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工作
新时代共青团何以引领青年运动
——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 陈晓运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集中体现在引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青年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其发展依托政治机会、社会动员和话语框架。核心权威指引、顶层制度规划和社会实践倒逼形成政治机会，体制性动员、社会化动员和网络型动员形成动员结构，政治论述重塑、青年智库参与、网络传播赋能优化话语框架，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础条件。新时代共青团引领青年运动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要求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继续深化改革和持续实践创新。
关键词： 新时代；共青团；青年运动；政治机会；动员结构
一、问题提出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序幕。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贡献青春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强调“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继续引领青年紧跟核心、汇聚力量、延续传统、奋发有为，攸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是彰显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必然要求，是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向。
历史实践表明，中国青年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革命战争年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用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团结全国各族和各社会阶层的青年沿着救国图存和解放斗争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参与国家建设，推进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2］。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面向生活方式、职业理想、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青年群体开展思想引领和利益维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青春力量［3］。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发挥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4］。
新时代框定新方向，创造新契机。鉴于中国青年运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本研究回归社会运动的理论脉络，遵循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和话语框架的分析逻辑，梳理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础条件，展现共青团“强三性”的宏观图景、中观路径与微观机制。
二、分析框架
青年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基本形态之一。从历史记载看，青年群体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积极、最活跃和最具有活力的行动主体，是政治变革的气压表，是社会运动的生力军。比如，1919年中国青年学生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组织发起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又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民众对公民权力的关注最早也发端于校园学生和青年群体。再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部分国家（或地区）不满民生、教育、公平等问题的青年群体走上街头，参与和推进包括“占领华尔街”“太阳花学运”等一系列社会运动［5］。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集体行为的一种形态，包括青年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与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话语框架息息相关，是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之下在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的组织化集结。
政治机会关注社会运动产生的体制空间。部分学者指出，在极端封闭和极端开放的政治机会下，社会运动往往不容易产生和推进，最容易产生运动的是政治机会处于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状态［6］。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政治机会是一个外在因素，是激发社会动员、集体行动的有利政治环境。既有研究指出，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机会包含制度设计、法律变动、政策调整、精英主张、政治管道和行动联盟等诸多要素。
尽管如此，社会运动的产生和推进也还需要其他要素支撑。奥尔森的经典研究指出，如若可能，理性行为人总是希望不劳而获［7］，因而，坐享其成的“搭便车”问题是社会运动的常规困境。在此背景下，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变得至关重要。相关研究指出，影响动员结构的因素包括金钱和时间等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组织力量。正式组织、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合作与协调的联系结构是动员组织的三种基本类型［8］。一般而言，正式动员组织具有明确的组织宗旨、工作目标、领导团队、层级结构、常规联系机制和统一行动部署；非正式组织中也有特定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即便多么松散，集体行动也有一定的协调和居间联络［9］。
改革开放40年，国家改变严格规范和深度管控社会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转向发展市场和培育公民，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日趋开放，为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提供自主性的政治空间和广泛性的社会力。
简言之，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话语框架分别构成社会运动发展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中国青年运动的既有实践也表明上述三项因素在运动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于俊如和杨君对1921年至2011年中国青年运动的阶段归纳和经验描述为此提供了佐证。比如，1921年至1949年中国青年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既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时代契机，也源于共产党出于“后备军”培养和队伍建设需要开展的组织动员活动，还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运用和群众宣传。再如，1949年至1979年中国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既源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青年运动的持续推进，也源于以共青团为组织基础的青年群众动员，还源于执政党和共青团对革命精神、奉献精神和榜样力量的塑造与感召。又如，1979年至2011年中国青年参与改革开放实践，既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国家对社会松绑和激发市场活力的体制建设，也源于共青团的体制内动员和日趋成长的青年社会组织的体制外动员的并进，还源于相关组织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公益精神、志愿情怀等的话语建构［14］。
首先是青年个体的自主性倒逼。比如，青年的个体化凸显。改革开放40年，顶层设计的优化革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干群的实践推动开启了我国从“总体性社会”到“个体化社会”的结构性转变［25］，这表现为每一个体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个体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个体行为逐渐和家庭、集体、单位等剥离。这种社会结构转型带来了原本国家认可与规范的标准化生命历程、参照性生涯图式和制度化角色模式的式微［26］，标准化的人生变成了可选择的人生。青年的主体恰恰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已然在向“个体化社会”转型，在这一环境下成长的青年有主见、有想法和有追求，对各种社会现象有独特的认知逻辑。再如，青年的多元化凸显。我国在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古今交融、中西交汇、迭代交叉、多元并存的文化结构［27］，产生了具有多元化价值和多样化利益的青年群体。各种形态的青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产生，如从行业角度看有红领、金领、白领、蓝领、灰领；从空间角度看有城市青年、农村青年；从观念角度看有空巢青年、啃老青年、恋家青年［28］；从受教育程度看有初中等教育青年、高等教育青年等。青年群体逐渐分化出多种多样的生存形态，群体分布日趋超越传统范畴，群体需求日益同中存异。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共青团亟须适应青年群体形态、分布状况等工作对象的变化，突破传统的仅仅聚焦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校等领域青年的视野，创新和改革青年工作方法，进入其他社会领域和生存形态的青年之中。
图1：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分析框架
三、政治机会分析
集体行动的产生确实需要组织动员，然而，人们之所以参与到集体行动、忠诚跟进乃至做出牺牲，则与行动的“意义”建构密切相关［10］。就此而言，社会运动过程也是一种认知实践（cognitive praxis），即，通过持续制造和再造文化符码塑造人们解读现象和问题的范式的过程，斯诺等学者使用“框架”（framing）这一概念用于指称这一过程［11］。框架指的是一种认知和标识抗议行动的解释图式，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话语、象征符号和日常仪式等，是行动者通过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时间、经验和行为序列进行强调和编码，简化“外部世界”，并由此引导个体去感知、识别和确认发生在他们生活空间和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12］，建构意义形成共意动员进而助推社会运动［13］。
在研发阶段，可以通过网络化操作降低人工成本，网络化的操作不仅让我们在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提高效率，而且还最大可能地减少了人工费用的花费；增强研发人员成本意识，严格控制企业的成本是研发人员在互联网行业从事工作的必备要求，作为研发人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研发费用监督的迫切性；整合信息资源缩减研发支出，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整合之后，就完全不用担忧不一样的系统、不一样的数据库之间的集成效果，进而实现信息资源配置最优化、拓宽信息资源应用领域和最大化挖掘信息价值的管理过程。
其次是青年组织的竞争性倒逼。共青团具有国家认可的制度身份，专职负责青年事务，传统的工作开展以单位为中心，共青团干部通过在单位制度内活动实现自身的利益，譬如团组织的预算经费保障和团干部在科层体制内的向上流动。因而，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军和助手”的角色使它和党政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资源供给和依赖侍从的“父子关系”，这使得共青团“有钱有编有阵地”，但长期缺乏组织更新的充分动力。2000年以来，在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社区建设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数量猛增、政府购买服务快速增长，共青团如果延续以单位体制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且没能将作用触角延伸到新兴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群体之中，其青年动员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政治重要性和社会影响力将进一步弱化，可能出现“丢失阵地”乃至于“丧失地位”的风险。这促使共青团必须进入社会领域，面向其他一般性青年组织“抢人抢钱抢阵地”［29］。这一竞夺过程并不是通过政策约束和强力压制其他青年组织生长，而是凭借共青团的制度化地位和行动禀赋优势在争夺青年阵地和社会资源中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和群众组织力。
当前，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动员方式正在被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加速解构，要求组织动员与科技密切结合。新时代以来，共青团的各级组织体系运用互联网思维，探索“互联网+共青团”工作，推动团工作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以科技加持团建。以广州市为例，作为全国“智慧团建”唯一试点城市，广州市运用互联网的创新要素，推进团务管理（如团员管理、团组织管理等）、服务凝聚（如青年就业创业、教育培训、婚恋家庭服务等）、资源整合（如政府和社会资源吸收、上下级团组织阵地共享等）的“智慧化”，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青年工作体系［40］。试点以网络化手段开展智慧团建，依托“智慧团建”推动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聚焦增强共青团对青少年的覆盖管理和对青少年的吸引凝聚，着力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青少年服务“O2O”工作体系，实现团组织的精细化管理、青少年服务的精确推送和资源的精准撮合，相关举措取得了实效并受到团中央、省市领导充分肯定。
1.核心权威指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青年、关照青年、关切青年，在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客观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思想［15］。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旗帜鲜明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概念［16］，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作为执政党确立的党中央、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权威指引。文献深入爬梳可知，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等文本中明确了党的青年工作的政治定位、战略意义、职责使命和路径方法，规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目标任务、实践要求和发展方向，阐明了共青团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目标任务，强调了必须全面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共产党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课题，把执政党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中国青年工作以及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7］。比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指导中国青年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18］“新时代共青团要加强对青年政治引领，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等论断赋予中国青年运动全新的历史主题，也规划了共青团在引领青年运动中的功能作用。
表1：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指引示例
续表
2.顶层设计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青年工作发展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开展推进群团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指南［19］，为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提供了顶层设计规定。一是突出共青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更好组织动员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联系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20］。《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明确共青团中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提出共青团要“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着力推进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带领全团把广大青年紧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21］。这都要求共青团更好组织青年运动。二是指明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前进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应该团结群众围绕中心任务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要求共青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生力军作用，在党政所定、社会所需、青年所急中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助推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指引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力量建设。《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整体思考、科学规划、全面推进，努力形成青年人人都能成才、人人皆可出彩的生动局面”［22］；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青年和人才两个维度提出培养培育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等各领域人才，构建人人渴望成才、努力成才、皆可成才、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以创新活力激发、聪明才智涌流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生机活力。
表2：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顶层设计文本
3.社会实践倒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3］。这一论述提出的“倒逼”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机制，指的是现实的问题和难题逆向促动下决策者探索突破困境的方式，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革深化［24］。这也成为共青团引领青年运动的反向推力。从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发展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青年群体的个体特征、组织形态、分布状况和发展方向日趋变化，至少给共青团带来三个方面的“倒逼”。
综上，社会运动三要素逻辑可以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发展提供恰适的分析框架，作为关键组织力量的共青团的引领作用必然也包含对政治机会结构的把握、动员结构的塑造和话语框架的运用。下文将基于领导人讲话梳理、法律政策整合以及共青团组织的经验实践，分析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础条件，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过程共青团的功能发挥提供远景展望。
磁翻板液位计应用广泛，工况复杂。由于大部分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在环境恶劣的室外，经常会遭受风吹雨淋，如果采用防护等级为IP54的磁翻板液位计，很难阻止水汽、灰尘的侵入，磁翻板液位计的显示面板容易发霉污损、翻旗(也叫翻片)，受阻时无法正常反转，从而出现显示故障。
黑水角阀的结构可使流体在阀体内的流向产生90°变化，流路简单、阻力小、渗透少，适用于高压差、高黏度、含有悬浮物和颗粒物流体的调节，可以减少阀内堵塞，也便于自清洁，延长了阀门的使用寿命，适合于高压黑水减压及流量调节的工况。
最后是青年行动的创新性倒逼。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5.8%，10～39岁群体作为其主要构成占整体网民比例达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青年群体占比最高（达30.0%）；10～19岁、30～39岁的群体占比分别为19.6%、23.5%［30］。互联网日趋内嵌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消费、社交、学习、娱乐等基本需求，也深刻改变着青年一代的方方面面，给青少年的思想表达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31］，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互联网一代”，网络化生存状况非常明显——互联网成为青年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平台、学习载体和情感表达渠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复杂多元的思想文化在互联网空间里进行交汇、交流、交锋和交融［32］，青年群体善于借助网络获取信息、创新动员、创意表达进而参与公共事务，表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行为模式网络化、公共参与创意化等特征，倒逼包括共青团在内的政治性组织引领青年行动过程的机制创新、手法创新和话语创新［33］。
四、动员结构分析
动员是指有序、高效的组织和发动各类主体、各个领域的资源，推进形成共同意愿的集体行动。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依托于政治机会、更依赖于组织动员，从实践上看，其动员结构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1.政治支持的体制性动员
与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其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意识形态、工作范畴、队伍建设、接班人培养等方面存在密切的结构性联动，形塑了以党带团、以团助党的政治型组织互动格局［34］，执政党高度重视和领导共青团组织发展。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2017年年初召开的共青团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的治党要求，从政治的高度推进从严治团，为执政党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群众工作。全面从严治团由此正式开启并被纳入共青团重点工作。全面从严治团要求坚持思想建团、制度治团、纪律管团、作风强团，从严管好团干部、团员、团组织，让团干部更像团干部、团员更像团员、团的组织更加充满活力［35］，包括对于团组织，严格政治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共青团的发展铸魂、定向，把政治建设贯穿团组织建设始终；对于团干部，严格干部建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好干部标准的重要论述，以及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广大青年、提高工作能力、锤炼优良作风的基本要求，全面从严管好团的各级干部队伍；对于团员，严格队伍建设，按照严格标准、提高质量、控制增量、管好存量的要求，严格入团程序标准，提高团员发展质量，真正把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本领的优秀青年选进团员队伍。全面从严治团提升了共青团的组织力和本领，为共青团引领青年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比如，团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密集的动员体系。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以“两新组织”团建为重要抓手，开展扩大团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工作，一方面成立市“两新”组织团工委，以单独组建、共同组建等方式加强“两新”团组织建设，建团方式多达14种，新增覆盖大量35岁以下青年［36］。另一方面推动各街道开展区域化团建，激发区域内团组织活力，逐步形成“党团联动、社会协同、网格凝聚、资源共享”的区域化青年工作格局。
共青团日趋灵活运用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和专业化的动员手法，开展一系列针对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以及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吸纳统合机制。对于社会组织，共青团通过将自身打造为“枢纽型组织”，以“竞合式镶嵌”的行动机制吸纳社会组织［37］。一方面，通过培育团属组织、竞争财政资金以及提供青年服务争夺青年“阵地”与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竞争，体现共青团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以为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和分级吸纳社会组织成员的方式与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强化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对于公众参与，共青团通过“协同建构”的行动策略，在党组织、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与青年群体之间建立链接，从而实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38］。以广州市为例，在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广州共青团推动形成职能部门支持发展志愿服务、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志愿服务的总体格局，出台相关文件提供志愿服务保障，并且不断强化志愿服务的队伍建设、品牌建设和阵地建设，成功推进志愿服务体制机制构建，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化途径。对于人数规模较大但集聚方式不固定，职业分化明显但社会认可不充分，热衷社会参与但疏离政治生活的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组织动员［39］，共青团一方面以新兴领域青年群体团建为抓手，采用单独建团、区域共建、单位联建等各种方式灵活建立团组织，构建多渠道、全方位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组织体系；同时通过团干部联系新兴领域青年、与有影响力的新兴领域青年做朋友等方式加强联系，以满足新兴领域青年抱团发展的主要诉求为出发点提供服务和资源。
2.行动拓展的社会化动员
美丽女人善于借助自身的优势藤蔓般缠绕，磨合，延续，生长。女人是男人的空气。没有空气的人生，终究是会归于沉寂的。
3.科技加持的网络型动员
(1)模拟视觉障碍的网络课程。用眼罩将两名实验对象的眼睛遮挡住，然后使其坐在电脑前，学习已经设置好的课程。虽是同一课程，实验组在教授过程中应以情感态度类为主，语言生动、形象；而对照组使用的则是一般的网络课程。
五、话语框架分析
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也需要优化话语框架。一要提升青年认识，即用青年的话语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青年所理解；二要提升青年认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阐释事件的世界观、方法论被青年群体接纳并付诸实践；三要提升青年认真，即将片面、孤立的认同上升为全面、终身的信仰。在此背景下，共青团推进话语框架建构的重点是影响认知、塑造认同，从而形成思想引领。
本文以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实践为例，通过专家访谈、网络交流等途径深入调研学科用户的资源与服务需求，汇总分析“双一流”背景下不同学科对文献资源的评估与建议，结合当前资源采购模式与现状，重点探讨“高峰”“高原”学科资源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以及资源建设的实施策略。
1.政治论述重塑
长期以来，青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疏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青年群体中能否发挥影响的突出问题。政治话语常常疏离青年及其成长需要，固守刻板训导的说教方式，惯于重复“大道理”、粘贴“大标签”、冠以“大帽子”，给青年施加各种规范、限制和要求，表面上振振有词占据制高点，实际上干瘪乏力令人生厌。比如，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是高度重视政治的正确性和逻辑的严谨性，却对青年的思想需求、情感需要和理论困惑缺乏必要的重视。进入新时代以来，共青团各级组织着力进行政治论述重塑，在“说法”上从“讲大道理”到“说小故事”，讲青年事、说青年话，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适合青年认知习惯、便于青年认可接纳的开放互鉴式话语体系，从而对内团结青年，对外增进理解、凝聚共识［41］。比如，2016年共青团中央从两微一端（微博、微信、PC段）到知乎，2017年正式入驻Bilibili（B站）。在知乎上，共青团中央账号一个月之内回答了30个问题，收到了近4万次赞同；在B站上，《青年网络公开课》《青春25小时》等视频也备受欢迎。2017年11月团濮阳市委在全市开展团干部讲故事活动，精心设计理想信念、辉煌党史、光荣团史、幸福生活、身边典型5大故事主题，给青年讲道理，让青年喜欢听道理、听得进道理。再如，共青团日趋树立简约思维，根据互联网时代青年“图片式”“碎片化”的信息获取逻辑和文本阅读规律，把一系列“大道理”转变为一个个精致的“小故事”，努力把“有意义”的思想灌输转变为“有意思”的文化传播［42］，用最简约的方式给青年传递所需的核心信息。举例来说，2016年清明节，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微视频《我很好，就是唯一的答案》，随即引起海量青年关注。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青年智库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出“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43］，智库迅速成为党政科学决策的助手，部分省市团组织开展了创建共青团智库的探索。“青年智库”的正式出现是在2011年前后，其在共青团的话语体系中又被称作“团青新型智库”［44］。这一工作在2015年共青团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明确，并首次以文件形式予以公布。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团青新型智库整合团内外研究资源，其中的青少年问题和青少年工作专家组成涵盖了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领域，工作方法包括专题探讨、委托课题和联合攻关等形式，目的是发挥决策咨询作用。2016年《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印发，其中更是明确提出加强共青团智库建设，要求通过向共青团智库问智、向团员青年问需，以及建立健全常委会研究重大青年问题、邀请专业人士列席会议制度等，提高青年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共青团智库在各地的发展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当前，共青团智库以共青团为服务对象，以政策辅助为服务内容，直接参与青少年法律法规制定、共青团改革规划和青年发展研究，或者以间接影响决策者的方式参与青年政策的制定［45］，为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提供动员路径和话语体系，同时发挥“讲好共青团故事”的助力作用。
3.网络传播赋能
新时代以来，共青团各级组织日趋重视通过网络化途径传播青年话语体系和讲好团青故事。首先，树立用户思维，了解青年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创建菜单式青年学生服务项目。2015年7月，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团推进“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设的通知》，创建了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根据不同领域青年的美好生活需要，为青年提供包括就业、创业、心理、婚恋、维权等10项群体性网络咨询服务，构建了系统化、全方位、有针对性的青年网络服务体系；同时，也为个体青年提供了一种意见表达、民主协商、多元参与的新渠道［46］。其次，树立平台化思维，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为依托，借助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新发展，加强各类青年服务“微平台”。目前，各级共青团组织已形成“一网两微多端”的新媒体工作体系，即以网站、微博和微信为主体，拓展至多元化、移动性的服务客户端，形成了从团中央到省、市、县四级青年服务新媒体工作格局，同时各类高校、国有企事业内部团组织也纷纷开设相关网站、微博矩阵和微信公众号［47］。最后，树立大数据思维。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实时化、智能化和可视化优势，共青团的各级组织相继建立区域性、领域性的青年大数据平台，经由数据分析刻画青年肖像、推演青年行为，进而调整工作方式和调适话语策略，让党的意志、团的声音和思想引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可持续地覆盖青年。
课程标准提出识字教学要“力求识用结合”，课堂中，先从文本中习得，再进行当堂的指导运用，识字伴随着阅读的进程而展开，所学的生字就不容易混淆，容易巩固，也不显得枯燥，这样能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和欲望。如《田家四季歌》教学最后，感受农民伯伯的辛苦与忙碌中，由“戴”字入手，从早忙到晚，农民伯伯在忙什么？再现前面学到的各种农活，再次体会到农民的辛苦，从而积累“披星戴月”这个成语。再由文中的“戴月光”引入到自身戴的东西，学生主动地找寻着在生活中的各种“戴”：戴围巾、戴红领巾、戴项链等等，在课堂上对“戴”进行了运用。学生就掌握扎实，也不会与“带”混淆了。
六、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集中体现于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引领能力。以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权威指引、顶层设计规定和社会实践倒逼形成日趋开放的政治机会，为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展现了宏观途径。以共青团改革为重要抓手，在“从严治团”“枢纽型组织”“智慧团建”的多重路径推进下，共青团各级组织形成了体制内动员、社会化动员和网络型动员体系。以塑造青年认识、认同和认真为导向，共青团各级组织通过政治论述重塑、青年智库参与和网络传播赋能优化话语框架，提升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力。开放的政治机会、复合的动员结构、青年的话语框架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础条件。
不可否认的是，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仍然存在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予以进一步破解。比如，尽管核心权威指引和顶层设计规划对于全国各个地方而言并无二致，然而，青年群体的特殊性和青年问题的领域性差异仍然较为突出，社会实践的倒逼效应不尽一致。同时，共青团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类型青年中的动员能力、动员效能也存在诸多差别，资源约束、技术限制等导致的共青团组织的动员结构和话语框架不充分、不平衡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如何运用政治机会、拓展动员结构和优化话语框架，势必要求围绕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而建立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进一步发挥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作用是共青团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这其中，政治机会拓展势必要求共青团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记跟党走的初心使命，从而获得更加持续的政治助力；动员结构拓展势必要求共青团明确工作方位，坚持深化改革的思路，推进组织和工作优化，从而集结更加多元的资源支撑。话语框架拓展势必要求共青团提升能力段位，坚持实践创新的理念，树立基层和青年导向，从而推进更加有效的思想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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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18MSJ019），2018年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107），2018-2019年度广东青少年研究重点资助课题（2018WT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晓运：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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