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高考改革的另一个主题_高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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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高考不过是高校招收新生的考试,实际上,它似乎决定了高中毕业生要面临一次社会大分工:只有入选,才意味着取得了日后进军“白领”的资格;一旦落选,就大多要与“蓝领”为伍。“一分之差,上天(进入上层建筑)入地(下乡劳动)”的说法,形象地概括了这种现实。由此,人们对高考制度科学化的关注,无疑是高考改革的一个热点。

作为教与学的指挥棒,高考应导向追求社会劳动的实用知识,还是

应付考试的实用知识

对于高考价值的体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质量测评监控中心副主任臧铁军认为有三个层面:只把分数视为评价标准是最直接也是最低的层面;导向学生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是第二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的层面。在实现价值的操作方法中,我们普通中学用得最多的莫过于题海战术。作为一种过分而刻意追求技巧的考前训练,它的“现实”价值在于使学生储备大量对高考有价值的知识。因此有人说,应试也是一种能力。只是这种能力与高考为测查真实能力的目的相比,可谓“鱼目混珠”:每年高考后的两三个月,不少高校新生在接受语文知识的测试时成绩一落千丈,不正是对把追求高考分数作为学习唯一目的的注释么!

高考命题技术的科学化,是促进学生能力提高的重要一环。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东平说,近年间不少知识记忆型文科考题的刻板的标准答案,极大地束缚了考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如“雪化了变成什么”的标准答案是“泥和水”,有考生答“春天”就算错误。可见高考改革从命题技术入手是非常必要的。日前,国家的一项“高考数学能力考查研究”报告中,也提出了一套理科命题的改进原则及方法:试卷应以知识为思维材料,查考生对材料的组织、存储和提取能力,以及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和综合运用能力;以能力立意为主线编拟试题,合理配置题型以发挥不同题型对考查能力的不同要求,确定试题难易结构以提高试卷对考查多层次能力的区分度等。

近年,许多国家都在以加强国家对高考的科学化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积极将用于教学评价的水平考试和用于升学的选拔考试相分离。我国到1991年全面推开的高中会考,就是国家教委为完善高考制度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然而在实施中,由于出现了诸如对中学的教学评价,在会考和高考相同学科上仍以高考成绩为准,以及会考后的高考内容虽强调考能力,却有相当部分内容作为基础送分题等问题,而影响了会考和高考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据了解,上海市利用每年单独以“上海卷”进行高考的“试点”条件,避免了上述问题出现。这就是根据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性质上的区别,分别设计以课程设置为科目,以评价学科教学内容掌握程度为内容特征的会考,以覆盖高中主要课程,以考查思维与自学能力为内容特征的高考。总之,正如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命题研究与信息中心副主任胡江浩所说,要使高考成为对学生思维、语言交际、自学及实验等方面能力的全面考查,只有提高命题技术,改进考试手段,才可能“考”出学生的真才实学。

高考竞争由高考录取率所决定,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不在高考

而在围绕高考的竞争

90年代初国内曾有人提出:高考制度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后经专家考证,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考试事业也发达,且考试的机构庞大、力量雄厚。美国最大的考试机构ETS(教育考试服务处)拥有2500人,英国的考试机构就有七八个,从事的考试项目上百种。日本、韩国及我国的港、台地区都分别有独立设置的权威考试机构,负责着包括最有影响的大学入学考试在内的诸多考试项目。

一项关于近年高考的研究提到这样的事实:从18—22岁的人的普通高校入学率看,日本和韩国均超过30%,我国还只有6.5%。当我们的考生在追求高学历时,他们的考生也在追求着高“学校历”(即名牌高校)。日本的家长认为,孩子只有经得起这种考试的激烈竞争,才是成人的表现。韩国的高考每年由政府认定的教育评价院组织,除语、数、外,还要加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考“听力外语”那天,由国家广播电台播送试卷的一段时间,国内所有飞机停飞。

在我国,高考中的竞争实际上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和正常化发展。于是,高考改革的一个焦点,就落在了怎样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创造一种近于公平合理的正常的竞争机制。

以下是一些研究人员围绕创造这种竞争机制提出的建议:

——我国中学课程设置太多而且重复。改变这种学用脱离的现象,有新加坡实行中学分科制的成功经验。即使分科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在其非专业方面有许多无知,也总比“万金油”干部有用,何况当今的信息时代,为人们可能获得一般知识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应该说,在分科基础上选拔人才比我国想当然的“无差生”教育科学得多。

——历来被赋予双重任务的普通高中,实际上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都是瞄准升学,升学任务是实在的,而就业任务是空洞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各主管部门应该考虑为落榜生建立其就业前的培训制度。

——目前我国每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与普通高校招生数2.5:1的比例已不算小。在德国和瑞士的中学教育“分流”,都主要服从于由学校进行的强有力的“定向指导”。在日本的高三年级,也安排有50个学时的这种指导。相比之下,我国中学教育的“分流”还过于自由和盲目。为与高考改革相适应,指导学生根据国家需要和自身情况选择“各就各位”的道路,似应加大工作力度。

谈到高考中竞争的根源,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认为在于差别,如“三大差别”、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差别等。高考竞争的实质就是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考生出于这样的愿望的竞争,只有通过科学的考试才能解决。

杨学为的上述观点,或许可以给人们这样一些启示:

——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中,竞争并不因高考制度的优劣而起落。这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就业制度以及城乡差别等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无论高考制度怎样改革,伴随高考的竞争永远不可避免。

——考生在高考中的差距,不仅是知识与能力上的差距,而且有对激烈竞争的态度上的差距。一个考生以多少自信参加高考,都具体反映着他有多少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投身于竞争的勇气,而他对自己一旦落败于考场能有多少承受力,更是一种人生观和意志力的严峻考验。在这个意义上,高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智育。

创造一个“好的考试”,才能适应培养人才和招生考试的方式方法

及内容方面的新要求

如何考和考什么,这是科学地进行高考制度改革的重点。日前,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副主任马金科谈到90年代以来,这项改革还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进展:

——命题的透明度明显提高。考试中心成立的科目委员会,在“三加二”的框架内,每年聘请以大学教师为主的科目命题者,在研究所考科目的中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制出《高考说明》(即考试大纲)向社会公布,其中包括考试的性质、任务、基本内容、命题结构及模式、参考样题等。

——加紧了如何考查能力以及如何控制难度等方面的改革。例如,为克服当前高考测试外语方面存在着不能考查听、说能力的缺陷,首先从英语开始,力争世纪末建立我国的英语等级考试制度,方式是与英国海外发展署合作研究,制订出等级系列考试标准。

——计算机参与阅卷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均具有了相当的水平,阅卷比重达到50%,使阅卷过程的效率大大提高。对人工阅卷部分,计算机也起到很好的跟踪调控和监控作用。与此同时,一支精干而稳定的阅卷队伍和一套比较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均已基本形成。

——国家考试中心与省级考试机构联网的分数统计分析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对难度系数的准确统计,可为次年试题难度的控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鼓励学生既均衡发展又有各自优势,目前还在努力推进标准分制度的建立,以使高校招生者能准确看到某考生的考分在该省的位置以及在某考试科目中的位置。

高考制度改革的下一步,马金科透露,将在高考科目的设置和组合方面,对目前文、理分科的利弊再作深入分析;将在综合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改革实践、面向21世纪的人才素质培养要求诸方面的基础上,提出若干个改革方案供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方面的高考改革经验,不仅被国家级的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的资格考试拿来就用,而且还引起美、英、法、日、韩等国的兴趣。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交流,来提高本国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例如,美国的托夫考试历来都是计算机阅卷,近年从我国的题型功能研究中受到启发,偶尔也加些小作文型的试题了。

据悉,一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八五”国家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和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历经五年已于近日结题。人们期望,这项建立在理性分析上的科研成果,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的高考制度进一步趋向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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