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世纪:中国美学的过去与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与当代研究的几点思考_美学论文

过去世纪:中国美学的过去与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与当代研究的几点思考_美学论文

走过世纪:中国美学的过去与现在——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及当前研究问题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胸怀民智启蒙理想,脚踏中西文化,奋力开启了中国美学走向自身现代学术进程的大门。从那时起,中国美学外取欧洲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学说,兢兢追踪着西方科学——无论以“西学”为体,还是拿“西学”为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经验中,“西方”以及对西方理论的认识与运用,始终是现代中国美学家学问视野中的主要资源,是中国美学研究走向现代理论构建过程中的重大知识背景。与此同时,百余年间,中国美学研究又近承汉民族文化的精神旨趣和思想材料,在追摄圣哲先贤之思想余脉、学说内蕴的历程中,以理论的现代构建意向明确标示着“美学中国”继往开来的信念。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自由幸福的现实设计……所有这一切,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努力之中,激励着几代中国美学家一往情深地周游于美学天空。他们力图依靠美学的力量来理性地框画、引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与理想生活的希望。巨大的理论激情演绎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思想蓝图,规划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美学的现代阐释形式,构筑着“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学术发展的知识性价值衡量法则无情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薪火相传,在一百年的激情燃烧中憧憬着理论的巨大突破,也显明了思想的内在困顿。“美学在中国”因此成为一个有着充分反省意义的学术史话题。

简略描述一番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风情”,我们可以看到:

1.“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与“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

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学术路线,也是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思维的基点。

应该说,从王国维开始,用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德国古典美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诠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现成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美学理论和概念、方法来重建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一种基本的“现代”学术姿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用以解读“红楼世界”中悲剧的审美发生与纠葛的直接依据。朱光潜的《诗论》则在中国艺术最典型的写作形态——诗歌方面,得心应手地发挥着近代西方心理主义美学的精辟方法。直至最近的20多年里,在许多关于中国艺术、中国文学,甚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解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庞大的“西学”身影。不妨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势,就是用西方美学的具体理论、学术方法来表达中国美学家的阐释意愿和理论立场。于是,当这种态势发展到极致,我们也就可以相信,在学术构建意义上,西方美学不仅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石,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砌墙砖”。

认真分析这种美学基本态势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是同20世纪中国美学家急欲实现美学的现代理论形态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古典形态的中国美学主要体现为一种在发散性思维引领之下的“诗化”理论,其最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智慧性的、禅悟般的话语来传达非逻辑、非概念思维所能澄明的审美奥妙,那么,这种建筑在古代中国学术特性之上的美学,在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理性选择与重建中,便显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正恰恰与趋近于近代西方学术制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重建理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借助“西学”成果改造中国美学门庭、实现美学存在形态的现代转换,就成为某种顺应现代学术追求的必然过程和结果。把美学的学术眼光投向西方的天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20世纪进程中的实践态度和价值准则。

2.植根于美学演进中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

作为一种坚定的学理精神,一种实质上的文化理想,这种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既规范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构建,同时也强化着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学术与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及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

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矛盾,即中国美学的现代构建追求不断激化着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层面的理论分化。但是,我们再深入一些来看,事实上,这种美学上的“功利”与“超功利”的分化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观在百多年里长期并驾齐驱,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从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来说,无论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理想,还是保持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主张,它们实质上都是以“审美”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艺术的自由自觉”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以“审美化”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如果说,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观念是把“美/艺术”具体落实在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之中,那么,超功利主义美学观则突出强调“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人生体验的自由本质。这样,不管20世纪的中国美学呈现怎样的理论分化,在各种美学主张的内部,“审美”一直就是一面不倒的理想大旗。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体现,“审美本质主义”在理论上也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形象。要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美学内部,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第一,通过对美学认识论问题的“本体化”置换,全面突出了审美/艺术的人生认识功能,强调全部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审美/艺术功能的展开之上。第二,围绕社会、人生的“审美化”改造前景,把对审美/艺术本质的理解定位在人性自由解放、人格美化提升之上,突出美学的人文考察特性。第三,从理性的绝对性上规定了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推及生活本质的展开维度,确定生命活动的价值合理性。第四,以“美”的纯粹性和惟一性来规范艺术存在的本体特征,以审美价值的绝对性来确认艺术活动的合法功能,把美学对艺术问题的哲学把握紧紧系于“美”的先在基础上,进而,美学之于艺术价值的阐释又直接回到了“美是什么”问题的形而上辩护。

从学术演进的具体过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学学科“泛化”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必然发展。当人们把“美/艺术”作为一种生命价值本体进行确认,或者说,当“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先在价值时,美学也就成了可以包容一切、判断一切、确定一切且无往不胜的理论。因此,纯粹美学最后变得很不纯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至少,从本质主义立场出发,人生的一切、生活的所有领域又有何不能够成为“美学”的领地呢?同样,任何一种对美学“泛化”的批评,其实也都不过是依照“审美本质主义”的精神意图而对“美”的一种维护罢了,其归结点仍然是为了保持美学的规约作用。

3.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转换具有某种理论自身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它反照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命运

在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大于它在理论上对中国美学的启发作用,而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追求恰恰是同各式各样构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最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就被一定规模地引进到中国(在此之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也已经可以陆续见到其文艺观念的某些踪影)。而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在美学研究中形成了一家独尊的地位,构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美学家的学术口号。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等文献,则成了人们据以思辨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基本素材。不过,就美学学术史而言,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其实首先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有效确立或者是否真正体现了理论本身的自明性要求(就像许多人所争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没有自己的美学理论?),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学理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压力出现并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之为现代中国美学家所了解和接受,既服从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又是学习列宁主义的“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手”结果。因此,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主要体现了其“理论武器”的作用;而在理论上,它又直接依从苏俄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注解方式,进而形成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美学研究对“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仰。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变异事实上又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美学构建前景。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制度在中国取得了绝对胜利之后,美学和美学研究之服膺“马克思主义”则更是超出了纯粹学术的范围,直接同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力活动过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制度性要求。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在中国美学界出现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所谓美学“四派”的产生及其热烈论争,让人很难看懂“马克思主义”究竟怎么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当各派学说都在那里相互指责、攻击对立面的“唯心主义本质”之际,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中的尴尬便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问题被有意无意地转移为一种认识论的特性,大家所关心的其实已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体基础,而是“美”的认识活动的主体出发点。对“美是什么”的回答,在各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已然变异为“人如何可能认识美”的问题。于是,我们便发现,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道路上,美学本体论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正是同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相关联的。可以说,在接受、阐释以及确立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构建方面,一种“学术实用主义”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美学在现代理论构建道路上的种种困惑与艰难自不待言。我们既然注定了还将继续在美学的思想空间里挣扎,那就不能不充分正视这样一些问题:

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的真实意味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们对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再认识的条件和方式,而且直接联系着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理论转换的可能性,也联系着新世纪中国美学学术价值增长特性的问题。

在不断扩大同西方学术思想的对话过程中,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去分析、清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资源。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的普遍性、思想对话的广泛性已经越来越明确,身处东方文化系统的中国美学现代构建面对着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思想语境。对我们来说,只有不断通过对自身合法性的有效确认,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出思想对话的有效性和学术构建的时代价值。反过来,思想对话的普遍性也只有与美学自身合法性的确认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产生出自己的真实效应。

如何把握传统承续过程中的现代转换矛盾?这种矛盾如何能够被美学理论本身合法地解决?对今天的中国美学家来说,丰富的民族美学资源既是一种无法也不应该割舍的传统联系,同样也是美学在实现自身现代转换过程中的矛盾集中点。可以这么说,这一矛盾自20世纪中国美学发端以来就一直没有消失,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愈发变得沉重起来。中国美学要想赢得自己在新的百年里的生存合法性,如何把握并合理地解决这个矛盾,便将是一种必须面对的理论挑战。

作为文化现代性构建的精神过程,中国美学的理论重建怎样体现自身的现实功能?这里的重点一方面是美学理论重建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美学理论构建与其现实实践指向、价值维度的关联问题。它们的难点则在于美学研究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现代构建追求与功能实现的具体过程的一致性。在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考察点。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的人文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的自我精神守护能力日益衰退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可以具体化为:美学应当怎样去面对经济社会中大众趣味的世俗性动机及其审美/艺术满足。

这里仅从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方面出发,略谈一点看法。

第一,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美学领域的各种理论活动无疑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从三四十年代直到最近,话题相对集中的美学讨论便发生过许多次(比如关于“美的本质和美的规律”、“美学方法论”、“美学的学科性质”、“中国美学的特征”、“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以及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等的讨论)。许多学者介入其中,形成了各自的看法或理论观点,并在讨论中构成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美学学派(如“实践论”、“客观论”、“主观论”、“主客观统一论”、“审美关系论”、“生命美学论”等)。所有这一切,足以表明美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有其自身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从学术建设的整体过程来看,20世纪中国美学的这种学术“意义”、“地位”到底是什么?它们又以怎样的方式和形态具体体现在20世纪中国的美学理论中?或者说,美学为什么能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成为一门“显赫”的理论?对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只是从美学自身的理论逻辑层面来演绎,很难真正得出令人满意的深刻结论。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在学术建设上的特殊“意义”、“地位”有着多方面的成因,也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释,但至少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道路上,中国的美学和美学研究始终就没有“纯粹”过。就像我们前面曾经指出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关注方向、美学思想的生成与展开,总是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转换进程、意识形态的变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呈现出特有的思想风采:救亡图存的社会政治变革理想和文化价值实践,决定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新美学总是试图把美学放在一个社会伦理实践的“进步”范畴之中,在对旧社会、旧理论的批判的否定方向上,借助“美”的纯洁崇高的人性价值规范的构建,标举社会进步的理想之途(如梁启超、蔡元培)。四五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自由”理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争执,既是中国美学界对反映论和价值论两种美学采取截然不同立场的具体意识形态背景,同时又对美学怎样才能反映时代精神、造就社会“新人”这一理论功能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想要求(如周扬、蔡仪和朱光潜)。而50年代的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为发端于“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讨论确立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另一方面则为以后中国的美学活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各种美学思想流派的形成及其理论分化过程内化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运动要求和特点,进而也在美学学术进程上强化了各种现实利益的相互矛盾和制约性,突出了美学理论转换的现实动机。及至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这一社会运动和人性解放的文化呼吁面前,诸如“实践本体论”美学等理论体系则获得了自身不断深化的客观前提,围绕人性发展和文化构建的诸多话题,逐渐形成了中国美学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新的学术景观。依此而言,整个20世纪的历史,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占有显赫地位,同它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现实思想文化运动的具体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要在学术史范围内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意义”、“地位”,便应当深入到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内部之中:“体现了什么”和“如何体现”的问题,具有超出一般美学逻辑之上的性质。

第二,对美学理论发展过程与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演进及其规律的历史关系而言,问题的核心在于从美学既有的历史形式中找到思想活动的深层关系结构及其理论发生机制,为从整体上揭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价值构造提供具体而明晰的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首先,从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术发展体现了一种非常鲜明的、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化建设理想和追求,即致力于通过学术方式来践行全社会的思想启蒙任务,实现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换,为现代中国设计民族振兴、文化进步、生活幸福的理想模式。这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因此,包括美学在内,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致方向,便是将现实与理想、困厄与超越的矛盾及克服矛盾的强烈意愿,深深地融入各种理论努力之中。由此,既影响了人文学术工作本身的存在形态,又制约了各种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无疑应从这一方面去求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具体把握,理解美学历史的精神脉动。

其次,从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状况来看,美学在其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对这个问题,我们主要不是去说明美学的学科特征,而是应更深入地理解美学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可能存在的学术影响力,揭示美学进程对构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这一点,较之讨论其他学科对美学活动的影响,常常是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当人们考虑诸如哲学、文学或艺术史等对美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形式时,往往很少去深思美学活动对于其自身之外各种理论深化过程的意义。事实上,如果美学活动仅仅是其他学科学术话语的受益者,我们便很难设想20世纪中国美学还有什么自己的“学术史”可言。比如,当我们思考80年代的文学理论时,是不是经常能够从中寻觅到某种同美学的具体关联呢?又比如,“主体性”除了是一个哲学性的话题以外,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中,是不是与“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固有旨趣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再比如,美学本身提出问题的过程及其讨论方式,对构建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如何影响的?这些问题显然有赖于学术史研究从总体上予以回答。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学活动既然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相与共,那么,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西方学说及其理论观念、方法等的引进——就不能不被纳入我们的视野。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不是20世纪中国美学“接纳”了西方美学,而是“如何接纳”西方美学。也就是说,对一个已经成为客观历史事件的对象,美学学术史研究所注重的,是它在产生和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共时性东西,以及这些共时性方面在历时性活动中的存在本质。对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西方美学理论、学说及方法的引进与吸收,不仅有力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具体存在形态,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使得中国美学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材料,确立了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理论之路的思维构架。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具体形式上,它是一次又一次的引进与应用工作;在总的精神上,它则反映了中国美学吸收与借重异邦学术规范的必然性。因此,面对这个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去发问:其一,接纳西方美学的中国学术语境(特别是中国美学的历史资源和时代境遇)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关系到中国美学家具体理解、应用西方话语的可能性和差异性。其二,在20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从具体概念到基本方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异?变异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是什么?变异之于中国美学学术积累的根本影响又是什么?实际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力量,无论古典、近代或现代的西方美学,它们之所以能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并产生特定的学术影响,除了有其自身价值和理论必然性起作用以外,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决定的。就像有20世纪80年代全社会高涨的人性呼吁,始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大规模引入一样。西方话语在中国美学学术积累中的存在根据,正在于引入和保存其具体形式的中国学术语境本身的趋势和特点。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西方美学理论的每一特定变异总是呈现出某些特殊的“中国语境”的意义。把这个问题纳入美学学术史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力图从西方美学的变异景观中发现20世纪中国美学的自身精神取向、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依据及能力,由此把具体理论的演化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真实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第三,讨论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问题,必定涉及如何重新认识和确定近代以来中国美学自身历史结构这一问题。对此,我们要以一种整体的文化考察立场来看待中国美学在20世纪的演进程序,既不是将之依照某个机械的“时间表”而肢解为近代、现代和当代等段落,使美学的历史完全成为一种时间的片段,或一个又一个片段的线性连缀(这曾经是我们许多研究者非常拿手的套路),又非单纯理解为一套合乎逻辑体系要求的理论概念、命题的排列组合,从而令美学的历史变成诸多概念、命题的整理和堆砌。学术史研究所需要的,是能够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实际进程上,寻找美学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发现美学活动的总体规律,以便使美学的历史同时能够映照近世中国文化的精神变动,揭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思想的历史存在形式。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学术史探讨的重点,还在于把握美学理论演进中的主要历史结构规律、结构性质及结构的方式,它强调的是某种学术思想本身的结构连续性,而不是历史的时间构架。美学理论的逻辑完整性必须首先体现出思想的有机延续,以及延续过程的思想进化价值。更何况,对20世纪的中国美学来说,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虽然是既定的,但理论的具体结构活动又存在种种或然性。这样,在历史结构的客观性与或然性之间,便存在着某种需要我们去揭示的规律、性质和方式。这些对于那种纯粹以理论逻辑为目标的一般美学史叙述来说,是无法全面了然的,需要学术史研究来进一步予以澄清。

联系20世纪的中国美学状况来思考中国美学新的理论构建前景,我以为,有两个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1.审美现代性问题

如上所述,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进入自身现代理论构建的起步期,“审美本质主义”这样一种坚定的学理精神和文化理想,便规范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审美本质主义”支配下的理论果实,便是“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主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实践。20世纪的中国美学总是把自身对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当作一种具有充足理由的生命本体论来对待,试图以此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而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们也往往乐于充当这样的“精神医生”。就像当初蔡元培希望能以“美育代宗教”一样,一百多年来,中国美学家常常把自己的理论思路最后定格在美/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实践方面。这其中很能反映出一种“救世”的审美/人生价值观。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理论内在的“救世情结”和外在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两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构建努力时,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构建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对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并把社会的改造、社会关系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懈奋斗等社会性价值的满足当作了美学惟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理论构建意义。毫无疑问,对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的规范性,而不是个体的选择性。因此,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超越社会本体、集体理性的价值前景,寻求并确立人的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之现代构建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对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

从健全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这一整体要求出发,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应在自身内部充分肯定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重要性,重新认识超越一般社会规定性和集体意志之上的个体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探讨对象,既是一种学术史反省的结果,更应被理解为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围绕审美现代性问题,当前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有:

第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及其理论展开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主要应着眼于个体存在的本体确定性及其结构规定,并在这一结构规定上展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我们将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从美学层面上理解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现代冲突,如何把握“个人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理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始终把“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现实而绝对化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设定为某种无法调和的存在,张扬个体及其感性满足被当作对社会改造实践、集体理性规范的“反动”而遭到绝对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个体及其存在价值作为现代美学理论构建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确认,才能使美学之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考辨真正获得自己的理论合法性。

第二,“个人本体”的美学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必须指出,所谓“个人本体”应在一种价值概念范围里被理解,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学或伦理学概念。“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之上的感性存在。这样,强调“个人本体”,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突破一般理性主义樊篱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关心个人、个人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体意志消解个人想像、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实上,美学原本就是一种形成并确立在个人主体活动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离开对“个人本体”的确证,美学的实际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强调“个人本体”,根本上是要重新确认美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的学科构建本位,让美学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当然,对我们来说,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个人本体”的现代内涵。在这一点上,需要解决的理论困难主要是:首先,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人本体”的现实规定是什么?这种现实规定又是如何在美学层面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其次,如果说对于“个人本体”的确定,意味着对个人的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目标较之历史的存在形态又有什么具体差异?再次,由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换所决定,传统美学对统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渐被充分感性的个人动机所消解,其影响到美学的现代构建,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动、感性需要的现代特性及其意义,以及在现代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对此,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构建中必须予以深入的探讨。

第三,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现实关联。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现代性构建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关系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及其文化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主表达意愿和自由表达过程,关系着个人在一定历史维度上对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方式。因此,社会现代性的构建不仅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涉及审美、艺术活动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美学在探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本体确定过程时,理应对此进行有效的回答。这里应该注意的,一是社会现代性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审美现代性追求在社会现代性构建中的位置,三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现实合法性维度。

第四,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理论构建的关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各种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努力总是相当自觉地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进步、审美“人生”的实现与集体意志的完满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视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加以高度推崇,并且强调美学理论的“民族性”特征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实践伦理、集体理性要求之间的一致性。这样,肯定个人及其存在价值、张扬个体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会与这种美学“民族性”构建思维发生一定的冲突。对新世纪的中国美学来说,能不能真正确立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满足美学现代构建的逻辑要求,便需要在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构建关系问题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正”,厘清其中的关系层次,解除理论顾虑,同时真正从民族思想中发现、发掘和利用“个体本体”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中国思想系统中其实有许多值得今天重视的东西。

2.本土学术资源与中国美学的现代构建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进程中,“西方”曾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它是现代中国美学在追求严格的科学逻辑、规范化的学理思考方式过程中实现自身结构性转换的最基本的学术资源。置身于这种西方话语的权威笼罩之下,中国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构建过程中反而对那些以传统思想形式存在的本土学术资源缺少一种深刻发现、有效发掘和主动研究的精神。除了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以及邓以蛰有关中国艺术的一些精妙论述等少数论著之外,我们几乎很难再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构建努力中找到有力地接续或有意识地利用本土美学传统的优秀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的各种新鲜成果,更使得中国美学研究大规模地进入了对西方学术体系的热烈追寻、移用过程,而较少自觉地考虑构建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理论体系与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现代转换的关系问题。今天,我们不仅与西方的学术对话变得相当困难,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体系之中;不仅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任务尚未能够完成,而且这一构建行程面对着支离破碎的西方后现代学术语境也愈发显得无所适从。

在新的世纪,继续着自身的现代构建努力的中国美学将如何通向理想的彼岸,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勾画自己的学术宏图、确立自己的学术信心,便成了需要中国美学家们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这其中,怎样认真面对绵长丰富、深厚博大的本土学术资源,如何积极主动而又充分地探讨并实现传统思想体系与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意图之间的有效对接,从而在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方面获得真正深刻的实绩,应该是当前中国美学研究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要求我们有意识地、系统而集中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色性成就,以便通过对本土传统的有效发掘而清晰地呈现中国美学的历史存在形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要求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新世纪中国美学继续进行自身现代学科构建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必须从中国美学的“现代构建”意图及其实际前景方面,重新真正理解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可能性,深刻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之于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性”价值。这一价值既必须体现为美学构建的原创性根据,以切实保证“资源利用”的学科合法性,同时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出“资源转换”的“现代性”前景,即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学科构建策略的内在满足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本土学术资源的重视及其现代转换研究,并非出自某种狭隘的甚或是“对抗性”的学术企图,不是要以“本土”来搁置、抗拒对外来理论及其学术方法的必要接纳与综合,也不是要把美学的“民族性”内涵加以夸大化、绝对化,而是力求使中国美学研究通过开发、利用和转换本土学术资源,能够真正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根据。同时,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价值,绝不是为了践行某种美学上的“资源保护策略”,也不是替固守美学的“民族本位主义”寻找堂皇的理由,而是意在通过清理、研究中国美学的思想历史,积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资源向成果的形态转换,使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能够最充分地体现理论的现代形态与思想的历史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成真正“世界的”眼光和胸怀。

把对本土学术资源的有效清理及其现代转换的实现问题纳入当前中国美学研究的视野,要求我们能够真正沉潜下来,既从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方向上深入考察“本土”的现代转换可能性及其机制,又从“本土”的现代转换中深入探索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的具体前景。这其中,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如何在学术史层面上深刻把握中国美学资源的历史构成及其“本土”特征,进而确认这一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精神潜质?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美学资源的历史构成的发现、“本土”特征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现实的历史态度”,即能够以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规定来理解“历史的现实合法性”,在美学的历史承续结构上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前景”。二是对本土学术资源的清理、研究,始终是与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美学的新的发展并不在于简单接续或使用历史上已有的中国美学学说、范畴、概念或表述形式,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有机地连接到美学的现代体系之中。因此,在这方面需要深入探讨的,主要是“本土”与美学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亦即必须通过对中国美学本土学术资源的发掘,寻求到真正符合现代美学理论构建规定的内在精神本质。只有这样,对本土学术资源的利用才不至于沦为某种理论的赘物。

第二,如何从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的目标上,找到有效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现代转换的机制、学理方式,以及这种“转换”的结构特点?对当前中国的美学研究来说,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绝非一件轻易的事情。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美学历史的发掘、清理程度,而且取决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整体历史把握方式。它不仅涉及我们对本土学术资源本身的认识深度和利用能力,同时也与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以及中国美学发展的总体规律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更为深入地探寻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开发、利用价值,以便为“转换”的实现奠定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本土学术资源的“转换”既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方式、自我肯定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美学在当代情势下的学科发展必然性,它在结构层面上往往具有多层性、多样性和多因素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学科构建的有效性要求出发来具体考察这一“转换”的机制、方式和结构特点,以便使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真正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如何把握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形态及其前景,并从中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转换价值?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目的在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方面完善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本土”的现代转换价值也正积极地体现在这种内在关联之中。对中国美学现代理论的构建而言,本土学术资源的存在意义并不表现在其历史存在形态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可能并且实际地带来了中国美学新的构建满足。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我们对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本身的形态特点及其基本追求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离开对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目标的有效确认,“本土”的现代转换价值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发现,“转换”本身也将成为一种毫无目的的学术空话或理论装饰品。

第四,如何把开发、利用本土学术资源与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对话机制内在地统一起来?当我们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来探讨中国美学现代理论构建与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意图就是为了能够真正确立起一种中国美学的“世界性策略”,即实现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格局中的学术推进,摆脱长期以来的模仿与受制局面。因此,对于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构建来说,讨论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问题必须具备一种必要的全球性视野,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眼光朝外,通过返身向内的资源开发、利用而走出西方话语的“单极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强调美学研究的本土学术资源问题时,应当始终把实现美学的“世界性”和“对话性”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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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世纪:中国美学的过去与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与当代研究的几点思考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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