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差异论文,高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是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产业结构的转变方式可以区分为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两种基本类型，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结构升级的体制关键在于，如何推进市场化体制进程的同时，把产业结构演进统一于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对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我国而言，产业结构高度的推进，关键在于如何在深入改革和完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结构发展目标。从另一方面说，体制变迁对于发展的积极效应，重要的便在于体制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是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否真正推动了增长并体现着长期发展的意义。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高度表面上是不同产业的份额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度量，若仅仅是一种份额和比例关系的度量，则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发生“虚高度”即通过有悖经济成长逻辑的方式超越经济发展的客观约束，以严重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提升所谓产业结构高度，因此产业结构高度的度量本质上必须同时是一种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才能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较高。
一、引言：产业结构高度的内涵
（一）产业结构高度与“虚高度”
如果说经济结构变迁是工业化的基本内涵，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化则是工业化进程中供给结构转变的基本要素，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业化的结构转变还包含需求结构的变迁。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的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在整个三大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演进；(2)在部门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演进；(3)在产品结构中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演进（周林等，1987；刘伟，1995）。相应的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中，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方面考察，国民经济的产值、就业、资产等方面的结构均会发生变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工业化进程中一种定向的、有规律的份额变化，那么产业结构高度是不是就是一种用份额来度量的指标呢？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将几种份额——比如就业份额、资本份额、霍夫曼比值等——按照某种设定的权重加总所得之和作为产业结构高度的度量指标。不能否认这样的指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样的指标适用性并不强，它们并不适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农业经济以新西兰为例，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的产值比重没有显著的上升，因为农业在其经济中一直占有显著的比重。城市经济以香港为例，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一直占有绝对的比重。这两种经济都没有呈现显著的、定向的份额变化。如果单纯用份额度量产业结构高度，以份额变化模拟产业结构高度化，我们将发现，在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度几乎没有显著提升，甚至是下降的。显然，产业间份额的转变并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本质。
本文认为，只有当产业结构的演进能使得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至更高的水平时，这样的产业结构演进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所谓“结构效益”的提升，否则，我们只能将这样的产业结构演进称为产业结构倒退或者说是“虚高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有要素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新增的要素和资源也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的份额不断上升，使得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内涵：一是比例关系的演进；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者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的内涵，后者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质的内涵。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探索和研究已经表明这样一个客观的规律：从供给来看，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呈现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实际上伴随着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共同提高，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的内涵是服从于质的内涵，长期来看，量的内涵绝不会违背质的内涵；在短期内即使人为地违背质的要求以“虚高度”的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最终也会被经济发展强制纠正过来，当然这种纠正会伴随着支付巨大的代价。
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表面上是不同产业的份额和比例关系的度量，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度较高，表明这个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有人可能会怀疑，劳动生产率是不是涵盖了产业结构高度的全部内涵，产业结构高度是不是还应该包括资本积累的高度（人均资本）、技术进步的高度。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完全可以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上。例如Kumar & Russell(2002)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增长、技术进步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增长。产业结构高度是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的体现，只需将这样的成果的指标抽象出来即可。
（二）产业结构高度的指标及比较
现有的测度产业结构高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
1.静态直观比较方法。这一方法是指将所考察经济的产业比例关系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或者是所谓“标准结构”的产业比例关系相比较，判定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所处的高度。库兹涅茨、钱纳里、赛尔奎因等人通过研究多国产业结构演进的经验事实，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和计量实证方法，总结出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典型特征。他们都提出了不同人均收入下产业结构高度的标准，这些“标准”常常被用来衡量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
2.动态比较判别方法。这一方法通过建构某些特定的量化指标，用另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系统作为参照系对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进行判别。这一方法和第一种方法相似，仍用比较的方法测度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区别在于动态比较判别方法运用统计方法能够动态地判定两个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相似性（离差）。这一类方法以结构相似性系数和结构变化值最为典型，分别代表着动态比较判别方法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相似判别法，即比较两个产业结构系统的相似程度，根据两者的“接近程度”衡量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包括结构相似性系数（又叫夹角余弦法）、相关系数法（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另一种是距离判别法，即度量两个产业结构之间的差距，根据两者的“离差程度”判定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包括结构变化值（海明距离法）、欧式距离法和兰氏距离法。
3.指标法。这一类方法通过建构一种或多种指标判定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前两种方法都是比较的（相对的）、定性的、离散的，只能用于定性的、离散的判断。指标法恰恰纠正了前两者的缺点，它可被用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连续的、定量的分析，霍夫曼比值也可以被归为这一类，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测度工业内部结构的指标—消费品工业产值和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值，这一比值既有时间序列上的延承（从5降至小于1的数），也可以用于横向比较。例如，周昌林等(2007)将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平方根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测度产业结构水平的指标。
指标法适用性较强，既可用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连续分析，也可作为计量实证研究的基础数据。
为了和前文所阐释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内涵保持一致，本文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至少要包括两个部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本文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指标，即产业结构高度H为：
在这里，我们将钱纳里(Chenery，1986)的标准结构模型中的人均收入706美元作为工业化的起点，而将人均收入10584美元作为工业化的终点（原文以1970年美元计算，工业化起点是140美元，而终点是2100美元，本文将它折算成2005年美元；通过美国的CPI数据可知，1970年美元换算成2005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5.04，本文中所有其他美元数据都以2005年美元计算），在这一时点之后，经济将跨入发达经济阶段（世界银行2005年划分的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标准是10725美元，与本文10584美元的差异很小，可以忽略）。
产业i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表明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的趋近程度，将各个产业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求和所得之产业结构高度，就是表明了产业结构与工业化完成状态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离差，成为一种既可用于横向比较也可用于纵向比较的指标。如果将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数据代入公式(1)，由于美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其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显著高于工业化完成时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将发现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值H显著地大于1。
二、横截面数据下产业结构高度的比较——国际和国内比较
（一）国际比较
我们运用公式(1)和(2)计算2005年世界典型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结果见表2。
表2显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1，而中国、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则显著地低于1。表2对各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验证了效率意义上的产业结构高度与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走完了三分之一。但是，产业之间并不是均衡的，第三次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快于第二次产业，更快于第一次产业，第一次产业和第二、三次产业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
（二）国内比较
我们将2005年我国典型地区的三次产业数据代入公式(1)和公式(2)，结果见表3（这里只选取了一些典型地区的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呈现明显的层次性。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一致，和GDP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和人均GDP的水平相关性较高，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中西部地区。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于1，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在0.5和1之间，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则在0和0.5之间。根据上文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定义，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值和1越接近，表明其越接近工业化完成时期的产业结构高度。从平均的视角来看，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增长造成的，除了上海以外，北京、天津的第二产业（北京：0.605，天津：0.826）距离完成工业化仍有一段距离，而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距离完成工业化更是遥遥无期。因此，需慎言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国内发达城市已完成工业化。中国典型省区的数据普遍显示，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带动一般都很大；从效率意义上来说（除了个别地区以外），第一、二产业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三、时间序列下产业结构高度的比较
本文将1978-2005年全国的宏观数据代入公式(1)和公式(2)，结果见表4（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
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工业化的进程是十分有意义的。表4的最后一列显示，1985年之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一直在徘徊，尽管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显著提升，但是经济总体明显处于工业化起飞前的准备阶段。我们可以认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才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除了1989～1991年期间出现短暂的波动以外，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从1998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出现加速提升（年均约为0.03，此前年均增长约为0.003），表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健康、稳态的发展阶段。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所推动的，第三产业不仅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而且它在总产值中的份额也不断增长，这种趋势仍在持续。
四、结论
本文在深入探讨产业结构高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设立了一种既可用于横截面数据比较、也可用于时间序列比较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本文认为，产业结构高度表面上是不同产业的份额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度量，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生产率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较大，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较高。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国内各地区比较、全国数据时序比较发现：
1.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则显著地低于1。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值越接近1，表明其离完成工业化的终点越近。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看，至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走完了1/3。但是，产业之间并不是均衡的，第三次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快于第一、二次产业，第一次产业和第二、三次产业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
2.对国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研究发现，根据产业结构高度的水平值，各省市可以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于1，处于第一阶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在0.5和1之间，处于第二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则在0和0.5之间，处于第三阶梯。从平均的视角来看，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增长造成的，除了上海较接近以外，北京、天津距离完成工业化尚有一段距离。中国各省区的数据普遍显示，第三产业的增长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带动很大，第一、二产业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对产业结构高度进行时序比较发现，从1985年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除了1989-1991年期间出现短暂的波动以外，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从1998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提升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