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产业控制：从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模式的转变看_全球价值链论文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产业控制力——基于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变迁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权论文,控制力论文,视角论文,价值链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扶植、把持了战后相继成立的国际组织，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造就了延续至今的强势美元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促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部分相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亚洲，构建了以产品为中心的全球分工格局。由跨国公司作为生产体系的组织者和集成者，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普遍存在，生产链条往往纵向延伸，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系统产品。①在这种互补性强的纵向产业结构中，规范与约束各互补产品之间能够协调工作的协议——包括界面和平台标准——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一协议也成为体系所有参与者必须接受的准则。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领域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温特制”（Wintel）是以模块化为基础的，是“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②的生产样式。在霸权国家的把持与主导下，全球主要产业链的价值创造体系，日渐由全球范围内的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分工演变，基于某一产品的技术与生产得以经济地分离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实现高效地组合，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要素、财富的新组合，进而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在这一进程中，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编织和控制的全球性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将遍布在世界上各开放国家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能力整合成为全球价值创造节点，公司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微笑曲线”是对这一全球价值链的最好描述：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霸权国家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③一些具有一定产业技术基础的新兴国家，已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支点，但只能有条件地嵌入产业链的中低端，以较高的资源和生态代价，获取与投入和消耗不成比例的收益；④而一些落后国家，更是只能依赖于输出能源和资源来换回本国经济增长的资本。

      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参与了全球生产体系主要经济循环的产业部门，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所谓的竞争优势，更多地表现在低成本发展模式上，不仅优势难以为继，而且极易成为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此后西方主权债务危机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既有的全球生产体系、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然而，危机后出现的以“第三次工业革命”命名的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与生产组织方式革命，却为全球生产体系下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控制力实现方式转型提供了重大的契机。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产业链再造中的财富流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与发展，美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进入“新经济”时代，不仅信息网络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且借助于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渗透、对生产体制的改造，制造业亦迅速摆脱了此前的颓势，并促成美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高端制造能力重新确立了全球领先的竞争优势。⑤1989-2001年美国信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3%，几乎是一般非农经济的2倍。工业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核心企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是产业的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而基于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的企业能力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⑥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缘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同名畅销书和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主笔的在2012年4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组同名文章。里夫金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历史上所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在其产生条件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革；二是可以管理这些能源系统的新信息手段出现。他提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与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⑦。而在麦基里看来，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与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智能软件、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将形成合力，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并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⑧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存在分歧，但其内核是一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由互联网技术、再生能源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与融合，导致制造模式、生产体系、技术经济范式乃至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制造业领域，主要表现为以数字化制造及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以数字化制造的标志性生产工具“3D打印机”为例，“3D打印机”是在接收来自互联网指令的基础上，利用累积制造技术，将电脑设计的三维物体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堆砌”出成品的装备。“3D打印”实现了生产的智能化、节点的分散化、需求的定制化、制造的便捷化、产品的多样化、能源的低耗化，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样式，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空间，正在并将持续影响和冲击着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源于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范畴。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推动下，经过近30年的实践与理论发展，全球价值链理论已成为解释国际分工、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在传统的甚至是21世纪前十年的全球价值链势力范围内，除互联网革命外，领导厂商的地位通常很少受到颠覆性的挑战。领导厂商可能是集成供应商，如波音；也可能是中枢产品或技术供应商，如英特尔；也可能是销售商，如沃尔玛；更可能是这些价值链节点上的依靠厂商的联盟，如微软—英特尔主导的“温特制”体系。随着科技进步对生产思维、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组织体系的改造，全球价值链发生部分的纵向或横向转移。从纵向转移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流程和生产组织体系的演变，核心制造商进一步分化，其相对地位再次下降，价值链的“U型”结构可能演化为“V型”结构；从横向转移的角度来看，除了产品概念、核心部件研发设计外，在数字技术的标准约束下，其他生产服务环节的竞争更加激烈，其权力相对稀释。总体上而言，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转移，核心厂商的权力依然未能受到撼动，因而其在财富分配上的控制权依然如故。但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一些传统集聚区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厂商，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削弱：一是受国际产业转移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等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基地；⑨二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升级，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业日渐被市场所淘汰；三是新的制造或生产装备、工艺、组织方式等催生了新的生产样式，使得某些以往重要的生产工序出现了被替代的趋势。

      处于创新技术产业化与产业系统变革的进程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依赖于人的思维变化转变、信息网络技术、新能源技术与新材料技术的发展融合。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已被国内企业逐步接受的以“温特制”为基本平台的生产组织方式又将面临进一步的变革，是否预示着传统优势制造业的营利模式即将没落？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规模经济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之一。但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从全球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以纵向一体为特征的传统大型跨国公司的营利能力呈显著下降趋势。显然，在产业技术日益进步、全球市场日益拓展、交易成本日益降低的大背景下，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环境变化所致。在日益成熟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建立在产业技术标准与网络技术之上的模块化生产将全球分工引向了深度化与专业化，敏捷制造、虚拟企业等生产形式日渐为“温特制”所整合，领头雁美国早在网络经济兴起之时就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⑩——新的标准化生产为企业赢得了新的规模经济——这实际上隐含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些特质。杰里米·里夫金提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扁平式的能源机制衍生出来的分散式生产，便是以互联网络在生产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为支撑的。在互联网络中，产业的价值链可以分解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若干增值节点，按照生产流程固有逻辑关联整合，技术、信息、价值和财富以数字化的方式传递，不仅提高传输效率，而且降低交易成本，改变成本结构，进而为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与智能制造甚至智慧生活的交融整合提供新的平台。

      不仅如此，基于产业技术创新升级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亦即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所谓再工业化，是指具有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转向突出高附加值、知识密集、智能化制造业以及为该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的生产型服务业上来。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所反映出来的经济结构缺陷和应对风起云涌的产业、技术革命，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会议上奥巴马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建议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平衡增长为背景的经济复苏提振政策：年底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最终《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于2010年8月11日生效。欧洲提出“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日本则确立“2020新增长战略”。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修正制造业过度外包而引发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虚拟化等缺陷，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继续把持重要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挑战，需要建立一个非金融泡沫来驱动的增长引擎，（11）需要改变那种新产品构想、设计、开发在本土而绝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等大部分环节在外的境况。（12）美国于2011年发布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来自于制造技术的突破（13）。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对其产业链的全球空间布局进行重组，打破了全球生产体系原有的分工格局，（14）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高端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回流，由此很可能出现在霸权国家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全球价值链和财富流动呈现出高端产业的整个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尽管各自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亦有低端循环延伸至高端循环，但从根本上来看，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单向流动。（15）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欧美再工业化对中国以“世界工厂”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所造成的要素成本优势下降，中国既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和高端产业的对中国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与压制，也面临着新兴国家在成熟产业中的压迫式竞争，还面临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制造领域的严峻挑战。有论者认为，如果不能在技术创新进步和制度效率提升方面取得大突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将被逐渐削弱。（16）近年来，耐克、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在中国的自有工厂——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滞后，中国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技术标准、碳税、劳工标准、市场规则等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始终难以获取跨国公司外溢的高新技术，因此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民族产业升级步履维艰。例如，随着里夫金创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早在2007年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肯定，英国2009年颁布《构筑英国未来》，美国政府于2009年、2012年分别颁布《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国家生物经济蓝图》，德国试验中的“能源互联网”，等等。由此，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牢牢控制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主导产业变革的方向与动力，压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Foreign Policy甚至刊文指出，“科技，将使制造业重归美国”。由于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龙头，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诸方面处于显著的领先优势，再工业化的目标是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其实体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17）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加大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等交融创新并植入传统制造业的力度，变革生产组织模式来大幅度提高现代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侵蚀、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凭借先进能源装备技术大力发展页岩石气产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的报告认为，由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如果美国还能够利用其较难开发的石油储备，则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格局，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力量，甚至可能导致油价“崩溃”，（18）同时亦对中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当然，原油因具有“石油美元的特殊性”，而经常被美国用来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包括冷战期间通过打压原油价格来打击苏联的经济体系，而2014年美国再次动用了原油这一武器，只不过打击的对象换成了俄罗斯。期间，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曾于21世纪初以来大幅度推高原油价格，最高超过140美元/桶。面对如此严峻的财富局势，中国民族产业如何提振竞争优势，在某种意义上争取产业控制力，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二、产业安全与产业控制力实现方式的转型

      产业控制力描述的是资本所有者运用各种方式对产业竞争局势产生特定的影响力和支配的综合力量。在开放条件下，产业控制力有助于资本所有者控制特定产业体系，主导产品的定价权和财富的流向，主导产业发展格局和产业发展方向。理解产业控制力的内涵，需要把握一些要点。对产业控制力的判断，依赖诸多财务指标，但均可以映射到主导产品的市场定价权这一核心范畴上。首先，产业控制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拥有产业控制力的资本所有者，在特定的产业领域掌握着主导产品的定价权，但即使是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依然会受到竞争者的挑战。其次，产业控制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人均收入提高后带来的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导致新产品层出不穷，产品生命周期显著缩短，除非领导厂商主导了这一领域的主要科技创新，否则面临的产品更新的压力亦不容小视。再次，产业控制力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围绕主导产品的市场定价权，既表现为议价权和定价权的争夺，亦表现为整个产业链和控制权与关键环节的控制权的争夺，更表现为不同身位的企业在不同价值目标下的不同策略性行为。

      如果经济政策既定，影响产业控制力的因素大体上有三类：一是资本竞争态势，即看好该产业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综合实力的竞争，这决定了资本对产业的介入程度。通常而言，资本实力越强，在特定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对该产业的投入力度可能相应增大，就越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不仅如此，资本所有者还可以通过发起战略联盟、并购等方式巩固或扩大优势。二是市场结构，即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及其竞争态势。如果不触及反垄断法律体系，多数产业领域的竞争通常会导向市场的集中，产生若干家强势企业，乃至事实上的垄断企业。如果在该产业领域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那么这些市场的强势力量的市场集中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产业控制力的状态。三是产业技术发展状况。科技进步会在很大程度上销蚀企业已有的竞争优势，新技术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是颠覆性的，例如数字电视技术对模拟电视技术的跨越；也可能会加速“精神磨损”，缩短主流产品的生命周期，这些都可以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蓬勃兴起的浪潮中得到验证。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在这三类因素中，资本所有者的竞争态势起决定性作用。在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诸因素中，尽管作为科学技术固化形式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代表，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是经济运行的关键性资源，资本的影响力贯穿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由生产关系决定，资本所有者有公有与私有的区分，尽管劳动者或人力资本是生产力的最能动的要素，也是技术的主体，但就某一类资本所有者而言，资本对技术依然具有支配作用，资本所有权决定了技术的交易方式、技术参与生产的方式、技术与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结构。如果再进一步研究，资本的类型因关注点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控制力。产业资本所有者倾向于占据本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获得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优势，因而会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看重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追求资本持续扩张基础上的长期高回报和产业先导者的附加收益。而金融资本所有者追求资本的流动性前提下的高回报，倾向于中短期的投资收益，金融资本积累也显示出区别于产业资本积累的特色：“公司有价证券获得了其实物资产根本不会具有的流动性——瞬间可转换为现金”，“财富的实际拥有者（如公司）声称拥有的不是实物资产而是货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已成为金融“投机漩涡上的一个脆弱的泡沫”。（19）由此，与金融资本所有者相比，产业资本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以各种方式提高产业控制力。

      尽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家的疆界，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主要行为体。无论是产业资本所有者，还是金融资本所有者，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和从属于某个母国，那么对产业控制力的争夺必然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的经济安全取决于主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前者是主权国家掌握存量生产实力的能力，后者是主权国家掌握生产潜力的能力。由于国民经济体现在具体的产业部门上，因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产业安全，尤其是国家战略性、关键性经济领域的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产业安全。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的影响。理论上，在对本国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培育本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提升以标准、品牌和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产业控制力。然而，国家的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状态、资源储备、金融效率等因素决定该国所具有的产业竞争力，这是确立需要维护安全的产业部门的范围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根据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产业演进、转移和传递的规律，可以大体梳理和确定该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这意味着产业安全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产业安全的相对性又决定了产业控制力的层次性与动态性，这有助于后发国家科学确立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诉求。

      就一个主权国家的产业体系而言，不同的产业部门通常处于不同的安全状态。如果根据产业安全度来刻画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安全状态，大体上可以区分为绝对安全产业、相对安全产业和相对不安全产业三种类型（参见表1）。

      如果某一产业部处于绝对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对该产业部门具有控制力，不仅控制该产业技术标准，拥有该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且因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的领先优势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如果某一产业部处于相对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一定的竞争优势，能够参与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影响主导产品定价。如果某一产业部处于相对不安全状态，则意味着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在主导产品的定价权方面，仅仅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在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从程度上来分析，产业控制力是产业安全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实现产业安全的核心力量。

      从某一主权国家的角度出发，民族资本对产业安全的控制力，通常是沿着产业的相对不安全、产业的相对安全和产业的绝对安全这一基本路径实现的；而主权国家丧失对产业安全的控制，反过来又是沿着产业的绝对安全、产业的相对安全和产业的相对不安全这一基本路径完成的。以产业安全的实现轨迹为例，一个国家因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积累以及资源的获取方式所产生的低成本优势，会在某一产业部门形成比较优势。在产业成长初期，本国的民族资本通常受本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等保护，尽管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长期博弈中，无法影响该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产业安全基础相当脆弱。如果发展顺利，得益于持续创新所形成的高层次竞争优势不断积累与增强，本国民族资本在该产业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进而能够影响甚至主导产品的定价权。竞争优势的积累，尤其是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中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技术标准等不断增多，最终实现对该产业主导产品定价权的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财富的流向、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如图1所示）。

      

      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所构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便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亦无必要追求所有产业门类的绝对安全。国家通常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来制定或调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就大部分国家而言，以放弃个别产业控制权的代价来换取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最大利益，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有效的策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业安全层次取决于主权国家对该产业部门的定位。国家对本国民族资本在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的控制力尤其关切，这也是实现民族产业安全的核心内容。在多数情况下，本国民族资本对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实现了控制，意味着该国有效地维护了产业安全。

      

      

      基于一个主权国家产业体系的控制力考察，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霸权国家，在产业的控制力的实现上亦具有层次性，即部分产业中的产品需求主要依赖于进口，不具有控制力；对一些产业的关键环节或模块具有控制力，即相对控制力；而对一些命脉性、支柱性、战略性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追求绝对控制力（参见表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加强的同时，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增强。各国厂商为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布局，由此形成了各种经济组织，跨国公司成为强势的市场主体，垂直一体化、虚拟企业等成为重要的生产样式。在这一全球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的网络旗舰企业大多是强势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即控制着特定产业的主导产品概念的创设、产品标准的设定以及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东道国当地供应商中的高层次级供应商主要承接旗舰企业与低层级供应商之间的中介活动，低层级供应商绝大多数位于低工资的制造区域。这一全球分工态势和生产体系虽然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强势国家依然控制着关系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与战略产业，以及重要产业的“微笑曲线”的两端；但由于“温特制”等生产体制的日渐成熟，一些产业的价值链被分解为诸多模块，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像中国这样的产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已日益参与这些产业链某一模块或节点的研发和生产，进而对这些产业的某一模块或节点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一个国家也可能在某些不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的价值链中的某些模块或节点具有一定的产业竞争力，甚至是产业控制力。，就后发国家而言，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目标中，应该舍弃将资源过多投入部分产业，转而追求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实现。在战略上，可以以分阶段地提升本国民族资本对命脉性、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的绝对控制力为目标。在战术上，对于本国民族资本具有竞争优势或者能够通过创新提升高层次竞争力的重要产业领域，以及发达国家的部分控制力较为薄弱的环节，以关键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为目标，实现产业相对控制力；而对于对本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不明显的传统产业，或国际竞争激烈且产业技术落后的产业，或产业关联性较小的一般性产业，以及依赖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不以追求控制力为目标。

      考察基于单一产业链的产业控制力，可以看到关键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的重要性。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一个主权国家对某一产业控制力的实现通常是经历从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到关键生产环节控制力，再到整体产业链的控制力这一递进的台阶而实现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体系中，可以区分为上游的特种钢材、模具等生产，中游的机床生产加工，下游的各种装备整机制造等不同的次一级产业门类，其中核心的生产环节是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生产，尤以数控机床最为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生产的数控机床的水平，代表了该国的工业水平，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摆脱对外依赖、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智能机器、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产业的勃兴，离不开数控机床的基础作用，因而对数控机床生产能力与生产潜力的争夺，历来是工业化国家的重心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交往、经济依赖与经济竞争均在不同程度地强化，我国的民族资本在国际上不仅面临着欧美强势国家的压迫式竞争，也面临着诸如“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的排他式竞争，更面临着要素成本更低的迈向工业化进程的后发国家的挑战式竞争，尽管我国依然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目标困难重重。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需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进而把维护关系我国经济安全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具有先导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提升控制力的主要目标，以实现绝对产业控制力为目标，按照单一产业链的产业控制力作用层次逐级实现绝对产业安全；对于传统产业中的优势产业和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可以以实现其中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为目标，实现相对产业安全；对于传统产业中的劣势产业、技术含量较低的竞争性产业等，可以按照市场退出机制的要求，逐步退出。

      然而，由资本所有者主导产业控制力的格局，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受到强力冲击。在数字化技术的强力推动下，跨界与融合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并以此通过改变特定产业主导产品的定价权而形成产业控制力，这实际上在21世纪初期随着“温特制”生产体系的确立就已现端倪了。与传统追求产业控制力的方式相比，基于“温特制”生产体系的产业控制力，已经显露出技术标准体系的主导力量，产业技术标准一旦确立，就成为牵引资本投向的最终力量，进而形成体系控制力。总体而言，当下展现出来的产业控制力转向，主要有如下趋势值得思考与研究。

      一是从产业门类控制力转向优势产业控制力。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形式转为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为主，加速了生产过程的直接国际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联系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类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尽管跨国公司在生产新技术方面并没有多大的优势（小型创新型企业反而表现出色），但在新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却优势明显。正是技术所有权的国际化，造成了跨国公司生产和营销的优势。（20）诸多大型跨国公司奉行多角化战略，通过大规模并购等方式将触角跨越几个标准产业分类（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fication），并通过加大对高回报产业领域主导产品的研发、渠道、商业模式等投入来实行价格控制，进而主导上述产业门类的发展。然而9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呈现出新的态势，垄断竞争与竞争合作并存，竞争规模日益膨胀。尽管部分跨国公司继续寻求新的管理、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组织形式，通过建立扁平化的科层组织和关联企业的网络关系，以增强对市场快速变化的适应能力。但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企业资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多角化战略分散和削弱了一些企业的核心能力，加大了资本沉淀的风险，并且在降低成本方面亦收效甚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拖累公司业绩的包袱。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后，大型跨国公司纷纷重组资产结构，出售非核心业务，更多地专注于自身的传统优势产业的纵向布局。“温特制”生产体系确立主导地位后，基于产业技术标准的模块化生产格局，领头企业通过控制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有可能占有产业链的红利。事实上，发达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控制力的实现，就是通过把持重大产业标准的制定权来完成的。强势国家的优势企业，倚仗领先技术发起、主导甚至操纵重大技术标准的制定或修改，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利己的产业技术标准来谋求将技术优势及其营利模式制度化、定式化。强势国家对重大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往往演变为标准沙文主义或标准霸权主义，挤压后发国家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并“合理”地榨取利润。

      二是从整个产业链控制力转向关键性环节的控制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资源结构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企业竞争方式的改变，追求双赢或多赢的合作竞争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举措，跨国并购、构建战略联盟、外包等成为主流的竞争方式。此外，新技术、新的生产样式的出现也对企业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即使是资产规模和资本回报率较高的跨国公司，普遍难以或亦无必要承受追求产业链完整所支付的巨大的沉淀成本。事实上，由美欧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深入财富创造与分配过程。在产业标准的强制下，（21）产业链可以分解为接口统一的若干生产环节，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生产环节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不同。由此，大型跨国公司基于自身能力和全球竞争态势的演变，采用制造业务外包和服务外包的方式，打造基于其核心能力的全球生产体系，客观上也将后发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网”。（22）标准化大生产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更具有柔性，专业化的外包和分包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样式，不仅被大型跨国公司奉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宝典，而且为广大后发国家所认可、接受甚至欢迎，因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只有跻身为产业链某些生产环节的生产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中心—外围”这一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开端。（23）无论如何，就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可以将更多、更优质的资源聚集于产业链的关键性环节，通过产业标准设定、价格控制、业务区分、外包竞争等方式来实现对产业链关键性环节的控制，从而完成产业控制力实现方式的转向（24）。

      三是从产业一体化控制力转向分散化控制力。垂直一体化和公司内贸易是描述跨国公司全球实力的重要因素。21世纪之交，垂直一体化是大型跨国公司实现产业控制力的重要营利模式，伴随着垂直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并购强化了大型跨国公司推行产业一体化控制的信心，由此带来的是公司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曾高达70%以上。然而，产业一体化控制所造成的战线拉长、资源分散且消耗过大，导致部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模糊化，消解竞争优势。这促使企业重新反思核心能力。随着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在产业门类和产品种类上的差异，使得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低成本地整合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价值链上或同一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实行专业化分工，在标准接口的基础上实现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推动生产力分散到各个工业化国家或后发国家。这种分散化的离岸生产趋势使得传统的商品或服务贸易包含了不同层级、源于不同（国家）生产基地的中间品的叠加，这不仅意味着基于产业链的财富创造活动遍布全球，而且意味着全球的财富流动已联结成一个互通的网络，还意味着大型跨国公司实现控制权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可以轻易地通过控制产业链的节点来操纵分散化的财富的流向，而这种财富流动是以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产业链的名义展开的。

      四是从资本控制力转向基于资本的体系控制力。在推崇标准化大生产的规模经济思维范式下，基于资本所有权的生产体制中，生产主导力量被资本所占据，生产的组合方式、劳动力与其他要素的比例关系或结合方式，均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技术无法取得独立的市场地位，技术价值的实现只能取决于资本对技术的消费，即技术依附于资本而生存：技术贸易可以理解为资本对技术或资本所有权对技术所有权的交易；技术参股可以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对技术所有权的部分让渡；诸多风险投资模式亦是资本对技术的扶持或项目交易；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直接效应之一便是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因此，强大的资本实力是传统意义上大型跨国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保障。（25）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展示的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统治的格局。接口制式、界面平台、互联网络、配送系统等硬件因素，产品概念、技术标准、协议、操作系统、大数据处理等软件因素，无不凸显技术的主导作用；产品设计、产品测试、用户体验及反馈等，使得大行其道的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很高的技术手段基础上。高技术所有者很容易发起设立新的企业，企业的估值取决于企业主导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其成长性；传统优势企业的转型升级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力量。在非连续、非线性的动态竞争环境下，单纯的技术或资本作为交易对方的样式已经被进步的生产力所抛弃，技术与资本以从未如此紧密的方式聚合为一种体系结构，而且这一体系结构可以获取超经济的红利。由此，战线漫长、包袱沉重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单纯的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无法巩固传统的优势，而且面对众多轻资产的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围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财务状况。基于资本的体系控制力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产业链控制的目标，例如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温特制”生产样式就是以模块化为基础，“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的，（26）这一集成的体系控制力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资本所有者把握产业控制力的新手段，像苹果、谷歌、华为等企业均获益良多。

      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产业升级模式正在形成，促使全球产业链正从地缘时代“区域性分割”的分工式结构向网络时代“全球化枢纽”的互动式结构转型与演化。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自组织、智慧城市等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愈来愈专业化、精细化和末端化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标准化生产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后的产物，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居于各自的节点而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信息流的传递、处理和反馈，能够大幅度提高信息流动速度和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在这一基础上，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核心的经济资源，实现了产业控制力和财富获取方式的上述转向，值得深思与借鉴。

      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由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巨大冲击与挑战。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当高成本的瓶颈制约逐渐产生压迫式影响后，尤其是外围经济持续低迷，我国众多企业开始陷入增长困境。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使得加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居于重要地位，至今未能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轨道，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上，“中国制造”的产品最终定价权依然操纵在跨国公司手中，而且有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危险。有研究显示，iPhone4的大部分价值（80.05美元）都是在韩国创造的，韩国供应了该产品两个最昂贵的零件——显示板和存储芯片，而中国仅为整部iPhone4贡献了6.54美元的价值。（27）因此，依赖于低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低技术含量的加工产业的传统思路已经难以为继，转变高成本经济增长模式迫在眉睫。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性导致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知识和技术积累能力的自增强机制使后者落入始终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中。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使不考虑西方因战略围堵而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采取压制手段的因素，缺乏领先的技术能力，无法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有利地位，无法掌握主导产品的定价权，是多数高新技术企业的软肋。

      并且，尽管后发国家的民族资本可以借助于低层次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体制变革，其产业能力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如加工贸易）逐步向高效率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演变，甚至控制了市场份额很大的某些加工制造模块或节点，一如有论者在数年前的研究认为的那样，直接对主导厂商产生了“逆向控制”（28）。但事实上，这种“逆向控制”的优势并不显著且易变。一则模块或节点供应商提高了议价能力也不意味着能够逼迫主导厂商修改产业技术标准，“逆向控制”的前提是遵从产业技术标准和产品概念元素。二则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发展，主导厂商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由此，大型跨国公司所依赖的技术标准的出台与强制实施，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对产业控制力形成正反馈，最终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有效控制。事实上，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由于产业控制力目标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决定了实现产业控制力的方式或途径也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在当前的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中，可以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等现代产业体系的全球分工，深度融入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全球生产体系，争取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由对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升级为对关键制造环节和研发等高端环节的控制。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通过模仿、引进与创新，实现将先进的产业技术与先进的制造模式、生产体制的匹配与耦合，是实现某些重要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核心模块或环节的控制力的关键因素。如果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达到一定高度，能够积极跟踪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标准制定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标准制定，将极大地提升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在该产业主导产品定价权的谈判力，从而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由此，该国民族资本对该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并向产业链中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延伸，进而为增强在关键生产环节或模块的控制力创造有利条件。

      三、从模块到主导产业：后发国家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目标构想

      世界财富总是由弱势国家流向强权国家。这种强权并不单纯指政治或者军事主导权，而是指一种“国际产权”的控制与分配。事实上，在某一领域或者某几个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已经无法稳定有效把握持续发展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给全球生产体系带来重大的挑战，由此，适时调整或制定与这一变革相匹配的发展战略成为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谋求后危机时代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获取产业控制权是未来先导产业战略升级的核心目标。就后发国家而言，这种产业控制权尤其重要：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导致后发国家总体上进入高成本增长时代，经济发展越发受制于资源的供给状况、金融环境的承受能力和政策走向，突破要素价格瓶颈和初级要素依赖，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和高质量低成本的经济增长已是当务之急。二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金融业的相对薄弱，财富分配被剥削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如果能通过战略性先导产业（群）的跨越发展，获取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的控制权，则是民族资本实现某种程度的产业竞争优势较为理想的路径。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丰富，但至少意味着“世界工厂”这一生产样式面临转型，大体有阶段性推进的三个目标。

      短期目标——民族资本谋求重要产业的关键生产模块的控制权。尽管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但中国整体竞争优势显著的依然是制造业。长期以来，规模经济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苹果、小米等企业的成功意味着品牌公司拥有更大的权力，但由于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的矛盾，迫使标准化生产来迎合多样化需求，催生了以用户为导向的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设计。现已大行其道的新标准化生产形成了满足不同需求的生产模块，在“温特制”平台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协议）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过程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再整合为更复杂的系统。分解与整合均遵守既定的规则（协议），其对象是具有标准接口的生产模块。控制关键生产模块，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关键生产模块，是民族资本的努力方向，需要不断克服价值链低端的自我锁闭，努力发展基于以信息技术和柔性智能技术为主导的先进制造技术，更新柔性化、虚拟化的生产组织结构。

      中期目标——民族资本谋求新兴产业主导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权。主导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权是产业控制力的核心。新兴产业通常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其产品和服务具有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生态友好等优势，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由于原发性创新的薄弱，许多新兴产业如风能、光伏等产业陷入“不新”“不兴”的境地。在微观层面，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支撑，即使像发达国家那样推广采用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等信息化系统，也无法做到企业管理与新产品研发的精细化、高效化。国家适时调整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利用经济手段动员更多资源投入，有助于提升民族资本在新兴产业上的话语权。

      远期目标——民族资本谋求主导战略产业标准的制定权，影响国际贸易、商业规则。全球财富分配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缘于战略产业标准制定权的丧失。无论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还是大规模定制化生产，产业标准设定了连接不同模块的接口的规则（协议），控制战略产业的标准制定权，等于控制了战略产业群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命脉。而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贸易、商业规则，是强权国家攫取全球财富的隐性手段。可以预见，围绕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权与国际商事规则的争夺将异常激烈。尤其是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化的装备制造业、高附加值终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先优势，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与制造业中心分离的趋势日益显著的条件下，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新中心的转型，迫切需要解决原发性创新的薄弱导致主导产品的自有知识产权率不高，核心技术、关键专用性设备依赖引进等问题，抢占价值链的高端，控制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经由“一带一路”推动产能转移，发展海外制造基地，更深层地影响国际市场。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依赖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在整个生产中的价值和地位，附着网络的枢纽的裂变，新生产组织方式在结构上更加扁平，智慧工厂、先进制造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等将形成又一轮“时空压缩”。尽管去中心化与极化同时存在，但主导模块接口的力量在于能够以标准（协议）整合各种资源，尤其是原发性的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变革的力量，能够通过制定产业技术标准来形成保护性的技术壁垒，以阻止竞争者的挑战。拥有赢得控制权的必然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企业。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来引进和移植先发国家的成熟制造产业技术或成熟的制造业，即通过引进模仿推动本国产业结构转换，理论上可以省略或缩短制造业结构转换的某些阶段，但实际只是产业结构存量比例快速重置或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并非实质性的制造业转型与升级。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技术时滞的客观或主观存在，本国制造业技术的吸纳能力与先进技术的势差造成的阻抗，必将导致其过于依赖国外的资本、技术以及相关的生产组织体系。这不仅易使本国经济陷入依附性和边缘化，而且会阻碍国内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最终形成并始终不能摆脱与先发国家间“轮与轴”的不平等关系（29）。因此，就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产品，华为的成功很能说明这一实质，以创新推动创新，有助于形成一个核心技术群。围绕这一核心技术群，能够孵化出众多科技型企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资本的知识创新重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方向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二者的融合，将产业链改造为创新链。另一个前景较光明的领域是智能化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建设。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物联网既是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更是技术对生产样式的一次改造。云计算、定位与导航、智能交通、自主可控、即时物流等关键技术的所揭示的是财富流动的可控性。据赛迪顾问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物联网的市场规模达到7500亿元以上，且将以30%的年复合增长率继续扩张，物联网产业必将是产业竞争优势升级的突破口。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智慧城市的网络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智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及智慧产业的产生，也促成智能电网、智慧物流和智慧生产的实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和产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高效的现代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支撑之一，其可以突破传统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产品竞争力和收益上的跃升瓶颈。智能城市旗下的电子商务及物流业将实现从传统服务业经营管理模式向服务外包、高端商务、现代商贸与现代金融为代表的现代化智能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四、结论与启示

      既有的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体系在信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已出现调整的迹象，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流程与生产工序分解为若干具有逻辑关系的生产节点，以设定的标准在世界各地选择各个生产节点的最优生产条件，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产业链在全球的延伸，将获取财富的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民族企业在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依赖于要素成本的传统优势制造能力已越来越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和挤压（30），如果无法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增进控制力，就无法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从价值理念和技术手段上改变全球产业链的基础。分布式能源结构、3D打印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走向前台，生产过程扁平化、去中心化趋势日益显著，正在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样式，正在并将持续影响和冲击着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但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与经济秩序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基于标准的产业控制力与财富流动、产业控制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没有改变，健全现代产业体系，谋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权是中国民族资本之于“中国梦”的历史责任。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直接硬对抗时代的落幕，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相对于标准体系的硬约束，文化与文化认同是一种更加柔和的软性约束。文化认同具有显著的渗透性、示范性、指代性等特征，能够深层次持续性地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与文化认同相关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更是稳定地左右着人的行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商事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注脚，是将后发国家压制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重要枷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进，民族资本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在事实上推动着国际商事规则的调整与完善，在国家层面上也在为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财富分配格局而努力。

      对产业控制力的把握应立足开放条件下的全球生产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广大后发国家日益嵌入全球价值链。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全球市场配置生产资源，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产业链提供了可能。从全球产业链到全球创新链，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为支撑。201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0%，虽然仍落后于德国（3.0%）、法国（2.3%）、荷兰（2.2%），但已超过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1.7%）、西班牙和意大利（各1.3%）。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这一比例达到2.5%。高研发投入也产生成果，中国2012年专利申请数量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30）中国的民族资本谋求产业控制力意味着更加积极地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有效地促进全球生产体系的完善与繁荣，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为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内核、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准备条件。

      ①Katz Farrell,"Innovation,Rent Extraction,and Integration in Systems Market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Dec,2000.

      ②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③张明之：《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3期。

      ④许正、钮菊生：《中国—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及路径构建》，载《求索》2014年第7期。

      ⑤张明之：《“世界工厂”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185页。

      ⑥Alfred D.Chandler,"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6,No.3,1992,pp.79-100.

      ⑦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⑧保罗·麦基里：《制造业数字化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载《经济参考报》2012年6月21日。

      ⑨陈永正：《论当代活劳动形式》，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⑩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1）Robert Pollin and Dean Baker,"Reindustrializing America:A Proposal for Reviving U.S.Manufacturing and Creating Millions of Good Jobs," New Labor Forum,Vol.19,No.2,Spring 2010,pp.17-34.

      （12）Martin Neil Baily,"Adjusting to China:A Challenge to the U.S.Manufacturing Sector," Brookings,No.179,January 2011.

      （13）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nd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Securing Our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February 2011.

      （14）张晓鸣：《再工业化浪潮涌动》，载《文汇报》2012年6月10日。

      （15）张明之：《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3期。

      （16）《专家视角：中国如何迎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25日。

      （17）吕铁、贺俊、黄阳华：《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更可能享受新国际分工的红利》，载《中国经济导报》2012年9月15日。

      （18）杰夫·代尔：《亚洲崛起动摇“美国治下的和平”》，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965#utm_campaign=1P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19）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20）阿兰·格鲁曼：《全球化的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页。

      （21）例如，在机械制造业中，互换的标准件最高已超过85%。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23）车玉玲：《超越资本与空间生产的历史限度》，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4）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样式亦是新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由于存在着战略缺口（strategic gap），即跨国公司依靠自身力量所能取得的市场效益与其战略目标之间总存在一个缺口，这一战略缺口促使跨国公司由单纯的自我发展（go-it-alone）转为寻求联合（look-for-alliance）。参见Tyebee,T.T."Japan Joint Venture in the U.S.," in F.Contractor,P.Lorange（eds）.Cooperation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Lexington Books,1988.

      （25）唐正东：《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复杂化》，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6）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27）加里·格里菲：《世界为何突然关注全球供应链》，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

      （28）朱有为、张向阳：《价值链模块化、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9期。

      （29）张明之：《“世界工厂”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30）制造业的萎缩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在汽油、燃料和电力等价格上原本已大大低于中国，工业用电价格是中国的一半不到，天然气成本是中国的17，物流成本略超中国的一半。参见http://www.ceocio.com.cn/news/society/2014-12-09/146614.shtml.

      （31）德媒：《中国复制西方技术时代结束重回科技强国》，载《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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