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起动之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透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F123.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2—062—08
1953年，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1956年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以市场为取向，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1992年进一步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迄至今日，计划经济体制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1953年的过渡，当然也不会有1978年的过渡。问题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被放弃20余年之后，又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一
对经济学来说，如果1953年直接就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许是最经济的。事实是，当初否定市场经济而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当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国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确立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只能是计划经济，他们也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责难人们当初作出的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总量水平经过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增长有了巨大的提高。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8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6.0%（注：林毅夫、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1949年相比，1978年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份额从12.6%上升到46.8%；农业份额由68.4%下降为35.4%；建筑业和运输业分别从0.3%、3.3%上升为4.1%、3.9%；商业则从15.4%下降为9.8 %。 1952 ～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599.1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达273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992亿元，比1952年的 343.3亿元增长17.9倍（注：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153页。）。并且，具备了生产原子弹、 氢弹的能力，国防力量也大大增强。
问题在于何以在这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中国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没有实现赶超的目标？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缺乏效率的，它经常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生产的低效率。
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投入（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加；另一个是由技术和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效率的提高。
从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1976～1978年的积累率达33.5%，是改革前积累率登峰造极的一个时期。就是在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积累率也达到22.7%。如此高比例的资本积累，是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是，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据林毅夫等人的结论，在1952～1981年间，即使采取最有利的假设，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也仅为0.5%（注：林毅夫、 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1957～1982年间，中国国营企业的总要素生产率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注：The World Bank,China:Long-Term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ston D.C.,1985.）。邓小平1978年在鞍山曾说，生产同样产量的钢铁，日本只需要四五万人，而鞍钢却要二十几万人，不改革不行了（注：《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教授的估计，中国经济在1953～197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4%， 其中劳动力为增长所作的贡献为1.8%，资本为2.0%，生产率增长只占0.6 %（注：D·H·帕金斯等著：《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是相对于他国的效率低下，更在于这种低效率呈现的是继续下降趋势，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越来越小。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516页。）。
“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总的来说，中国生产率的发展状况远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形成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尽管有20余年的经济增长，7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摆脱贫困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率的低水平及其增长缓慢，而这又主要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
生产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停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限供应的技术人才和设备，由于条块体制的僵硬分隔，资源的合理流动受到限制，很难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研究项目重复。同时，新技术应用率也很低，原因是，研究机构没有兴趣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不能为他们的研究人员带来经济利益；企业的厂长也没有利用这些成果的动机，因为对技术革新的奖励是微不足道的，而要承担的风险很大，因为革新进程会威胁到生产指标的完成。由于国家是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才是各级经营者惟一关心的事情。
更严重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和企业间的有效分配和合理使用。中央政府往往是根据政治或军事考虑分配资源，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算。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命令属性，当政府作出一项大的错误决策时，它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如此。同时，同样由于指令性计划的约束，各个部门或地方都试图建立各自独立的小系统，而牺牲规模经济利益（注：叶孔嘉：《经济改革综述》，戴沃尔特·加勒森主编：《中国经济改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总之，计划经济的制度性缺陷是造成严重制约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发挥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未来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以良好的经济绩效尽可能地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就必须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进行改革。
二
可以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治国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迄今仍是如此。而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质就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已走到尽头。换言之，保持一定的高速度投资率必须持续上升，因为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很快。而投资率1978年已达到创纪录的36.5%，再提高的余地不大。
不能继续靠越来越大的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制约因素不仅来自经济领域，同时也来自政治领域。
只有通过紧缩消费，才能维持高水平的投资率。在改革之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倘若减去巨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个人消费部分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的偏倚，造成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又由于产业结构向投资品生产倾斜，消费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表面较快的经济增长中被忽视了（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以工资水平为例，1978年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5元， 人均收入316元。从1959～1976年期间，政府仅给指定的工人提高过工资， 共计四次。其中的三次是面向那些拿起点工资或接近起点工资的人。结果，1956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基本都拿相同的工资，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别极小。那些挣高工资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1955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只是在1977年，政府才将所有企业工人的工资都提升了一级。
乡下人的境况更惨。80320万农业人口在5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20年，可是有2／3的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初期，有1／3则连30年代也不如。据统计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33.6元。
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中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必然积累一些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问题，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积怨甚多。所以，当时仅通过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等政治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必须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以提高，方可平息民怨，并获得人民的认同。
因而，必须增加国民收入中个人消费的份额，同时，还必须重视消费品的生产。因为，增加了的收入而买不到消费品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来，积累率必须下调。改革以来甚至出现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现象（注：杨宜勇等著：《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然而， 经济增长率则不能降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选择依靠提高生产率以求增长的发展之路，这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
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要改变过去长达20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将主要依靠积累提高增长率变为依靠提高生产率促进增长率，将外延型的经济增长转化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这种转变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政治价值。
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须改革，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
在二战后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市场化被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从经济学理上讲，所谓市场化在微观层次上，就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命令——服从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从微观层次看，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产品或要素的交易的集合从政府管制（价格、产量、利润和进出自由等）转变为市场协调。从宏观层次看，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有更多的资源配置活动从由政府支配转变为在市场制度中实现。计划体制下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活动大多采取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方式，因而这一活动通常是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意味着这一交易是无效率的。因此，在政府过度运用自己权力的背景下，一个配置资源的交易从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交易本身就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一个社会中，当大量的配置资源的交易以前者转变为后者，就会引起财富的显著增长（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0页。）。
虽然从理论上可证明实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客观上存在着使市场取向改革成为必要的原因，并不等于说，一场全面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体制改革立即能够发生。
改革之初，支持改革的政治资源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资源仍然是在1956年即提出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需要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甄补到中央党政机构的人员主要是老干部。相对于“文革”而言，老干部则重新成为中央党政机构的主体，其代表性人物即是邓小平和陈云。而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尤其到中共十四大，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已成为中央党政机构的主体。这部分人已不再具有“北伐”、“长征”那样的革命事功，他们之所以能甄补到中央领导阶层，是由于受过学院教育，有专业知识，有在长期现代化建设工作中积累经验而达到的很高领导水平。
中央领导层的代间转移与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需要专文论证的。在这里需指出的是，在1978年末中国开始改革时，以老干部为主体的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怀疑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改革的权威来源，仍然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以苏为鉴”思想。改革最初的指导思想是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显然是从他自己1956年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脱胎而来。
市场和政府是人们配置资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虽然改革之初，经济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政府计划配置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但，它意味着市场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市场行为受到鼓励，并由此越走越远，终于由此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归路。
三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的，否定的仅是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是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计划经济”重新界定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总体而言仍是不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无非是更倾向于强调资源市场配置制度的作用。总而言之，一直到中共十四大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在“调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主要在于划分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边界，而难点在于哪些是可以放权由市场调节以及可以由市场调节到什么程度。
正是在这种政策之下，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经济，进入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双轨制经济得以实现的，或者说市场经济是从双轨制经济中产生的。
由于改革的政策使然，在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双轨制特征十分明显。
改革以来，政府逐步减少国有企业的经营中指令性计划的相对份额，缩少国家计划分配物资的品种、数量和范围；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行政性法规，扩大范围涉及到产品销售权、定价权、要素选购权、自有资金使用权等等；允许国有企业从事指令性计划外的生产和按协议价格出售计划外生产的产品，并允许不受指令性计划支配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在产品生产方面，国营企业一部分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另一部分生产则由市场机制调节，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则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在产品流通方面，国营企业一部分原材料由国家计划供应，用这部分原材料所生产的产品也交给国家按计划分配，也有一部分原材料由企业从市场上去采购，用这部分原材料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企业按市场价格自行销售。而非国有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各种设备完全从市场上自由购买，产品也由自己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在价格方面，则出现一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国家定价，另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则是由这些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由国家定价的那些产品，如钢材、水泥等也有计划外和计划内价格之区别。
从1986年起，金融体系开始进行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全国各地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横向资金融通网络，逐渐发展到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这使得一部分信贷资金由国家统一筹集与分配，利率由国家规定；另有一部分信贷资金则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直接融通，利率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在外汇的分配方面，出口创汇企业所收入的外汇，一部分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卖给国家指定的银行，由国家统一分配；另一部分则可根据由外汇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汇价进行出售。企业进口所需的外汇，一部分由国家按照牌价统一分配；另一部分则由企业在外汇市场上购买。
可以说，在80年代双轨制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形成了产品和要素的两种价格、两种市场并存；在微观经营机制上则形成了面对上级主管部门和面对市场的双重行为；在衔接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管理体制上也形成了管死一块、放活一块的双重职能（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77页。）。整个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种双重经济结构现象， 即整个经济可划分为两类部门，第一类部门是率先进行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较重要的作用；第二类部门在改革中相对滞后，计划机制和行政命令在较大程度上起作用。
而这种双重经济结构派生出的种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直接促成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在是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还是资源市场配置制度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而最终的选择当然是否定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而实行资源市场配置制度。
作为这种体制选择与市场体制的“示范效应”有着直接关联。统计数据完全可以表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主要依靠新生的非国有经济为动力的特征（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2 年作出过如此的结论：“中国经济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1）活力和效率很差、 亏损日益严重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包括国营企业和国家财政）；（2）生机蓬勃、兴旺发达的非国有部门（nonstate sector，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兴旺发达、进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靠第二个部门。”（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为什么非国有企业有如此活力？其结论只能是：“无数的事实说明，关键的一点是起作用的机制不同：非国营部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度比较快，市场形成得比较好，而国营部门、部分内地地区改革开放相对落后，旧体制的各种条条框框还严重束缚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市场还远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而新体制的发展不仅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也能使人们逐步变成新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步学会如何在新体制下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以1990年为例，工业产值结构中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是54.6%，非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已达到45.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结构中国有企业所占有的份额为39.6%，非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为60.4%。
随着新体制经济的逐步发展，国民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已越来越多地来自新经济体制，每个家庭的就业与收入都会不同程度地同时与新经济体制发生联系并从中受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已越来越多地来自新的经济体制，其结果当然是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
通过这种方式，其结果是造成了与计划体制平行的市场体系，它不仅直接带来了资源配置功能的改善，而且为计划体制提供了参照系和评价系统。新体制成分的成长也为旧体制的改革逐步地创造出了条件。
四
80年代的改革实践，使市场取向改革的成效昭彰在人耳目，并通过示范效应，促进原来的国有部门的改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在双重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必然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等严重社会问题。双重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双轨制在开始时就是完全作为过渡方案看待的。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证明，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一个控制论系统。现代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才能有效地运转。而在当时的中国，要接受这一结论则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
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是一组正式的行为规则。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典型地表达出了中国改革的特征和方向。不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障，都表明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逐步谋求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运动。
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中国改革理论的最大进步则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是市场经济。这种意识形态方面和理论上的进步，对于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当中国改革进入到80年代后期，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其表现为这样两方面的顾虑：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顾虑。一些同志怀疑市场取向改革是否能够同巩固公有制的大方向兼容。
第二，是经济方面的顾虑。其一，担心采用市场整合的解决办法，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损害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使它陷入混乱状态。其二，担心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引起我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0页。）。
存在如此的顾虑并不奇怪，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认为，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54页。）。
对于上述计划经济假说，20世纪以来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已可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同公有制相容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办法来实现，而价值规律，只是反映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行为，它本身并不能引起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收入分配的差别，首先取决于财产初始分配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能注意防止初始分配出现严重不公正的现象，这种差别就不会过大。同时，对于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差别，国家还可以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如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进行再分配调节（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改革就是制度变革。在改革中不可能不出现分歧和争论。在1989～1991年理论界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理论家仍然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仍然试图维持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虽然主张深化改革的理论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终因权威性不够，仍难使其理论政策化。
不清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事业就不能前进，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不能确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独特视角，其涵义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或者说，只是采取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技术性问题，其本身与社会属性无关。这一理论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郑重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创造物……机制不是自发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需求。哪些市场受到鼓励，哪些受到抑制——这些是政治决策，在一个国家和国际上都是如此”（注：米歇尔·吉特曼：《南朝鲜的出口奇迹：比较利益还是政府创造？对拉丁美洲的教益》，《国际事务杂志》第42卷第1期，1988年。）。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重新选择市场经济，其原因之一，是计划体制严重制约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单纯依靠高投入的方式来维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已走到尽头；第二，市场和政府是人们配置资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一个十分普遍的观念是，市场化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效率的提高。要继续使经济高速度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向市场取向的改革；第三，双轨制经济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形式，在双重体制下，市场体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并为计划体制的改革创造出了条件；第四，邓小平和理论界推动了理论观念的更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收稿日期】199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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