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富有魔力的情感符号——对老舍小说儒家文化景观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透视论文,魔力论文,符号论文,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置老舍小说于时代背景之中，着重考察作家浓厚的家族情结。首先，简略论述老舍对封建家族观念和传统宗法势力的抨击；然后，重点分析老舍对家长、长子或长孙、贤妻良母等三类家庭角色功能的把握，阐释其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对古朴、和谐、温馨家庭风貌的眷恋之情，由此探讨了儒家文化对老舍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家族情结 老舍小说 儒家文化
家族情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一种景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起伏迭宕、思潮扑朔迷离，但它已渗透于民众意识的深处始终也没有消失。随着现代文明步伐的加速迈进，这种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却凸现得更为鲜明。虽然多次战争把无数人推向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但他们似乎对家族之衰变与兴盛更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执著的偏爱。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展示宗法制大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着整整“一个社会的历史”[①]；丁玲身经家庭巨变的惨痛，长篇小说《母亲》就力图“描绘出变革的整个过程与中国大家庭的破产和分裂”[②]；林语堂漂泊异国他乡，《京华烟云》亦不忘叙说封建家庭的荣辱与兴衰；曹禺的《雷雨》、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等话剧文本，演出的亦是没落家庭的人生故事。应该承认，家族所显露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理所当然是互相依附的。然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对其负面影响思索得更为深刻些。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抨击和诅咒的情感，构成了现代家庭文学的主旨意蕴。但是，我们透视家族情结的目光似乎不能因此而显得狭隘短浅。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忽略现代作家潜意识深处对家族的亲近意愿和依赖情感，因为它更能本真地反映现代作家的人格心理和附丽于这心理背后的民族性格以及它所濡染的儒家文化色彩。其实，在老舍的心灵世界里，其家族情结就迥然有异于上述作家。老舍对宗法制大家庭的批判意向和眷恋情感是相连相依的，透视他的小说文本，更能使人把握家族这个具有儒学意味、带着魔力色彩的传统情感符号。
一
众所周知，时代氛围和时代主题左右着老舍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选择。老舍创作伊始，虽值“五四”浪潮已过，但它对老舍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五四”运动已经打破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和谐融洽的宁静气氛，老舍自然也就热切地关注着普遍存在和流行的社会命题——改造国民劣根性。因此，老舍在小说文本中对由儒家文化濡染而成的、体现于小市民身上的、老大中国的种种劣根性予以了批判和嘲讽，显示出一种叛逆儒学传统的姿态。
我们发现，老舍抗战前的许多小说大都披露和清算了封建家庭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戕害，勾勒了一副副长辈至高无上施淫威、晚辈忍气吞声受凌辱的血腥图画。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她是老王家买来的，公公、丈夫、小姑子的暴力专制使她没有说话的份儿和丝毫反抗的权力，“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又使她只能含辱忍垢地生存在这被传统道德折磨的生活空间，乃至最后被公公和丈夫活活打死。而《柳屯》的主人公夏大嫂，她虽然是夏家明谋正娶用花轿子抬过来的媳妇，但因为不能再生养儿子终断了夏家独传的“香火”，从而被丈夫赶出家门，终于在屈辱和病痛之中带着无限怨屈离开了人世，这是传统的“无子之过”的伦理意识使得夏大嫂犯下了“弥天大罪”。如果说小王媳妇和夏大嫂的悲剧是来自买卖婚姻和传宗接代思想对已婚妇女的迫害，那么未婚女性李静和王德的姻缘则是被儒家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念活活拆散的。李静是老舍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主人公，她的姑母基于传统女性应该如何伺候丈夫和怎样服从丈夫这人生价值的理解，威逼她嫁给又老又狠的老张作妾，从而成为她悲剧的直接制造者。赵姑母不是不爱李静，但她的这种爱法却是害了李静，而她自己居然以为李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赵姑母行为的合理依据恰好是传统的封建宗法观念，诚如鲁迅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③]，实际上这正是老舍设置赵姑母“在普通中国妇女里面，叫你无从分别那是她，那是别人，你可以用普遍中国妇人的一切形容她，或者也可以用她来代表她们”的创作心态的理性阐释。对比之下，老舍的代表之作《骆驼祥子》似乎更为典型。小福子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就是她父母一手造成的。她父亲穷困得逼女为娼，她母亲一方面哭肿了眼睛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穿上女儿卖身钱买来的新衣。如果说这只是贫苦家庭不得已而为之的真实写照，那么虎妞的一生就形象地控诉了封建家长的罪恶。刘四虽带有买办的色彩，但其头脑中传统的家长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不仅贪婪地榨取虎妞的聪明才智以赚取金钱，而且残忍地掠夺女儿的青春使其成为嫁不出去而且发生性变态的老姑娘。封建家长的专制内容在刘四身上得到了彻底暴露和体现，因为出嫁对于传统女性来说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总之，老舍在抗战以前能自觉地顺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延续“五四”运动开拓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尖锐地指斥封建家族观念和传统宗法势力对人性发展、完善的阻碍和摧残。
二
但是，对家族血缘关系的亲近与爱恋，对传统家庭温馨的向往与追寻，作为人类的一种共同天性在老舍的小说中又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和张扬，这是老舍内心深处浓厚的家族情结的鲜明流露，它标志着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沉思考和积极选择。
如果说巴金等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具有鲜明的反叛传统文化的特殊意义，那么老舍的家族情结则更隐藏着对儒家理想家庭模式的深情眷恋，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之书名本身就寄寓着作家丰富而独特的感情色彩，“四世同堂”的家庭模式不正包含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意识么？不仅因为这种家庭结构历代被圣君先哲们所推崇，而且由于这种家庭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儒家理想社会结构的基础。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家是国的微观形态，国是家的扩大结构，二者之间同构同质，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且尤推儒家圣贤的功绩不可埋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施用于家的伦理情感扩展施用于国，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首先必须从家庭利益出发。也就是说，如何取舍个人在“国家”与“家庭”这两个社会层次中的正确位置，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虽然依据这种标尺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家族结构背后有大量消极的因素存在，但是它希望人类社会能够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家庭气氛，自古以来毕竟就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挡不住的情感诱惑。因此，传统家庭结构具有的这种合理性和积极性亦是不能不予以肯定的。老舍正是通过对这种理想家庭结构的透视，向外衍射社会生活动态，向内挖掘儒家文化意蕴，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传统家族美德背后淤积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又深情地对家族绵延的传统美德给予了衷心的赞赏。老舍具备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态度，才从更深的层次上显示出作家文化选择的正确性。
抗战烽火燃起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火炬，老舍就执着地探寻了传统文化固有的精神力量。抗战以后，他的小说主要致力于对古朴、和谐、温馨的家庭风貌的描绘，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然，日寇铁蹄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实，正是这种凄惨的现实强化了老舍眷恋传统家庭的心态，使得作家哪怕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也依然魂牵乡土心系家园。老舍认为，象祁姓这样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的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就“象一块千层糕”，虽然有些已经剥蚀脱落，但更多的确是维系和巩固，大家庭终于支撑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没有象同时期巴金《寒夜》所描绘的那种新式家庭那样崩溃瓦解，你能否认中国传统家庭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吗？与受西方文化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式家庭相比，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构筑的传统家庭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向心力量抵御住了异族的侵略和蹂躏，成为了固结儒家文化的一根缆绳或锁链。同时，它也以不容忽视的丰富内涵，表露出作家心灵世界架构的一方独特家园净土。
老舍对于这种传统家庭生命潜能的苦心探索，依靠的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法，而是通过认知固有的家庭角色功能来形象地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涵量。可以说，它几乎成了作家在抗战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
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以家长为核心，家庭成员关系都是以家长统治为重心而维系的。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家无二尊”，“父者，子之天也”[④]，“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⑤]人们通常认为，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不仅是家庭的福气，而且也是社区的模范。在以父权统治为核心的大家庭里，家长如同一国之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一切，说一不二，宛如法律，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一方面，权威使得家长显得强大、有力、威严，令人不敢轻易冒犯；另一方面，权威又使得长显得专横、冷酷、傲慢，常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由于家长具有这么大的权威，使得他们在那些反叛宗法家庭、要求个性解放的现代作家笔下大都宛如封建暴君，如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和曹禺笔下的周朴园等，受到了作家们的猛烈抨击。但是，传统家庭的家长一般又是由家人推举谨慎才能、最尊最长者为之，虽然独断权威是封建家长的一种形式，但其温柔敦厚的美德并不能就此抹杀。与其他作家不同，老舍就更为看重和关注家长的这种传统美德。二、三十年代，老舍在《老张的哲学》中推崇过李应叔父疼爱侄儿侄女的贤良慈爱品德和平易近人的家长作风，在《牛天赐传》中也良心用苦的描绘过牛老者夫妇养儿育女的深思熟虑和精打细算。
不过，老舍理想的家长楷模是四十年代创作的祁老人。祁老人，是祁家四世同堂大家族的家长。作为一家之长，他也仅仅只是家庭中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成员罢了。他的头上没有显尊的桂冠，他的手里没有强硬的特权。他对家里男女老少每个成员的态度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绝不颐指气使，没有丝毫专横跋扈的习性和主宰一切的尊严。祁老人从来没有想方设法来维护自我地位的特殊，而是常用自己的人生处世态度来规劝子孙不失做人的原则。他虽然也会对家庭的叛子逆臣予以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但也绝对没有给人一种如同暴君一样的感觉。克己让人，慈长爱幼，和气生财，是祁老人用来维持家庭成员和睦和社会关系融洽的传统手段。也就是说，礼节、和气、微笑是悬挂在这位家长身上的三大花环。祁天佑，做为四世同堂家庭的第二代家长形象，由于父亲祁老人的存在，虽然只能算做大家长的附庸，但他那忠厚老实、诚恳正派的品德，确也无疑地构成了传统家长风范的理想映衬。在《四世同堂》整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老舍对他们备加赞赏和崇敬的心绪。他细细品尝着的，是这两位家长的纯朴风貌和温馨气息。
令人惊喜的是，老舍并没有让他们在传统家长风范的圈子里踏步徘徊，而是以时代的眼光审视他们传统道德的升华。两位家长在战争年代虽然都具有家庭至上的观念，但战火烧到家门时也并未完全无视国家、民族的危亡。祁天佑不堪日寇的污辱而悲愤的投河自杀，祁老人最后也抱着重孙女的尸首发出悲愤的控诉。家是他们的生命，家也就是他们的世界，尽管他们的家族观念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其内心随着国家苦难的产生也不断地涌起了痛苦的情感。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祁老人命令孙媳妇藏够粮食关上大门就平安无事的卑怯心态，我们亦无须遗憾祁天佑为什么不在日寇污辱他的时候挺起身来横眉冷对。要知道，他们能如此去做，又是多么的艰难啊！他们能如此去做，又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四
顺着“父慈子孝”这根传统伦理关系的链条，老舍又通过长子（就祁天佑而言）或长孙（就祁老人而言）的角色功能来表现家族传统的浓厚文化内涵。儒家建构的家族宗法制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强烈要求子孙后代们“入则孝，出则悌”[⑥]，忠孝之道构成了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重要内容，家庭成员自下而上的关系是以“孝”“悌”这两根标尺来规范的。所谓“孝”，指的是善事父母，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⑦]；所谓“悌”，指的是要敬爱兄长。总之，儒家把维系家庭的这种“孝”“悌”情感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准绳。《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也就是说，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一律予以牺牲。如果说“家长制”是控制家族的外形式，那么“孝悌”则是维持家庭稳定的内形式。这种伦理规范，使得孝亲意识成为了家庭中晚辈们的生活标尺和人生范畴。在宗法制大家庭中，孝道更是长子或长孙们须奉行的根本之道，人们常说的“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⑧]便是这个意思。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是把长子或长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认识和概括的，祁瑞宣便是作家文化思考的形象载体。中国家族的文化传统，是实行“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伦理制度，长子或长孙在家庭中必须承担沉重的负累，方能确立他在家庭中的权威。但是封建孝道和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又特别强调晚辈必须听命于长辈。这样，封建家族制度本身就已经把长子或长孙推进了无法克服和避免的矛盾漩涡。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大家庭的长子或长孙们大多数又接受了更多的新的文化教育，而国家命运的多灾多难更加使得他们在“家”与“国”之间背负着更重的负担，常常在持家奉亲与奔赴国难的矛盾冲突中经受痛苦的煎熬。祁瑞宣，作为四世同堂的祁家长孙长子，虽然也有在忠孝矛盾漩涡中挣扎的痛苦，但是在国难当头的环境里他还是摆平了爱家与报国的位置，正如老舍所说：“他好象是新旧文化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其实，这正寄寓着老舍对儒家文化思考的深沉性和成熟性。战火已经烧到身边，传统家庭结构中的长子或长孙们应该怎样顺应时代的潮流，使得自己“忠孝两全”呢？这种伦理观念难道绝不可能跨越传统而在战乱时代重新闪光吗？长孙祁瑞宣的人生历程，似乎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祁瑞宣，一方面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承担着负累克尽了孝道，另一方面又以特殊的方式为国家实现了尽忠的义务。虽然传统的“孝悌”意识制约了他的行为准则，宁肯舍弃个人幸福也不给祖父和父母们增加痛苦和麻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在封建孝道的规范里强作欢颜。他对长辈的敬重和对晚辈的体贴，都是出自本心和自然流露的情感。在日寇铁蹄蹂躏北平之际，祁瑞宣虽然恨自己不能走出北平，但传统家族观念并没有妨碍他为国尽忠。他支持三弟瑞全离开北平，他精心照顾奔赴抗战前线的爱国志士们的家属，他利用教书的职业从事抗敌宣传工作。总之，传统家庭的长孙或长子人格在抗日烽火的洗礼下得到了升华。
由于这个长孙或长子形象沉积着新旧文化和家族制度的深厚传统，从而使得作家对他的情感态度也就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传统孝亲意识与时代报国观念存在着沟通的可能。
五
老舍对于女性传统人生价值的思考，毫无疑义地更能揭示作家的家族情感。儒家向来以“宜室宜家”的起码要求审视女性，老舍自然接受了这个传统观念。作家曾如此说过：“对于那不大会或不大管家事的妇女，不管她是怎样的有思想，怎样的有学问，我总是不大看得起的。”[⑨]对会管家事妇女表示尊重和对不会管家事妇女表示嫌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老舍的家族情结里包含着对家庭秩序和谐气氛的向往和执著。宗法制大家庭的和谐，就得力于那批会管家事的妇女的辛勤劳作。这批妇女，在家庭伦理秩序范围里被称为贤妻良母。就传统女性而言，贤妻良母构成了她们人生理想的极致。而对于女性这种传统的向往，表现了老舍复归传统美德的强烈意愿。
老舍常常是通过两组鲜明对立的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二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便已露出了端倪，老舍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对小福子和虎妞这两个女性已做出了人格的分野。年轻美丽、柔和恭顺、要强勤俭的小福子，成为了老舍心目中贤妻良母的理想人选；而外表丑陋、性格恶劣、行为粗痞的虎妞，在老舍笔下却受尽了嘲讽，她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一个“母夜叉”形象。这种文化意识，到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就体现得更为鲜明了。作为沦陷区一名普通妇女的韵梅，真正成为了老舍心目中理想的贤妻良母的典型。韵梅，作为宗法制大家庭的长孙媳妇，那璞玉纯金般的美德在老舍的笔下得到了尽情的展现和发挥。她孝敬爷爷、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弟妹，爱护子女，为祁家的每个成员都付出了一片爱心，为家庭生活的温馨奉献了一切。虽然这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生活方式平凡普通得毫不起眼，但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世里，正是这种操劳家务的行为更加显示出了贤妻良母那种任劳任怨、温柔体贴的传统美德。老舍对这种女性的传统人格发出了生自肺腹的赞叹，他说：韵梅“不只是一个平庸的主妇，而是象活了二三千年，把什么惊险苦难都用她的经验与忍耐接受过来的”“武士”。然而，对于大赤包和胖菊子这样的女性，老舍对她们的污浊人格却嗤之以鼻。推究老舍这种心态的根源，不仅仅只是因为她们叛国投敌行径的卑劣可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们不理家务或水性扬花的丑恶品德。也就是说，老舍是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去抨击她们的，因为她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品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符合传统的贤妻良母的人格规范。因此，作者才会在最后给她们安排一个“恶有恶报”的命运结局，胖菊子枪杀身亡，大赤包发疯致死。这样的结局，实际上宣示着老舍鄙夷恶婆恶母型女性的传统心态，从反面来说它又体现了作家对贤妻良母这种女性传统人格的强烈向往和执著追寻。
由此看来，在这两种类型女性的身上做出如此泾渭分明的道德审视和情感判断，正是有力地说明了老舍的女性观具有非常明显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色彩。
其实，家族情结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侧影，它涉及到婚姻、宗族、血缘、地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更何况它是人类情感中最具魔力的符号，诚如人言：“当你开始谈论家庭、世系和祖先时，你就是谈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⑩]。如此看来，本文对老舍家族情结的推理论析就有求于方家教正了。
收稿日期1995-11-06
注释：
①巴金：《〈家〉初版后记》
②《丁玲研究资料》第19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④《孔子家语·本命解》
⑤《孟子·禹娄》
⑥《论语·学而》
⑦《孝经·开宗明义》
⑧《汉书·艺文志》
⑨老舍：《小人物自述》
⑩[美]阿利克斯·哈利：《根》，陈尧解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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