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意识的视角观照曹禺悲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视角论文,人物形象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6-0119-04
曹禺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作品中塑造了蘩漪、 侍萍、四凤、陈白露、花金子、瑞珏、愫芳等一批性格鲜明生动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女 性形象。其中侍萍、四凤、花金子、瑞珏、愫芳等与蘩漪、陈白露等相比较，作者在对 这些人物形象进行艺术表现时，其视角上存在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 型的女性形象，而后者则属于传统文化的异类女性形象。正是这类女性形象值得我们以 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其予以观照，值得我们用异于传统文化的眼光去探测作者在塑造这类 女性人物时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识，去展示作家对固有文化的省察和破解，以及对建 立新型文化的焦虑和渴望，对女性生命、情感世界的钟情眷顾和殷切关爱。
女权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两性差别)不仅是两性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中不平等的根源 ，而且是男性中心社会知识、话语体系构成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 会秩序，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是主体，他拥有政治、文化等的生产权、使用权， 而且同时拥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女性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意识形态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也应拥有同等的 权利，女性要以鲜明的性别意识与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相抗争，以求平分社会生存空间 和话语权利，甚至走向极端地提出推翻现存的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这反映了女性经历 了漫长的个性、心理压抑历史后而表现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曹禺在其戏剧中表现出的 对女权思想的认同进而塑造出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并无确切的证据能说明 其明显地系统地接受女权思想的影响，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曹禺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 到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女性的挤压、迫害，对女性权利的侵害，而从人 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宽厚的人文情怀给予关注，无意识地顺应、附和了女权主义的主张 ，与女权主义走到了一起。由于这样，曹禺在其剧作中对并无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女性人 物如侍萍、愫芳、瑞珏、花金子等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抨击世道的险恶和不公，对女性 身心的戕害、摧残、蹂躏，更通过蘩漪、陈白露等女性意识强烈的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 ，表达了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主宰世界的社会秩序、传统文化思想 和道德对女性的绞杀和非人道，对女性自由、民主权利的践踏和无视，以唤起人们对女 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重建适宜于女性个性自由发 展、享有自主的话语权利的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蘩漪是曹禺笔下最具女性意识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但这种女性意识特别强烈的人物却 由于社会、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其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历史内容 看，20世纪初的中国，统治、支配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尤其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规范的依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主宰天下、男性为上，女 性被视为下贱的，是被动的、服从的、处于附属地位的、不享有话语权利的并被排除在 男性视野之外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秩序。在妇女问题上，以“夫为 妻纲”为核心，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制定了一整套扼杀妇女人身自由的枷锁和链条。
在世俗生活中，礼教就代表着传统道德，就是传统道德的象征。[1](P223-224)在这种 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秩序下，自然就形成了代表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男权对妇女的支配 、控制、压迫和奴役。周朴园认同、皈依了封建规范秩序，并成为家庭生活中封建规范 秩序的权力代表及忠实的维护者、实行者。
在周朴园看来，他是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得违抗。蘩漪作为妻子应该“ 从”于他，附属于、服从于他，做到百依百顺，惟命是从，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儿子们也应绝对服从于他的家长权威。因此，在逼蘩漪“喝药”一幕情节中，他不仅 让蘩漪“做个服从的榜样”，而且不允许儿子有任何表达自己意愿的声音、申辩自己理 由而冒犯其威严的自由。
曹禺并没有按照传统文化思想意识把蘩漪塑造成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和礼教要求的女性 形象。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标准，女性应安于生活在家庭内，这是 属于她们的天地，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家庭中理应从属于男性 尤其是自己的丈夫，遵从由男性社会制定的一套关于女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善 良、体贴、温柔、贞洁、顺从、忍耐、奉献、牺牲等，尽相夫教子的义务。这些都是由 男性来制定而且是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这个狭小的活动空间的并成为衡量一个女性好坏善 恶的社会标准。曹禺却以自己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人物形象颠覆了这一标准。
周朴园按照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妻子，言听计从，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希 望妻子能维护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做个“贤内助”。可是蘩漪是个“聪明、美丽却 有‘叛逆性’的女性”，“也是‘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2](P365 )，她满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和对美满婚姻的渴望来到周公馆，原以为自己寻到了一位 梦中的“白马王子”、“如意郎君”，她失望了，她要求人格独立，夫妻平等；决不驯 从，不愿做附庸和奴隶；追求一种有爱的婚姻。她决不甘心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做一个 没有自己的追求、梦想，泯灭自己的个性的如周朴园“所企望的那样百依百顺的旧式花 瓶”[2]。作者在蘩漪与周朴园的激烈冲突中，展示了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
蘩漪18年前被周朴园“骗到”周家。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到：蘩漪在嫁到周家之前，作 为“‘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很自然会受到当时从西方潮水般涌 来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西方的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自由、平 等、博爱，尤其男女两性之间更应体现出平等的思想、爱情的自由和对以感情为基础的 婚姻的渴慕，可以说，蘩漪带着一个女性对未来的憧憬、对爱情婚姻的幻想来到周公馆 。来到周家之后，她发现周朴园并非其意中的如意郎君、白马王子，想象的期望值与现 实的反差残酷地摧毁了蘩漪的所有幻想，她与周朴园名为夫妻，却形同路人，实为一对 怨偶。这18年，不仅销蚀了蘩漪的全部青春及其冲动和美丽的梦想，而且周公馆像一口 黑暗无边的残酷的“井”，压抑、磨灭了蘩漪以往的热情和锐气，但这并未能彻底击垮 由西方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 渴慕自由、平等、博爱等构筑起精神意识的堡垒，这些精神、意识在现实的强力挤压下 ，反而更加深深地植根于内心深处，并不断以个性化的形式得到凸显，表现出对以周朴 园为代表的男权中心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冲击。
蘩漪目睹了周公馆种种家庭罪恶，也认清了周朴园“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 的好人物”丑恶的真面目。周朴园的专制、凶横把她“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这也激起了她的绝地反击——蔑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现存的封建思想 道德观念和社会道德秩序、礼教规范，大胆地与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几近疯狂地反抗 。
当她把自己生命、荣誉和未来的赌注全部压在周萍这棵救命稻草上时，周萍的作为— —他为自己与继母的乱伦关系，感到害怕、恐惧而后悔时，想不负责任地抛弃被其勾引 而走上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罪恶之途的继母，(实际上也没有能力 负起这份责任)，携四凤逃离令自己深厌的周公馆，摆脱梦魇的折磨——令其非常失望 ，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憎恶和幽怨，向男权世界宣告：“人家说一 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3](P63)“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 悔过。”[3](P64)“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3](P65)蘩漪的呐喊声，仿佛是子君 ：“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声的回响，从蘩漪的身上我们依稀 能看到当年莎菲渐渐远去的身影。
蘩漪见劝阻周萍无效时，她无奈而又阴狠地正告周萍道：“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 ，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指周冲——作者注)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 不是周朴园的妻子。”[3](P66)“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侮，你可以想一 想。”[3](P67)这暗示着蘩漪在男权强大的压力下将要进行的绝力抗争，要与周氏父子 为代表的男性中心的社会拼个鱼死网破。
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充分展示更突出表现在其与周朴园的直接正面矛盾冲突中。蘩 漪与周朴园的矛盾冲突除了上述周朴园的专制、横蛮对蘩漪的压抑、摧残和戕害，禁锢 、窒息了蘩漪的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追求外，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情 感、生理需求等方面。周朴园娶蘩漪与其内心深处的心灵需求和情感需求有关。他希望 蘩漪是“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更向往在蘩漪身上复活30年前的那位美丽、贤惠、顺 从、温柔又体贴的梅侍萍，使他对梅小姐的思念现实化。而蘩漪是个“任性，傲慢，完 全生活在爱的情感中”[3]的决不驯服、顺从的追求人格独立、夫妻平等的接受新思想 影响的资产阶级女性，他无法从蘩漪那里实现自己的愿望，无法得到心理、精神、情感 的满足，觉得“蘩漪总是有形无形地和他的思想、习惯与为人的方法有抵触”，他也失 望了，便“对她冷淡起来”。[2]。蘩漪希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爱”的满足，“而这个 ‘爱’是在比她岁数大得多的周朴园的身上得不到的”。[2]由于侍萍的影子一直徘徊 在周朴园的心灵深处，更由于两人年龄相差20岁的悬殊差距(18岁嫁于周朴园，现今也 仅35岁，周朴园现时已55岁)，所以，两人对性爱满足的要求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再 加上蘩漪“不大和一般阔太太小姐们往来”[2]，生活环境空间特别狭小，生活内容十 分单调、枯燥乏味，尤其她还比较年轻，所以，性爱生活几乎成为了她生活的惟一内容 ，从情感需求、生理需求讲，也就显得特别饥渴，非常强烈，这些是作为丈夫的周朴园 无法理解的，也不愿去理解、体谅的，更谈不上满足其需求。他对蘩漪的“冷淡”，尤 其是性爱的“冷淡”，使蘩漪陷入极度的压抑之中。这不仅使蘩漪因无法满足情感、性 爱需求而变得更固执，更暴烈，在其潜意识中不断蓄积因压抑而形成的情感、性爱需求 如地下熔岩，不断汇聚巨大的能量，直至最终彻底爆发——不惜背水一战、决绝反抗： 与周萍乱伦以及当众揭穿周朴园的丑恶嘴脸。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蘩漪的痛苦并非来自于物质享受方面， 而是来自情感、心灵、精神世界和生理欲求。由于双方对对方的失望，而各自获得的是 变本加厉地施加于对方的报复性惩罚和激烈的对抗。在这个交锋过程中，从《雷雨》第 一幕“喝药”一场戏的情景我们就可以感知到蘩漪过去18年的精神煎熬的痛苦，以及蘩 漪人格独立、个性张扬和追求作为一个女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的希冀渐被泯灭，销蚀 荡尽的屈辱历史。尤其在遭到周萍始乱终弃之后，她的女性意识彻然醒悟，她对周朴园 也一改过去的忍辱屈从，表现得不卑不亢，甚至不屑一顾，凌然傲视。在第四幕中，面 对周朴园的责问和训斥，她或者置若罔闻，或者厉声反击。在蘩漪一手导演的人生悲剧 和掀起的这场狂涛巨澜中周朴园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而最后崩解 。在与侍萍的冲突过后他的精神再度陷入孤独苦闷之中，内心还升起了从来没有过的无 限恐惧，这预示着男权中心的现存的封建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秩序即将遭到覆灭的命运 。
陈白露可以看成是蘩漪形象在家庭外的另一种演绎。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家庭。 自幼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意，有着一个女孩子的纯洁的心灵。她有爱霜的癖好， 聪明、爱美、骄傲、任性，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当过社交明星。这些都给了她以 自信，这种教育也为她输入了新思想血液，培植了女性意识的底色，为她被抛入社会后 把自由、独立看做与生命等值提供了前提条件。父亲的死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从此， 她便开始了人生和精神的漂泊。她在失去经济来源后，一个人单枪匹马去闯世界，当了 电影明星，还当了红舞女。她的成功使她自信，更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也放大了成功 后的个人的价值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正是在她成功的背后蕴含着悲剧。她把自己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个人奋斗，而没有看 到别人对她的利用，她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寄食于这个丑恶的、堕落的社会，自己把自己 卖给了这个没有人性、没有自由的社会，而陷入一种盲目的个人迷醉。在自信作为精神 支撑的情况下，她还葆有一个女性对爱情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她与诗人结了婚。但由于 思想、性格、爱情观念的分歧，孩子也死了，她和诗人就各自追寻自己的希望去了。陈 白露成了一个“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也走上了一条堕落的道路。她本性不愿如此，但 又不能不如此，而且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方达生的到来唤醒了她竹均时代的灵魂，使 她兴奋，内心无比激荡，却又彷徨、矛盾。她痛苦地感到现实的屈辱和黑暗的处境，“ 自由”已离她远去，她已无法摆脱对潘月亭、张乔治等的钱袋的依赖，这个金钱统治的 世界已彻底地腐蚀了她的灵魂。救小东西的失败，使她看到了以金八为首的黑暗势力的 强大，粉碎了的她的自信，深深地触动了她的灵魂。同时她从翠喜等妓女身上也看到了 自己将来的结局，她的精神矛盾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她对环境彻底厌倦，对自己的 生活彻底失望，对这个社会也彻底绝望了。她选择了死，结束了她的精神漂泊。
剧作在对陈白露的心路里程的展示中，我们能感受到陈白露积存在心灵深处的对自由 的向往和呼唤。她爱霜，因为它纯洁无瑕。每逢看到太阳生起，便有一种莫名的惊喜和 兴奋。这是潘月亭之流所无法感知的。太阳、春天、雀噪声，那是希望，那是自由，多 么令人神往啊!她骄傲地吟诵着“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 。”这是对自由的渴慕，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肯定的宣言，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昭示。 这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少有的。
可是，自由在哪里?陈白露反复自问：“哪儿有自由?”为了获得有限的自由，她却付 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也正是为了这种自由，她无法摆脱对金钱世界的依赖，为自己套 上了不自由的枷锁，使自己成为“金丝笼中的鸟”，失去了自由飞翔的天地。
陈白露不论是挣扎、反抗也好，一味沉沦、堕落也罢，都没有什么出路可言，不外乎 鲁迅先生早已十分清楚地分析过的那样：娜拉出走以后不外乎两条路，一是堕落；一是 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陈白露也无法逃脱这个宿命——以男性为中心形成的政治、文化、 伦理、道德等织就了一张天网，牢牢地罩在女性身上，她们或为奴隶，或为花瓶、玩偶 ，或为性的工具，自由、独立是水中月、镜中花，平等、民主是乌托邦、天方夜谭，社 会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不彻底改变，政治、经济、民主的权利不能共同平 等享有，子君、莎菲、蘩漪、陈白露等就永远不能打破这种宿命。
曹禺以人道主义的情怀，站在女权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与当时许多作家不同的是，曹禺不把对女性命运展示主要放在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冲 突中，而是更重视对其内在思想、情感以及意识的表现。蘩漪、陈白露等潜藏在内心深 处的是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独立及人格尊严的强烈呼唤，对自己试图掌握自 身命运的执著追求，她们并没有更高的要求，仅仅是希望活得像一个人，一个拥有真正 爱的人，爱得充实，有生气，有生命的活力。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面对严重的不 公平的生存法则，她们显得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弱小，她们的命运只能如无根的飘蓬、 断线的风筝，残酷的男权专制的社会现实像一只巨大的魔掌揉碎了她们的梦想和希望。 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丑恶的守旧的专制的闭锁的世道决定了她们的生存以及结局 的悲剧性。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女性内心世界的丰富展现和对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的充 分揭示，表达了对这个不公道的社会的强烈的谴责和抨击，以及对建立新型思想、文化 、道德秩序的焦虑和渴望、对女性生命、情感世界的钟情眷顾和殷切关爱[4]。
当然，剧作对蘩漪和陈白露女性意识的张扬和凸显，并不是说可以无视其自身的局限 。蘩漪和陈白露们，都存在明显的弱点，比如，生活空间和视野过于狭小，在自身遇到 困境时，无法寻找到有力的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同时更无法接 触、汲取先进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使自己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些都会制约、束缚她 们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利于抗击险恶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对她们的挤压、摧残， 争取更好的前途。
收稿日期：200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