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全球化的历史，无论是把它限定在最近的三十年，还是将它追溯到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人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纽带的加强。学者们从交通联系、人员和经贸往来、文化交往，乃至物种和疾病的交流传播，多视角多维度地说明和诠释人类从彼此相对孤立的状态，转向相互联系渐趋密切，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但在当前的全球史叙述中，欠缺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世界各地趋向于使用统一的时间体系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①事实上，时空不可分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相应的时间体系为参考，没有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的时间体系，就会给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造成种种不便或阻碍，导致全球交往难以顺利展开。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空间联系的逐渐扩大和加强，与人类为建立全球统一的时间体系作不断的努力是同步进行的。可以说，时间的标准化，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关于全球化的历史阐释，倘若缺乏“时间维度”，难免不够完整。 本文重在探讨自16世纪以来人类时间观念和计时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向统一的进程。由于时间的社会性，全球化导致人类在全球交往层面上的时间趋同。与全球化一样，全球时间标准化是一个必然的和无法抗拒的进程。但这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由于时间的政治性，全球时间标准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竞争和霸权。 一、时间的社会性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所造成的周而复始的节律，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时间，霍金的《时间简史》探讨宇宙从大爆炸以来的变化过程，这是自然的时间史；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周”作为一个时间度量单位，在不同的社群中“一周”由七日或八日等多少不一的天数所组成，这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节律相协调的时间。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通常是指社会时间。 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年”本来是天体运行所造成的自然的时间度量单位，但不同的文明根据自身的需要，有的选择了阴历年，如伊斯兰历；有的选择了阳历年，如古代玛雅人；但更多的历法在遵循月相变化的情况下，又顾及太阳，选择阴阳合历，如犹太历、古希腊历、高卢历、中国的历法，等等。而一年的起始在不同的族群中也多有不同，例如公历与我国农历的年，有各自的开端。这说明，“年”是人类根据天体运行周期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和文化特性的时间单位。同样，地球自转一周产生由白天和黑夜构成的“一天”，这也是自然形成的时间节律，人类无法改变。但一天从何时开始，这完全由人类决定。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一日从日落开始。历史上，古希腊人和巴比伦人也是这样。但传统的天文日和航海日是从正午开始的，以便把整个夜晚的观测都归入一个日期。到19世纪末期，人类才统一把一天的开始定在午夜。把一天分割为24个小时，更是人类的创造，而这也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③可见，社会时间是人类在自然时间的基础上再造的时间。 的确，再造和完善时间体系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我们已知的一些古老文明都形成了一套与自身的条件相适应的时间体系。④在当代世界，即使那些仍处在部落生活阶段的原始族群，也有他们独特的时间体系，例如，人类学家发现，生活在20世纪的非洲努尔人存在着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的“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⑤人类有自己的时间体系，这是一种基本的需要，如同人类对空间的需要一样。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活动的场所，时间体系则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秩序，它是协调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工具。⑥有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时间规则，人类的生活才有秩序，即使人们从事涉及面比较广泛、复杂的社会活动，也能有序展开。 不仅每一个社会或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时间体系，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间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大体上，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例如，人类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则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对时间作简单的划分基本上就能满足日常的需要，像“分”和“秒”这种细小的时间单位用处不大，“时”(无论是“小时”，还是“时辰”)就可成为分割一天时长的基本的时间度量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比“时”更小的时间单位是“刻”。⑦但“刻”这个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普通的时间度量单位，倒不如说，它常常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用来表示事物变化速度极快的关键节点，说明情势的紧迫或危险，如“即刻”、“此刻”、“顷刻”、“刻不容缓”，等等。“时”与“刻”连用，形成“时刻”、“时时刻刻”等用词，这同样意味着事情已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了。由此可见，以往的时间划分虽然比较粗放，但是已能够适应农业社会的需要。近代以后，工商业发展起来，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曾经适用的时间体系现在已显得不够精细。此外，交通工具也得到改善，尤其是铁路开始运行，旅行速度加快，社会交往更加频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分秒必争”或“争分夺秒”这些用词只有在近代的社会生活中才显示出它们的实际意义。⑧可见，人类的时间观念和规则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在发展，时间标准和规则就趋于复杂、精细，时间体系也随之完善，⑨人类的时间本质上是社会文化时间。⑩ 然而，时间的社会性决定了以往的任何一种时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限度，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往往就是某一种时间体系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时间的社会性受到人类社会交往空间的限制，这在人类的历史处在分散、孤立发展的时代尤为明显。那时，人类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人口和货物的流动较少，文化传播能力较弱，在相对独立地存在着的各个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之间，难以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共同体各自所拥有的时间体系的应用范围也就止于各个社会或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内。历史上，中东、东亚、南亚、美洲等古老的文明都创造了各自的时间体系，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人也是如此，这些各不相同的时间体系，其适用范围与这些文明存在的空间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文明之间即使发生偶尔的、不确定的联系，也不至于在时间上产生严重的问题。 而这也意味着，一旦人类文明分散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交往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交往越来越密切，那么，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就很难守着各自所熟悉的时间观念和规则长期维持这样的交往。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就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时间规则和标准，(11)否则，时间上的麻烦和不便会给全球性的社会交往造成困难。 的确，全球时间问题甚至在人类梦想进行环球旅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时差和日期差就是这样。很早就有人预见到，两个从东西方向分别作环球旅行的人，假如在同一天回到出发地，会产生日期差。向西的旅行者计算的日子会比留在老家的人所计算的日期早一天。而向东作环球旅行的人，他算的日期又会晚一天。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环球航行证明，的确存在日期差的问题。(12)带着各自的历法和纪年方式参与全球化，也会遇到麻烦。例如签订贸易协议，时间的不统一就是个问题。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基本上改用格列高利历了，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一直使用儒略历，两种历法的日期误差多达11天，俄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签订贸易协议就得写两个日期。(13)中国在1912年正式改用阳历，此前则长期使用阴历，同时还采用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所以，中国人标注日期就有多种方式。查阅《辛丑条约》，我们会发现，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有很多涉及时间的条款均进行中西日期对照。这个条约上涉及的时间实际有三种，包括阳历纪年、年号纪年(光绪二十七年)和干支纪年(辛丑年)。由于年代学家已经把历史上的中西年代换算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方便地确定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事件和某个人物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中西方多种纪年方式之间来回换算，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 到19世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全球联系密切，各地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卷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期间，坐火车旅行的人达600多万，(14)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海上运输也更加繁忙，当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取代木质帆船时，海上交通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问题就愈是突出。 在航海中，航船定位、定向和计算时间的依据是本初子午线。自大航海以来，欧洲各国的航海人各自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本初子午线，于是，经过里斯本、巴黎、格林威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加的斯、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经线，分别被不同的航海者认作本初子午线，形成了很多条本初子午线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在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光是欧洲人的地形图上标注的本初子午线就多达14条。(15)这就是说，一艘位于海洋某处的船只，如果依据14条本初子午线分别来表述其方位，人们就可以对这艘船的地理位置给出14个不同的但都准确的答案。这种状况对于航海中的人们的相互交流和沟通造成极大的混乱。有时，这还隐藏着危险，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主席、美国海军上将罗杰斯曾以自身的职业经历，讲述了在航海中有很多条本初子午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险性。(16) 陆上的时间标准似乎更加复杂。大体上，在欧洲和北美时间标准化之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时间。(17)东西之间的地域越是辽阔，地方性的标准时间就越多，美国(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跨越的经度至少有57度，那里的时间标准曾数以百计。19世纪中叶，北美各地的官方时间多达144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1860年时，美国的地方时间多达300种。(18)单是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就有6种官方的铁路时间，(19)人们不难想象置身其中而产生的时间混乱。在使用传统的交通工具出行的年代，人们的旅行速度缓慢，对时差不太敏感。但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穿越东西，(20)一列以一定速度向西开行很多英里的火车，会显得比另一辆以同样的速度向正东开行了同样里程的火车快，这就出现时差问题，像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东西向的地域辽阔，火车行进在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上，就需要不断地调整时间。欧洲不仅空间广大，而且国家众多，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时间，时间体系十分复杂，甚至在一国内部还存在着多种时间体系，如法国，在世界时间标准化之前，那里至少存在着天文时间、地方时间、巴黎时间和铁路时间一共4种时间体系。其中，天文时间来自于固定的天体，大约比每一种地方时间晚约4分钟。而地方时间又有很多种，每个城市根据光阴的刻度得到属于本地的时间。铁路使用的是巴黎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9分21秒。1891年，巴黎时间成为法国的法定时间。而铁路出于给旅客有更多时间上车的考虑，实际的运行要比巴黎时间晚5分钟。于是，就出现了火车站内的时钟要比火车上的时钟快5分钟的情况。(21)在德国，铁路上所用的时间体系也多达5种，在德国的北部和萨克森地区，使用的是柏林时间；在巴伐利亚，使用慕尼黑时间；在符腾堡使用斯图加特时间；巴登使用的是卡尔斯鲁厄时间；而在莱茵河边的帕拉廷人使用的是路德维希港地方时间。(22)面对如此众多的时间标准和体系，时间观念错乱对陆上长途旅行者来说是常有的事。 人类在时间上所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从时间社会性这个角度来看，是由于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中原有的时间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交往而引起的，这种交往越是广泛、深入，就越是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时间规则或标准，就如“时间阁下”(Time Lord)弗莱明(1827-1915)所说的那样，人类很久以来都不需要一个公共的、统一的时间体系，但情况在变化，当空间距离逐渐缩小，世界各地成为近邻，人类就感觉到时间计算方面的不便和麻烦，现代文明要求有一个综合性的时间体系把时间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23) 二、全球时间趋向统一 事实上，人类在自己的交往实践中一直致力于建立可共享的时间体系。有时，这表现为各国自愿地接受某种本来是“地方性”，但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的时间规则，如历法格列高利历的传播；有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积极行动，有意推广某种现存的时间规则，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间标准，如将格林威治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在必要的时候，人类还创制全新的时间规则和标准，如时区的划分。总之，自16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推动时间的统一，其结果就是我们从长时段中看到了全球层面上的时间趋同。 西方的历法格列高利历(即俗称的阳历)发展成为现今世界通用的“公历”，便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自公元前46年凯撒历法改革至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再次进行历法改革，基督教世界采用的历法是儒略历。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整个基督教世界将3月21日或者在3月21日后头一个圆月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确定为复活节，那个复活节正好也是春分日。但问题在于，儒略历的时间误差较大，该历把太阳年的长度取为365又1/4天，而太阳年的实际长度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一年多出约11分钟。这相当于经历131年以后，就会产生一天的误差。年复一年不断积累，时间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到15世纪时，该误差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复活节的日期不断延后，任其发展的话，复活节的日期在理论上可能延至仲夏的某一天。与尼西亚会议时的复活节在春分日那一天相比，这种错时就可能是季节性的。正是在确定复活节日期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导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对历法进行改革，(24)新的历法称为格列高利历，它不仅使日期计算恢复正常，而且也更加精确，因为格列高利历的一年长度只有几秒的误差，历法上出现一天误差的情况需要经过三四千年才会出现，而且很容易调整。 显然，格列高利历是比较科学的、合乎实际的历法。但是，在欧洲，16、17世纪正是发生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时期，在新教看来，罗马教皇主持历法改革，这件事首先具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是新教要反对的，马丁·路德就声称，历法改革不是教会的事，而是各基督教公国大公的事务。(25)东正教也不承认教廷的权威，从而导致格列高利历起初只能在天主教国家推行。1582年，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佛兰德、荷兰、洛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和德意志大多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诸侯国，首先采用了教皇主持修订的历法。在随后的几年里，又有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兰、西里西亚、奥地利的大部地区，以及一些城邦，采用了格列高利历。1610年，普鲁士也采用该历法。至此，格列高利历成为一部绝对的天主教历法。 新教国家出于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长期抵制格列高利历。不过，由于格列高利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英格兰，自格列高利历问世以后，就有人主张采用该历法。英国内战期间，又有人建议，考虑到基督教欧洲的整体性，应该采用格列高利历。(26)到17世纪末，新教国家的历法改革再次引起关注，因为在儒略历中，1700年是一个闰年，但在格列高利历中却不是，致使两者相差的时间从10天扩大到11天。这一情形直接促使一些新教国家放弃宗教上的抵制，弃儒略历而改用格列高利历，挪威、丹麦、所有德意志地区和荷兰的新教国家，以及巴塞尔、苏黎世、日内瓦等瑞士的新教州，纷纷接受该历法。英国晚至1752年才采用格列高利历。不过，英国在这个时候采用新历法，除了让日期回归准确的计算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守着旧历法给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往增添了麻烦。尤其是出于方便与外国贸易的考虑，英国人呼吁并推动着向格列高利历靠拢。英国最终采用了格列高利历，取消旧历上从9月3日到13日共11天时间，日期从9月2日星期三直接跳到新历9月14日星期四。英国的历法改革法案影响十分广泛，从此，格列高利历不仅适用于整个大不列颠，也适用于其殖民地和自治领。(27)瑞典和芬兰也在1753年先后采用了格列高利历。(28)到19世纪末，格列高利历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并且通行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殖民地。 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对格列高利历的抵触似乎更强一些。20世纪以前，没有一个东正教国家接受格列高利历。1916年，保加利亚从日历上取消4月1日至13日。后来，爱沙尼亚(1917)、俄国(1918)、南斯拉夫(1919)、希腊(1924)等国家又陆续采用了类似的国家行动。(29)但教会方面比较保守，1923年，一些东正教国家的教会就“经过修正的儒略历”达成一致，以便使所用的历法与格列高利历大体上相协调。1924年，希腊和罗马尼亚教会先后进行了历法改革，将日期前移13天。保加利亚教会直到1968年才进行改革，而俄罗斯、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格鲁吉亚的教会，与耶路撒冷和波兰的东正教一起，对于固定的节日仍使用儒略历。(30) 格列高利历的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扩大到非基督教世界。1873年和1875年，亚洲的日本和非洲的埃及成为最早接受格列高利历的非基督教国家。中国则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宣布接受阳历。1925年，土耳其也接受格列高利历。 从格列高利历的推广过程来看，早期的进程与宗教的关系比较明显，无论是接受它的还是抵制它的，皆因宗教、政治立场的差别而对历法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是，随着世界联系的不断发展，在对待格列高利历的问题上，人们更注重于时间的精确性和时间标准趋同在全球交往中的便利性和实用性，英国及其殖民地在18世纪中叶最终接受格列高利历，就与此因素关系极大。直接推动英国采用格列高利历的人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曾任驻法大使，喜欢引入外国的文化和时尚。他在大使任内发现，用两种方式签署日期，实在令人生厌。这使他决心要消除现行的英国历法中存在的种种不便和丢人的错误，而这只要通过把英国的历法与欧洲大陆上通行的历法相协调就可以做到。于是，他请一批科学家帮他起草了有关历法改革的议案，而改革的理由就是“进步、科学，甚至爱国主义，以及英国贸易方面的利益和影响”，尤其是有利于英国的对外贸易，并与欧洲大陆的历法相一致。(31) 格列高利历的传播，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全世界的传播，反映了西方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事实，我们可以把格列高利历看成是西方人的一种软实力，把它的传播看成是西方文化向全球扩张的过程；而非基督教国家纷纷自愿地接受格列高利历，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为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日本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亚洲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崇尚西方，日本人对待西方文化简单地可以概括为“文明开化”四个字，这四个字成为日本人“当时的流行语”。(32)1871年至1873年，日本派出使团考察美国和欧洲，通过这次访问，日本人再次认识到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强盛，下决心让日本也尽早跻入这些先进国家的行列。(33)日本人接轨西方，可以说是毫不犹豫，这在日本采用格列高利历上也体现出来。1872年(明治五年)11月，天皇下诏决定采用阳历，并把这年的12月3日直接改为1873年(明治六年)1月1日，还将日本原来遵守的昼夜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 对于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政权马上宣布采用阳历，这一行动固然有政治上的意义，但也显示出一种追随世界潮流的姿态。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以公元纪年的方式也开始在沿海传播。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西方合作共事广泛而密切，因为这种交往，了解西方的纪年和历法成了很多中国人一种必备的知识。(34)19世纪60、70年代，上海的一些重要报纸以中西历并用的方式标记日期，方便读者对照时间。根据湛晓白的研究，清末，政府内已经有人认识到阳历的便利，把采用阳历看成是“取世界大同之政策”，因而推动中国的历法改革。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正式下诏筹办采用阳历事宜。可以说，改用阳历已提上当时清政府的议事日程。(35)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丧失了改用阳历的机会。革命政府迅速宣布历法改革，表现出革命的姿态。如果撇去历法改革的政治意义，我们不难看到，采用阳历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也已准备好改用阳历。当然，历法改革非一日之功，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还在不断地推动阳历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甚至将阳历定为“国历”。这个过程与政治上的考量依然有关，不过，与世界接轨仍是“国历”运动的头号理由。1930年，政府编印了《什么叫做国历》的宣传大纲，列出了15条“实行国历宣传标语”，其中第一条标语写成这样：“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国民政府在把西方的历法尊为“国历”的同时，又把“国历”说成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36)想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采用阳历并推行阳历的过程，迎合了时间统一的世界大势。 与历法和纪年方式的传播不同，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则是在19世纪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的时间标准，他们选择以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从而为各国计算经度和时间确立了世界通用的标准。 然而，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时间统一的必要性，并不断地推进这个进程。在全球时间标准化之前，一些国家的铁路公司首先致力于辖区内的时间标准化。在英国，1840年，西部铁路公司要求所属车站和火车时刻表都使用伦敦时间。在以后几年里，英国其他铁路公司也陆续跟进，伦敦时间统一了英国的铁路时间。但到后来，随着格林威治天文台承担起向社会提供时间的服务，铁路的标准时间就与格林威治时间保持一致。到1847年，几乎所有的英国铁路公司都采用了格林威治时间。由于铁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英国很多城市也开始放弃自己的地方标准时间，改用了格林威治时间。到1855年，占英国98％的公共时钟都使用了格林威治时间。(37)1880年，格林威治时间成为英国的法定时间。1883年4月，北美的铁路大亨们决定，将北美铁路时间标准的数量从约50个减少到4个。11月18日，铁路标准时间在北美正式施行，形成了基于格林威治子午线计算出来的5个时区。这一变革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没过几天，大约有70％的学校、法庭和地方政府采用铁路时间为自己的标准时间。(38)波士顿、布法罗、华盛顿、纽约、萨凡纳同哥伦布、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等城市开始分享同一时间，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于航海上的时间标准，多数国家也自发地向格林威治时间靠拢。1853年，俄国海军上将废弃了专为俄国准备的航海历，把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英国航海历引进到俄国海军。学术界在推动时间统一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871年，在安特卫普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地理学大会上决定，各国航海图都要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零度经线，并且还建议，今后航船在海上交流经度时，应当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在1871年以后的十二年里，有十二个国家在新出版的海图上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计算经度。1883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七次国际大地测量学大会指出，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因为航海、商业、国际交往的考虑，都需要经度和时间的统一。由于当时从事外国贸易的航海人中已有90％的人是根据格林威治子午线来计算经度的，会议建议各国政府将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任何企图寻找一条中性的子午线作为新的本初子午线的观点，都不予考虑。(39)这次会议在世界时间标准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成为次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基础。 1882年8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召集一次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派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以确定一条能在全世界通用的计算时间和经度的本初子午线。(40)当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信各国，征求是否需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意见。美国的建议得到积极的响应。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决定：采用一条所有国家都通用的本初子午线，建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接受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经纬仪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自该子午线起，双向计算经度至180度，东经为正，西经为负。会议还建议各国，在不影响各地使用地方时间或其他标准时间的情况下，为方便起见采用“世界日”(universal day)，该世界日为平太阳日，全世界都以本初子午线的平午夜那一刻为起始点，与民用日和本初子午线日期开始相吻合，时间从零点计算，直至24点。会议还建议，一旦采用世界日，世界各地的天文和航海上的日子也要从平午夜开始算起。(41) 在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中，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是一个重要时间点，尽管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并没有立即得到各国的响应，但是，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准，余下的事情就是逐渐去实施这个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并没有就世界时区的划分问题作出专门的决定，(42)但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从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以后，到整个20世纪，不断有国家和地区接受时区时间。大体上，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到20世纪上半期都已接受时区体系。在亚洲，日本的动作最为迅速，1886年7月12日，天皇下诏将格林威治经线确定为日本计算经度的零度经线。1888年1月1日，又正式引进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础的标准时间。日本是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的国家中最先接受国际时间标准的国家之一。此外，我国的台湾(1896)、菲律宾(1899)、朝鲜(1904)、我国东北(1904)、印度(1906)、锡兰(今斯里兰卡，1906)、伊拉克(1917)、巴勒斯坦(1917)、缅甸(1920)、爪哇(1924)、伊朗(1939)也是较早加入世界时区体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沙特阿拉伯晚至1962年才加入。在非洲，南非(1892)、埃及(1900)、莫桑比克(1902)、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1902)、塞舌尔(1906)、毛里求斯(1907)、阿尔及利亚(1911)、突尼斯(1911)、冈比亚(1918)、尼日利亚(1919)等也较早加入。但参加华盛顿子午线会议的利比里亚直到1972年才接受世界时区体系。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积极参加了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在27个与会国中，有10个是拉美国家。但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以后，才陆陆续续参加时区体系。(43) 从天主教会的格列高利历发展为全世界通用的公历，格林威治经线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本初子午线，到世界各国逐渐采用统一的全球时区体系，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时间标准化在不断推进。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放在五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上去观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时间的标准化是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一个大趋势。 三、以法国革命历的废除为例 时间统一成为大势所趋，而趋势是不可抵挡的。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趋势的还有一些反例，也就是说，世界近现代史上还存在过一些与这种趋势不符或抵挡这种趋势，但最终归于失败的事例，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过与格列高利历极为不同的历法；巴黎公社也仿照大革命推行过新历；(44)1929年，苏联曾废除基督教年，用新的历法取代格列高利历。但到1940年，它又重新恢复了格列高利历。(45)这些历法无一不归于失败的命运，它们从反面说明：时间统一的趋势不可阻挡。 下文重点分析法国大革命历法的推行及其最后被废止的历史，反证全球时间趋向统一的必然性。 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布“确立法国人纪年的法令”，在法国推行一种新的历法，史称共和历，又称法兰西历。根据该历法，新年从9月22日开始，这一天既是共和国的诞生日，又是自然界的秋分；一年分为12个月，但每个月均为30天，每月又等分为三个旬(décade)，每天被均分为10小时，每小时为100分钟，每分钟为100秒。由于一年的日子只有360天，革命的历法在年末另加5天或6天作为公民节日补足一年的时间。(46)10月24日，法布尔·戴格朗蒂纳为新历月、日命名的报告在国民公会获得通过，他按照自然节律为每个月份起了富有诗意的名字，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动植物指称每一天，并将年末补充日命名为“无套裤汉节”(les sansculottides)。(47) 该历法堪称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历法，(48)它颠覆了在法国已经实施了二百多年，并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发展势头强劲的格列高利历，呈现的是一种体现科学与理性、崇尚自然和普世主义的新时间体系。1793年9月20日，法兰西共和历的首要设计者罗姆在向国民公会所作的报告中，就新日历蕴涵的象征意义和普世价值充满激情地宣称，9月22日，“太阳同时照亮两极，继而照亮整个地球。同一天，纯洁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来第一次闪耀在法兰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整个人类”。(49)19世纪法国史学家茹勒·米什莱也对共和历及其精神内涵予以高度的赞美，称“共和历的诞生，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首次拥有真正的时间度量”；共和纪年意味着正义、真理和理性的时代，是人类走向成年的神圣时代。(50) 然而，共和历并没有如他们所期许的那样普及开来并惠泽整个人类，从1793年10月5日正式诞生，到1806年1月1日被最终废除，共存在12年2个月零27天。在其短暂的生存历史中，它只是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护卫下，扩展到被法国吞并的领土、第一共和国的“姊妹共和国”和殖民地；其身后的历史，除在1870年巴黎公社时期被短暂地复活之外，它也没有在法兰西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记。“作为历史上一种引人好奇的事物，革命历在废除后就没有复生，它极其迅速地陷入遗忘，不仅未能与永恒聚首，同时也未能与集体记忆相约”。(51) 众所周知，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正是现代性一路高歌猛进并成为现代世界主流的时代。那么，以科学、理性和普世价值标榜的共和历，为什么没有能像同时代其他公制单位改革一样流行后世？对于这个问题，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宗教信仰的强烈，法国首位系统梳理和研究共和历的学者乔治·维兰认为，在法国广大乡村民众明显同情倾向于限制共和历应用的天主教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在新旧两种历法的实施方面达成折中调和，这是共和历的失败之道，尽管它比旧历高明许多。(52)二是传统和习惯的惰性，英语世界研究共和历的先行者G.G.安德鲁提出，新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惰性、习俗和宗教情感。(53)三是拿破仑的政治需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欲修复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试图消除人们的共和国记忆以便以帝国代之。(54) 这些解释无疑都符合历史实情，因为作为法国大革命重要的制度性创新，共和历与当时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所以其兴衰成败决非出于某一种因素，而是各种因素辐辏且交互作用的产物。但在我们看来，上述诸多解释都将注意力放在共和历产生和应用的特定环境——时势不断变动的革命法国本身，主要探讨革命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及社会对共和历成败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从空间结构上来说，革命法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外部世界有着难以割裂的关联与互动，因此，革命法国内部的结构和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共和历也概莫能外。换言之，共和历最终失败的命运结局，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内部的诸因素，也与更广阔的外部背景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从时间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计时体系逐渐趋同化，而革命法国的历法改革恰恰与外部这样的发展趋势相抵牾。共和历处处体现着鲜明的法国“特殊性”，其时间节律与日渐普及的格列高利历完全不一致，其节日和名称对国外人民来说毫无意义。(55)这种情形，势必会给商贸往来以及社会和文化交流带来诸多不便，法国此举无异于自我放逐于国际社会之外。实际上，置身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法国人业已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它构成了共和历不断遭到抨击并被最终废除的重要理由。 早在共和历问世之前的1792年1月2日，就自由纪年究竟是从1月1日还是从7月14日算起的问题，立法议会内部曾有过较为激烈的辩论。议员多里齐(Dorizy)先生提出的议案是，为货币故，为会谈纪要故，自由纪年应遵循绝大部分欧洲都在使用的年序转换时间，也就是自由四年从1792年1月1日开始，而不是7月14日。(56)不难看出，多里齐议案所考虑的，正是为了避免因时间体制不同给法国对外交往带来的不便。雷波尔(Reboul)议员对此表示明确的支持：“不可否认，7月14日是我国大革命中最荣光的日子，但我认为，全欧洲各国采用同一日历——格列高利历，已有200年时间。不应任由错误的激情扰乱长久以来便已存在，且几为所有国家所共有的既定秩序。”(57) 1793年10月共和历出台之际，正是激进意识形态和非基督教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即便在此背景下，质疑之声也未断绝。1793年11月，一位署名“拥护共和的无套裤汉”在致国民公会的信中问道，“采用不同的日历后，我们如何与外国建立关系往来，外国又怎么与我们建立关系往来？”他据此断言，法国的商业会因采用共和历而遭殃。(58) 热月政变后，随着大恐怖时期政治高压机制的解体，反对共和历的声音喷薄而出。在共和三年雪月和雨月(1795年初)有关旬日节的激烈争辩中，大量的小册子抨击共和历是恐怖和暴政的象征，对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构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让-德尼·朗若伊耐(59)的指斥尤为激烈，其中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共和历妨害了法国的对外商贸往来：“两种历法世界的商业关系受到束缚或阻碍。除实行周制的中国人之外，商界分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三大教派，所有这些教派采纳的均为周制，七天固定为一个周期。”(60)来自地方的声音也同样直言不讳，鲁昂市府第26区的公民在牧月19日致国民公会的信里，吁请“摧毁这个荒唐的、毫无意义的历法”，因为它在计时体制上把法国与欧洲和美洲分离开来，“不仅妨碍了对外商业关系，而且扰乱了国内(商业)运作”。(61) 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政变后，转向激进的督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强迫人们严格遵循共和历的时间节律，尤其是旬日节。(62)但该政策在推行中不仅遭遇到许多地方官僚系统和民众的抵制，而且也没有给共和历带来更多的合法性，批评的声音仍不绝于耳。1797年，在一本题为《对新历的批判性研究》的小册子中，作者饶弗莱神甫对因共和历特殊性而致法国处于孤立状态大张挞伐。在他历数的共和历诸多流弊中，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共和历的“特殊性”，将法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永久地隔离开来。“它各个月份的命名，既不符合热带和寒带地区，也不符合温带部分地区的现实。譬如它的第一个月，对英国以及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葡月，对根本没有葡萄可收的北方诸国亦复如是。雾月对法国南部地区和欧洲几乎毫无意义，冬天的三个月对于法国根本没有冬天的岛屿来说毫无意义”，这导致其信条和风尚不能见容于每一个政府，其神圣化的仪式孤立在各种风俗和环境之外。(63) 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是共和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到1806年1月1日被废除，这最后六年“无疑是它的衰落史”。(64)它为法国人规定的时间节律和意义，在此期间陆续遭到抛弃。1805年9月上旬，由雷涅奥和拉普拉斯起草的两份报告书，先后提交到元老院，判决共和历的死亡。雷涅奥列举共和历在科学上存在的两大基本缺陷，哀叹这些缺陷使它不能享有成为整个欧洲历法的尊荣，而且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近代世界时间统一化的趋势，“格列高利历……是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共同遵循的，享有无法估量的优势”。正因为如此，皇帝陛下才提议恢复格列高利历。(65)9月9日，拉普拉斯在报告中则更加明白地指出：“新历最严重的缺点，是在我们对外关系中制造了诸多不便，使我们在欧洲处于孤立状态。”而与之相对的格列高利历，由于被普遍采用，拥有共和历想要获得却无法获得的普遍性，这是它“最大的优势”。(66)同一天，拉普拉斯的提案在元老院正式表决通过，这则短短两款的法令宣布：“自次年雪月11日，即1806年1月1日起，在法兰西帝国全境使用格列高利历。” 革命的历法是法国大革命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深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对于该历法的出台和被废除的主要原因，人们多谈论宗教方面的原因，这当然也符合实情。然而，体现在法国革命历法中的理性，并不符合人类时间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它既违背了法国人长期形成的习惯和传统，也不利于人们的社会交往。而从全球化及伴随而来的时间标准化的长期趋势来看，大革命历法由于与这一大势相抵触，最终逃不过被废除的命运。法国革命当局坚持革命历法，不仅给贸易往来、文化和社会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在某种程度上还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就此而言，即使没有宗教上的原因，法国革命历恐也难以长久。 四、时间统一进程中的竞争和霸权 我们从时间的社会性这个角度，阐述了世界的时间随着全球化而趋向统一的必然性。然而，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仿佛全球化进程一旦启动，世界各地的时间体系就随之走向统一。由于对时间的掌握总是象征着权力，制定时间体系和发布时间规则，似乎就拥有了可以号令天下的权威。(67)反之，甘愿接受某一时间标准，往往也意味着政治上的归顺。(68)这样，时间标准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罗马教皇制定和推广格列高利历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废除格列高利历也是这样。而日本、中国、俄国等国家在维新或革命以后，马上就宣布进行历法改革，其政治意义都十分突出。 正是因为时间的政治性，全球时间体系这个看上去只是属于全球层面的公共时间服务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权力的竞逐。就以计时体系来说，即使西方人主导了全球时间标准化的进程，当我们观察西方世界的内部，我们仍然发现，为争夺全球时间体系话语权，那里一直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是英法之间的竞争。而标准时间之争最终尘埃落定，基本上也是国家实力和霸权的反映。换言之，时间标准的制定过程也就是国家实力较量的过程，把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以格林威治时间作为世界各地的参考时间，表面上看是国际社会讨论协商的结果，实际上折射出当时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一些国家积极参加航海和探险活动，这些活动或者是出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或者是为殖民活动做准备。有时，它们甚至直接就是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不过，在大航海时代，海上的经度测量是个难题，即使像达·伽马这样伟大的航海家，也由于缺乏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而曾在海上迷失过方向。殖民国家从世界各地搜刮来的财富在海上漂来漂去，海难时有发生，仅仅是1707年10月22日发生的一起因战舰触礁而导致的海难，使英国丧失近两千将士的生命。(69)所以，在那个时代，找出可以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不仅事关生命和财富，而且事关国家荣耀。 不难理解，为配合航海所需的经度测量就这样成了国家利益链中的重要一环。在那个时代，欧洲的航海大国都关注经度测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国奖励人们寻找在海上能够精确测量经度的办法，(70)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荷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1629-1696)等著名的科学家都曾名列奖金申请者的队伍中。1714年春，伦敦航行界的各路人马向议会发起请愿，要求政府关注经度问题。同年夏，英国国王颁布了经度法案，承诺为解决经度问题者提供一笔两万英镑的奖金。 为了解决在海上测定经度问题，一些欧洲国家还专门建起了天文观象台。在寻找海上精确测量经度方法的过程中，英、法互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法国人清楚，英国成为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而根据一般的标准来比较英法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只应当是一个二流国家。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71)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支持建立了巴黎天文台。但英国人也知道，要发展海外商业贸易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天文学不行。所以，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把天文学发展到极致。1676年，英国国王支持建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也开始工作。 英法两国的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为了奖励寻找在海上测量经度的办法，英国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海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经度局，经度局负责发放奖金。法国人深受启发，仿照英国也成立了经度局。 寻找解决在海上测量经度问题的办法的竞争，还发生在两国的钟表制造方面。因为经度相当于时间，(72)如果航船在海上航行时能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水手就可以方便地算出航船的经度，从而给航船定位、定向。所以，英法两国都把设计和制造适用于航海的钟表，当作国家机密对待。 但是，法国在很多方面不如竞争对手。 以钟表制作来说，是英国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1693-1776)，率先造出了可以用于测定海上经度的计时器。库克船长在远航时就带着这样的计时器，并在它的帮助下，制作了南太平洋诸岛的第一张高精度海图。有人这样评价哈里森的工作，说他“帮助英国征服了海洋，因而成就了大英帝国的霸权”。(73)或许，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密计时器，英国才可以降服汹涌的波涛而领先于其他国家。 不过，为格林威治经线被选为本初子午线奠定基础的是英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17世纪时，水手在海上测量经度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月距法”。这种方法需要航海员非常精确地测量月亮与太阳(或行星)之间的角度，以及这两者在地平线以上的高度。长期持续的天文观察就可以得知月亮、太阳或其他行星的运动规律，为航海员在海上比较方便地测量经度提供相关的数据，比如，若能掌握月亮的运行规律，那么，人们就能预测在未来很多年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巴黎天文台和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为此而建。但是，英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十分出色。1761年，英国天文学家对月距的精确观察，已经可以保证在海上测量经度的误差不超过一度。1766年，英国首次发表了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航海历。这一航海历使得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变得十分方便，测量所需的时间从以前的四个多小时，减少到半小时左右。自那以后，英国的航海历每年出版，其在国际航海界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以前，航海员在海上测量经度或表示海船所在的位置，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条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通常是以航船的始发港或目的地的经线为依据，所以，在实际的航海中存在着很多条本初子午线。现在，水手们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做法，使用了基于格林威治经线的英国航海历。1774年至1788年间，甚至在那些使用以巴黎天文台所在的经线为基础的法国官方天文历的地方，也转而采用英国的航海历。(74)由于航海员需要在航海图上标注自己的位置，地图和海图出版商也开始提供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的经度刻度图。最早的系列海图“大西洋海神”(Atlantic Neptune)于1784年首次出版，覆盖了从拉布拉多到墨西哥湾的北美东海岸的范围，系统地把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来应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该系列海图成为大多数美国航海图的主要资料。 事到如此，已不难看出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公认的本初子午线的明显优势。(75)1884年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确定以经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认可罢了。 然而，法国人并不心甘情愿。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的法国代表，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代表提出的、以穿过格林威治天文台中心经纬仪的那条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建议。法国人认为，即使国际公认的本初子午线不是巴黎子午线，那也不能选择穿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那条子午线作为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的选择应当绝对的中性，要确保所选的子午线对科学和国际贸易都有利，尤其是，该子午线不应分割欧洲大陆或美洲大陆。但是，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条中性的本初子午线？本初子午线如何能保证绝对中性？这是与会的多国代表与法国代表一再争论的问题。事实证明，法国的立场只是一厢情愿，当法国代表提出的选择一条“绝对中立的本初子午线”的建议付诸表决时，参加投票的24个国家中，投否决票的国家多达21个。(76)而以格林威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建议付诸表决时，投赞成票的国家有22个。(77)可见，把格林威治经线当作零度经线是当时“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法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特立独行，在时间标准上不愿使用“格林威治”这个词。(78)当然，时间标准在20世纪有所调整，由于地球自转变慢，地球自身作为一个计时器也不够准确，结果，来自巴黎的“协调世界时”后来取代了格林威治平均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时间。但是，这种变化主要是技术上的进步所致，“协调世界时”与格林威治平均时间的差别仅限于一秒之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关键在于，本初子午线和世界时间仍然穿过格林威治老天文台，这是国际社会在19世纪后期定下的标准。 而19世纪恰恰就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选择格林威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出于科学上和航海上的实际考虑，但这些实情正是英国在当时处于霸权地位的具体体现。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到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仍高达3.8％，而法国只占10.3％。(79)实际上，那时的英国是一个“帝国”，19世纪晚期，英国君主的统治面积扩大到地表的1/4，它所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1/4染成红色。(80)与发达的工业和幅员辽阔的帝国相联系，当时英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都居重要的地位，它有发达的海运业，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1870年，英国的轮船吨位为569万吨，而法国只有100万吨。(81)1880年，英国拥有的汽船占世界汽船总吨位的一半以上。在1850年到1880年间，英国的汽船吨位增加了1600％，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增加总数大约是440％。(82)直到1890年以前，英国的商船运输居于领先地位。在全世界建造和拥有商船队以及战舰的国家中，英国几乎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83)不难理解，穿梭在茫茫大海中的航船，多数参考了格林威治子午线。当时占全世界65％的船只数量和72％的总吨位数的海船使用了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而使用巴黎经线为子午线的船只，只占总数的10％和总吨位的8％。(84)从1877年到1883年，英国海军部公开出售的航海图达84万多份，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海图为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土耳其、美国所购买。(85) 格林威治子午线被选为本初子午线，美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尽管早已独立，但它在文化和利益上与英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它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东道主，它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了缺乏一条能得到全球认可的本初子午线对于现代商业贸易的不便。尤其是，随着电报通讯和铁路交通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突出。186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达到3万多英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所拥有的铁路总里程。(86)而且，美国铁路网基本上是在英国资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87)就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十多天之前，北美铁路正式实现了基于格林威治子午线的时间标准化，使用标准时间的铁路线达到全部线路长度的97.5％。随之，美国的城市接受铁路的标准时间，当时，美国人口规模一万以上的城市中，有85％的城市已采用了新的标准时间。(88)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倾向于选择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1883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致美国邦交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的邀请信中，明确讲到要采用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8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不可能在自己召集的会议上放弃格林威治子午线而选择别的本初子午线。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期间，美国铁路部门曾致信会议，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公司采用了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依据的时间体系，这一体系运转情况令人满意，任何改变都是不适宜和不必要的。(90) 就这样，英美两国携手，以“方便”为理由，引导参会者选择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英国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竞争中胜出，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和商业贸易的迫切性共同作用的结果，(91)或者说，世界时间也可以被看成是那时的霸权国家进行全球政治和经济整合的工具。(92)就此而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标准时间体系提供了一幅全球性的网络，通过这张网，地图上的每一处空间位置都可以与英国相联系而在时间上确定下来，(93)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五、结论 人类的时间适应社会交往的需要，本质上是社会时间。随着全球交往的兴起和发展，全球社会开始形成，全球层面上的时间统一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迫切要求，正如1882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相关国家派代表参加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的信中所讲的那样，在缺乏一个国际共享的时间计算标准的情况下，人类在现代商业贸易事务中将经受诸多困境。(94)全球时间趋向统一的过程是与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相一致的，它们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全球时间的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不可抵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趋势”是指一种不可抗拒的动态的进程，全球时间趋向“统一”也是相对而言，即使像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那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也不是全球时间标准化的终点，而只是开始了时间标准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例如，一天从何时开始、在何时结束，长期没有统一，天文学家、海员各有各的日期计算方法，与民间日常生活中日期计算都不同。(95)尽管格林威治时间曾被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确定为“标准”时间，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这个“标准”其实也不是那么标准，地球自转速度在减慢，而原子钟运转更加稳定，从而也更加“标准”。现在，经过原子钟时间和地球自转时间协调以后的“世界协调时”(UTC)，几乎取代“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成为全球通行的时间标准。有研究者指出，直到21世纪初，向着统一的世界性的时间体系的转变还尚未结束。(96)可见，全球时间的趋同是一个相对的、趋势性的进程，它趋向统一，但不一定终于某个时刻。 我们还要看到，时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时间体系和观念是每一种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世界上的文化一直就是多样的。所以，当全球层面上的时间趋同的时候，很多“地方性”的时间体系和规则依然盛行。在中国，农历和阳历并存，这既保留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又适应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需要。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使用公历，但人们也常使用伊斯兰历，穆斯林的节日都按伊斯兰历计算，这在全世界都无例外。有的甚至把伊斯兰历当做主要的历法，如沙特阿拉伯王国。同样，很多国家也可以很好地协调本国的“地方时间”与国际标准时间的关系，如“北京时间”。可见，全球时间的标准化不一定以牺牲地方时间，以及改变各个文明或文化共同体传统的时间体系为代价。 *本文系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的会议论文。 注释： ①例如中国学者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被称为体现整体世界史观的六卷本《世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都没有讨论“时间”这个主题。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即使以两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全球统一性的开始》(第25章)和《全球统一性的巩固》(第35章)，也只字不提时间在全球统一性中的作用，全球交往仿佛可以在标准的时间体系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②“周”作为一个时间单位的设立，有生物学基础，适合人类的自然状态。Anthony F.Aveni,Empires of Time:Calendars,Clocks,and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89,pp.100-106; F.H.Colson,The Week:An Essay on the Origin & Development of the Seven-Day Cyc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 Eviatar Zerubavel,"The Language of Time:Toward a Semiotics of Tempora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28,no.3,1987,pp.349-352. ③例如，把一天分为24小时也是到近代以后才成为全球共享的时间标准。日本人传统上将白天从日出到日落分为6个小时，这样一来，夏季一小时的长度要比冬季一小时长得多(参见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8,pp.94-95)。中国人从汉代起就把一昼夜分为12个等分，每一等分为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参见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9-12页)。一昼夜24小时是根据西方的计时标准，但西方人在中世纪早期，昼夜各均分12小时，那时的一小时时间也长短不一。等时的“小时”在机械钟出现以后才逐渐成为惯例，到中世纪末，西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一天均分为24个小时的方法(参见Paul Glennie and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5-40)。可见，“小时”完全是人为划分的结果。 ④详细的研究可见Anthony F.Aveni,Empires of Time:Calendars,Clocks,and Cultures,pp.185-322; G.J.Whitrow,Time in History:View of Tim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⑤见E.E.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3-126页；A.Irving Hallowell,"Temporal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39,no.4,Part 1(Oct.-Dec.,1937),pp.647-670. ⑥A.Irving Hallowell,"Temporal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p.647. ⑦中国古代用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接受西式的钟表计时，以15分钟为一刻。 ⑧古巴比伦人已发明“分”这种时间单位，但在很长时期里，“分”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不大。14、15世纪，机械钟被发明，但那时的时钟也没有分针。钟表上装配分针直到16世纪才常见。家庭用的时钟一般不安装分针，伦敦最早出现安装时针和分针的家庭用钟是在1658年。(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p.50; Paul Glennie and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p.12)大概除了铁路、车站等地方以外，在19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根时针就足以划分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20世纪初，很多人不仅在乎“分”，而且也注意“秒”。在赛马场上，甚至使用了半秒、五分之一秒这种时间单位。(Paul Glennie and Nigel Thrift,Shaping the Day: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1300-1800,p.271; Hannah Gay,"Clock Synchrony,Time Distribution and Electrical Time-keeping in Britain 1880-1925," Past & Present,no.181(November 2003),p.117) ⑨Raija Julkunen,"A Contribu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Social Time and the Economy of Time," Acta Sociologica,vol.20,no.1,1977,pp.5-8. ⑩参见Pitirim A.Sorokin and Robert K.Merton,"Social Time: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2,no.5(March 1937),pp.615-629; J.David Lewis and Anndrew J.Weigert,"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Social Forces,vol.60,no.2,Special Issue(Dec.1981),pp.432-462; Nancy D.Munn,"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A Critical Essa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1,1992,pp.93-123; Nigel Thrift,"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Part 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1,no.1,1977,pp.83-95. (11)Eviatar Zerubavel,"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8,no.1(Jul.1982),pp.1-4. (12)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11,14. (13)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23. (14)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05; Wolfgang Schivelbusch,"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 New German Critique,no.14(Spring,1978),pp.31-40. (15)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37. (16)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Washington,D.C.:Gibson bros.,1884,p.7. (17)地方的标准时间是以阳光正午为依据计算的，但阳光以每分钟12.5英里、每秒1100英尺的速度在移动(确切地说是因为地球在转动)，因此，几乎每个城镇(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阳光下的正午，它们都是自己的“格林威治”。 (18)见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London:Weidenfeld & Nieolson,2000,p.39; Nigel Thrift,"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Part I," p.87. (19)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p.99. (20)1840年，美国客运列车的平均时速为15-20英里，到1864年，快车的平均时速提高到32英里，普通列车时速为26英里。到20世纪20、30年代，平均时速大约45英里。这种速度跟今天的高铁速度当然没法比，但与过去的相比，这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了。Carlene Stephen,"'The Most Reliable Time':William Bond,the New England Railroads,and Time Awareness in 19th-Century America," 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30,no.1(Jan.1989),pp.22-23; W.F.Cottrell,"Of Time and the Railroa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no.2(Apr.1939),pp.193-194. (21)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128. (22)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123. (23)见桑德福·弗莱明在1884年10月14日华盛顿国际大会上的发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pp.117-119. (24)Alexander Philip,The Reformation of the Calendar,London:Kegan Paul,1914,pp.108-111. (25)见利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时间的历史》，萧耐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26)Robert Poole,"'Give Us Our Eleven Days!':Calendar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 Present,no.149(Nov.1995),pp.106-107. (27)Mark M.Smith,"Culture,Commerce,and Calendar Reform in Colonial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55,no.4(Oct.1998),pp.557-584. (28)Spencer Bonsall,"Computation of Time,and Changes of Style in the Calendar,"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vol.3,no.1,1879,p.66. (29)Eviatar Zerubavel,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98-99.亦可参见I.M.Kerzhner,"Converting Dates from the Julian(Old Style) or French Republican(Revolutionary) Calendars to the Gregorian(New Style) Calendar," Taxon,vol.33,no.3(Aug.1984),p.410. (30)利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时间的历史》，第188-189页。 (31)Robert Poole,"'Give Us Our Eleven Days!':Calendar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p.102,111,112. (32)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01页。 (33)坂本太郎：《日本史》，第372页。 (34)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35)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39-40页。 (36)参见湛晓白在《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第57-58页上影印的材料。 (37)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p.113. (38)Clark Blaise,Time Lord:Sir Sandford Fleming and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 Time,p.104. (39)参见Ian R.Bartky,One Time Fits All:The Campaigns for Global Uniformity,pp.74-81,88. (4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Annex I. (41)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Washington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a Prime Meridian and a Universal Day.October,1884.Protocols of the Proceedings. (42)常常有一些论著认为，世界时区是在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上划定的，甚至《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也这样认为。参见“标准时”词条。 (43)参见Derek Howse,Greenwich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ngitude,Table III,p.154. (44)Matthew Shaw,T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Republican Calendar,1789-Year XIV,New York:Royal Historical Society,2011,p.57. (45)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上)，吕佩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46)《Décret qui fixe l'ère 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