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社会主义论文,时期论文,错误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8）04－0005－08
毋庸讳言，毛泽东是我国社会主义“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但不能说这个时期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犯了“左”倾错误。在那个时代，“左”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党的错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主要分析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原因，可能对于问题的认识更为客观和公正，总结教训更为深刻。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路线曾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之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对“左”的错误是有深刻认识的。但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自己“左”起来了，反右派以后，“左”倾错误开始形成，随着频繁的反右倾斗争，越来越“左”，文革达到巅峰，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这辆极“左”列车遇到强大的阻力才停了下来。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人民拥戴，党的领导干部对他无限信任，甚至迷信崇拜，加之毛泽东又是反“左”起家的，因此他的“左”的错误，在长时间内并没有被警惕和识别。后来，虽然受到党内怀疑和抵制，但事实上也是反对不了的，以至这一“左”倾错误历时长久，影响深广，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建国后毛泽东的“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7年反右派以前，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但有“左”的苗头。第二个时期，1957年反右派以后，提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标志着“左”倾路线形成。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是极“左”时期，无论是理论和实践，“左”达到高峰。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时期“左”的教训，应该客观分析晚年毛泽东犯“左”倾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消化吸收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走向主观主义
在讨论毛泽东“左”倾错误原因之前，先来研究其总的认识论原因。毛泽东之“左”倾错误的根源在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是何种类型的主观主义呢？一些论者认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也是教条主义类型的，我以为，这个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很重视书本，尤其是对于马列的书本，直到晚年他还在强调，要干部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但毛泽东从来都不是本本主义者，他从来都不是从本本出发作出重大决策的。他晚年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错误的，但不是照搬书本而出现的错误，这与王明教条主义是不同的。他作出失误的决策既没有从实际出发，也没有从书本出发，那么是从什么出发呢？我认为他的错误决策是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作出的。他晚年的主观主义是有理想主义，同时也有经验主义色彩。他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构想，有许多就是理想主义的，比如关于人民公社的发展目标，“五七”指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就充满了理想主义，距离现实很远很远。但他关于达到发展目标的实践手段常常是从经验出发的，搬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的经验，比如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靠精神力量压倒敌人和困难、反对“唯武器论”、“唯条件论”等等。理想是重要的，无论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都必须包含有理想，但决策的主要根据是现实，是从现实出发决定发展目标，离开现实的理想目标就可能是空想。经验是宝贵的，过去成功的经验与现实情况很好结合起来，能为现实所用；不结合，简单搬用，就可能无用，甚至有害。这里关键是现实，一切决策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发展目标，从实际出发找到实践手段（包括运用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离开现实，从理想和经验出发，这就必然导致主观主义。离开现实而从理想出发，这就必然会把现实条件还不具备的事拿到现实来做，超越了时间，必然会“左”。
毛泽东晚年理想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看起来他要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目标，虽然不是空想，但由于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缺乏实现目标的现实条件，因此实现远大目标不能成为现实，只能是一种理想愿望。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一是要求快，二是要求好。快，就是只争朝夕，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好，就是社会主义要尽善尽美，彻底与资本主义和旧社会决裂。这个美好愿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不了的。他的这种愿望和理想，不能说是空想，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各种主客观条件具备以后是能够实现的。把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不顾现实条件硬要拿到当前来实现，这就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不从现实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所以也是一种主观主义。
有人提出，毛泽东晚年不是强调学马列吗？并且指明要学哪些著作，甚至学那么多语录吗？这不是从本本和语录出发，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我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后来的“文革”的决策都不是从马列书本中直接引出来的，而是他从自己的理想愿望出发，形成观点，形成决策，他之所以强调学马列的具体著作，就是为了强调他的观点理论与马列是一致的，是马列主义的，以此来强调他的理论的科学性、权威性，来教育说服别的干部，或者用来压倒反对他的对象，就像我们写文章引经据典一样，只是作为权威论据，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例如，毛泽东在强调农民小生产中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常常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随时随地都在产生资本主义那一段话，毛泽东并非读了列宁那段话才知道农民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而是引用列宁的话来为自己证明，如果认为列宁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不满现有经验和做法，试图以他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引领实践，但由于他脱离国情实际和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致使他走偏方向，陷入“左”途，且越走越远。他为创新而脱离现实，这是他的认识悖论。
二、干社会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立志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当他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和领导者的时候，就十分明确：中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就要向社会主义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建国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是戏的序幕，正剧还在后面。民主革命的胜利，推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排除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阻力，同时，我们夺取了政权，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干得大些、快些、好些。后来有人说毛泽东是好大喜功，毛泽东是承认的，他说，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他深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尽快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才能富强，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生活。他充满激情以马列主义的历史责任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把中国人民领导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开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由弱到强，由下降到上升的历史转折，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其历史功绩永远记在人民的心里。但历史是不可能缩写的，发展是不可能省略的，社会主义历史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当然有的史段写得快些，有的则不能太快，这是由历史的诸多要素所决定的，不是完全由主观愿望所决定的。毛泽东的“急”，是急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这实际上说明缺乏经验，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建国后的急于求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国后，没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若干年内可以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建国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明确提出并阐明过的。但是建国后，还未完成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标志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建国起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有原因的，但取消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实践证明这个历史“省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不发展又使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又引发了彭德怀、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而在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分歧，使高岗钻了空子，产生了高饶集团分裂党的问题。历史不能走回头路，但历史规律可以通过总结而认识。应该说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中央高层是有不同认识的，虽然没有形成对立，但认识的是非还是存在的。
第二，大大缩短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原来规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15年）实现，后来却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用3－4年时间完成了15年的改造任务，这肯定会粗糙，留下很多后遗症。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根据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创造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改造企业与改造资本家相结合的创新经验，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获得好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改造的面扩大，把一些小业主、小手工业者、作坊主当作资本家改造，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国营、集体经济为主体，辅之以一定数量、规模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2）重视了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忽视了充分发挥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重视了对他们的劳动改造，忽视了发挥他们在企业管理、经营、进出口贸易和工业技术方面的才干和才能，切断了他们海外的技术信息和市场行情，不利于企业发展和搞活。（3）一刀切的改造，不利于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没有造成对经济的破坏，但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就大了。50年代初，刘少奇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出发，反对山西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张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之前搞合作社，这就是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肯定了山西的要求，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认为中国应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实事求是讲，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顺利的，大多数农民群众是愿意的，农业生产是增长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要求大批进入高级社，主持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邓子恢认为初级社要巩固，巩固后分批发展进入高级社，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右倾表现，在毛泽东的强令之下，一年多时间全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差不多都转变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领导管理等多种原因，高级社普遍减产，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民对高级社是不满意的。1957年毛泽东又号召办大社，建联社，1958年又提出“人民公社好”，号召建又大又公的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后来的三年严重困难与此关系很大。我们看得很清楚，不顾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顾农民是否愿意，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急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大受其挫，广大农民大受其罪。
第三，生产大跃进，高指标，急于在很短时间内赶超英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动机是改变中国的一穷二白，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迅速提高钢铁和粮食产量，这是提高中国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打破美帝封锁、苏修压力的需要。在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倾和反右派运动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农村大搞群众运动，兴修水利、密植、深翻，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不断放高产卫星，“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多么好的形势啊！毛泽东说过，看到农民摆脱穷困，他的兴奋心情，超过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但大跃进，一是只靠热情，这是不能持久的；二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冲天干劲其结果不是建设而是破坏；三是经济建设生产发展是渐进的，是需要过程的，这跟打仗依靠一二次冲锋，靠一个短促突击即可取得胜利不一样。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精神和群众干劲，两者不可缺，而且两者的结合才是持久的，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艰苦奋斗，靠几次冲锋是不能奏效的。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回味：57年反右派，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59年、60年、61年三年严重困难时期，62年七千人大会，刘邓动摇“三面红旗”，这之后城乡社教运动，阶级斗争迅速升温，65年阶级斗争已到火候，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攻打中央修正主义。这里列出了由经济大跃进到政治大跃进的时间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跃进的结果是多么严重啊！大跃进是“左”的，思维方法是“左”的，它的后果带来严重的政治斗争，政治路线也是“左”的。毛泽东五十年代中期说过一段话：“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观察得不合实际情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间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为什么急于求成表现为“左”？因为：1，时间未到，条件不成熟，急于要办；2，群众不同意，违背群众意愿去办。急于求成是一种认识片面性，常常会产生“左”的倾向。这跟人的急躁性格有关系，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性急的人，在他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都可能有急于求成的事发生。
三、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因而不能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1956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生产力水平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因为邓小平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误解。邓小平明确说过，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中国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了，中国就是社会主义；其次，中国的生产力落后，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是认识中国其他国情特点的基础。但是，我们党在长时间内并没有认识也没有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才确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出发点。这一国情认识的失误的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全党的，今天我们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并不是追究历史责任。毛泽东是特别重视中国国情，他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并准确掌握中国特点，由此作出英明决策而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时期，他对掌握中国国情特点是重视的，但不如民主革命时期那样专注，晚年由于年事已高，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渠道不那么畅通，对实际情况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对国情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判断的失误，还受到苏联的影响。早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就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时代，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领导一会儿说苏联已经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一会儿又说苏联已完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但给人总的印象苏联已处在由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国虽然还很穷，但不能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程度太低。所以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一方面承认中国“一穷二白”，另一方面又在考虑增加共产主义因素，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指示印发《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书，要求党员干部青年学习学习，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刘少奇在看了人民公社社员生活后，兴奋地说：原来以为我们看不到共产主义了，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担心我们向共产主义发展太快了，走在了苏联老大哥前面不好。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心态，怎么会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程度很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说中国社会主义已处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那只是大跃进时代的头脑发热，后来实际上放弃了这样的说法；说中国还处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恐怕谁也没有这样想过。综合多方面的资料，当时主导性的意见是中国正在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也是高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办社会主义事业是比较心急的人，他对社会主义的事业从来就是要求办得又快又好。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了，那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国情，宏观决策就不能实事求是，就可能脱离实际，用脱离实际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去办现在还不能办还不应该办的事，这就一定会犯错误，而且是“左”的错误。因为没有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毛泽东在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大宏观决策上发生了错误。
第一，急于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私有制的改造，这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做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一是要求太急，二是要求太纯。太急是时间太快，实事求是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定的15年到20年，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改造私有制，这是中国几千年最彻底最伟大的革命，不但改造环境，还要改造人，必须分阶段分步骤仔细做好，太急了就会流于粗陋，留下后遗症，就很难根治。而且中国的改造是和平改造，就不能急风骤雨，如果用足15年到20年（即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这件事是会做得比较完美的，实际上用了五分之一的时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做完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序，后遗症是很多的。比如农业合作化，如果不是性急，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期间巩固下来，加以总结提高，有条件的群众自愿的再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没有条件的，群众不愿意的，就巩固在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样农村合作经济就会巩固下来，农业就会很好发展起来。但毛泽东认为，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必须向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发展，造成了农业减产，农民反对。即使这样还没有停止下来，还要向有共产主义萌芽的人民公社前进，以致生产破坏，农民不满，党在农村的威信严重降低。最后，不仅人民公社破产，而且合作经济也破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国情出发，按照农民群众的愿望，实行包产到户，实质上一家一户经营。近三十年的折磨，农民回到合作化前的起点。邓小平决策是正确的，他依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尊重农民的意愿，这是英明之举，也是无奈之举，非如此，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
在改造所有制上太纯，是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的“左”的指导思想。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允许私有制经济的一定存在和发展，因为发展部分私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把它们都改造了，把混合经济变成单一公有制经济，经济生活变得单调没有活力，缺乏竞争和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经济改革，提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既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支持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蓬勃发展。这就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有公有制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才能有经济的良好发展。担心私有经济的发展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因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控制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家还通过各种手段，保证经济发展，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所当然的，个体的、小集体的、大集体的、全民的等等各种所有制都是应当存在的。
第二，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必须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禁止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二是消灭资本主义思想，斗资批修。这两件事毛泽东都是积极去做的。现在看来，其指导思想和做法都是值得研究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让资本主义经济绝种吗？毛泽东时代普遍认为是应该的，是可以的，但经过总结几十年的教训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是不应该绝种也不能绝种的，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的是公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结合的混合经济，而不是单一的公有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因此，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私有经济几十年后，政府又决策支持、鼓励资本主义经济、民营经济的一定发展，不仅让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而且还大力吸引国外资本主义经济来中国发展，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经验。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在中国绝种，也不应绝种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当然这种参与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要受到社会主义的宏观控制。
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很长很长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让资本主义思想灭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那是把资本主义思想看成绝对的坏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坚决加以根除，其实资本主义思想内涵是很多的，社会主义不能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消灭的。我以为，资产阶级思想有三个内涵：一是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思想、人道主义，这是反封建的锐器，即使今天对社会主义说来，也不完全是糟粕，是可以批判改造之后加以吸收的；二是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利己思想、剥削思想，这是糟粕，应该清除；三是资本主义的科技思想、科学管理理念和市场竞争理念，社会主义是应该学会吸收的。因此，笼统说让资本主义思想绝种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即使资本主义思想必须清除的思想内容也不能简单从事。让“资本主义绝种”，只是表明了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按这种情况决策，势必会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采取过急的粗暴的做法，这实际对社会主义是不利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符的。同时也会把批资本主义扩大化（比如批知识分子），把许多不顺眼不正常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来批，甚至会把不同意自己的思想观点当成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必然会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第三，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承认自己对于经济建设还处在必然王国，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当然，那时不只毛泽东一个人，可以说全党都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去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下面试以对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的态度为例说明之。
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共同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主张搞计划经济。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没有搞市场经济，毛泽东也不同意搞。毛泽东在59年、60年读政治经济学书的时候是研究过市场经济的。根据毛泽东的善于标新立异的性格，毛泽东不搞市场经济并不是前人说了不能搞，而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对于培养经济观念很重要。但市场经济竞争，虽然能提高效率，但同时会促使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又会出现新的剥削和阶级分化、对立。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
毛泽东思想深处是市场经济姓“资”，社会主义不能用。其实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退一步说，即使市场经济姓“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可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比计划经济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应首选市场经济，至于姓“资”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控制下，也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比如资本主义企业，外资企业，都姓“资”，我们不是让其为“社”服务吗？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只要加以控制，是可以缩小的。现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已经控制两极分化不使恶性发展，难道社会主义就没有办法吗？发展经济的任何手段都有副作用，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做不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突破了前人的思维方法，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按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逻辑思维，以大无畏的气魄宣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毛泽东晚年在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问题上的看法，也反映了他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思考问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它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要公平得多。但与各取所需的分配又有不公平。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八级工资拉开了差距等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误解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法权的思想，主张用平均主义思想来批按劳分配，甚至主张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完全拉平分配，他就是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平和发展要求来思考这个问题。
四、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严重失误
这主要是因为对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认识上有片面性和对社会主义现实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中，“左”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在反右派运动以前，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总体上是正确的，虽然在处理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上有上纲过高，处理过严的现象（如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但没有形成一条扩大化的“左”的路线。反右派运动以后，情况就发生大的变化，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都发生了大的错误。
让我们首先把有关的历史线索理一理。
1956年“八大”，我们党曾正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没有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资产阶级作为唯一的剥削阶级已消灭。但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并不满意。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中，他明确否定了这个提法，而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据了解，这一句话原来并没有，在公开出版时加进去的。显然有了反右的背景。在三大改造以后，说资产阶级还存在，这是错误的。文章强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很激烈的，并不完全错，但言之偏重了，种下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三大改造后的第一次严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打了五十五万右派，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又与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资产阶级右派的惨败而结束。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许多人实乃文化教育上的精英，反右派斗争严重损害了我国文教科技的发展，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幸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改正了这个大错误。此后，毛泽东根据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的表现，把广大（500万）知识分子宣布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毛泽东根据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就判定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这是很不科学的。世界观不等于阶级立场，唯心主义世界观，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并不是个别的。建国后，我国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在与劳动人民接触中，在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应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大气候下就难逃挨批评打击的命运。事实上，毛泽东在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后，就已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来看待，虽然没有搞过专门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但各项运动，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他们始终充当了被“扩大的”对象。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阶级斗争就围绕“三面红旗”展开，党外阶级斗争转向党内。“阶级斗争”在党内活跃起来，这是出于毛泽东的意外的。毛泽东把他们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同他们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由党外向党内的转移，由路线斗争向阶级斗争的转变。两年之后的七千人大会，又使庐山会议的精神得以继续。主题依然是“三面红旗”所产生的困难，刘少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对形势困难程度的估计，困难产生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措施办法和要不要取消“三面红旗”等几个问题上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观点。毛泽东从此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怀疑刘少奇反对马克思主义路线，要搞修正主义。为了打退刘少奇等人的“进攻”，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显然这是把矛头针对刘少奇等人反对“三面红旗”路线的。随后毛泽东又部署在全国城乡搞“四清”、“五反”运动，进行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为了使阶级斗争升温，为更大的政治运动作准备，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发动了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打击对象，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以红卫兵为造反先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这场斗争其深度和广度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场斗争，毛泽东把它与民主革命并列（甚至超过民主革命）作为他一生干的两件大事存留了下来。
我们从上述历史线索可以看到，毛泽东搞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理论内容丰富，实践形式多样。理论上提出过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主要转向政治思想领域，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皮上之毛，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理论虽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却缺乏事实的根据。从阶级斗争的对象来看，是面面俱到，无一漏网，从民族资产阶级到民主党派，从青年学生到广大知识分子，从党的基层干部到党的高层领导，毫无例外地都受到阶级斗争的打击。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的实践搞得越来越厉害，问题出在他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形成了错误的指导思想。他对阶级斗争形势跟三个错误估计密切相关：一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观点。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加以否定提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这是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又受到波匈事变的影响，错误估计了形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危险。一旦主要矛盾观点形成，以此为指导，处处强化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理论和实践形成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循环。二是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论，这也是片面认识而形成的结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决定于：一是为谁服务；二是政治上拥护谁，不能根据他们的经济定成份，也不能根据世界观定成份，更不能根据作风定成份。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为国家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无疑属于劳动人民一部分。毛泽东根据极少数反动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根据一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根据一些知识分子的不良习惯和作风，就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只会把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三是党内走资派论，党内资产阶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里的混乱和问题在于：1.把党内不同认识，特别是把党内其他同志同毛泽东的分歧说成是路线分歧，这点上纲过高，不利于分清是非，解决矛盾问题；2.把路线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是混淆两类矛盾，我们党内过去对王明的错误路线都未这样提过，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公开提出来了，这为党内搞扩大的阶级斗争提出了理论根据；3.反对党内走资派，搞无组织无法无天的群众造反运动。应该承认，党内存在问题，比如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思想作风问题、道德作风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按党纪国法解决，不能把问题都说成是走资派问题，解决党内问题决不能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这只会造成动乱，酿成更多的新问题。
五、余论
毛泽东晚年的“左”还有三个因素的推动。
一是美国的封锁敌视和苏共领导的欺压，妄想控制。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一直在敌视我们，反对我们，长期占领台湾，妄图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并长期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孤立我们，美帝国主义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号敌人，两国的敌对关系，到70年代初才开始缓解。美国对中国长期敌视，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决心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外交和内政的决策，比如强化阶级斗争，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尽快改造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加快经济发展，赶美超英，容易产生急躁情绪，急于求成，夸大斗争程度。
苏共领导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赫鲁晓夫就想控制我们，妄图使中国成为像东欧几个国家那样围绕它的指挥棒转，并且用逼债、撤走专家，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企图迫使我们就范，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正义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苏联进行了尖锐的理论论战，涉及中苏关系，国际共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看来，我们讲了很多空话，有些理论并不正确。批判苏共的一些理论也用来指导国内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攻击，使毛泽东十分痛恨，不惜一切捍卫“三面红旗”，以致对党内对“三面红旗”有批评意见的人都被认为是跟赫鲁晓夫勾结，里通外国并加以打击，对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曾以此罪名批斗过。
毛泽东在30年代，分析我党“左”的传统的原因时指出：为什么会有“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
一是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这就是说，处在受压迫受攻击状态容易“左”。我国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都有这个原因。毛泽东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受到美帝国主义苏共领导的压迫和攻击，其思想言论会偏“左”，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也诱使、促使、逼使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两个毒瘤，他们从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中吸取营养，同时也在毒害毛泽东思想。
林彪是诱“左”高手。他在庐山会议以后就有计划，有预谋制造许多言论，强调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诱使毛泽东离开正确的思想轨道。他吹捧毛泽东的言论显示了他的爱戴和忠诚，并以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他欺骗和迫使毛泽东残酷打击罗瑞卿、贺龙等军队将帅，扫除障碍。文革如此之“左”，林彪是有重大责任的。江青集团以“左”得出奇，“左”得发疯而为人所痛恨。江青本人就是“左”得发疯。张春桥58年就曾批判资本主义法权主张供给制，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另外，康生等人向来以“左”伤人，阴险毒辣，常常给毛泽东提建议，出主意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发明“利用小说反党”就是康生的专利。这些人网罗在毛泽东“左”倾路线下，不断地推波助澜，把“左”推向高峰。
三是毛泽东身边有一些喜好“左”的大干部，他们或向毛泽东谎报军情，或者夸大问题，无限上纲，挑起毛泽东的斗争性。比如高岗挑起毛泽东去批评刘少奇、周恩来，一些文艺界的领导人夸大胡风问题，挑起毛泽东把胡风当成反革命进行批判斗争。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话后，与会人纷纷响应，柯庆施等人煽动毛泽东讲话批彭，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走了。庐山会议如此之左，这些“左”派人士的推波助澜是起了作用的。在“左”的年代，对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广大高级干部有的没有识别，有的有所识别，但起而反对、抵制是很少的。大多数是紧跟、执行，恶劣者哗众取宠，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博得其表扬（如柯庆施），有的把毛泽东“左”的指示加以“放大”贯彻。毛泽东晚年时期，“左”的结果相当严重，并且反反复复出现，不但得不到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毛泽东生前根本不能触动，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悲剧！
［收稿日期］2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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