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省份的农业比较优势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陆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省份论文,战略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失衡的情况下，对内陆省份来讲，切盼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心态，自上而下很容易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地方利益诱导机制会使这种战略选择具有很大的社会惯性。在今天重复讨论这个口号式的经济命题似乎已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最近我国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在他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发现，“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性质而在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①笔者虽不完全赞同这一结论，但从中启发了对经济落后省份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不同发展战略选择的国际国内比较
战后，经济落后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赶超型发展战略”，即通过政府动员和支配各种资源，相对集中投向重工业，以期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类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②即根据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用相对富余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从而以较小的成本取得经济发展的积累效应。一般来说，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如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比较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劳动力素质较高且结构比较合理、资金积累比较充裕、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较强等，同时，还必须包括在经济激烈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适应性变更。脱开上述条件，盲目激进的赶超战略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改革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来加以考察。
从国际范围看，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拉美国家，在战后大多选择了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还“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政府干预型的管理体制”。③结果造成不尽人意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收入水平长期低下，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债务危机加剧，甚至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乱。例如，从经济增长速度看，1960-1981年期间，GNP的年平均增长率，印度为3.5%，阿根廷从前10年的4.3%锐减到后11年的1.9%，乌拉圭前10年为1.29%，后11年为3.1%。同期，从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看，印度为1.4%，阿根廷为1.9%，乌拉圭为1.6%。其中，巴西和墨西哥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速度，但由于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结构失衡、严重的社会内乱导致了军人政权的出现，集权统治替代了民主改革进程，到1980-1991年间，巴西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5%。相反地，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初期，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奇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不否认它们当时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它们主要利用市场作用，发挥劳动力资源密集优势，坚持发展“比较优势战略”，使它们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接近世界发达经济行列，实现了真正的赶超。从GNP的年平均增长率看，1965-1984年期间，韩国为8.6%，新加坡为10.6%，香港为8.5%，台湾为9.4%。④大大超过了拉美国家的发展速度。
从国内情况看，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的经济结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具有很大差异，内陆省份的制造工业和加工工业分布比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靠计划安排市场的方式打破后，内陆的制造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市场马上出现了萎缩，而内陆省份的产业结构几乎无法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容量，相当落后的传统农业和相当薄弱的轻工业与现代加工业的不适应性矛盾马上暴露了出来。因此，内陆省份的经济属于转轨型经济，包袱较重，结构调整难，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而加工业薄弱的沿海省份，历史包袱较轻，改革开放以来，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又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迈进，取得了高速增长的绩效。其中关键之点在于，从轻工业起步的产业模式迅速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消费品市场急剧膨胀的需求；随着轻工业规模的扩大，制造业、基础产业会被不断诱导出来，从而使工业化进程得以全面发展。
实践证明，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社会资源动员规模大，投资周期长，收益率较低，吸纳劳动力相对量少，加之政府为满足实施赶超型战略的需要，必然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和分配，由此，势必要实行低利率、低工资、低价格、高积累的政策，结果使各种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严重扭曲，使本来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甚至会加剧黑市交易和腐败风气的蔓延。同时，传统社会的基础又未得到充分的改造，因而，在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方面不协调的磨擦也会日益加剧。因此，从不同制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序列的进程，战略序列的不同安排如果脱离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实际，结果会适得其反。
二、什么是内陆省份的比较优势战略
在近几年来，“发挥本地优势、加速经济发展”的话题已常见诸于报端，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已以此为其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实践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本文以为，在大多数经济落后省份，日益拉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还在诱导着人们受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思维惯性支配。比如，在国内近年出现的引资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等浪潮中，许多经济落后省份也往往不顾其发展基础的限制，盲目赶潮，结果事倍功半，甚或加剧了结构失衡。又如，有些地方领导对本地的资源优势如数家珍，颇寄厚望，但谈到开发资金和基础建设投资，就感到困难重重，难以转步，从而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商品优势。这说明，有些省份对自身发展的突破点和起步点还没有清楚把握。
要认识这一点，首先必须认识发展的序列属性。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所走过的道路看，其经济发展的一般序列为农业——轻工业——再到重工业。这一序列反映了整个社会演进过程的有机联系。因为在农业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会有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裂变，因而也不会产生工业化的发展需求。同时，农业社会具有很大的惰性，靠外部条件来推动其变化的效果要远远小于其内部的内生性裂变效果。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所起到的收效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承包制的制度创新收效相比便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发展从农业开始，而且首先注重了农业内部的制度变革。例如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普遍提高的原因就在于其土地制度的变革（即庄园制度解体、土地自由交易市场形成，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出现）⑤。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再推动轻工业的发展，到后来的工业化则是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结构性变革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经济的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其社会内部的自主性运作基础上。二战后，拉美国家尽管模仿欧洲进行工业化，但其战略序列与之有很大的不同。拉美国家独立后，传统的农业和土地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工业化缺乏内部的需求和动力。它们在工业化之初，大多数都以初级产品贸易为起步，经济对外部依赖性强。在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冲击后，其发展战略又经过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两次大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经济至今仍然处于结构失衡、举步艰难的地步⑥。
从我国沿海近十多年的发展模式看，其早先起步点也是建立在养殖、种植、食品、玩具、服装等农业和轻工业行业上。另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例子是我国的云南省。云南省地处边陲，属经济落后省份，但在近多年来，该省抓住云烟这个名牌战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扩大烟叶生产，不但给当地农业带来了可观的比较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卷烟工业的高速增长。现在，这一行业已成为该省市政收入的一大支柱，为该省近年在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长足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落后省份的比较优势战略无疑在农业。不把农业放在首位，继续忽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将使农业比重大的省份的经济发展基础越来越薄弱，发展的内动力越来越弱化。正像山东省滕州市委书记彭湃同志在本届人大会期间讲的：“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差不多都是从较好的农业底子上发展起来的，此后，又始终得益于农业。发展农业不仅不会排斥第二、三产业，而且是一个地方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⑦]我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和矛盾，已严重暴露了我们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失误，需要痛定思痛，下狠心扭转。
三、农业比较优势战略选择的宏观政策环境
把发展农业作为比较优势战略，除了因农业具有投入小、产值高、周期短、吸纳劳动力相对量大的一般优势外，对经济落后省份而言，其特殊优势还在于：一是农业改革空间大；二是土地开发空间大；三是市场空间大；四是劳动成本优势大。但是要将这些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政府必须提供和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目前，关于加大农业投入的呼声很高，但这仅仅是一种激情而已。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保证农业投入就已经不错了，而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应在于制度和政策创新。为此，可设想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农业和农村改革力度，加速农业的市场化进程。我们知道，我国属于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近几年虽有一些变化，但在人口流动、户籍管理、生活保障、教育就业、比仿关系等项管理制度中，还深深地烙印着二元结构的痕迹。不改革这些，仅仅想依靠几个中心城市来带动农业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时代用行政手段管理农业和农村，不是缩小了城乡差距，而是扩大了城乡差距。只要解放思想，打破对农民的各种不合理、不平等的政策束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农民就可以根据各种要素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信号比较其所得利益，作出投资选择或资源、技术的替代选择。例如，在市场化条件下，当资金利息高时，农民必然会选择劳动投入型的精耕细作制度；当某项农业技术的引进所产生的收益超过其引该项技术的成本时，技术的诱导作用就会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市场化进程还将通过比较利益机制调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合理流动，促进农业人口转移。
2.进行农业制度创新，扭转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政策递减效应。农业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如果土地的使用权、占有权、经营权的重新调整能保障农民的长期投资受益的话，那么农业就有可能实现由传统的“投入型”转变为市场条件下的“投资型”。“投资型”农业的形成，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实现包括政府、农户、企业及外资在内的农业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的先决条件。基于这一点，适当延长土地经营合同期限、或者更进一步探讨建立土地交易市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3.结合本地实际，培育农业主导产品，加速农业的商品化进程。地方政府可选择适合本地气候条件，且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农产品加以重点投资，并提供技术指导，协调市场流通。在条件成熟时，促成以主导产品为龙头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产品贸易中心的形成，并以此带动农业技术市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保障体系的规模化发展，最终形成农业的产业化、企业化、商品化发展。
4.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建立农业保护制度。农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比如，对有关土地制度、农业投入、农村人口流动等应按照市场原则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有关信贷资金安排、农业税收、农业技术开发、农产品价格等要采取适当优惠政策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磨擦，保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注释：
①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85页。
②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87页。
③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1994年版，第4页。
④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1986年。
⑤罗荣渠：《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⑥罗荣渠：《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⑦1995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