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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1)03-0082-04
敦煌文学是保存在敦煌文书中的文学，并不是有记载以来，尤其是西汉建立敦煌郡以来的文学，这是首先应当明确的。敦煌遗书中的文学基本上是唐、五代至宋初大约四百年间的文学，此前在敦煌一带流传的文学是它的源头，此后在敦煌一带流行的是它的流变。追源讨流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所以本文简单追溯敦煌文学的上源，并对在宋以后的嬗变略作论述。
一、简牍所见两汉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
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前，敦煌一带主要活动的是塞中胡人、乌孙人、月氏人和匈奴人，他们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我们不得而知。西汉“设四郡，据两关”以后，中原文化比较快地进入河西走廊。两汉时期传世文献对敦煌地区文学的记载很少，倒是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中零星地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文学，使我们得以窥见敦煌地区文学之一斑。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挖掘出了一批汉简，其中有一首七言诗：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
从恣蒙水诚(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转扬波。
辟柱槙到(颠倒)忘相加，天门徕(狭)小路彭池。
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诲兮诚难过。
1931年，张凤先生《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将这首诗拟题为“风雨诗”，学者多从之。①但诗中虽然出现了“风”字，并没有出现“雨”字，且全诗没有写到风雨，所以李正宇先生改拟题为“教诲诗”。②诗的开头两句写乌云密布，狂风卷沙，不见日月。接着两句写洪水泛滥，大地一片汪洋。“从恣”即纵恣，无所顾忌。“蒙水”，李零释为水名，在崦嵫山下。“州流”，同“周流”，谓洪水四处流泄。“辟柱”两句写人间是非颠倒，赏罚不公，天门狭小，仕途险恶。“辟柱”是国家之柱。“槙到”即“颠倒”。“徕”为“狭”之讹。“彭池”即联绵字“滂沱”的另一写法。最后两句写报国无门，无可奈何，只有吟诗告诫后人：这样的时光确实难熬。“兴章”指写诗吟诵。全诗是一位失意文人的愤世嫉俗之作，诗题作“风雨”似更切题意。
敦煌地区的汉简还残留了一些民谣，如“三四姑公六七妹，□语众多令肠溃”(《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76号，《敦煌汉简释文》2007号)，可能是写新出嫁的儿媳在婆家遭遇七姑八姨闲言碎语的痛苦情形。“伯乐相马自有刑，齿十四五当下平”(《敦煌汉简释文》843号)，是民间相马的法则和规矩。“□□已溯酒上多，丁壮相佻(逃)奈老何”(《敦煌汉简释文》774号)，则是描写战乱的时代，青壮年都逃离家乡，老弱病残者只有留在家乡，听任老天的安排。更有意思的是，敦煌文学中的一些题材，在敦煌汉简中可以找到上源。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韩朋故事简(《敦煌汉简释文》496号)，虽残存字数很少，但在叙述方式和风格上更接近于敦煌本《韩朋赋》，其体裁与后世的话本相近[1]。
出土于敦煌汉塞烽燧的“田章简”(《敦煌汉简释文》2289号)，与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中的田章故事相近，也与敦煌本《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中的一些句子雷同，说明作为讲唱文学，它们是一脉相承的③。无独有偶，在居延烽燧中也曾发现过“田章简”，④说明田章故事在汉代的河西地区广为流传，且余波不断，一直延续到唐五代时期。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还发现了三则类似于《晏子春秋》的故事，⑤一则在今本《晏子春秋》中找不到相同的内容，另外两则还可以在《晏子春秋》的《内篇·杂上》和《外篇第七》中找到对应的段落，故事结构相同，内容吻合，只是个别词语不同。这为敦煌本《晏子赋》找到了上源。在敦煌地区出土的汉代木简中，还保存下来了一些书信。这些书信的作者，可能是戍守边塞的有文化的将士，大都写得情真意切，千载之后，犹能感动人心。如出土于敦煌汉塞烽燧的《政致幼卿书》(拟题，《敦煌汉简释文》1871、1872号)，就是一个居住在成乐地方的名叫政的人写给幼卿君明的信，信中虽为客套问候语，但由于天各一方，朋友之情深仍溢于言词之间。出土于玉门花海的七面棱形觚简上抄有一篇书信(《敦煌汉简释文》1448号)，是一个叫冯时的人写给他的朋友翁系的。信中叮咛翁系，春天到了，要注意饮食，调理好心态，多和自己联系。同址出土的木简中有“元平元年十月”的纪年，那么这封信当抄于此年(前74年)前后。冯时其人，不仅有这封信保存至今，在同一觚简上，他还抄写了一篇《遗诏》。何双全先生综合诸家的意见，释读如下：
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祀加曾(增)。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谋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恣，灭名绝纪。审查朕言，终身毋欠。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怯[2]163。
根据文意，这件遗诏是某皇帝临终前写给皇太子的遗言，是戍卒冯时于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抄写的。根据诏书的抄写年代，学者推测可能是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因为西汉前期皇帝因病危临终而遗诏托孤的，只有武帝一人。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早于武帝的某一皇帝的遗言，甚至可能是刘邦的遗诏[2]164。由于出土的木觚是习字之作，不是正式的公文，所以通篇错别字很多，从文意看，遗漏的字句也不少，书法也欠佳。但大意还是清楚的。遗诏对自己一生的行为做了简单回顾，告诫太子谨慎行事，举贤任能，善待百姓，不要像胡亥那样自大放纵。诏书字里行间流露出自信和无悔，行文豪放而又带着悲凉的伤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文学作品。
敦煌悬泉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帛书，都是私人信札，其中“元致子方书”最为完整，也最为学者所关注。⑦内容讲元托子方为其买沓(可能是指可以包鞋子的金属片或革之类)、笔及刻印等事，信写得很认真而小心翼翼，可以看出写信者元的心境和为人。这位“元”，不仅文章写得不错，而且字也写得很好。饶宗颐先生在《由悬泉置汉代纸帛书法名迹谈早期敦煌书法》一文中说：“行笔浑圆，体扁平，捺处拖长，作蚕头雁尾状，意在篆隶之间，古意盎然。”信中说“愿子方幸为刻御史七公印一块”，则子方是篆刻家。敦煌自东汉末至晋，书法家辈出，可以眸敌中原。张芝、索靖等尤为著名。张芝之后，敦煌一直有他的后人活动，而且以“墨池”作为地望，名其族为“墨池张氏”[3]。悬泉置出土的简册和帛书中，不仅反映早期敦煌文学的繁盛，而且是中国书法史上珍贵的资料。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和学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乱，江左板荡，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而文学和学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传世文献对此略有记载。下文对这一时期敦煌籍学者和文人的著述和创作作一简要钩稽。
汉末敦煌人张奂精通经典，曾“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后汉书》卷六五《张奂列传》)。其长子张芝、次子张昶，并善草书，时人谓之“草圣”。张芝的外孙索靖，也是著名的草书家。
后汉敦煌人侯瑾、覃思著述，有《矫世论》、《应宾论》、《皇德传》三十篇，所作杂文数十篇(《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隋志》有《侯瑾集》二卷。
三国时敦煌人周生烈学精而不仕，“历注经传，颇传于世”(《三国志》卷十三《魏志·王朗传》)。
西晋敦煌人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晋书》卷九四《隐逸传》)。
西晋敦煌人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
西凉时期敦煌人刘昞，《魏书》和《北史》都为他立传。《魏书》本传说，他曾“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又说“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化三略》，并行于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云：“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
西凉时，刘昞被尊为国师，同郡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并以文学见举(《魏书》卷五二《刘昞传》)。索敞“专心经籍，尽能传延明业”(延明为刘昞字)，著有《丧服要记》(《北史》卷三四《索敞传》)。
《隋志》著录有“《谢艾集》七卷”，按谢艾为五凉时敦煌人。《文心雕龙·镕裁》：“昔谢艾、王济，河西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镕裁而晓繁略矣。”对谢艾的文学才能给予很高评价。
西凉名士张湛，敦煌人，《北史》卷三四《张湛传》说他“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与金城宋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河西。其侄张凤，“著《五经异同评》十卷，为儒者所称”。
西凉时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曾作《玄石神图赋》(《十六国春秋别本》卷九《北凉录》)。
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北凉时，曾领衔“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馀卷”(《魏书》卷五二《阚骃传》)。
北齐敦煌人宋繇，“闭门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家无馀财，虽兵革间，讲诵不废”(《北史》卷三四《宋繇传》)。
北齐敦煌人宋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系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北齐书》卷二十《宋显传》)。
以上这些著述，除刘昞《人物志注》外，基本都失传了，文学作品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还应当提到西凉开国君主李暠倡导的文学活动。李暠建立西凉伊始，便在都城敦煌南门外修筑了靖恭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观之，大悦。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迁都酒泉后，又勒铭酒泉，使刘昞为文，刻石颂德。上巳节，燕于曲水，命群僚赋诗，李暠亲自作序。可惜的是，这一系列活动中的文学创作，都没有能保存下来。李暠不仅是这些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也创作了不少的文学作品。根据《晋书》本传记载，李暠曾创作有《述志赋》、《自称凉公领秦凉二州特奉表诣阙》、《复奉表》、《手令诫诸子》、《写诸葛亮训诫以勖诸子》、《顾命长史宋繇》(以上存)；《槐树赋》、《大酒容赋》、《上巳曲水宴诗序》、《圣明帝王序颂》、《忠臣孝子序颂》、《烈士贞女序颂》、《辛夫人诔》(以上佚)。本传还说他“自馀诗赋数十篇”，《隋志》还著录了《靖恭堂颂》一卷，都亡佚了。另外，《初学记》还节录了他的《贤明鲁颜回文》、《麒麟颂》两篇残文。
《述志赋》是李暠的代表作品，虽不创作于敦煌，但确实是魏晋南北时期根植于敦煌文化的最完整、最有艺术性的作品。这篇赋是作者对自己大半生志向的回顾和总结，全文先写自己幼年的志趣，希望隐居读书：“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茂玄冕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成年后，由于家世的关系，他对前凉张氏政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想施展才华，做夔、益那样的贤臣，贡献国家。但前凉灭亡后，河西一片混乱：“淳风杪莽以永丧，缙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间而无烟。”自己为大势所趋，在艰苦的环境中建立了西凉政权，赋中极力写自己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和思贤若渴的心情，表明要以刘备和孙权为榜样，以宽大的度量，为国家延揽了许多人才。赋的最后写自己苦心经营，等待时机，筹划着统一河西，进而配合东晋恢复中原的大业。这就是本篇所说的“志”。这篇赋在写作上充分利用了比兴手法，使文章形象、生动。赋还运用了祁连山一带的神话传说，给西凉政权增添了神秘性，使作品显得瑰丽浪漫。尤其是大量使用历史典故，更使作品具有厚实的历史文化意蕴。
《晋书》本传还载录了李暠前后两次上东晋朝廷的表文，与《述志赋》的内容是一致的。前表说：“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五胡所乱，李暠为此肝肠寸断。西凉与东晋，虽相隔万里，但“风云苟通，实如唇齿”。所以他热切地“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为祖国的统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后表说：“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成成岁。”表达了“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的急切心情。可惜此时的东晋王朝，内讧时起，自顾无暇，更无及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了。
李暠长期生活在敦煌，后又以敦煌为都城建立西凉。他自己对敦煌非常有感情，他曾告诫诸子：“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是五百年中原文化的浓厚灌溉，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大约450年后，敦煌人张议潮率众一举推翻了吐蕃的统治。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朝廷曾派使者抵达敦煌。他们一进敦煌，就被这里的情景所吸引：“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骖从，无不惨怆。”可见五百年来，敦煌人民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一直没有中断。
注释：
①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编号为476；吴礽骧《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号为2253；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均有释文。
②李正宇《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见《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③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容肇祖《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三期，1932年6月；劳干《汉晋西陲木简新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七(台北)，1985年。
④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甘肃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方诗铭《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上海博物馆集刊》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
⑦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马啸《敦煌郡悬泉置汉宣帝间帛书二件》，《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饶宗颐《由悬泉置汉代纸帛书法名迹谈早期敦煌书法》，《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11月；陈波《敦煌悬泉置出土西汉求刻印章帛书》，《篆刻》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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