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科举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韦骅峰
2019年5月24至26日，由西北民族大学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甘肃省一流特色发展学科“中国语言文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甘肃科举博物馆承办的“第十七届科举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50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和科举博物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有“塞上金城”美誉的兰州。开幕式在西北民族大学大礼堂举行，由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麻秀成主持，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白日霞教授、中国炎黄研究会副会长葛承雍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浙江大学古籍所原所长龚延明教授和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多洛肯教授等专家领导和来宾代表先后致辞。大会闭幕式由多洛肯教授主持，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作会议总结，甘肃科举博物馆副主任贾守雄介绍甘肃科举博物馆的情况，江西省吉水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隆富代表下届会议主办方致辞。
根据第一主办方的考虑，本次会议名称突出科举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会学者围绕着“科举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科举制度与中华知识体系”“科举文化研究”“科举文献研究”“科举学的现实意义”“其他科举专题”等六个方面，向大会提交了50余篇学术论文，对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将研讨内容分类综述如下。
（2）基金会财产权。基金会的资产来源途径有捐助、赠予、财政划拨、运营收入等，其中捐赠收入占比最高。王名、贾西津（2003）指出，“基金会是通过捐赠行为设立的财团法人，其法律属性一般认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在捐赠发生时，物权遵循大陆系民法‘一物一权’原则，转移给受赠人，受赠人成为该客体的所有权人，依法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权能”。
一、科举制度研究
随着对科举制度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学界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入。宋代是科举制度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其科举制度的变革历程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撰写的《北宋熙宁改革》认为北宋熙宁时期关于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科举取士、学生升贡和铨试法等几个方面，体现了整体性的“选举制度改革”，而不是单一性的“教育与科举改革”。选举制度改革的措施及其出台时间对理解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有重要价值。中山大学陈安迪的《传统和现实之间：宋代制举兴衰新探》回顾了制举制度自汉代至宋代的发展历程，认为宋代制举制度建立的目的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端，都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考量。制举制为了选拔精英人才，促使法度愈加严密、程序愈加复杂，但最终陷入僵化，背离了制度建立的初衷，成为对更高水平人才选拔的失败探索。华东师范大学毛鹏程硕士生的《北宋初期进士科诗赋与策论取士之争及其影响》一文介绍了北宋初期诗赋取士带来内容浮华、形式僵化等问题，造成儒学地位下降、无法选拔治国真才。但是，策论贴近生活、具有较高现实功用的优势，展示了争论双方的立场依据。并以苏轼省考论为例，分析取士标准偏向策论的原因，认为取士标准之争促使兼考策论的呼声日益壮大，逐步影响了取士制度的变革。
左小龙一直很喜欢黄莹，但这样的喜欢是一种没有预感到交集的喜欢，所以不曾放在心上，今天这样的场合遇见她，左小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他对大帅说：大帅，你觉得黄莹怎么样？
第三，被遗忘权保护。“被遗忘权”是欧盟2012年1月25日发布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提案中正式提出的新概念，即请求个人信息控制者对已经发布在网络上的不恰当的、过时的、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进行删除的权利。⑯对此，美国有学者提出了被遗忘权的适用困境，尤其是个人真实信息披露(披露后将使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情形当如何对待。⑰被遗忘权主要应用于网络侵权，是与互联网发展相伴而生的“时代产物”，然而相对于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以信息采集、传播更为隐秘、迅速、难以察觉为特征，被遗忘权的行使必然受到限制。
科举经费和教育捐赠是县学书院开办、贡院建设、士子投考等科举制度得以稳固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成为了本次会议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四川大学陈长文副研究员的《中国科举时代教育慈善的捐助形式》一文，系统地梳理了科举时代社会各界捐助银钱，捐置学田、学助，捐献房屋、店铺和捐助其他物品和脑力、体力劳动等多种捐助方式，为地方教育助考机构发展、士子学习投考贡献力量。论文认为捐助形式的变化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并与商业繁荣、白银流动等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安徽师范大学丁修真副教授等撰写的《“抡才”何以“大典”：论明代的科举经费》从明代科举经费演变的两条线索入手（地方宾兴“由役转费”时，有意控制地方科举生员经费；乡试和会试设置了相当比例浮额，使编征中存在紧缩和扩张两个趋势。）论述了科举经费改革的两难困境，即在由重役转向重费的同时，仍未摆脱对“役”的依赖。地方科举群体的壮大增加了明代科举经费。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的《清代科举考试顺利实施的物质供给保障》一文，从科举考试场地的兴建和修缮、考试用品的准备、考生生活的供给和差旅经费的提供等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考试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体系，认为有序高效的物质配备是推动科举公平取士公正、严肃开展的基础。闽江学院毛晓阳的《清代宾兴与中国教育公益文化传统》以清代宾兴为例，梳理了中国古代教育公益文化的基本特点，如追求教育公平，坚持自主自愿，多种形式并存，逐步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多维度的旌表体系等。论文认为清代宾兴公益基金对中国教育公益有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和达到顶峰的时期，自然成为科举制度研究的焦点。福建农林大学白金杰的《专尚科目：科举时代大臣子弟的集体阴影——再论明代大臣子弟科场案》一文，通过分析明代三个科场案的经过和影响，揭示了“专尚科目”的成例使大臣子弟入仕难度增加，背后反映的是科举政治对门阀政治的持续胜利，而频发的科场案则是特权阶层延续身份的反制措施。论文认为对官员子弟的严格限制背离了科举不问出身的初衷，而科场案的也未能推动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兰州城市学院的陈尚敏教授分析了由于八旗社会职能和政治形势的转变，清代驻防八旗科举制度逐步展现就地化、文科改试翻译、文科与翻译并行等特点。这些转变是基于对驻防八旗中出现的旗人汉化、生活窘迫、战力衰弱等弊端的应对措施。对这些政策演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清代驻防八旗制度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清代政治保守性的认识。
二、科举与社会
其他有关科举与社会的论文还有厦门大学韦骅峰硕士生的《科举家族研究：溯源、焦点与反思》。论文梳理了科举家族研究问题的形成过程，发现科举家族研究集中于定义、时空分布、形成原因、在地影响和个案研究五个焦点，并反思了对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科举人物是构成1300年来中国士人阶层的主体，对科举人物的研究也是历届会议的焦点问题。
具有科名的士人所构成的科名阶层，是科举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不同省域、县域的进士、举人分布也是本次会议的焦点之一。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的《明清甘肃进士总数考》，通过参阅《索引》《甘肃通志》《甘肃新通志》等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出明代甘肃进士有196人，清代有342人，并得出清代甘肃进士的发展要优于明代的结论。南昌大学吴根洲教授的《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关系研究》，将江西79个县域和183个进士姓氏进行统计，发现进士巨县和进士大县的出现，既归功于该县存在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也与中姓进士和小姓进士的贡献密不可分。此外，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在少数县域存在明显集聚现象，清代江西进士县域类型与进士姓氏分布关系非常密切。河南师范大学牛明铎的《明代长垣进士考论》，对明代长垣49名进士的姓名、年科、甲次、本经、中式身份和父亲官职等信息进行了考证，发现长垣进士具有以三甲为主，主修《易》《诗》，大多为监生出身等特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丁祖宏的《江苏文状元初析》考察了历代可考的85名江苏文状元的基本情况，以及占各朝状元的数量。通过省内比较，发现苏南状元数量远超苏北，并且苏南状元有相当部分是以科举家族的形式存在。总体来看江苏状元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独立学者沈登苗的《清代“府亲辖地进士”考论》考证了清代全国“府亲辖地”的数量和129名“府亲辖地进士”的县级籍贯，认为对“府亲辖地进士”的考察有利于促进清代进士时空分布趋于完整，能为确认清代府亲辖地的其他人物提供参考，也可为研究土司地区其他人物提供新线索。厦门大学蔡正道博士生撰写的《略论清代广东举人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与特点》将清代广东的举人籍贯分为91个县域，分别统计了其举人和进士的分布情况，并统计了各府州的举人、进士的占比情况和各县平均数。发现广东的举人和进士群体多分布于平原地区和客家方言区，广州、潮州和嘉兴位居各府州的前三位，举人、进士数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8个州县。
非开行呼吁增强非洲农业竞争力。5月21日，非洲开发银行（AfDB）第53届年会农业领导力论坛指出，非洲需增强农业竞争力，以创新技术带动农业转型。非开行将继续致力于把非洲农业打造为价值1万亿美元的产业，制定农业发展对策，确保农业增长。论坛强调，非洲还需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提高竞争力以跻身世界前列。
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科举作为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不少学者关注科举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淮北师范大学冯建民副教授、赵静讲师的《明清科举考试专经试士与地域专经现象》一文，梳理了科举考试由“经义取士”发展为“专经试士”的发展历程，随后根据乡试录和会试录的数据统计，分析了明清两代“专经试士”制度下士子习经的偏好。认为明清两代士子习经偏好类似，修习《诗经》《易经》和《尚书》士子数量分居前三位。究其原因，专经制度的地域性与重要人物的经学传授、专经学社建立以及科举家族的形成有关。
三、科举人物与科举观
高校独立学院，是由国家公办本科院校结合社会资金举办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新型办学形式，已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中坚力量和生力军。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从2016年开始全国逐步推行新高考政策的改革，独立学院目前都面临着如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转型升级问题。高素质的教师是学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能力，也是独立学院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何提高师资管理水平，吸引、留住并有效激励教师员工，已成为独立学院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科举人物名录研究方面，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搜集了《隋书》《册府元龟》《北史》等文献资料，考察了隋代秀才科、进士科、孝廉科和制举等科目的士人登科名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证明了中国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独立学者孙伟良介绍了《明清绍兴科名录》的资料收集、编撰思路、亮点及得失等，认为该书对于完善科甲信息、恢复避讳科举人名、考察举人情况和反映科举人物的修志概况有较大的价值。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李晓頔撰写的《明代进士题名碑上的试官题名——以永乐朝试官题名为重点考察》一文，考察了进士题名碑上试官题名的源流，并填补了永乐朝部分殿试考官的信息，其中，对永乐朝考官人数、官职、出身等情况的梳理，促进了后世考官制度的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以考察文学才能为主，这使得科举与文学紧密联系。学界历来对举业论文的批评主要有四种立场，即官方立场、道学立场、超越诗学立场和经济实学立场。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的《举业文章与道学文章》一文，认为超越诗学立场和经济实学立场都已脱离了科举研究的范畴，其对举业文章的批评偏离了明清历史现实。因而论文基于官方立场和道学立场，探讨举业文章与道学文章的关系。认为举业文章追求“功名富贵”，忽略了“立功”“立德”，“修齐治平”的初衷；而八股文的文体限制和“拟题”的存在，又使举子的文风和士习与圣贤渐行渐远。此外，八股取士引发悖谬学风，以释、道入制义和考官个人接受心学观点，也是影响举业文章文风变化的重要因素。《清代朱卷集成》是研究清代科举人物家传情况的重要文献。莆田学院方芳撰写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文学女性的婚姻研究》一文，梳理了《清代朱卷集成》中1550位进士的朱卷履历，发现女性亲属拥有自己文学专著的女性22位，并分析了这些文学女性的婚配情况以及对科举家族的推动作用。发现文学女性相对于进士而言数量十分稀缺，其夫君大多也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文学女性促进了后代的发展，其后代也有著作或科举中式。科举诗是科举考试参与者系统描述自身经历的诗词作品，是反映科举制度影响社会生活、丰富传统文化的可靠素材。阆中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刘先澄副主任的《清代进士金玉麟的“科举诗”》介绍了清代进士金玉麟的家族情况和生平事例，并重点研究了作品集《二瓦砚斋诗抄》中反映自身乡试和会试赶考、两次落榜、春闱高中、殿试传胪的科考经历的诗作。认为金玉麟科举诗具有反映士子情怀，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等价值。廷试策是科举时代最高一级考试廷试的直接产物，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的《明代状元廷试策所见错简举隅》考察了明代状元赵秉忠、张懋修、费宏等人廷试策中存在的错误，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吴伯宗是朱元璋重开科举后钦点的首位状元。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尹磊撰写的《科举、奉使与星数——明代首元吴伯宗与丝绸之路上的知识传播》一文，考察了吴伯宗的科考经历和出使安南的过程，通过对其翻译的《天文书》进行研究，探究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并对其死因提出了新解。湖南文理学院周勇的《论明代科举的功名传播与士人思考——以明代会元为中心》，从坊牌、口碑、出版物入手，考察了科举功名通过名誉与效果、利益的转换在现实生活中传播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明代会元王鏊、唐顺之等人对于改革科举制度设计以及举业与修身的关系。
科举制度贯穿隋唐1300年的帝制时期，历代科举人物的科举观也是科举学研究的重点。东吴大学连文萍教授的《举业正途与应举指南——明代王樵〈书帷别记〉的撰著特色与意义》一文，对比了来自南直隶科举家族的王樵撰写的两部关于《尚书》的著作，从《尚书日记》和《书帷别记》的撰著目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色出发，探究晚明《尚书》应举的出题取向、试经重点，以及王樵匡正举业之陋、光圣贤之意的意图。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台湾云林科技大学金原泰介副教授的《阎若璩〈四书释地〉八股文评论初探》考察了清初考据学者阎若璩撰写的《四书释地》中关于八股文的考证部分，发现该书包含对八股文妥当或不当之处的评论，以及对八股文写作的感慨。通过探究了这些评论的写作理念、背景及时代意义，认为阎若璩沿袭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经学理念，评论八股文的特色在于“以经解经”，不限于一家之言。华中师范大学洪国强的《唐顺之八股文创作思想探析》探究了明代著名文学流派“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的八股文写作思想和特色，认为其开创之处在于借鉴古文文法，追求八股文格式创新；摆脱程朱理学束缚，追求八股文内容创新。
四、科举文学与科举文化
在科举人物的生平考查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邱进春副教授的《明吏部尚书郑继之墓志释文校考——与何山兄商榷》，认为部分学者对郑继之墓志的校释，存在个别文字辨认有误和断句不当等问题，为此，对其中较为严重的错误进行考辨。但是，关于西夏科举的历史文献流传较少，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周腊生的《西夏状元释褐职任窥斑》，对西夏已知27名状元中的3名状元的释褐任职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发现西夏科举制度没有形成制度化、法律化等问题。但唐代科举人物由于史料稀缺，研究难度很大。盐城师范学院许友根教授的《唐代状元李群小考》借助近年出土的《唐故濠州刺史渤海李公墓志铭》及相关史料，考证了李群的字号籍贯、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和社会关系等相关信息，增添了唐代科举人物研究的新成果。
围绕科举制度形成的科举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部分中原士子迁往河西地区，使河西地区的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发展。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撰写的《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文化变迁与察举取士》一文，详细介绍了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私学与官学的教育发展情况，列举了敦煌索氏、北地傅氏等文化世家和前凉、西凉等政权的统治者保存中华文化、发展教育的措施。并且还考察了北朝贤良文学、孝廉、秀才等科察举选士对于推进科举制建立的影响。古代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师范大学田建荣教授的《中国古代家训中的科举思想》从古代有关读书应举的家训入手，梳理和挖掘古代家训中的科举思想，深化科举研究和吸收古人在处理子孙成长教育中的智慧。认为古代家训反映了对子孙经学教育的重视、人格养成的期望和学业水平提高的希冀。科举制是皇权专制社会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其官员选拔机制值得被当今社会所借鉴。南开大学刘清华副教授的《科举考试的文化功能与文化选择机制检讨》考察了科举制对贤能治国的人才选拔方式的创新，分析了科举制传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利弊之处，同时也认为科举制维护了专制的、官本位的和独尊儒术的较为消极的文化选择机制，是现今人才选拔制度所应避免的。
五、其他科举研究
（一）科举学研究
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首要内容。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科举学：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回顾了科举学的形成过程，并从完备性、国际性、趣味性和现实性等方面，介绍了科举学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视角的独特价值。认为现实改革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能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使科举学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学科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学科的基底本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唐山师范学院冯用军教授、赵雪讲师的《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研究》考察了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科文化的相互关系，对科举学学科文化的特征与表征进行重构，认为科举学学科文化具备精神性、社会性、规约性等九大特性。论文还对学科文化和学科建设的互动进行探究，提出了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理论。
（二）科举与教育
明清时期，云南书院在培养应举人才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学的发展。云南民族大学高明扬、王金磊的《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科举教育的文学色彩浅谈》考察了云南书院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科举文，以及教育激励机制对文学教育的促进作用，认为这些是明清云南地方文学获得长足发展、造就大批读书人和教育向社会底层民众延伸的重要因素。清代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立了专门学校——宗学，以推动人才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立民撰写的《清代宗学制度的建构与流变》一文，介绍了宗学建立初期重视儒学，而后进行满汉兼顾的改革，再到乾隆中期淘汰汉教习、加强清语骑射，最终嘉庆、道光期间逐步改为招收贫苦宗室子弟、走向衰败的发展全过程。与此同时，宗室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宗室士人群体逐渐形成，社会认同感日益增强，成为融合满汉士人关系的新纽带。科举与书院关系密切，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分别承担了取士和养士的作用，为当今书院发展所借鉴。兰州交通大学杜华伟副教授、徐怀玲硕士生的《关于当代书院教育的思考——从书院与科举的关系谈起》考察了当代书院兴起的背景和十三种书院发展类型，并对当代书院中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出发展建议。
（三）科举的域外影响
科举制度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国内，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辐射东亚，促使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建立。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曾实行过科举制度，如江户时代施行的“学问吟味”考试选才制度，就是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所设立的。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熊娟博士生的《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介绍了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的成书缘由、主要内容和写作目的等。从历史传承、科举程式、思想文化和世界史等多重视角，对学问吟味的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历史影响以及与近代化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而后评价了《对策则》具有的三重文献学意义。古代朝鲜半岛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度最长也最完备的地区，共存在936年的时间，其科举制度开展情况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山东师范大学张晓波讲师的《朝鲜王朝科举中的跨区域冒籍问题探析》辨析了朝鲜王朝的几种冒籍类型，着重研究了科举冒籍的类别和对科举公正性的影响。并且列举了朝鲜王朝采用的考前册录、考籍，出榜后再考籍，规范入籍年限和追究冒籍士子、失职考官责任等多种措施，抑制科举冒籍现象。越南是世界范围内科举考试的终结地，2019年也是科举制度在世界上被废止的一百周年。厦门大学许露博士生的《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百年文献综述》，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过程、原因和影响等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相关意见，供后人继续研究。
本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汇聚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研究视角的学者，共同切磋琢磨，相互交流。与会学者提交了多篇学术含量很高的论文，内容涉及宏观和微观、全国和地区、国内和国外。会议在主办方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圆满落幕，正如刘海峰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做的会议总结中所说：“研究科举可以加深、提高和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随着科举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也将不断加深，对当今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韦骅峰，男，广西南宁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王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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