,这样反而可以加强经济分析结果的客观性。海尔布伦纳和缪尔达尔强调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判断存在的普遍性是有其道理的,但是他们并未能更深入地研究不同的价值判断问题。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经济学更符合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当常规科学功能不佳时,范式的替代不可避免。虽然不同范式之间存在交流失灵和翻译困难,但经济学范式较量的结局是接受新的但不毁坏旧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的替代是一组价值体系的屈服和另一组价值体系的胜利。

既然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摆脱价值判断,开展对经济学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研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迫切课题。

二、现世性价值判断和终极性价值判断

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我们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一种是终极性价值判断,一种是现世性价值判断。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所谓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是永恒合理的作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经济学中不采用现世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但是经济学还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敞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只有将这两种价值判断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终极性价值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第一,从经济制度上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是充满矛盾的,是一种野蛮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它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外壳不相容,所以它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必定要被一个更美好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所取代。第二,从劳动价值论上说,马克思将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看作价值的实体。这体现了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反对剥削的精神。第三,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看,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剖析了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工人受剥削的根源。在论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将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趋势。第四,从对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来看,由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这个社会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充满矛盾,通过对总生产过程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极端不合理、不公平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判断工人阶级在这种不合理制度下生存的命运为标准,它采用的是一种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终极性价值判断方法。

现世性价值判断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1 )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它是在这种最符合“人性”的既定制度条件下来开展对经济学研究的。斯密认为经济学应以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和增长为对象,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基本遵循了这一传统(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也研究产权、交易费用等制度问题,但其使用的仍是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它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的前提的)。(2 )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的市场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按照社会福利函数论者的说法,经济效率是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但福利经济学抽象掉了制度因素,否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直接矛盾。所谓的帕累托改善即是没有人受到损害,却有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提高。这是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相矛盾的。(3 )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理论。它否认价值实体客观性的存在,从主观的边际效用出发来描述价值,并以生产要素的报酬作为分配的依据,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构建价值论和分配论。(4)无论是主张自由放任,还是主张国家干预, 西方经济学都谈论个人自由、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增进。(5 )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国家来控制和调节一个国家的收入、就业和价格,把失业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以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个永恒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最能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私有制就有了一切。这样,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制度存在对人的意义等问题就从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消失了,或者说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来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无论是哈耶克、奈特、布坎南还是弗里德曼,在谈论人的自由、平等、和发展等问题时,只不过是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合理性。而在使用终极价值判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些是具有很强的辩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久合理的制度,而是具有历史的暂时性,是终究会被替代的制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经济学。

两种价值判断理论是从价值观角度来看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的经济学,这是就其总体框架结构说的,或者说是从元经济学的意义上说的,并不等于它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不使用现世性价值判断,更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使用现世性价值判断便于认识和实证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描述经济运行的状态。同样,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不等于说它就不研究经济学中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只是它将这一类问题限制在纯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内。比如,西方经济学对于社会福利函数、“外部性”或环境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理性人、完全竞争等假设,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研究社会福利的增长、分配,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等。它始终坚持经济学的领域或范围限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等分割开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坚持其范围限制,坚持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才使其成为一门狭隘但相对精细的学问。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门更广义的、更有发展前途的科学。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如全球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强权政治和制度变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更具解释力和生命力。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终极性价值判断的方法论的总体特征,并不否认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唯物辩证法是从研究问题的思辨方法论角度说的,而这里所指的价值判断的方法论则是从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念上说的。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寻找“路径依赖”。经济学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方法论的革新并以新的方法论作为先导。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经济学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下面我们将对其中的两种主要观点加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动的实质,它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则是经济运动的形式即生产的物质关系,它只是描述了经济的形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层次论”。这种观点的主要错误在于:认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就能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而研究物质关系则就只能描述经济运动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如果脱离了研究生产力或物质生产技术关系,就会流于形式和空谈,反而不能揭示经济运行的本质。而在研究物质关系或人与物关系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制度。目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即是明证。如果不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供求和价值、效用函数和偏好、国民收入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等,如何能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活动同样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的动因和前提。社会的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条件决定的。

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角度论”,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物质生产或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加以肯定,然后则着重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指主流经济学)则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既定的背景和前提,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偏好、物质生产及稀缺资源的配置,并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解释经济运动的现象。由于这两种理论的差别在于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不同,它们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综合起来,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综合(注:参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有道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同一经济现象的观察和解释确实存在不同的“角度”。问题在于何以会有不同的角度。这种观点并未能提出一种能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会存在不同的角度,这是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人的主观性即我们所戴的理论眼镜决定的。但是用“角度的不同”来概括两大经济体系之间的分歧仅仅是一种直觉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说成是研究角度不同,等于什么也没说。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或是西方经济学内部,即使对同一细小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角度分析。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西方经济学中对理性预期问题的争论。不仅如此,对于同一经济现象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在看法上也存在交叉情况。(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或分析体系,一般来说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一分析框架内部,就某一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说它是分析角度不同是可以的。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大基本分析框架说成是角度不同并加以综合,这种综合难免是拼凑。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规律性(包括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在这研究过程中,两大体系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呢?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以不同的价值判断为导向或基础的。这样认识才能抓住这两大体系的基本特征。(3 )马克思为什么将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物质的承担者而着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呢?马克思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和揭示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他并不认为现存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和永久的,而认为它是野蛮和注定会被取代的。他对经济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采用的是终极性价值判断。而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人性”的、最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只是在此前提下揭示稀缺资源的配置、物质技术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的规律。换句话说,它是采用现世性价值判断作为分析标准的。

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两种价值判断理论。理论综合可分为内部综合和外部综合。理论内部的综合往往是某一大的分析框架内的阶段性的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内部的反常和不连续逐渐走向连续和和谐一致。西方经济学内部四次综合即是理论内部综合的例子。从斯密、穆勒、马歇尔到萨缪尔逊,他们对同一理论框架进行不断的修正、补充和综合。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都是在现世性价值判断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综合则属于理论外部的综合,或者说是一种大综合。它不是不同范式的替代,而是当今世界上两个独立平行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综合。中国经济学应成为这个大综合的结果,它以具有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方法和内容,使其成为更成熟、更科学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应包括效率和公平两大主题。效率主题是指以促进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研究任务,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它包括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增长理论等。它不仅追求内部效率,而且要注意外部不经济和环境经济效率等问题,它不仅研究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还要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等问题。在研究效率的过程中,要以现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重视经济学的实证、计量分析。引入多种科学的分析工具,努力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公平主题不仅包括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包括在生产关系中人的自由、机会均等和全面发展,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栖居”在自然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使中国经济学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研究公平时,要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重视经济制度、体制转型的研究,重视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重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并不奢望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社会科学,但是,经济学既然也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为什么不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背景下呢?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学中重新唤回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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