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宇[1]2002年在《人力资本核算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趋势看，资源和资本竞争的时代已逐步被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竞争的时代所代替，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已更多的依赖于人力资本。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人力资本核算理论，旨在通过对人力资本从投资形成至发挥作用全过程的考察，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工具，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层次上的核算描述，以期理论能指导于实践，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论文全文由导言和四章主体内容共五个部分构成，现简要分述如下： 第一章 导言。该部分阐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国内外动态等。并就论文研究采用的思路与方法，可能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第二章 人力资本核算的基础理论。本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该部分借助于回顾人力资本核算的两个理论支持——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作者研究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概念及其内涵，论述了人力资本核算的可行性和现实性，阐述了人力资本核算理论研究的一般原则和研究内容，得以构建出论文行为的整体框架。 第叁章 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核算。本章以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为中心议题，分别就各种投资形式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核算分析。这部分作者先以对人力资本的四种主要投资形式，即学校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流动投资的投资决策的理论建模为前提，并为此建立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如教育模型、在职培训模型、迁移流动模型等，进而通过对各种投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从中得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核算思路。 第四章 人力资本价值核算。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人力资本作为一项个人或组织拥有的资产，可以通过与其它要素的结合发挥作用取得收益，自身具有特定的价值这一特征对之进行核算分析。文中针对人力资本在不同场合中的使用，将其区分为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两种，并分别就各自的特点提出了多种对之进行货币化计量的核算思路。最后，论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 第五章 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贡献核算。该部分主要研究核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论文首先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后借助内生经济增长的两个理论模型——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的理论框架，采用有效劳动投入生产函数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生产函数模型，就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即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进行了讨论，最后核算得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徐蕾[2]2007年在《人力资本核算方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成熟及相关实证研究的广泛开展,有关人力资本存量的核算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内容,如何科学地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显得重要而迫切。本文在人力资本教育年限核算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干中学、经验)的积累效果以及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借鉴贝克尔、明赛尔的研究成果,引入个人收入这个中间变量,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进行了研究。通过构造学历权重和积累指数两个新变量,并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了新变量的代表性,从而论证了本文构造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存量核算方法的可行性,实现了对人力资本传统教育年限核算方法的改进。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在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拓展人力资本存量核算理论,包括核算的属性、指导思想、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等问题；第二部分依据第一部分提出的核算思想和方法,运用中国广东省抽样调查数据对核算模型进行验证,并通过比较检验认为该方法具有合理性。
周德禄[3]2005年在《基于人口指标的群体人力资本核算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作者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为基础指标,设计了群体人力资本核算指标体系和方法,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3年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增长了60%。其中教育的贡献份额为51.4%,人口规模的贡献份额为46.9%,经验的贡献份额为2.0%,而健康的贡献份额为-0.3%。
朱启贵[4]2009年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发展叁十年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要依据。叁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恢复期、改革期和发展期叁个阶段,有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转轨与发展。统计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探索与创新,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和核算理论,提出了适用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民大核算思路,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我国未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球化为背景,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建立涵盖社会资本、资源环境、隐性经济、人力资本、国民卫生、代际公平、科教等人类生存与发展诸方面要素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刘君言[5]2017年在《包容性生态财富核算研究》文中提出自《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给出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定义逐渐走向综合性和多样化。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确立进一步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在这一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如何定量化的评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力成为可持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与难点。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可持续力的评估框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衍生出差异化的方法论体系。财富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定量评估社会可持续力的有效指标。财富核算体系建立的目标是能够准确的评判社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目标下,财富概念及内涵不断演进和发展,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财富核算方法论体系及核算框架。财富的包容性内涵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对财富概念、范畴及价值论体系的重新建构。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生态资本概念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形成的新的资本形式,其内涵反映了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复杂关系的全新解读。然而,在以流量核算为基准,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逻辑下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均不能够完整的反映生态资本对经济体发展的关键作用,从而使得对生态资本价值的研究陷入“孤立的”“就事论事”的窠臼中。将生态资本核算纳入国民财富核算整体框架中是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可持续发展包容性目标的关键领域。传统的“持续”发展模式(增长模式)试图以资本之间的无限替代性和技术进步来破解自然资源绝对稀缺的困境。然而生态经济学证明了这一增长逻辑的谬误。一方面增长逻辑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并不符合代际福利的非减性路径,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施加的多重约束决定了社会必然需要在生态系统所规定的阈值内实现发展。技术进步和有限的资本替代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耗的速率,但是总体而言生态系统的约束是具有刚性的,不可逾越的。因此强可持续发展范式不仅要求经济体资本总量的不减少,进一步要求了关键自然资本和生态资本的不降低。从而在强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对生态资本和自然资本价值进行核算实质上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划定了其最优的有效边界和规模。一旦发展的路径超越了这一边界,其代际福利必然受到损害,从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态系统资本化体现了资本概念包容化发展的进程,是资本概念在范畴、所有权形态和价值属性上的深化和扩展。生态资本价值反映为生态系统产生的使人类获得惠益的产品或服务流的存量价值。生态资本概念描绘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多重反馈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生态资本概念一方面反映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和过程等物理属性的规模和质量,即生态系统产出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惠益的价值评估。对生态资本的价值评估不仅是对生态系统产出产品和服务功能的评估,更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下,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惠益对人类差异化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生态财富是生态资本价值的贴现和,是社会生产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社会代际福利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然而核算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态财富却在日益下降。一方面是建设和开发用地对生态用地的挤占和破坏,使得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单元的规模减少,结构破碎。另一方面则是由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破坏,要素损失。生态财富的减少最终将反馈为社会可持续力的丧失,乃至对人类福利的损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不仅具有负面影响,也能够通过缓解生态系统衰退,减少或治理环境污染,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功能等活动和投入实现生态财富的增加。生态资本投资收益不仅反映为生态资本价值的增加,还能够通过增进社会文化认知,增加就业,提高生产效率等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全面效益。
马诚[6]2011年在《浅论社会资本核算》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在地区/国家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方面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综述发现,总体上来说,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多数以理论分析即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却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性质复杂且形式虚化而难以有所突破,目前学术界共同认可的社会资本核算、计量的方式还并未形成。社会资本测度难的问题正是制约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关键。既然社会资本越来越显示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同等重要的社会生产贡献价值——世界银行在1995年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是衡量各国或地区实际财富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四要素之一,那作为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统计对象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必然需要对其进行核算,但是迄今国民经济核算过程都因社会资本的复杂性而对其避而不谈,这确实也显示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的地方。即使国民经济核算暂时还并未将社会资本纳入其核算的范围,但从其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其卫星账户中特定经济领域的核算方法和结果来看,将社会资本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未尝不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社会资本测度的探索方向。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以国民经济核算视角进行社会资本测算的构想,并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指导下,尝试构建社会资本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附属框架,以期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全面核算,从而在社会资本测度方法的研究中作出一种新的努力,同时也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贡献新的视角。本文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研究方法等内容。第2章,相关概念的界定：述评与选择。本章主要对社会资本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首先分别对社会学和经济学两大流派关于社会资本定义上的观点及分歧进行分析,并给出本文的社会资本界定以及在不同层次下对社会资本的理解；然后从测度方法和测度指标两方面对目前社会资本测度研究中仍存在的缺陷及困难加以归纳总结；最后,提出本文将以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核算研究的基本构想。第3章,社会资本核算的理论基础：比较与借鉴。要将社会资本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体系,必须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寻求理论与方法的支撑。一方面需要清晰把握经济研究中资本化的界定,包括资本概念的衍化、会计核算及国民经济核算对资本化的处理,从而为下一步研究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提供理论证据；另一方面要对国民经济核算中存量与流量的核算原则、方法,及满足的平衡式进行解读,给予本文对社会资本存量与流量核算的理论指导；最后,需要在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卫星账户的应用实践中比较选择适用于社会资本核算卫星账户构建的技术经验。第4章,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内涵及其分类。进行社会资本核算的首要前提就是对其内涵的深度剖析：社会资本要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须首先满足其核算范围的边界性要求即“资产”的定义,本章主要分析社会资本所有权的归属性和社会资本经济利益的生产性两大核心性质,并对社会资本的具体资产类别进行讨论；然后沿用国民经济核算中分类研究这一重要方法,根据社会资本的独特内涵对其进行合理分类——现实社会资本和潜在社会资本。第5章,社会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尝试。本章首先提出社会资本核算是“社会资本在一国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和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对其核算统计的严重缺乏”的现实与技术双重要求下的产物,然后从社会资本的价值产生机理——强调微观主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以投资所产生的关系人数规模来核算社会资本实物量,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成本来核算社会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并构建社会资本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核算表,实现社会资本存量与流量、实物量与价值量的有效连接。第6章,社会资本核算的初步应用—基于中国的现实数据。本章强调国民经济核算中存量与流量核算的重要思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核算中。首先对中国特殊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分析,其次分别基于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以及社会资本的价值产生机制视角对中国社会资本的水平进行估算。最后对不同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评述,得出结论：目前这些方法仍达不到对社会资本全面核算的最终要求和效果,强调建立国民经济核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核算体系的重要与迫切。第7章,建议与思考。本章主要针对全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概括,同时也提出本研究仍存在的不足,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新意体现在：1、目前将社会资本测度与国民经济核算对接的研究并不多(朱启贵,2003；刘赞,2009),而且这些研究都只强调了这种构想的必要与可行,但并未作出具体性的试验。本文在充分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资本核算的理论及应用的探讨。2、本文提出了构建基于国民经济账户的社会资本实物量、价值量核算卫星账户的思路。以微观基础为起点,强调微观主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用投资行为的产出与投入分别衡量社会资本的实物量与价值量,形成了投资行为的连贯过程,同时该核算账户也实现了社会资本实物量与价值量、存量与流量的有机结合,补充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3、本文实现了社会资本核算的初步应用,利用我国的现实数据对我国社会资本进行了两种视角下的核算,并结合实践再次提出构建国家范围内社会资本核算体系的重要思考。本文还存在的不足之处：社会资本的理论本身复杂,再将其放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内来研究,就难上加难。对于社会资本的核算本文充其量能算一个简单的开始,所构建的社会资本核算卫星账户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框架,尤其在账户设置等具体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同时为研究目的的成功达成,本文在有些处理上(比如折旧)较之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相关规定就显得粗糙。总之,本文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核算的方法体系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受到了由聂富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的宏观测度及其应用研究》(项目批号：08XTJ003)和王朝明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批号：70873097)的资助。
牛晓耕[7]2016年在《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化,经济增长理论因循着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不断演化,至今,对于经济增长要素及动力源泉的研究依然不断拓展和深化,能源与环境因素也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增长分析框架中。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叁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中,资源与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附带的巨量能源消耗和高昂环境成本致使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调,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强化,再加上传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逐渐衰减、制造业技术溢出瓶颈凸显、第叁产业技术进步相对滞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难以为继。上述背景下,如何科学认识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叁大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互动规律,如何定量解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并估算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如何测度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与变动趋势,如何准确把握不同省份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迁,如何加快推动增长源泉动力转换、形成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促进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这也正是文章的研究主旨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在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状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进行详尽刻画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经验分析与理论探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所做工作和主要结论如下：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失衡,系统间耦合协调度低。在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内生关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时间、空间和部门维度解析了中国叁大系统的发展现状,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度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叁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结论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均值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的边缘；能源-经济系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相对较高,处于弱协调状态；环境-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极低,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但是,“十二五”时期以来,各协调度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回升,初步判断,早期中国经济系统的快速发展并未顾及与环境系统的协调。中国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强,转换经济增长源泉是逆转系统间负反馈作用的关键突破口。根据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互动内生机理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内生关系进行了定量检验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估算和解析了能源与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反制效应。具体结论是：单位GDP能耗、能源加工转化率、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化水平、经济系统规模、环境系统污染因子的变动均会引起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年终从业人员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会引起经济系统规模的同方向变化,而环境污染因子变动会引致经济系统规模的反向变化；能源消费结构状态值、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的变动会引起环境污染因子的反向变化,而能源系统和经济系统规模的变动会引致环境污染因子同方向变动；GDP、能源消费总量持续高增长对环境系统产生的负面效应长期累积下来,环境系统对能源系统、经济系统的反制效应逐渐增大。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明显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正在发生结构性转换。在明确能源与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测度的建模思路、方法选择以及基准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从产出与投入两个层面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扩展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通过估计比较所设定的7类情景下各分两种情形的14个计量经济方程的适用性,筛定了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强调人力资本累积外溢效应的两类模型,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类源泉的产出弹性、贡献度、构成与变迁进行了估计、测度和分解。结论表明：能源与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日趋显着,能源环境约束下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度持续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增长贡献度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因素构成正在转换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源泉结构差异较大,且阶段性波动明显。采用1990-2014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各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测度与分解,并对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省际增长源泉的构成与变动进行了综合比较评价。结论表明：选定的30个样本省份增长源泉构成差距大,在1990-1996年、1997-2008年、2009-2014年叁个时段内各类增长源泉贡献度波动明显,物质资本积累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源泉,大部分省劳动投入贡献度下滑,环境投入、创新投入对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升。在对研究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指出培育产业共生网络、形成节能减排与产业结构演进良性互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转换是中国经济突破能源与环境约束、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促进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
张帆, 耿修林[8]2016年在《SNA框架下社会人力资本核算的研究动态与展望》文中指出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将社会人力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更好地统筹规划人力资本发展与社会经济管理的关系。文章在对人力资本理论起源和相关统计制度的演变考察后,对国内外人力资本测量与核算的研究作出述评,并依此思考了完善SNA框架下社会人力资本核算的几个问题。
王德劲[9]2008年在《人力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综述》文中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是经济增长分析的关键所在,但迄今仍没有令人满意的测算成果,究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核算工作的严重滞后。针对国内外人力资本核算研究的起源、进展和实践进行归纳和评价,指出目前人力资本核算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考虑人力资本折旧及其价格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条件的约束。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调整现有人口抽样调查表中的有关人口流动和死亡的调查项目,为人力资本折旧和重估价的估算提供基础数据。同时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对现存的有关个人、政府和机构的消费支出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功能分类,以获得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费用数据。
戴亦一[10]1999年在《人力资本核算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才明确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为了将这一在世界范围内业已取得共识的概念，落实到各国发展战略的实际行动中去，世界银行于１９９５年首次向世人公布了一种新的国民财富核算方法。该方法的主要创新在于，它一...
参考文献：
[1]. 人力资本核算理论研究[D]. 王光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2
[2]. 人力资本核算方法研究[D]. 徐蕾. 河北大学. 2007
[3]. 基于人口指标的群体人力资本核算理论与实证[J]. 周德禄.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4].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发展叁十年回顾与展望[J]. 朱启贵.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
[5]. 包容性生态财富核算研究[D]. 刘君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6]. 浅论社会资本核算[D]. 马诚.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7]. 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D]. 牛晓耕. 辽宁大学. 2016
[8]. SNA框架下社会人力资本核算的研究动态与展望[J]. 张帆, 耿修林. 统计与决策. 2016
[9]. 人力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综述[J]. 王德劲.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8
[10]. 人力资本核算问题研究[J]. 戴亦一. 统计研究.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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