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新进展论文,经济学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3
分配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两个方面，它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分配的研究往往服从于对增长的研究，大多数文献都关注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将会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刘易斯(W.A.Lewis)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和库兹涅茨(S.Kuznets)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把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同题的研究引向高潮。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从60年代末起，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开始反思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那些简单乐观的观点。正如阿德尔曼(I.Adelmen)和莫里斯(C.T.Morris)所指出的(1973)，在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65年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并未按人们的预期进行，而且经济增长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基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跨国和国别实证研究，这都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80年代末以后为第三阶段，伴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分配数据的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高潮。本文从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长期互动三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的研究进行介绍。
一、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数据质量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统计制度不够健全，收入结构复杂和二元结构明显等特点，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注：Deininger,K.;Squire,L.,1998,pp.259～287.）提出了评价收入不平等数据质量的三个标准：(1)数据应来自于对居民的调查，而不是来自于国家的统计数据；(2)数据应覆盖所有的收入来源渠道，而不是仅仅限于工资收入；(3)数据应代表整个国家所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不仅仅代表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或纳税者的收入。根据这三个标准，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对其1996年的数据库进行了重新整理，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54个国家，其中32个国家拥有8个以上的观察数据，其他22个国家也有4个以上的观察数据。利用该数据库，他们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中间值为：东欧28.6、南亚31.59、东亚及太平洋地区34.80、中东和北非39.7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2.30和拉美50.00，而同期的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为33.20。同期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的中间值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41.1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9.00、南亚58.35、中东及北非67.53（80年代）、拉美77.42、东欧91.95、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59.03。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的差异明显，并且收入分配和土地分配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分配不平等问题呈现出复杂性特点。这种复杂性给发展经济学家以广阔的思考空间，当代发展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研究。
1.结构主义思路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思路，即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蔽性失业和“中心—外围”关系等。迄今这仍然是分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复杂性的一条重要思路。
F.布吉尼翁和C.莫里森(1998)研究了二元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他们从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出发，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各国面临相同的国际价格的假设下，证明了各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由他们的人均资本差异、人均人力资本拥有量差异、矿藏量差异和土地集中程度差异所决定。接着他们将上述模型推广到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二元经济情形，指出还应该从另外两个方面考虑各国之间收入分配差异的解释变量：(1)在不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各要素的真实报酬；(2)各要素所有者获得这些外生给定的要素报酬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各国的人均可耕土地和工业部门的真实工资(
)也作为各国收入分配差异的解释变量。其中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的增函数，其就业人数是的减函数；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率是的减函数，其就业人数是的增函数。可以由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LP)近似表示。他们在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的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38个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数据库。以1970年的校正人均GDP、1960年的高中入学人数、人均可耕土地、矿产品出口量、可耕土地的分配和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为解释变量，对1970年的收入分配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土地多少、中小农场的土地份额和相对劳动生产率(RLP)这三个与农业有关的变量，是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差异的主要解释变量。其中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作为惟一解释变量的回归，显著性更强。同时，他们对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相关分析，数据显示相关性不明显，从而消除了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作为解释变量只是同义反复的疑虑。对于1985年前后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验证了该文的理论性结论。
M.R.卡特和F.J.齐默尔曼（注：Carter,M.R.;Zimmerman,F.J.,2000,pp.265～30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现象，探讨了两个问题：(1)市场能否将富人的财产转移给穷人，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缓解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并减少这种不平等程度降低过程中所产生的代理成本；(2)如果市场能够消除财产分配不平等状况，它和国家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相比，哪一个的作用更快？首先，他们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静态的收入最大化模型。该模型的最优解决定农业生产季节的投入决策，模型的约束条件不同，投入决策也不同。他们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将静态模型的最优解分为12种类型。他们进一步假设：在不考虑风险且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条件下，农业家庭的消费和积累决策与其生产决策是可分离的。在该假设下，他们建立了一个无限期效用最大化动态模型，该模型的解取决于上一模型的解和未来价格下的消费。他们用尼加拉瓜的数据，对动态模型进行了50期的运算。计算结果显示：在尼加拉瓜，贫困的农业家庭通过理性预期的模仿，能够绕过由于多重市场失效所造成的静态决策下的积累障碍，使财产分配趋于平均化，当然，这一收敛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正确的再分配政策比自由放任的资本市场更能推动财产分配的平均化。该文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农村财产分配的收敛性和不平等的相对持久性，以及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农村财产分配状况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农业家庭经济的“可分离特性”是以上结论的主要出发点。
P.阿吉翁、E.卡罗利和C.加西亚—佩尼亚洛萨在“中心—外围”框架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但熟练劳动力稀缺。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国际市场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而对其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这将减轻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使其收敛于一种低收入的均等。
2.人力资本积累角度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丰富了对分配不均等问题的研究。根据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特点，发展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O.加罗尔和J.泽拉（注：Galor,O.;Zeira,J.,1993,pp.35～52.）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在第一期，人们或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加工作，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之相对应，第一期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加工作的个人在第二期仍是非熟练劳动力，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在第二期成为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的报酬小于熟练劳动。而且人们只在第二期消费和添置遗产，个人效用的大小由其第二期的消费和所置遗产来决定。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临界点g。初始财富小于g的人，无论是贷款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直接从事非熟练劳动，他们的收入都将收敛于较低的均衡点。反之，初始财富大于g的人，无论是贷款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他们的收入都将收敛于较高的均衡点。文章进一步证明，当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小于某个临界值时，该经济将收敛于一个收入不平等的均衡。
决定人力资本大小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的健康程度。A.德亚顿研究了影响人们健康程度的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他认为，农村中的贫困往往是由于长期的疾病或残疾所造成的，即使是在存在着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在他的差分方程组模型中，t期的健康指标表示为t-1期的健康指标、t期的收入和影响健康的随机变量
的线性函数；t期的收入表示为t期的健康指标和影响收入的随机变量
的线性函数。t-1期的健康指标对t期的健康指标的影响程度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减小，t期的健康指标对t期的收入的影响程度
随着健康保险制度的完善而减小。A.德亚顿证明，收入分布的方差是
的方差的增函数，从而发展中国家卫生环境的落后和健康保险制度不完善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差异。新的医疗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速度将影响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相对健康程度和相对收入。快速传播是否会改善穷国的收入分配状况？A.德亚顿认为，这要取决于该技术所针对的疾病主要分布于穷国的哪一收入阶层，至少当该疾病分布于富有阶层时，快速传播将会扩大该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3.风险环境角度的分析
在阿罗—德布鲁经济中，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因素是偏好和禀赋的不同。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经济中风险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济以外的因素。
F.J.齐默尔曼和M.R.卡特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特别是多雨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存在严重的风险性，并且贫困家庭所遭遇的风险要大于富裕家庭。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下，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处于生存线附近，一旦发生意外的灾难，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生存线以下，从而使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资本市场不完全和存在流动性约束，所以贫困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低回报、低风险的保险型财产（粮食储存等）组合；而富有家庭则倾向于高回报、高风险的生产型财产（土地等）组合。当意外灾难发生时，贫困家庭将出卖保险型财产以追求收入和资产的稳定，从而保证以后的生产和生活，而富有家庭则买入保险型财产以追求生活水平的稳定。由于灾难往往具有区域性特点，且发展中国家存在流动性约束，这时的保险型财产市场是买方市场，内生的市场价格将不利于贫困家庭。F.J.齐默尔曼和M.R.卡特用一个时间可分的动态优化模型梳理了以上思路，并采用布基纳法索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250期的运算。运算结果显示：在布基纳法索，贫富家庭投有收敛的趋势，收入不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各地风险发生概率和市场不完全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差异。
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探讨了影响分配不平等差异的复杂因素。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平等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平等同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
二、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原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发展业绩往往较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韩国和菲律宾，在60年代初，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人均投资、人均储蓄率）相近。惟一不同的是，韩国的分配状况比菲律宾更为平等，在以后的30年中，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菲律宾。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注：Deininger,K.;Squire,L.,1998,pp.259～287.）的文章，他们对1960～1992年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和仅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都有负面的影响，而且土地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大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与A.阿列辛那和D.罗德里克（注：Alesina,A.;Rodrik,D.,1994,pp.465～490.）对1960～1985年跨国数据进行回归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虽然很多实证结论是90年代以后才得出的，但这些客观的发展实践早已存在。事实上，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证研究的结论更加坚定了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信念。经过第二阶段的反思，伴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影响的研究更为成熟，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第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1)拓宽了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2)更加重视市场的不完全性；(3)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1.要素投入角度的思考
要素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可用储蓄近似）、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要素投入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从这一角度研究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最多，结论的分岐也最大。
P.阿吉翁、E.卡罗利和C.加西亚—佩尼亚洛萨（注：Aghion,P.;Caroli,E.;García-Pe
alosa,C.,1999,pp.1615～1660.）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将减少投资机会，特别是穷人的投资机会，从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D.史密斯（注：Smith,D.,2001,pp.103～127.）的实证研究却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他用1970～1993年之间66个国家的数据，以在此期间各国平均储蓄率为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增长率、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按可比价计算的1985年各国人均实际收入、公共储蓄占GDP比重和收入不平等指标为解释变量，用2SLS估计进行了回归分析，其中收入不平等指标对平均储蓄率有显著的正作用。在分别引入区域、城市和乡村等虚变量，以及用工具变量法消除收入不平等指标的随机性以后，回归结果仍然显示出：收入不平等指标对平均储蓄率有正面的影响。他还研究了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不完全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在按可比价计算198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高于800美元的国家，收入不平等对平均储蓄率的影响大于低于800美元的国家；(2)金融市场越不完全的国家，收入不平等对平均储蓄率的影响越大。同时，史密斯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平均储蓄率有正面的影响，这并不能肯定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在收入不平等提高储蓄率的同时，它也在减少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O.加罗尔和J.泽拉的模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g点的水平，则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在他们的模型中，再分配政策能够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佩罗蒂（注：Perotti,R.,1996,pp.149～187.）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假设下，从教育一生育角度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指出，富有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都较高，从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都较低，从而倾向于多生子女。所以，收入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并且阻碍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这非常符合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实际情况。
A.阿列辛那和D.罗德里克用“再分配有害论”来解释土地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认为土地分配不平均必将导致再分配政策的实行，而再分配会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采用的1960～1985年跨国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显著地负相关，回归结果还否定了T.佩尔松和G.塔韦利尼（注：Persson,T.;Tabellini,G.1994,pp600～621.）的结论：只有在民主国家，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在非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关系。作者还对1970～1985年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土地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
2.需求角度的思考
由于发展中经济具有结构性特点，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影响需求结构，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17世纪50～60年代，哥伦比亚的烟草出口业相当繁荣，但这并没有明显地推动其工业发展；1880～1995年，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量大增，其工业化却因此而获得明显的发展。R.W.哈比森对此作出了解释：在哥伦比亚，烟草由规模较大的种植园种植，因出口扩大而增加的收入集中在大种植园主手中，但大种植园主将增加的收入主要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因此而被拉动；咖啡由规模较小的家庭农场种植，因出口扩大而增加的收入集中在小农场主手中，小农场主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因此而得到拉动。K.M.墨菲、A.舒勒菲和R.维什尼（注：Murphy,K.M.;Shleifer,A.;Vishny,R.,1989,pp.537～564.）理顺了这一思路，在他们的模型中，效用函数是一个以消费为自变量的分段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有一个限度，在食品消费超过最低食品消费线以前，人们不消费工业产品。在这以后，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所需求产品的种类也将会增加。利用该模型，他们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收入分配极端平均或极端不平均的情况下，农业收入增加或者经济作物、矿产品以及轻工业产品出口增加，可能并不会扩大对国产工业品的需求，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中产阶级是国产工业品消费的主力军，只有当拥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时，国产工业品需求才可能扩大，使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工业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带动经济增长。
3.制度角度的思考
经济制度不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影响经济发展状况。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分配不平等通过影响经济制度变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方面的模型求解较为复杂，很多结论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V.班纳吉和A.F.纽曼（注：Banerjee,A.V.;Newman,A.F.,1993,pp.274～298.）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假设下，从企业制度和就业制度的角度研究了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注意到各国的企业制度和就业制度大相径庭，这表现为：有些国家有大量的小企业和小作坊，有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业主；而另外一些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大企业和大农场，有大量的企业家和雇佣工人。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存在信贷市场不完全，财富分配将决定受信贷约束的人口数量，从而决定企业制度、就业制度和职业结构。反过来，职业结构又将影响储蓄行为和风险承担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收入分配。所以，财富分配的转变过程是非线性的。当相对贫穷的人较多时，更可能出现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制度和雇佣工人制度。这时，如果有较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将会收敛于高就业率、高工资的状态，经济也会快速增长。否则，经济将会收敛于低就业率、低工资的状态，经济增长也会变慢。相反，如果在一种经济中，初始状态中的穷人较少，该经济将会“起飞”，并且将会收敛于高就业、高工资的状态，当然，这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是最快的。M.加塔克和蒋立辉（音译）简化了上述模型的职业结构，将职业分为三类：仅需要生存技术的职业、雇佣工人和企业家。通过这一简化，他们能够研究不同的技术、偏好和交易成本条件下的均衡状态。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简化，该模型不可能像A.V.班纳吉和A.F.纽曼的模型那样，在不同的代理成本下，一种现代技术可以与不同就业制度相匹配。他们得出以下结论：(1)当初始状态的影响作用比较大时，初始状态中的穷人越多，则均衡状态时的总收入越低；(2)有些技术进步能够消除“贫困陷阱”，但不一定能够增加总收入，例如，有些技术增加小规模企业或生存技术的生产力，从而提高整体工资水平，但这却不利于现代产业制度的发展。
4.政治和社会角度的思考
伴随着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发展经济学家更加重视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分析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引起冲突、寻租和破坏产权，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而“中间投票人原理”并不适合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R.贝纳布构造了一个囚徒困境模型。在该模型中，初始资源一部分用于消费，其余的用于生产。生产技术是线性的，人们分别属于两个集团，当一方偏离全社会最优的战略，能够得到更多的消费时，另一方的消费却因此而减少。当收入不平等严重时，较穷的一方将偏离全社会最优的战略，产权受到威胁，寻租行为增加，经济增长受阻。
J.本哈比和A.鲁斯蒂奇尼（注：Benhabib,J.;Rustichini,A.,1996,pp.125～142.）指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导致以下状况：(1)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活动，直接影响生产；(2)造成政治和法律活动的不确定性，间接影响生产。所以，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J.本哈比利用对策论模型，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互动的框架下分析了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小的不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如果不平等程度过大，某些集团将会寻租或偷盗，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形成一条“单峰状曲线”。
三、关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争论
1955年，库兹涅茨(S.Kuznets)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经历了一个扩大的阶段后，已经开始缩小，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正在扩大。1963年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即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从此，关于“倒U型假说”的争论成为发展经济学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最活跃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家们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理论模型研究的关键是将收入不平等指标内生在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寻找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接发生相互关系的作用机制。理论模型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作用机制使得收入不平等呈现出“倒U型”变化，而有些作用机制使得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倒U型”关系并不是惟一的关系。实证研究则倾向于表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样性的长期关系。
发展经济学论证了一些促使收入不平等呈现出“倒U型”变化的作用机制，这些作用机制包括城市化、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等。
J.S.劳奇（注：Rauch,J.S.,1993,pp.901～918.）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不充分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发展中国家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将里卡多—维内模型引入戴蒙德(Peter Diamond)的世代交迭模型中，在该模型中，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都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农业的投入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的投入是资本和劳动。土地的供给是有限的，资本却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加。于是，工业不断壮大，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了乡—城人口流动。最后，他根据塞瑟拉曼对城市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所下的定义，将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引入模型。在该模型中，工农业的发展将内生地决定城市正式部门的就业率，即文章中所提到的“市场运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运气”的变化，收入不平等指数将呈现出“倒U型”变化。
J.格林伍德和B.约万诺维奇（注：Greenwood,J.;Jovanovic,B.,1990,pp.1076～1107.）在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加入金融中介组织进行的投资将获得较高的回报，否则投资回报较低。但是加入金融中介组织需要一笔固定的支出，有能力支付这笔支出的人将首先加入金融中介组织，所以，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扩大。他们进一步证明，在不能加入金融中介组织的人群中，财富越多的人储蓄率越高。于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能够加入金融中介组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达到临界点以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不断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关系。
R.佩罗蒂、R.塔穆拉、G.格洛姆和B.拉维库马尔分别构造了内生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不平等指标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倒U型”关系。
更多的文献认为“倒U型”关系只是一个历史结论，有其存在的特定条件。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不同的特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将呈现出多样性。
大岛（注：Oshima,H.T.,1994,pp.237～255.）发现，在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出“倒U型”关系。通过对比这些国家与19世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的发展条件，他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技术的不可分性，只有富人能够投资于工业，出现了“倒U型”关系；在今天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技术几乎完全可分和国际资本流动，能够投资于工业的人增多了，“倒U型”关系并没有出现。不同的工业化道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同。
H.劳埃德—埃利斯和D.伯恩哈特（注：Lloyd-Ellis,H.;Bernhardt,D.,2000,pp.147～168.）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假设下，研究了企业家要素在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人是风险回避型的。模型效用函数的大小由人们在该期的消费和留给后代的遗产的多少所决定。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所选职业的潜在效率，并且所选职业决定他们的收入水平。在信贷约束下，财产分布和企业家能力分布相互作用、决定均衡的发展路径。当有效率的企业家相对充足时，经济增长较快，并且分配不平等程度按库兹涅茨曲线发生变化；当有效率的企业家相对不足时，经济增长不会发生，且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周期变化。
T.S.艾彻和C.加西亚—佩尼亚洛萨指出，开发新技术有两种途径：干中学(LBD)和研究开发(R&D)。在发展中国家，干中学(LBD)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进步速度取决于上一期的技术工人总量；研究开发(R&D)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进步速度取决于该过程中所投入的公共支出和上一期的技术工人总量。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劳动力相对需求而影响收入分配，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干中学(LBD)，以后研究开发(R&D)的作用逐渐增加，随着熟练工人所占比例的上升，劳动力相对需求曲线呈现出倾斜的S型。在不同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劳动力相对需求曲线与劳动力相对供给曲线可能有一个或者三个交点，于是，收入不平等可能出现4种情况：不变、增加、减少或者呈U型变化。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包括教育的外部性和生产中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强外部性和低替代弹性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弱外部性和高替代弹性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中等程度的外部性和替代弹性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初始阶段缩小，继而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而扩大，从而呈现出“倒U型”。
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跨时期的关系，但是，过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时间数列不完整或者观察期过短，难以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往往利用横截数据来推导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G.帕帕内克和Q.基恩、F.布吉尼翁和C.墨里森），这样得出的结果并不一定准确。他们利用新的数据库，对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各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出现统一的规律。其中5个国家出现了“倒U型”关系，4个国家出现了“U型”关系，其他40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一些国家起初人均收入不高，但增长迅速，并且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没有明显地扩大；另一些国家却增长速度缓慢，收入不平等程度出现明显波动。他们认为，与其说存在统一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如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为各国的初始条件和经济政策所左右。
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一种作用机制起主导作用，收入不平等指标也将呈现出与其相对应的变化趋势，应该说，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的结论反映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近20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探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便把握时机，采取措施，而不应坐等“倒U型”曲线的出现。
标签：发展经济学论文; 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