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新诗_李大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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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5—0091—04

李大钊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又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是五四文化运动中一位勇敢的战士。他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指导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正确的文学主张,而且还进行了文学创作实践。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他写了19首格调高昂,意气豪迈,充满革命热情的旧体诗。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李大钊站在时代思潮和先进思想的前面,是当时最早写作新体诗歌的人物之一。他在五四文学运动初期,也就是1918年和1919年的两年间,曾在河北昌黎五峰山住过。在那里,他一方面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另一方面,饱览周围山川风物的壮丽景色及其变化,激发了丰富的感情和联想。此时此地,此景此情,不用诗的艺术形式,不足以描绘这种生活画面,不足以抒发内心的感受。正如钟嵘所说:“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1] 此时他写作发表了六首新诗。1919年11月又在北京创作了《欢迎独秀出狱》这首诗。这些新诗,仅从数量上看,也许微不足道,但它产生在新诗运动方兴之时,正是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把白话文学(其中包括用白话写的新诗)视为“洪水猛兽”、攻击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尤显重要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李大钊的新诗都对我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新文学史值得肯定和书写的篇章。

李大钊的新诗热情赞颂祖国大自然的秀美。

李大钊的新诗都是一些情感深厚、形象鲜明的抒情之作,题材直接来自生活实践和所见所感。往往通过景物的描绘和意象的营造,融入自己的情感、意志及人格。他的第一首新诗《山中即景》(1918年9 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3号),全诗分两段,以数字标出。其实是在总的诗题下两首既有联系而又互相独立的抒情短诗。试看第一首: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诗一开始,诗人有意以两行近于重复的诗句,反复强调直抒胸臆。热烈地赞颂自然,歌唱祖国自然的美,抒发诗人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和喜悦。诗人为什么这样热烈歌唱大自然的美?诗采用逐层深入、画龙点睛的表现方法,在三、四句作了明确回答,展示一个人迹罕至、空旷寂静的山谷。在静寂的境界里,一泓山泉,流荡奔泻,喧腾不息,响声盈野。“空山响流泉”,这是诗要着力描写和突出赞美的,淙淙泉水声萦绕耳际,使诗人心旷神怡。特别是这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前进不止的流泉,同诗人的朝气蓬勃、战斗不息的革命情怀,是非常和谐与合拍的,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诗人从大自然中发现了无限的诗意和美,从而发出由衷的歌唱。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比较含蓄,意在言外,使读者感到余味无穷,也仿佛同诗人一起进入那静中有动、动中显静的美的艺术境界中去了。

第二首从动态中描写了白云、青山和青山白云中的人。这是一首更加耐人寻味的抒情诗: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短短四句,但色彩鲜明,画面明朗。青山翠色,白云缭绕、飞驰,云外青山,青山云外,这是多么动人心魄、赏心悦目的境界!“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诗句铿锵有力,豪气逼人。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李大钊坚定乐观的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由于李大钊投身革命活动,反动军阀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看作“危险”人物,下令通缉他,派出密探到处搜捕他。但他无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中,仍然从容镇定,处事不惊。他被反动军阀逮捕并判处死刑,面对敌人的绞架,面不改色,慷慨演说,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可以说,作者在诗中所描写的那个泰然自若的人和云飞雾卷中依然耸立的青山,正是李大钊气贯长虹的英雄气魄和乐观信念的象征。

李大钊的另一首新诗《山峰》(1919年《少年中国》1卷3期)的题材与《山中即景》第二首有点相似。《山峰》描绘的是一座冲破云障雾掩兀然露出的山峰:

一个山峰头,长着几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

山峰挺拔,高插入云,威武雄奇,展示一种壮美。从诗描绘的画面看,无疑是一首反映山峰景色的诗歌。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奇幻、流动之美的歌颂,流露了诗人对祖国山水风物的热爱和颂扬。诗中的山峰不为白云遮掩,屹然露出。这个鲜明的形象,蕴含深刻的哲理,令人再三咀嚼,回味不尽。

李大钊的新诗表现了他对被压迫的劳苦人民的同情和怜爱。

热爱人民,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李大钊奋斗不息直到壮烈牺牲。他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不仅表现在他的文章中,也体现在他的新诗中。《岭上的羊》和《山中落雨》(1919年《少年中国》1卷3期)两首诗都表现了诗人对劳苦人民的热切关怀和怜悯。《岭上的羊》是把羊当作善良的弱者来表现的。羊群“天天傍着那山水,吃些草叶与草子”,既不曾“伤过别的东西”,也不曾伤害过它们自己的“伴侣”。从诗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旧中国处在被压迫被蹂躏的地位的劳苦人民。在诗的结尾,诗人满怀深情地写道: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诗中的“怜你”,就是“怜爱你”的意思。几千年来,中国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善良的劳动人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但在这首诗中,诗人对被压迫的弱者,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在五四初期一些文章和白话诗中,常常把羊作为被摆布的弱者来描写,如沈尹默的《宰羊》[2]诗,就对羊的命运表示了作者的感叹。李大钊在这首诗中, 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毫无政治地位的被压迫的弱者的同情和热爱,并饱含着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抗议,感情真切,倾向十分鲜明。在《山中落雨》一诗中,诗人更加直接地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心: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诗人描写了风雨中富于变幻的奇丽的山景,四面山峰,烟雨笼罩,风雨交作,远处山树迷濛一片,无法分辨。特别是诗中写到豪雨横流,汇成瀑布,从山巅倾泻而下,使人感到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雄伟气势。诗人描绘的这幅山中风雨的图景,仿佛浓淡有致的水墨画,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当人们被这幅风雨图所吸引,诗人的笔锋突然一转,进一步开拓了诗的思想境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那些进山砍柴、在风雨中迷了路径的劳动人民。在风风雨雨之中,多少劳动人民在苦难的生活线上挣扎啊!这首诗,由写风雨山色到写现实生活,构思自然而巧妙,反映了诗人关切劳动人民疾苦和处境的胸怀。结尾一句,真是神来之笔,发人深省。诗人在这里,既是发问,又是回答。写景、言情、述理,三者融为一体,立意深远。诗人并非隐逸田园,寄情山水,而是时刻关心现实社会,想到劳苦大众。李大钊新诗的内容,正体现了他提倡“为社会写实的文学”[3]的进步主张。

诗人善于借景抒情,融情入景,锻造情景交融的作品。他不是静止地描山画水,而是从动态中展示大自然的奇丽和气势。同时,他又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熔铸在诗的形象里。读他的诗,我们感觉到有画面,有意境,有深刻的思想内蕴,流荡着一股新鲜的气息,透露出蓬勃的朝气。应该说,这是五四时期清新活泼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以为李大钊新诗的可贵之处,正是在这里。虽然他的诗描写的都是自己的所见所感,流露的是自己的心声。但是一个关心人民、关心社会,努力促进社会改革的人,不能不在他的作品里留下时代的精神特点和烙印。

李大钊的新诗还表现了不怕强权和威力,坚持真理的精神。

1918年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他们在《每周评论》上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敌人非常仇视,逮捕了陈独秀,封禁了《每周评论》。经李大钊多方营救,陈独秀才被开释出狱。在陈独秀出狱后不久,李大钊就写下了《欢迎独秀出狱》这首诗(1919年11月10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诗人坚信反动派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的思想,得到更加有力的表现。

这首诗一共分三节,共三十行。第一节赞扬了陈独秀不怕反动军阀政府的逮捕,不畏“强权和威力”,坚持真理,代表真理,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李大钊热情地赞扬道: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不屈的斗争精神。

诗的第二节,诗人面对反动派摧残民主力量,查封进步报刊,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诗人以花草的种子,遍地生长,遍地开放来比拟五四以后成长壮大的民主力量,不仅形象鲜明生动,而且表现了诗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示了五四运动后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大好形势。

第三节表现了诗人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先进分子不怕挫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全诗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昂扬奋进的力量。

李大钊的诗不仅内容清新可喜,形式也是可取的。他的诗形象性较强,完全采用白话。但这种白话又不全是自然形态的,而是经过加工、锤炼,他的诗歌的语言,给人以优美、自然、含蓄、质朴的感觉。诗句一般都做到了工整或大致整齐。如《山中即景》都是五个字一句,初看近于五言诗,但从其反映的内容、抒发的感情和具体的诗句来看,却是一首新体诗歌。五四时期的诗人刘半农曾编过一本《初期白话诗稿》,里面第一首诗就是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李大钊的新诗,句式虽略有参差,但还大体整齐。他的新诗,都严格押韵,每首诗的韵脚都很整齐,并一韵到底。诗句的韵律也较和谐,节奏感较强。由此可见,李大钊对待新诗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和他的进步文学主张是有密切关系的。李大钊主张新文学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相结合。他说:“光是用白话作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认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文学运动的根基”[3]。 他的新诗创作,在内容和形式相结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实践,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在新诗创作上,一般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用白话写诗就是新诗,只注意了白话这种形式,不大注意内容的改革,因而在内容上往往缺乏更多新鲜的东西,在形式的改革上也仍然不够彻底。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不无改良主义的倾向。他认为革命文学就是白话形式的改良,“白话即是俗语”,又主张“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4]。他的《尝试集》中的诗, 有的虽不无俗字俗语,有的则半文半白。虽然他在白话诗创作上作过最早的有益的尝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新诗发展初期有他的不可抹煞的功绩,而且有些诗在内容上还表现了对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应指出,胡适的一些白话诗在内容上仍不免有空乏、陈旧的东西。如《蝴蝶》、《除夕》等诗,或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或写除夕赴宴,“海参银鱼下饺子”,“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这类诗歌较缺乏积极的社会生活内容,时代气息也比较薄弱。而他的形式主义的诗歌主张,在新诗创作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另一种倾向虽然注意到了内容,强调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的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完事,便算极好”[5]。 这种主张在反对新诗语言重蹈某些旧诗堆砌雕琢,注意表现真情实感方面,固然有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具体实践中,出于满足于“自然的音响”而往往放松对新诗形式的严格要求。因此当时有些新诗,语言上是白话化了,但不无粗糙、散漫、形象性不强等毛病。这就给内容的充分表达带来一定影响,也往往削弱了新诗的战斗性和艺术感染力。初期新诗所存在的若干缺点和不足,鲁迅后来在评论新诗时,就非常中肯地指出过。虽然李大钊的新诗还不能说已摆脱初期新诗的若干缺点,但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的新诗是努力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的。特别是他的诗歌语言不仅平易晓畅,琅琅上口,而且非常形象,因之在初期白话诗中还是很有特色的。在我国新诗的初垦阶段,李大钊的新诗,如带露的鲜花,给人以清新之感。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的信念、情怀和品格,永远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精神力量。

收稿日期:199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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