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义利论文,观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道德课题。义，即应当、正当、合乎道义；利，即利益、功效、包括公利和私利。从伦理学角度而言，凡是重义的，一般都称之为义务论（或动机论）；凡是重利的，一般都称作目的论（或效果论）。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分为三派：孔子、孟子、朱（熹）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和利为一；荀子、董（仲舒）子、张（载）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在历史上，此三派中，以第一派势力最大。
那么，儒家义利观是不是完全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先秦儒家与后来的汉儒、宋儒以及近代儒家，在义与利的问题上，都有一些变化，应区别对待。
中国伦理学说史上的义与利这对范畴，在孔子学说中已明确提出。孔子把义视为行为的根本准则，他不仅用义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以是否合于义，来划分君子和小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孔子的主张是，没有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 其他品格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孔子崇尚义，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孔子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行义就不能为利，为利就不能行义，既排斥私利，也排斥公利呢？
恐怕还不能这样判定。在孔子的学说中，义与利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一是指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就第一层含义说，孔子并不完全排斥个人利益，或者说，利，是要服从于义的。完全不讲利，只讲义，这不是孔子伦理学说的观点。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对此有所误解，这是需要纠正的。
例如，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3〕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 〕这是说，见到有利可图的事，首先要想到义；符合义的利，可以考虑获取；不符合义的利，一定要抛弃，即使自己处在饥寒交迫中。
换句话说，孔子主张义与利的统一，如果义与利发生了冲突，怎么办？他的答案是：宁要义，也不要利。这就给人们提出了要求，即在“利”字面前要三思，什么样的利可以获取，什么样的利必须舍弃。一概排斥利，只讲义，这并不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义利观的本意。
孔子的义利观，总体上是说，人们所获取的利必须符合义，即先义后利。这在当时，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当时有些开明政治家认为：“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君主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5〕郑国执政子产就非常注重“利”， 他制定出整顿田地、发展生产的治国方略，使郑国物产丰盈，百姓安宁，社会稳定。对于子产的这些作法，孔子表示赞赏，认为这是行君子之道，说他的作法是养民、富民，给百姓实惠，因而符合于义。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养民、富民；反对害民、扰民。
有学者认为，孟子尚义轻利更甚于孔子，因为孟子曾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6〕单凭这句话， 很可能得出孟子只讲义不讲利这个结论。孟子在义利观上，继承了孔子的主张。他认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与培养、塑造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密切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发挥了孔子的义利观。但是在这里，孟子还说：“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7〕孟子在此处所说的制民之产， 就是期望老百姓都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能够安居乐业；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希望统洁者施行仁政、德治，反对不顾民力与民利的盘剥索取等暴政。
以上这两段话，是孟子游说梁惠王时，不惮其烦地反复述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统治者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8 〕这还是要讲利，要讲符合于义的利，要行能使百姓富足的利。
荀子在义利观上与孟子有许多共同点。他比较明确地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也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9〕荀子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倡导先义后利，就能够强大； 倡导先利后义，就会弱小。对于个人而言，倡导先义后利，就可以成为正人君子；倡导先利后义，就会沦为小人，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强盗。所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主张对百姓“先富后教”，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聚敛”，这是儒家在先秦时代关于义利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孔子的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孔子就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孔子反对鲁国统治者增加租税，认为这是一种“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的行为，这样获取的利不符合义的原则，因此必须加以反对。他向鲁哀公建议“省力役”、“薄赋税”，体现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仁政思想。
所以，在孔、孟、荀那里，崇尚义，但并不是完全的贵义贱利，取义去利，而恰恰在于给老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实惠——利。换言之，孔、孟、荀认为统治者不应为自己谋利，更不能与民争利，而应该崇尚义，使百姓获利，这样才可以使百姓顺从。同时，统治者只要做到仁政、德治，其言行符合于义，那么他们也有理由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
其实在先秦时代，主张义利结合的，并不仅是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许多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均持此说。例如齐国宰相管仲，就曾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0〕的思想，表明他也看到义利关系的一致性，富民与教民的内在联系，这与孔子、孟子的儒家义利观是基本一致的。
当然，孔孟关于义利观的另一方面，认为人们的物质欲望不可以无限制地任其膨胀、扩大，应当有所节制，即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调整、节制人们的物质欲望，这样做并非为了扼制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更不是要对人们进行搜刮。与此相反，他们主张维护百姓们获利的权利。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注重功利的时代，董仲舒具有义利兼尊的倾向，他一面强调“体莫贵于心，故养重于义”，一面又反复提醒统治者，要“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意”。可惜，他的这种义利兼重的思想，没有被后代儒家所重视，后代儒家对他的思想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却忘记了他所说的“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身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11〕这似乎是承认利的合理性，它与义相辅相成，各司其职。但如果义与利不可能两全时，君子宁要义，也不要利，这就是儒家认为在必要时舍利取义的义利观。
宋代以来，理学家们在义与利的解释上，继承了孔、孟、董的学说，但有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偏执其学说中舍利取义的一面，并做了不适当的夸大，而且沿此歧途，走得很远。他们以理解义，把义与利的关系绝对化并发展演化为理欲之辨，不恰当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伦理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发展到此，被蒙上禁欲主义色彩。宋代大儒朱熹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义利观，在他讲学的白鹿书院中，公开贴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揭示，把这两句话当作门徒们的处事警语，然后进一步阐发：“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来，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12〕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13〕。先秦孔孟荀的义利观发展至此，已面目全非，前后相去甚远了。
自先秦儒家义利观被扭曲后，一些尊奉孔孟，自称得到孔子真传正统的儒士，提倡功利主义，反对程朱理学派的理欲观。例如，叶适提倡功利之学，批评董仲舒“正义”、“明谊”之说是疏阔空谈，实为无用之虚语〔14〕。另一位反理学的学者李贽说，穿衣吃饭，这就是人伦物理，所谓圣人不欲富贵，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15〕。他们对宋儒的义利观表示强烈不满，指出程、朱是口诵圣人之言的假道学，是冒充真儒的俗儒、迂儒，要求还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本来面目。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很精湛的。
从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演化，及其在近代的遭遇可以看出，先秦儒家主张的义利观并不同于后来经过宋儒改纂后的内容，有其积极与合理的一面，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处世原则，都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保持节操、精忠报国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准绳，它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应当做历史肯定的。
如今，在民众社会伦理观念中，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先秦儒家的义利观，看到人们的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与义、礼的不可分性。老百姓生活有所保障，就有条件讲礼节、讲道德；相反，个人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障，就顾不上廉耻心了。当然生活水平高的人，未必都讲义，生活水平低的人，未必都不讲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在民众当中有这样的道德信念，叫做：“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对儒家传统义利观在心灵深处的回应。实际上，这也是任何一个有道德感、良心感的中国人最后一道心理、道德防线。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贩卖假酒、假药的人，一些图财害命的人，他们连这最后一道防线也已经丧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义利观无疑有益于市场经济，它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宁。
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中，等价交换是人们彼此间重要的交往原则，即一般不反对人们对于物质需要的追求，有时也把能否使百姓获取实惠，视为社会治乱、政治得失的判断标准。
但是，在任何经济形态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都不能毫无限制而任其发展，它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约束。民间俗语“不义之财不可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都是对儒家传统义利观的正确诠释，它恰切地道出了义与利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同样适合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义与利的思考。不讲衣食住行等物质利益，似乎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这是一种变态的价值观，它根本不符合人道，也不符合儒家义利观的本意；义与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二者在天平上究竟孰轻孰重，的确很难把握。在左倾之风盛行的年代，许多人对义与利的关系存在模糊观念，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取消物质利益原则，鼓吹精神万能、道德至上，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不讲道德的行为，道德与利益二者不可并存，似乎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都是所谓“喻于义”的正人君子，只讲贡献、牺牲，不讲报酬、索取；反之，就成为只是“喻于利”的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和道德觉悟。这种“左”的道德观念，在今天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加以改变。然而，过分贪图物质利益，甚至走向拜金主义，迷恋金钱，追求物质享受而违背了义，这同样为儒家传统义利观所不容，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也会被人们所不齿。
人们在符合义的前提下，追求物质利益值得鼓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从道德角度讲，一旦义与利发生冲突，二者只可以选择其一，那么就应当取义弃利。“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传统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这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在市场经济社会，同样值得提倡和发扬，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珍品。
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相比，是人类社会在发展中迈上的一个新阶段，但也给人们的道德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商品经济要获得发展，必须有法律与道德的双重保障系统。儒家传统道德如何与商品经济相协调，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商品经济社会，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是最基本的特征。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确立商品意识，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正确处理义与利即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尤其是要克服那种“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不道德观念和行为。
“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是一种腐朽的道德观念，它把个人狭隘的利益，当作道德的基础和前提，当作一切思想、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无论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社会，“见利忘义”这种观念受到激烈批评，却并未在道德领域绝迹，而到了市场经济社会，这种观念又有了更为广泛的土壤。例如，少数经商者不讲商业道德，只图赚钱，以各种手段坑害顾客；实行责任联产承包制，就有人为了个人利益，不讲团结，不讲互助，在物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甚至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个别手中有权者，则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等等，这都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具体表现。这种腐朽的道德观，必须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以防止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注释：
〔1〕〔4〕《论语·里仁》。
〔2〕《论语·阳货》。
〔3〕《论语·宪问》。
〔5〕《左传·成公二年》。
〔6〕〔7〕〔8〕《孟子·梁惠王上》。
〔9〕《荀子·大略》。
〔10〕《管子·牧民》。
〔11〕《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2〕《朱子语类》卷一二。
〔13〕《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四。
〔14〕参见《习学记言》卷二三。
〔15〕参见《焚书·答耿司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