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华商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华商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海外华商精神，自然离不开海外华人文化。“华族后裔无论在海内外，年纪无论大小，多多少少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由身教、言教、口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甚至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可引用一两句孔子或孟子的话……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流传民间，已是华族生活方式的指南。”[①]海外华商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观为修身、立业、处世的准则并受其深刻影响而形成一种商人精神。这种精神的原型是传统的“中国商人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将中华文化与自己所从事的商业实践相结合而获得成就的商人古已有之，被奉为百代“治生之祖”的战国名商白圭，说自己经商“犹如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②]强调经商者智、勇、仁、强缺一不可。此后中国历代商家尤其是明清之际崛起的“晋商”和“徽商”，无不效法古人白圭经商之道并加以发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商人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海外华商精神正是传统的“中国商人精神”在域外的延伸和发展。成功的华商，大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结合各民族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精神，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据有一席之地。
本文欲就几个主要方面对海外华商精神作一粗浅的概述。
一、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义利观”是孔子教导弟子、劝导诸侯的一项教条，是古代中国人“修身”课程的教学大纲。原始意义上的义利观只具有育人和治理国家的意义，被人们推广于治生，遂成为了一种经商伦理。在义和利的矛盾达到根本不可兼得的地步，那就应该无条件的使利服从于义。正是这种经商伦理的最高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对国家、民族的效忠就体现在有没有成仁取义的凛然气节上面。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己之利甚或生命，这就是传统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表现。春秋时期的郑国商人弦高犒师智退秦军，为历代的中国商人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光辉榜样。
海外华商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与传统中国商人又有所区别。这表现为海外华商的爱国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母国即中国本土的效忠，其二为对所在国的效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商普遍都存在“双重效忠”的心理，即一方面心系母国和故乡，另一方面又对所在国的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一时期，许多海外华商都怀有“叶落归根”的观念，对母国的爱国情结表现得更为强烈。主要体现在战争时期对母国的支援和对母国教育事业的关心。有人统计，东南亚华侨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捐助的经费达21145839元[③]；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来自南洋地区华人捐助者，在百分五十以上”[④]。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其捐款数额已超过13亿元（国币）以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行了五亿元救国公债，海外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作为捐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不少海外华商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倾家荡产也要支持母国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时期，越南西贡华侨李卓峰为革命捐巨款数万元，为了救济防城、河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进入海防的战士，“时先生财力亦竭，惟仍设法向银行借款二万济之”。后来孙中山“以先生屡次输将，曾与国债票十万，先生尽付一炬。”[⑤]表示不希望任何报酬。华商肖竹漪，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把他的财产全部出售。槟榔屿华商吴世荣等，也因支持革命，以致个人经济事业遭受巨大困难[⑥]。以陈嘉庚为首的东南亚爱国华商在中国大陆捐资办学、支持母国的教育事业的义举，也成为这一时期海外华商对母国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忱的典范。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华侨都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其效忠对象也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参与和支持所在国民族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及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和本地社会。
实际上，海外华商对本地的效忠并非始于战后，而是有着极其久远的历史。1767年泰国遭到了缅甸的入侵，首都大城失陷。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华侨领袖郑昭率领以小商贩为主的华侨队伍英勇奋战，将缅甸军队驱出了国境，为泰国人民收复了国土[⑦]。海外华商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精神可歌可泣。只是到了20世纪初，海外华商的这种效忠精神完全被亚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所掩盖。直至今天，仍然还有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怀疑甚至否认海外华人的效忠精神。
二战以后，随着众多民族国家的独立，海外华商国籍的改变，华人经济已完全成当地民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响应并配合各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为发展本地民族经济而尽其所能，是战后华商对所在国效忠的具体表现。1971年，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在前财政部长陈修德的邀请下，出面组建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在总共2000万元资本中，政府占61%，郭鹤年占10%，其它的资金大部分也是由郭鹤年多方筹措而来。郭鹤年这一举措为马来西亚本国航运业的发展及打破远东货运船队专利权的垄断作出了贡献[⑧]。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合作开发的“成长三角”即巴淡岛工业开发区，东南亚华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1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将廖内省的巴淡岛开辟为工业开发区，但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发展缓慢。1988年，新加坡政府建议，由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省合作，在巴淡岛建立开发区。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华商积极响应号召，联合组成巴淡建设公司，兴建该岛最大的商业中心，投资额为3000万新元[⑨]。1990年初，印尼华商林绍良又商定与新加坡两家公司共同投资兴建面积为500公顷的巴淡工业园区。在该岛东部，台湾和印尼华商也联合兴建光华工业园，占地300公顷。到1991年，在巴淡岛的投资总额已达到54.8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只占20%，绝大多数为东盟各国华商的资本[⑩]。东南亚各国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与华商的效忠精神息息相关。
二、顽强执着的敬业进取精神
《礼记·学记》曾提倡“敬业乐群”的思想，意指专心学业、乐于与他人互帮互学。作为一种商人精神，则指热爱并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古代中国曾流行过重农轻商思想，但一些卓有远见的思想家则始终都重视商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如墨子就十分赞赏商人辗转各地，艰苦、谨慎的经商精神，并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西汉桑弘羊提倡“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到了明朝，更有张居正主张“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以此来鼓励经商的社会风气。这种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重商主义思想内容，便是海外华商敬业思想的文化根源。
中国古代商人也有敬业思想的传统。清雍正时，山西民间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
历史上的海外华侨经济多以商业为主。在东南亚地区，从事商业是华侨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而华人小商贩是构成那里华侨商业的主体。据统计，1930年在爪哇和马都拉华侨182884名从业者中，从事商业者有105445人，占57.66%[(11)]，而其中经营杂货零售及小商贩者占华侨从商人中总数的46.82%[(12)]。华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劳动赚钱，积蓄钱财，然后汇回国内，赡养家眷。选择行业时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而经商为资金提供了收益多、周期短、灵活性强的机会，因此商业成了华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佳的职业选择和最理想的活动领域。
19世纪40年代，英国商人麦克米金这样描绘华侨小商贩：“他们住在店里，清晨五点就开门营业[(13)]。当时不管暴雨、酷暑，也不管是星期天或节日假期，每天从五更到深夜，到集市采购油盐酱、小杂货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供应穷乡僻壤的人民需要，还把乡间各种小土产，运到城里去卖，安分守己，辛勤劳动，个人只能取得薄利，维持生活。”[(14)]可以看到海外华商敬业乐业精神。
对事业执著追求和表现出惊人的顽强毅力，这样的经商才是成功的经商。马来西亚著名华商林怡玉1915年生于福建省长乐县六林乡，16岁时开始到福州等地卖基苦力。于1936年随叔父到了马来亚。先到一家自行车店当学徒，后又到另一家自行车店任职员。由于勤俭刻苦，几年后林怡玉积蓄了一些钱，自己开了自行车店。正当车店的生意逐渐兴隆时，一场大火把他的店烧成废墟。林怡玉向一个知交借了20元，在旧店附近租了一间木房，重整旗鼓。1941年林怡玉为逃避日机轰炸，暂时关门停业，带着一家人往乡下避难，哪知几天后返回时，店铺被人撬开了，货物被洗劫一空，他的血汗和希望又一次化为乌有。但林怡玉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奋斗。经过多方努力，自行车店铺又开张了。1946年，林怡玉迁到了槟城，开办了万丰公司。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业务不断发展，资金越来越雄厚。1972年，他又邀集朋友创设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缝纫机厂。林怡玉的人生道路风风雨雨，屡挫屡起，终于成就一番事业。[(15)]
研究海外华商的敬业进取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商思想。
三、和协为贵的团队精神
人和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哲人荀子曾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和睦相处，团结相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协为贵的团队精神是中国古代晋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为贵”是晋商立身行事的规范，他们不做出格的生意，不贪非分的钱财，忌讳富了过分张扬，财大气粗，令人不堪忍受。由此可见晋商的中和精神。
华商身居异地，在上无“天时”，下无“地利”的险恶环境中，唯有尽其所能求得“人和”。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首先体现在用人之道上。团队精神即源于此。印尼华商林绍良认为：“个人的能力有限，孤掌难鸣，再大的本领也需要人的合作和支持。”[(16)]林绍良求贤若渴，任人唯才。1972年在前往香港的客机上，林氏见到刚失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莫达·里加，晤谈之下，便恳请这位精通金融的银行家入股中亚银行，并委以总经理。林氏集团里，聘用了许多大学生、工程师等，很多重要企业公司里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重要职位都由一批干练的专业人员担任，中层管理干部则采用基层选拔或招聘、考核等办法委任。由于林氏的知人善任，他的企业富有凝聚力，不少经营管理和金融贸易的干将都齐集麾下[(17)]。在对员工的关心方面，新加坡华商章立人便是一个典范。公司一位女职员曾在与章立人的闲谈中无意提起无钱去伦敦旅游观光是她人生中的憾事。后来她因调往其它部门工作，难得见章立人一面。有一天突然她接到章立人的电话：“凯西（她的英文名字），我送你一张去伦敦的机票。”原来，章立人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员工们都很感动。员工们在他的公司里工作，犹如置身于家庭之中，感受到了家庭人情味。章立人关心员工，员工也关心公司，上上下下同心协力，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人和”使章立人领导的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海洋工程的最大企业之一[(18)]。
当今世界管理思想主张协调人际关系，提倡和谐，强调共识，发扬西方企业所缺乏的团队精神。这种人文色彩很强的管理思想已构成一个新的学派在日本兴起。日本企业界自己承认，这套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范的人文管理体系，是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海外华商看来，“和”是人们所向往并努力争取达到的境界，想方设法要求维持和谐紧密的气氛，形成上下一致的命运共同体，消除内部纷争。
四、因变制胜的善于竞争精神
竞争是宇宙万物发展的一般法则。今天的商业竞争，市场竞争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人的智谋的竞争，信誉的竞争，是企业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今天的工业文明，已进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即经济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企业若要求得生存，务必要勇于竞争，善于竞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养浩然之气”，《周易》中强调的自强不息，《中庸》中主张的“仁者必有勇”等都含有竞争的思想。对于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司马迁认为“夫纤墙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即竞争必须通权变、讲智谋，善用变则，“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19)]。
因变制胜、善于竞争是海外华商精神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千变万化，竞争对手强手如林，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华商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要因变应变，善于竞争。美国华商王安之所以能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电脑市场上脱颖而出，力挫群雄，关键便在于他能够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用日新月异、先知先变的产品来击败对手。陈嘉庚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战略，很典型地体现了因变制胜、善于竞争的海外华商精神。瞄准市场的潜在需要，在别人没有看到和想到的“真空地带”，以出奇的招术，赢得出奇的经济效益[(20)]。
善因变制胜者必善预测行情。见微知足，随机应变。美国华商谭仲英竞争致胜决窍在于：他的眼光看到的恰恰是竞争对手思维判断的死角和不虞之地。他往往收购处境困难、面临破产的钢铁企业，买下后经过整顿和治理，使业务转危为安，扭亏为盈后，又卖出，再向更大的企业投资。他的这种经营法则被美国人誉为“丧礼时买进，婚礼时卖出。”谭仲英在市场不景气时收买钢铁企业，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深刻领会到了“冒险和出奇相联，出奇和胜利相生”的真谛，因变应变、出其不意地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21)]
中华传统文化可让人们吸收更多的营养，使之更善于策划，更善于竞争，增强经营能力。
五、专注事业的诚壹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壹思想见诸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孔子的“有恒者不二其心”，阵子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等都说明，为学做事都要有专注精神。经商也是同样的道理。管仲主张商人要专心本业，并把经验传授给弟子，“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使之“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不见异思迁，专心学商从商，就一定能“料多少，计贵贱”，通货之有无，调物之余缺，作一个精通本专业的好商人。古代商人秦扬、田叔等致富“皆诚壹之所致”，“诚壹所致，业饶声起。”[(22)]
海外华商秉承了中国商人专注事业的诚壹精神，各自在自己的行业中取得了卓越成就。甚至于一些海外华商在某一行业中已建立起垄断地位，成为行业“王”。如泰国华商的行业“王”就有“润滑油大王”丁家骏、“钢铁大王”李石成、金融巨子陈弼臣家族，“鳄鱼王”杨海泉等，新马的行业“王”有“种植业大王”李菜生、“休闲业巨子”林梧桐、“亚洲糖王、酒店大王”郭鹤年、“汽车大王”骆文秀、“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地皮大王”黄廷芳等，美洲的行业“王”有巴西“黄豆大王”林训明、厄瓜多尔“香蕉王”塞贡多·王·马约尔卡、美国“电脑巨人”王安博士、华尔街“金融魔术师”蔡志勇，以及新西兰“菜花大王”杨汶钊、澳大利亚“亚洲食品大王”周光明等[(23)]。海外华裔在各自行业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对今天的商界和金融界不无启迪。
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商人精神为海外华商的成功经商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客观准则。实践证明，传统的伦理氛围有助于形成独立的华商精神，这对我国当代商人精神的有效形成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马]《星洲日报》，1991年11月20日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③陈树强：《辛亥革命时期南洋华人支援起义经费之研究》P.251
④蒋永敬：《辛亥革命前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之支援》P.14
⑤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P.1599—1600
⑥《革命文献》第65集《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一）P.358
⑦Landon,Chinese in Thailand,P.15—16
⑧《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马卷）P.168
⑨[新]《联合早报》，1989年11月9日
⑩[新]《联合早报》，1991年7月3日
(11) (12)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P.343
(13) (14)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P.361
(15)《20世纪海外华人风采录》，P.108
(16)顾晓鸣：《海外华商》，P.126
(17)《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印尼卷），P.123
(18)《20世纪海外华人风采录》，P.133
(19)《孙子兵法·虚实》
(20)《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新马卷）
(21)《20世纪海外华人风采录》，P.89—90
(2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3)《世界华人精英传略》（泰国、新马、南美、加拿大、美国、大洋洲与非洲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