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论笔谈——反思：回到起步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论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思20世纪中国文论需要从其起步反思起。
一些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将“五四”作为其起点。但我以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起步处是世纪初——我强调的不是时间起点，而是逻辑起点。世纪初中国文论有着异常的丰富性，它不仅孕育了“五四”，而且孕育了整个20世纪。对于研究20世纪文论的发生与演变，它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现代性”是研究20世纪文论乃至文化无法回避的论题。在今天的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的责任是将它推向成熟。但这决不是不允许反思。只有经过反思的洗礼，“现代性”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中国的“现代性”于“五四”正式登场。“五四”精神包含着新文化运动的“个性主义”话语和爱国运动的“民族主义”话语。两大话语组成二位一体的整体。它成为中国摆脱古典、追求“现代”的重要内容。有意思的是，“五四”之后“二位一体”的内部演变使“个性主义”的声音迅速走向衰弱。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阶级”话语势不可挡地取代了“个性”话语。
这个“二位一体”和二位一体的“演变”在世纪初其实已经孕育着。
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述是众所周知的。“群”经过演变，在梁启超那儿已经明确成为一个西方概念的中国化术语：民族、国家。他批判了中国人的没有“国家”思想，第一次将“忠君”与“爱国”剥离开来，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他认为“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击而成。”（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为了表示他的观点源于西方，他特意加上了一个英文词。因而“民族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到“五四”才有的。它是梁启超从西方引进的。而梁启超学习西方“民族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改变中国。他说，“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救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
“民”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梁启超的“民”却值得特别注意。早期仁人志士如薛福成、郑观应直至严复所讲的“民”是与“君”相对的术语，是“君／民”二元对立体中的一个元素。“民”并不自足，它只是在承认“君”的前提下的一个存在。这个“民”，是“臣民”。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因为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民”便与“国”相联。此时的“民”，不是“臣民”，而是“国民”、“公民”。这样的“民”，才可以作为个体、个人而存在。梁启超将“民”从“君”里解放了出来，使它向“个性”、“个人”迈出了一大步。这是梁启超的重要贡献。
当然，梁启超的“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主义”、“个人主义”的“民”，它只是“群”中之“民”。“民”并不是终极的价值与目的。“新民”是为了强国。这里，目的与手段的分野十分明确。梁启超的“群”与“民”就构成了这样的二位一体。它是“五四”时期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二位一体的胚胎。这样的“二位一体”无论如何演变，其目的与手段的结构关系不会改变——手段可以多样，目的却始终明确。可以说，梁启超们不仅孕育了现代性，而且孕育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内部结构。这一孕育不仅决定了现代性话语的产生，而且深藏了其演变的根由。
那么，世纪初的人们就是直奔“现代性”而去吗？并不如此简单。梁启超在30岁前后已经形成了坚定的“不依傍”思想。既不依傍古人，也不依傍洋人。“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也是在这时期，梁启超访问了美洲大陆，在赞美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弊端进行了诸多思考。梁启超既是现代性的孕育者，也是孕育者内部生长出来的对话者。
世纪初只是“现代性”的孕育期，“孕育”两个字十分重要。“孕育”成功之后，现代性便像江水中的巨大漩涡，把愿意进的、不愿意进的各种水流全部卷进漩涡之中，使游涡成为中心，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其他的一切都相对黯然。但在孕育期，“游涡”还没有形成，中心还没有确立，各种话语便有平等进入的机会。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格局之中：落后的国家要走向“现代”，而“现代性”在西方先进国家已经暴露其弊端。逃离现代性、反抗现代性的哲学文化思想已不断产生。刚刚打开窗口的中国是不可能进行这种区分的。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思想同时涌进中国与本土文化碰撞。于是，一个特殊的状况出现了：世纪初，中国在孕育现代性的同时，也孕育对“现代性”的逃离与反叛。
比如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借鉴。叔本华是最早反思现代性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其主要工作之一是质疑现代性所追求的理性。王国维带着对人生问题的东方感悟走进了叔本华。《红楼梦评论》对生活作出了不同于理性的阐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那么，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满足必然造成生活的痛苦。于是，王国维在那个需要解放个性、释放欲望的时代鼓吹“绝其生活之欲”（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社版，1987。）。在《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文章中，王国维表现了为理性设限的意图。而《人间词话》则是王国维吸收西方不同于“现代性”的理论资源并将它与中国古典文论相结合之后的一个新的创造。而一直以来，我们对《人间词话》这部天才著作有着诸多误读。
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世纪初文论有着多种姿态。它告诉我们，中国文论中的“现代化”从其孕育开始就处于复杂的状况之中，从任何一方面试图简单地对待它，都会出现盲视。而对世纪初文论的简单回顾使我们看到，90年代文坛的复杂局面与世纪初恰是一个对映，其中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关联是影响20世纪文论演变的重要因素。经过反思的洗礼，世纪初文论将会成为今后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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