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意义——全国第二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中国论文,第二届论文,之于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届全国“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于2000年7月29至30日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邱仁宗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介绍了会议的宗旨为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哲学问题。香港城市大学的陶黎宝华博士强调借助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对于公共关系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陈筠泉研究员指出国内哲学界有重欧陆轻分析的倾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进一步推进分析哲学的研究。会议的议题集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1.从本体论层面看分析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意义。香港科技大学的秦家昌认为，中西哲学能够融通的基础在于二者都以思辨作为哲学架构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哲学家通过思辨来认识、解释宇宙万物，而中国哲学家则是要运用哲学思辨寻求一种人生境界。他还对新儒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怡通过对金岳霖《论道》中“道”概念以及它与老子之“道”的差别的分析提出，能否澄清以及如何澄清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术语的意义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如何以西方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澄清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意义，更是如何以现代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概念的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嘉昌认为从关系实在论的观点看公孙龙有助于增进对公孙龙的那些反常识、反朴素实在论的观点的理解，特别是有助于阐明公孙龙的实在观所具有的两层存有的结构特征。香港科技大学冯耀明通过分析“心”和“体用”的意义，试图表明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王阳明的观点并不比朱熹的更可取。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认为，冯友兰先生的纯形式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形而上学，它标志着中国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与美国哲学家蒯因等人于本世纪40年代发起的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程炼参照西方哲学对实体—偶性(substanceaccident)和实在—现象(realityphenomenon)的界定分析了张岱年先生的“本体”(substance)概念，认为张先生将“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看作中国古典哲学四个基本特点之首似乎值得商榷。
2.从语言分析角度看分析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意义。语言哲学问题是中西哲学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问题尚未凸现出来，中国哲学家也没有以语言为核心解决整个哲学问题，但这并不表明不能从语言的层面反观中国哲学的精髓。中国人民大学韩东晖对中国先秦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重点揭示了其论辩的方式和脉络，从而清晰地凸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语言、表达、思想和实在的哲学思考。王晓升将维特根斯坦对“我”一词的用法与庄子的“无我”思想做了饶有趣味的比较。他指出，庄子的“吾丧我”与维特根斯坦对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我”的消解是颇有相通之处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桂起权还讨论了分析哲学逻辑分析方法本身的不断发展。
3.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分析哲学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邱仁宗认为，儒家伦理学要想不成为一种“博物馆”伦理学，就要面对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引进分析哲学的精神和方法，厘清不同的概念，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无所不包的玄思阶段。香港理工大学的余锦波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证了孔子道德哲学的创新性、系统性与批判性。
4.用分析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现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红指出，从世界哲学的范围来看，不同哲学传统、派别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似乎代表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就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来说，二者的互动、对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香港城市大学冼景炬认为，儒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若要恢复它在文化中的生命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应以西方哲学的发展为借鉴，吸取其批判精神，而不应再走构造理论的回头路。
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指出，分析哲学在本世界初崛起之时，有心物二分之说，分析哲学家利用外延与内涵概念的差异在心物之间划上一道逻辑的鸿沟，而一千年前的宋明儒学潜心于天理人欲的去存问题，为心物之间划上一个道德的鸿沟，也引发了一场心物二分的扬弃过程。因此，中国哲学有早熟的成果，中外传统中的哲学有相通之处。
香港科技大学叶锦明认为，即使中国哲学是用非理性的话语表达的，也需要借助于理性的方法来厘清问题。她通过评论铃木大拙对禅宗教引方法的分类架构，从反面印证了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解释禅似乎更有效。北京大学陈波通过研究“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表明，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金岳霖对休谟问题作出了独特的回答，这不仅是“照着”西方哲学家“讲”，而且是“接着”西方哲学家“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新和以胡适为例表明，尽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说明世界的方式和理论范式，但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对二者的比较借鉴无疑是可行的和有益的，而且不同民族间哲学范式的引进、融通和创生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是可能的。
与第一届（1999年10月于昆明）相比，此次研讨会的报告和讨论更为具体深入。用分析哲学方法探讨中国哲学这一主题所引发的问题和争论仍然激烈，但基本共识是：首先，不能简单地用现代哲学框架去匡正古代哲学范畴。古代哲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研究它要考虑到当时的语境，而不是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古代哲学。同样，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来说，分析哲学有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其次，就如何对传统哲学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改造而言，一种思路是借鉴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从而厘清观念、发现问题，将中国哲学从“博物馆”中取出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