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人教版历史必修教材若干史实商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人教版论文,新课标论文,教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中新课程实施以后，教材版本呈现出“一标多本”的多样化格局。从2008年秋季开始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江西省，历史学科主要选用新课标人教版教材(2006年修订本)。笔者在使用近三个学期之后，发现该教材必修本三册都还存在着一些硬伤和缺陷。有些硬伤和缺陷已被公开指出，①而有些则尚未见诸报刊。笔者在此结合史学研究成果再补充一些。
一、必修本1
1.第66页讲“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必修本2第44页讲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
“二十一条”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自“二十一条”提出以后的九十多年来，不少论著都将它视为不平等条约。其实这是个极大的误解，张振鹍早已指出，“二十一条”虽不平等，却不是条约。②当时中日签订的正式条约不是“二十一条”，而是以“二十一条”要求为基础的《中日民四条约》，又称《中日北京条约》。
从笔者查阅的资料可知，③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分列五号，第一号要求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二号要求扩大在南满、东蒙的各种利权；第三号规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第四号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割让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军械厂由中日合办。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袁世凯接受这些条件，并绝对保密。袁世凯决定与日本谈判，以最小代价了结此案。从2月2日开始，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与日置益、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等人开始秘密谈判。后来中国有意逐渐将谈判内容泄露出去。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有所抵制，日本方面不断用外交讹诈、武力恫吓等相威逼。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了些小让步。当时，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广大人民群情激愤。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日本政府删削了第五号要求，于5月7日下午3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速行应诺”，限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袁政府无法再拖，5月9日屈辱接受日本最后通牒。在此基础上，5月25日中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了《民四条约》。所以，从历史渊源上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是《中日民四条约》的缘起，而《中日民四条约》是“二十一条”的结局；“二十一条”是《中日民四条约》的初稿，而《中日民四条约》是“二十一条”的定案。从内容上看，《中日民四条约》比“二十一条”要求也有所减缓。应该说，“二十一条”与《中日民四条约》都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文件，但二者的地位、作用不大相同，后者是正式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前者不是条约，也没有签订过。
2.第66页讲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当地红军会师”。
笔者从教20年，都是使用人教版教材。20年来，教材关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地点的表述，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最初说在吴起镇，后来回避会师地点，现在又说在吴起镇。回避会师地点实际上是否定了此前教材上的“吴起镇说”，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会师地点并不在吴起镇，而是在陕西甘泉境内。教材表述的这一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学术观点的变化。笔者手头较早的著作如《红军长征简史》、④论文如《关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会师时间和地点的考证》、《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等，⑤都否定“吴起镇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文章更是普遍否定“吴起镇说”，如《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0日第5版发表的《长征中的六次会师》以及《红军长征史》、《重解长征之迷》等。⑥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知，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9日，但部队看到当地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窑洞，路上几乎看不到老百姓。10月24日，部队从吴起镇出发，28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4日又从下寺湾出发，5日下午到达甘泉境内象鼻子湾，6日在象鼻子湾与陕北红军会师。《聂荣臻回忆录》称：“11月6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刘志丹领导的红27军胜利会师了。”⑦印证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是在1935年11月初的甘泉境内象鼻子湾，而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吴起镇。现在教材又恢复“吴起镇说”，不知有何依据？
二、必修本2
3.第8页讲明清时期瓷器种类丰富，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
此段课文主要讲瓷器历史，如讲原始瓷器出现于商朝，成熟的青瓷出现于东汉，成熟的白瓷出现于北朝，而到明清时期才讲青花瓷、彩瓷、珐琅彩，容易造成“青花瓷、彩瓷、珐琅彩”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错觉。2008年高考山东文综第9题，在北宋末年东京(今开封)示意图中要求选出两处设置的错误，示意图中“彩瓷作坊”竟然是答案之一，这明显是受到该教材的误导。这是一道明显的错题，因为北宋末年东京完全有可能出现彩瓷作坊。彩瓷主要有釉下彩瓷和釉上彩瓷两大类，学界研究成果表明，釉下彩始于东晋，⑧唐代也有釉下彩瓷，⑨瓷器釉上加彩则始于北宋。⑩所以，北宋末年出现彩瓷作坊应该不会有错。另外，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于元代，珐琅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都是应该明确表述出来的。
4.第70页讲“1875年，上海招商局架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
本册教材第34页插图“贝尔发明的电话”的文字介绍中讲：“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并于次年成立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发明电话是在1876年，这已是史学常识，1875年电话尚未发明，中国上海怎能开通电话？关于电话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时空问题，学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笔者见到两种说法，一是1879年在天津，一是1881年在上海。(11)何者更为可信，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肯定不是在1875年。
三、必修本3
5.第14页讲陆九渊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
陆九渊的原话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刊本《象山先生全集》、中华书局点校本《陆九渊集》(12)都是如此。今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是采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说法，未见“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之说，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等。(13)
6.第47页讲到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祭侄文稿》，插图名称写成“祭侄文稿”，而插图文字介绍则写成“祭姪文稿”。
应该说，上述两种写法皆可以，因为侄为姪的俗字，但同一教材同一页应该统一起来，建议统一写成“祭侄文稿”。
7.第101页讲“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以反映‘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伤痕文学”的名称源自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反思文学”的发轫，一般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载《人民文学》1979年2月)为标志。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所以，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也有时间先后的排列。(14)“伤痕文学”应该在“反思文学”之前。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说：“新时期中篇小说的题材递颤过程与短篇小说相类，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阶段。”(15)
8.第101页讲1977年冬天全国有570多万考生参加了高考，“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有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为610万，比1977年增加40万，(16)而2007年、2008年、2009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更是突破千万，分别为1010万、1010万、1020万。(17)显而易见，“迄今为止”的“今”只能是指1977年，而不能指1978年及以后年份，更不能指该教材编写和第一次修订时的年份。
9.第108页讲“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鲁迅、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尼日利亚的索卡因等都有很大的世界影响”。
这里的“索卡因”明显系“索因卡”之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辞典1901-1992》等资料介绍，(18)索因卡，即Wole Soyinka，又译作渥雷·索因卡，或握雷·索因卡，或沃尔·索因卡，是用英语写作的尼日利亚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非洲人。
另必修本3第105页顺10行“20时期后半期”明显系“20世纪后半期”之误。
注释：
①该教材2006年进行第一次修订之后，仍然有不少硬伤和缺陷。有关探讨文章有黄伟《“副团长谢晋元率约八百名官兵”质疑》(载《历史教学》2008年第9期)、周明学《关于洪秀全的“学历”问题》(载《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新航路开辟前茶叶输入西欧说献疑》(载《历史教学》2009年第8期)等。
②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这些资料包括近代中国研究网(http://jds.cass.cn)2005年9月23日，《民四条约》。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6页。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7页。及前引张振鹍文章。
④力平、余熙山、志咸：《红军长征简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⑤田舍郎：《关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会师时间和地点的考证》.载《理论教研》1984年第4期。蒋玉怀,王付海.《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载《党史博采》,1996年第12期。郑天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究竟会师何处》.载《纵横》2001年第7期。
⑥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亲历者的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7页、第326页、第330页。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吴晓军,董汉河.《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上)》.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⑦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⑧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⑨李建毛：《中国陶瓷经济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⑩冯永铭：《古陶瓷鉴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1)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10页。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12)《象山先生全集》卷22《杂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刊本。《陆九渊集》(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3页。
(1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页。
(1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58页。
(15)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9卷《当代文学编》，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6)《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17)2007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见《2007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破千万》.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29日第1版。2008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见《光荣与梦想：2008国家教育考试回眸》.载《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3日第5版。2009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见《今年高考招生有六大变化》.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3日第1版。
(18)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1901-1992)》，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