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大前后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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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八大前后中央领导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商品经济论文,中央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1)06-0038-05

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冲破了马克思、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框子,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并为邓小平创立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

(一)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及其性质的认识

在1958年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企图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毛泽东指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的,斯大林是搬列宁的。列宁说要全力发展商业,我们应当说是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1]又说:“我们是商品经济还落后的国家,不如巴西、印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少,甚至比印度还落后。”[2]

刘少奇在1959年11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强调,商品生产和交换是社会主义必然具有的。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即所谓旧形式新内容问题。这些旧形式已有不同的新内容,它是作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些旧形式不是一下子便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要看条件。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3](P194)刘少奇分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社会分工;社会主义仍然存在两种所有制和按劳分配。这实际上说明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商品生产是必然的,并且会长期存在;只要不消灭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毛泽东在批评那些主张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就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4](P565)“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就是因为有了商品,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4](P569)

综上说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在商品这一问题上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一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形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资本主义的“特产”。决定商品生产性质的是“周围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关系的性质。二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形式——“工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显然,这些思想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上的新思想,在当时是富有创新意义的。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范围的认识

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商品活动的范围就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就是作为商品卖给人民公社的,国家供应给公社的其他生产资料也应是商品。在中国“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4](P573)。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所有权转移是产品之成为商品原因的论点出发,突破了斯大林及其论点阐述者所划定的商品范围的框框,从实际出发,指出并不是所有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这就比斯大林前进了一步。遗憾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来认识,更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全部生产资料,而且资产、证券、期货、房地产、劳动力等都是商品。

(三)对价值规律、价格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作用的认识

由于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范围比苏联大为拓宽,也由于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强调价值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他说:“所有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4](P572)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P192)。毛泽东对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关于价格机制调节经济的问题,搞实际工作的陈云看得较为清楚。他认为“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生产”[5](P9)。在总结1956年的价格政策时,他指出:“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5](P10)陈云从实际工作的经验出发认为,有些情况下,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的波动是有好处的,比如: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价格,要适当地提高;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在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但要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么,小土产就会减产,而自由贩卖,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陈云的这些观点,就是要国家利用价格机制调节商品供需,刺激商品生产,提高其质量和档次,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宝贵思想显示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格政策方面的可贵探索,可惜在很长时间没有引起重视。

(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综合平衡的理论,他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6](P218)“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按排相结合,以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6](P220)这里的计划,应该是全社会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是某种预见,而不是个别计划的相加,因此,它更富于弹性,更偏向于规定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注重宏观调控,即综合平衡。

除了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外,掌握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平衡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效手段。陈云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5](P44)“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的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5](P51)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三大平衡”的思想,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综合平衡。陈云从实际出发,善于抓住经济发展中的宏观指标,掌握经济发展的关节点,从宏观方面去控制经济稳定和发展,是多年第一线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结晶。

二、第一代领导集体没能完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原因

从以上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研究,并且在实践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特别是纯计划体制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某些方面还富有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比如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仅存在于消费资料而且存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中;社会主义社会要利用价值规律,要利用价格政策等手段来调节供需平衡,激发经济活力等等。其次,这段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还为八大确立正确的思想提供了基础。八大之前,毛泽东对苏联体制的怀疑,提醒全党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周恩来、陈云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平衡的研究,都为八大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前提。再次,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还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范围认识的扩大,周恩来、陈云对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研究,八大的正确思想的总结,关于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思想等都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经验。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探索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正确总结。因此,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和研究,是历史重要的一环。研究它的重要成果,分析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坚持和促进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阶段,惟其是探索,因而他们的思想又是不成熟和不全面的。每个人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实践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思想又是零碎的,并没有形成体系。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没能最终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系统化并进一步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苏联模式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再三指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没有商品生产,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深深地影响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也不情愿冲破这个框框。

第一代领导成员均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立了新中国。三年经济恢复的胜利完成,“一五”计划的伟大成就,都使中国共产党人处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实践进一步促进了苏联模式的输入和计划经济思想观念的建立。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生的中国政权,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与我国进行外交和经济往来,把我国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使我国的经济交往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策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和对我国的支持,使我们自然要以苏联为学习目标,因为我们不能搞资本主义,这条路是被证明了不能走的,又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主客观上要求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垒,与世界市场的隔离,都阻碍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认识。一种思想一旦成为观念,成为人们既定的普遍的认识,要想突破它就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终生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很多人年轻时候就坚定了这一信念,他们的论点就成了不用怀疑的观念。在这种氛围下就很难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概念,没有实践的教训是绝难彻底否定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因而也就迟滞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识的向前推进。

(二)经济规律认识的困难

经济规律相对战争规律应更难发现,对经济规律认识得正与误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反馈出来,而不像对战争规律认识的失误带来的危害反馈得那么迅速、明显。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要达到一个升华、完成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应该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点是注意得不够的,对经济建设这一事物的特殊性缺乏深入的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低估了根本改变中国贫困面貌的艰巨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这一决议精神深刻地总结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教训。不从根本上认清我国现在的初级阶段性质,不充分估计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最终是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的。

(三)复杂的国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同于其它任何国家

虽然我国从1956年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相当短暂的。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百年历史,我们取得的经验不多,实践不足,尝试很少。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前人提供的充分的实践经验,一切都需要自己摸索、尝试。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复杂的国情,第一代集体没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就不足为怪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径直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把我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艰辛,更多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最终形成还需要我们精心摸索,精心实践,勤奋工作,努力开拓。

收稿日期:20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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