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思想是李大钊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与文化发展，特别是西方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本文试就李大钊的历史思想作一探究。
一
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便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学》等课程。其中，《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第一次被列入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同时，它系统引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从而开创了我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的先河。此后，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史学与哲学》、《历史概论》和《史学概论》，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上述课程的教学内容经过整理，陆续发表，成为我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探究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一人。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发现唯物史观的起源及其来源，考察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他试图历史地考究西方史学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秀部分，作为改造中国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重要参照系。因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历史哲学遗产。
在系统评介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过程中，李大钊紧紧抓住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目光首先落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重镇——法兰西历史哲学，评介了鲍丹、鲁雷、孟德斯鸠、孔道西、孔德、圣西门等人的历史哲学。同时，他也通过对培根、韦柯、理恺尔历史思想的分析，展现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不同风貌。
1.关于鲍丹(Jean Bodin)
李大钊称鲍丹“在法兰西首先倡始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力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所流行者”（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鲍氏论著，所与当时其他历史方法不同者，不在原则，亦在企于只在于其实用的指导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考勘而已。其目的仅在教人以历史应如何在秩序的、独立的、有利的状态中以为研究，不在寻找一种科学，更不在竭力作为一种科学”（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鲍氏及其时人对于历史这样的热心，不是为的说明历史的运动或确定历史的法则，乃是为的于其中寻求智力的受用与实际的指导、文学的与学问的资料，尤其是道德的与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认知历史的智识，不当作科学的积极的本质，但以之为达历史本身以外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一旦人们开始充分的实现历史上最高的真实的要求，他们便即刻停止作那关于历史效用的颂辞了，同时他们便知道历史的真实是最难达到的了，然在鲍氏之世，尚未达于此境。”（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李大钊研究了鲍氏的唯物史观，说“鲍氏自觉的实认史律的存在，他觉得实为律法所贯澈。他的此种信念，实得力于法律的研究”。
“鲍氏的全体说明，虽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术的议论(Astronomical argument)，亦足证他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但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了一个新步骤了”。“研索唯物史观起源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李大钊总结出鲍氏的贡献：(1)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据此，提出自己的新的历史分期说。(2)否认“黄金时代”，认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的”；历史处在变动之中，“一切知识、文学、艺术，都有他人的变迁”。(3)知识的进步“足见历史的经过”，“将来的新发明、新发现，亦必不减于既往”。(4)主张“人是自由的，依他的为道德与教育所益固的自由，能抵制外界的作用力也”。(5)认为“世界是一普遍国家”（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同时，李大钊也指出了鲍氏的局限：(1)仍旧受“神学的并宇宙的学说所束缚”。(2)占星术信念，“别寻一解释历史的变动受系数的影响的键。”“但他很谨慎的避免宿命主义(Fatalism)。他说历史大部分是基于人类意思的。”
2.关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
李大钊借评论《法律的精神》一书来阐释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孟氏“断言社会制度与条令，不单是任意的制作，必当建立在理性上，在万物本性上也；断言有些平衡的关系，这是人类不去创造而只假定者也；断言变化如社会所取的形式之多，他们都是渊源于一个通于人人的人性的诸原则，或为所贯彻也；凡此皆为吾人所应当承认者”（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孟氏求所以说明历史者，重要的即由这些物理的影响。文明如何为外界的行动所限制，一个民族的法律和那个民族的社会的与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与温度、土壤及食物相关联，这于孟氏是根本的问题，他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3页。）
李大钊对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孟氏视“历史行程，全为普通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而为单独的事变，有限的议论，特殊的制度，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个事物，所影响者，实微乎其微，只是次副的附属的程级而已。这是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此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驳拒此原则，是无异于宣告那一种科学是诞妄无稽；是认此原则，便是表明用必要的尽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孟氏以其透辟的观察，澈悟此原则；以其后来未或能越过的天才与诚实表明之，于历史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孟氏还“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他的关系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条无尽的搜寻的新径路，陈于二种科学之前”（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
李大钊亦指出了孟德斯鸠的局限：孟氏“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也“未把握住进步的观念，亦孟氏之不幸也”（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0页。）。
3.关于韦柯（Giovanni Baffista Vico今译维柯）
韦柯在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介绍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李大钊称他“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学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韦著《新科学论》之所谓新科学，以现代的学名名之，可以看作与社会学的名目及其内容相等的东西。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李大钊在著作中很少展开谈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论的原理为主。”（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1、323页。）
4.关于孔多塞（Condorced李译孔道西）
李大钊很欣赏孔多塞的文明史分期论。他指出，孔氏“的历史地图的排列，是以企图不依政治上的大变动而依智识上的重要步骤标其级段著称的。最初三级——原始社会的形成，继之而牧畜时代，又继之以耕稼时代——以希腊的拼音文字终结；第四期，是希腊思想史，远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科学上有限的分类；第五期，智识进步，在罗马统治之下，而遭逢蒙昧的厄难；第六期，是黑暗时代(darkage)，一直继续到十字军兴；第七期的意味，是在人类精神上为一革命时代的准备；第八期，以因印刷发明而成就的革命开始，有些书的最良页，发展此种发明的伟大的结果，狄卡儿所影响的科学上的革命，又启发了一个新时代，此时代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终结”（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8-329页。）。
“智识进步的观念，造成社会进步的观念，而留下他的基础。所以孔氏将以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是逻辑的而不可免的。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28-329页。）基于此种认识，孔氏懂得，“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通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第330、331页。）
孔氏“冥想地球上一切人民间的平等——一种遍于全世界的统一的文化，并先进种族与未开种族间差别的消灭。他预言后进的民族，将爬上法、美的地位”。“孔氏认历史的解释为人类进展的键，此种精神在法兰西遂以支配次代关于进步的思辨了。”（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第330、331页。）
5.关于桑西门（Saint-Simon今译圣西门）
李大钊从历史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及其差异。他认识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33页。）“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差异——就是历史观的差异。”（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33页。）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4页。）“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4页。）
李大钊发现，作为自由人道主义者，桑西门发展了孔多塞的知识论，特别分析了宗教的作用。他发见了“进步”的历史法则：“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的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
桑西门提出的“历史法则”也就是历史规律，这种法则的确立使历史成为科学。他“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递嬗。中世纪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6-337页。）。
李大钊还认为，“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桑氏认定，“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法兰西革命后，桑氏“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第338-339页。）
从桑西门的历史哲学出发，李大钊明确了自己关于历史哲学的定义：“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45页。）
6.关于李恺尔特（H.Rickert李译理恺尔）
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恺尔特提出与马克思及其他学派（如实证主义）不同的主张。李大钊很注意这种同马克思派历史哲学的分歧意见，并且对此做了详细的评介。“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自然科学的对象，便是自然；自然之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固而自然科学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即是历史”（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49页。）。
对于史学的特殊地位的探讨，在德国也同样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对此，李大钊在介评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特别对以李恺尔特(H.Rickert)和梅理士(G.Mehilis)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学派给予关注。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史学作为文化科学的主张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认为“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
李恺尔特提出以文化来取代历史，他“把一般的东西，与前同样名为自然，而把特殊的东西，名之为文化，以代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自然一语，由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均可表明一般的东西，而对于特殊的东西，历史一语，则仅能表示其形式的方面，而其内容的方面，非用文化一语表示不可”（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1页。）。自然科学以依离于价值的方法发见一般的法则为其目的，而文化科学，即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则以价值关系的方法，决定只起一回的事实为其任务”（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7页。）。
李大钊对李恺尔特的评价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其观点。李恺尔特“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第350-351页。）。
7.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专门著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他首先为唯物史观正名，通过比较“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从概念的称谓来说，“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第359页。）
进而，他明确指出，历史研究需要探究“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
为了纠正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他特别同各种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做斗争，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命定论、决定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所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乃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5页。）
李大钊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还突出地分析了史观与人生观关系。唯物史观“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它使“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新发见的结果，就是由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的因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
总之，新历史的方法，“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李大钊进一步解释说，“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叙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3-364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他的研究具有系统性，研究的范围涉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观，代表人物有让·鲍丹、培根；反笛卡儿主义的“新科学”，代表人物是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柯；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有孔多塞、孟德斯鸠；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是孔德、圣西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李恺尔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法国，对于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着墨较多。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这种选择多少有失于偏，影响到他对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因为实证主义要把历史学上升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那种努力毕竟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大钊的研究很注意继承、借鉴和兼容。这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西方历史哲学合乎逻辑发展的产物，总结西方历史哲学的优点，用以为建设新的中国史学提供借鉴。这表现为在揭示历史本体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阐发新史观。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历史哲学的探究，发现它们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从而实现两者的兼容。这种兼容也体现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变化中。
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也还是有缺陷的，他的研究显得比较单一，并未涉及到黑格尔、康德的历史哲学，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李大钊只是简单地说，他们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第361页。）可能是由于他的兴趣所在，他主要是想探究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比较多地集中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区别的分析表面化，没有区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思考的方式，揭示两者不同的目的。特别是还没有真正理解反实证主义的李恺尔特（李氏认为科学与历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一般化与个体思想之间的区别，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路的区别：(1)非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纯粹自然科学；(2)非价值判断的和个体化的，或关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等等；(3)价值判断的和一般化的，或关科学性的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法理学等等；(4)价值判断和个体化的，或严格的历史学）。李大钊尚未深入探究唯心主义史学的某些合理性，回避了一些问题。但是像史学研究中史家的思想与史实，历史事实亦有精神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重新构造史实，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20世纪的史学思潮，对19世纪史学思潮的反思不够，因此也就很难联系到对上述历史的思维问题、历史学的自律性产生深刻的认识。
二
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自李大钊全面开启了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其代表作便是《史观》。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史观、史观与历史、史观与人生观、今古论与历史之价值。他提出，要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活历史”的内涵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史学家的自律性。他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的。”（注：《史观》，《李大钊文集》下，第266-267页。）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性从史观的演进也可以体现出来。“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注：《史观》，《李大钊文集》下，第266-267页。）李大钊还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注：《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第677-678页。）这里所强调：“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直接涉及到历史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接触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之主题。既然“历史是有生命的”，历史就“不怕改和重作”。
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立志要“重作中国各史”。
李大钊以力求“真史学”为己任，“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他说，“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记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准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家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向。”（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
李大钊十分看重史观对于人生的影响，这种认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他说，“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和修养。”新的历史观“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这种娱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
李大钊强调，“我们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有所受用。”（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644-646页。）“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它“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第762-764页。）他还断言：“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注：《史学要论》，同上，第762-764页。）
通过阐述史学与人生哲学的关系、史学籍予人生的影响，李大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张扬人性，呼唤人的自主性、理性的复归。教育有志青年，“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从历史中发现个性的价值，追求理性，塑造自己积极的人生。这种历史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关于史学的科学地位问题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难题。李大钊就此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史学与其他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相比，是一门特殊的科学；二是史学与其他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相比，尚处于比较幼稚的发展阶段；三是史学理论的发展、新史观的形成，就决定其科学性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对于明确史学的科学地位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历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有相同的一面。在李大钊看来，这共性的一面包括：史学家需要“在史实间探求其理法”，“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注：《李大钊文集》下，第726-727页。）李大钊认为，“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李大钊还进一步强调，在史学研究当中，“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注：《史学要论》，第726-727页。）
李大钊认为，历史学的性质有法则学的一面，如同自然科学；但是，历史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样不可忽略。这一点，可见于他对于李恺尔特历史哲学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对李氏的学说“不能全表赞同”，但是“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51页。）。
李大钊把史学认作特殊的科学，就是说史学从研究对象上与其他科学不同，“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吾人所谓史学，与其他诸科学同其性质、一其步调者，亦只是就其大体而言。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是，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51页。）李大钊同时又说，“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的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51页。）所谓特殊的科学，还在于史学与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姐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注：《李大钊文集》下，第714、723页。）所谓特殊的科学，还由于“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的本身亦会有艺术的性质）。”（注：《李大钊文集》下，第714、723页。）“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注：《李大钊文集》下，第726页。）
诚然，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不能脱离整个科学的进展的，它也必须遵从一切科学都必须服从的一般规律。但同时，它又是一门独特的人文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人文科学，它又有其自身固有的、而与其他科学不同的特殊性、多元性。怎样明确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或许就是研究科学历史学的任务。总之，历史学如果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它就必须同时既要考虑到普遍性又考虑到特殊性，正如它必须同时既考虑到集体又考虑到个人。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历史学有着自己特有的知识形式，它更多的是与人性而不是与社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点必须加以重视。否则，史学做为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就难以得到圆满的解说。联系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也正在于过分强调史学的科学规律性和社会性，从而忽略了史学的个性，使得史学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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