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周边地区的文学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地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的经济衰退以及相伴随的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衰落，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及经济繁荣，使全球的人文环境呈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绚烂多彩的色调和变幻交错的局面，新的经济圈和文化群落的构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不论，自20世纪初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和周边地区及国家，尤其和东亚、南亚、东南亚诸国，由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战争背景，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化和文学呈现了诸多同一性或同步现象。日本的“白桦派”、“新思潮派”、“新感觉派”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都产生过影响；缅甸文坛在30年代出现的“试验文学运动”及战后的“新文学”运动，对革除文白交杂的旧文学、强调艺术的目的性并提出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和我国新文学中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都很雷同；东南亚各国深受华文文学的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对华侨社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华侨社会通过这些进步书籍了解了祖国也大大支持了祖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运动。当然，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差异，各国的文学发展既有相同点，也有特殊性和不平衡现象。因此，我们早就有必要建立大视野、大规模的跨国研究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多年前，在台北召开过首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后又召开过“中韩作家会议”、“中日韩三国诗人会议”，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日本东京等地召开的比较文学研讨会等，无疑对亚太地区的文学发展是极大的助力。
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文学关系中，中日文学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批现代著名作家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便是这许多作家中的一个。他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读者包括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一个日本医生的名字——藤野严九郎，那是因为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这篇短短的散文是鲁迅回忆自己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时的生活的。仙台，日本北方的文化重镇，是鲁迅青年时代树立了革命理想，决定弃医从文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始发站。这个城市没有为我们培养作为医学家的鲁迅，却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在鲁迅的生活道路上，藤野先生是对他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个人物，“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本世纪初被派往英国伦敦留学，师从莎士比亚学者克莱客先生，回日后写了散文《克莱客先生》，记述了他在贫困的留学生活中克莱客先生所给予他的帮助使他终生难忘。
东京大学教授平川佑宏在他的专著《夏目漱石——反西洋的苦斗》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说”和“推论”：“鲁迅的《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受夏目漱石的《克莱客先生》的触发而写成的作品，《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克莱客先生》的创造性模仿”，“将他们两个人在伦敦与仙台的留学生活种种客观情况加以比照时，读者肯定会已经觉察出漱石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性”，平川把这种影响称之为“刺激传递”。
同样，今村与志雄在《鲁迅与传统》一书中也持有和平川同样的观点。他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孤立本国留学生之外的。当他单身在仙台学医的时候，受到了日本学生的轻视和侮辱。他那时的生活当然是不会舒畅的。在这种情况下，藤野严九朗先生以充满人情的态度对待了他。他的这篇作品中藤野先生的形象，带有伦伯郎画笔下的斑斓色彩。曾经使正冈子规说过‘据说漱石在伦敦，正受着公寓老太婆的欺侮’，漱石每天在私营公寓简陋的房间里过着‘百无聊赖、凄凄凉凉的生活’，每周到爱尔兰出生的一个叫做克莱客的莎士比亚学者家里去上一次课。鲁迅对漱石所感受到的温暖恐怕不会是痛痒无关的……鲁迅对于漱石，大概具有同病相怜的真切共鸣。”
以上两位学者的话不无道理。众所周知，鲁迅对夏目漱石是很推崇的。他在东京就住在夏目住的寓所后起名叫“伍舍”的地方，《克莱客先生》是鲁迅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曾收入《鲁迅全集十一·现代日本小说选》①，鲁迅在译后的“关于作者的说明”中指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挂幅》与《克莱客先生》并见《漱石近十四篇》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周作人认为，鲁迅译的《克莱客先生》是鲁迅的译文中最好的一篇，最早曾收入1923年出版的以周作人名义编选的《日本小说集》中。周作人说：“由于夏目漱石的俳谐小说《我是猫》很有名，豫才每逢漱石的作品单行本一出版，总要接二连三地买了来读。他也曾认真地阅读过连载在《朝日新闻》上的《虞美人草》……以后豫才写的小说，虽不同于漱石的风格，但那种寓讽刺与嘲笑于轻妙笔致之中的风格，实际相当受有漱石的影响。”②周作人的话为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佐证。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藤野先生》就是借鉴了《克莱客先生》而写的，我们只能指出，人类有许多共通的感情，如友谊、惜别等等，文学作为这种感情的反映，渗透和影响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中日文学之间。《藤野先生》和《克莱客先生》的类似处是很多的。
首先是作者的处境与心境相同。鲁迅到日本和夏目到伦敦，都属于落后国的留学生到先进国留学，在异国它乡备受歧视。鲁迅去日本时，清政府已腐败不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沦为各帝国主义欺凌宰割的对象。鲁迅是带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东渡扶桑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那时的“仙台是一个市镇，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鲁迅先是住在监狱旁的一个客栈里，蚊虫饕餮，菜汤难咽，更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一些同胞毫无爱国心，竟为杀戮自己人的影片鼓掌，这给予鲁迅很深的刺激。在这种孤愤的心境中，藤野先生向他伸出了爱护的友谊的双手，鲁迅说：“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也没有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就是日后享名世界的文学家鲁迅，而他的名字也因鲁迅一篇短短的散文而传遍中国。
生活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夏目，面对社会的矛盾和丑恶而感到绝望，小说《心》的主人公的思想很能代表夏目的思想：“明治天皇在盛暑中驾崩了。那时我觉得似乎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也终于明治天皇。我痛切地感到，受明治的影响最为深刻的我们这些人，今后还活下去，毕竟是不合时宜的。”有人说，夏目的伟大人格是由他的苦恼形成的，他以为能从先进的英国及其文学中得到启示，结果，两年的留英生活令他失望和痛苦。他在《文学论》序中写道：“住在伦敦的两年，是最不愉快的两年。”克莱客先生的女仆对他的蔑视，生活的清贫，使他对英国所谓古老的文明产生了憎恶和批判的思想，他抱着“没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是当不了文学家的”信念开始了文学生涯。就是在这种无助的生活里，克莱客先生帮助了他，在谴责了“英吉利人是不会懂诗的国民”之后，把他归入“真正能够体会得诗的你和我”中的一个，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从而奠定了他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信念并从英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丰富了自己的创作。
他们同是到先进国去，在异邦，在贫困、苦难、孤独、忧愤的心境中得到了异国老师的帮助，这种帮助是那样难能可贵，鲁迅和夏目都敏感到这一点，因此在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后，对这种师生情谊难以忘怀，甚至带着感伤，终生保持着不尽的思念。鲁迅说，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讲义，我曾订成三厚本，收藏着，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直至鲁迅逝世后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藤野先生题有“惜别”二字的照片仍然挂在鲁迅故居的书房里。夏目亦然，克莱客先生待他如家人，甚至“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克莱客曾想到日本的大学里任教，“脸上现出感动”，而夏目并未为他办成此事，直至看到先生的死讯，感到终生抱憾，克莱客先生以他清贫的生活帮助了同是清贫的夏目，从不嫌弃他，在他留学伦敦期间被孤儿意识和忧患意识冷却了的心里注入了几分温暖。
其次，藤野先生和克莱客先生都是平民化的教授，一个是日本福井县的乡下佬出身，一个是爱尔兰的乡下佬出身，乡音、土气、不修边幅，缺乏贵族的头衔和地位，使他们易于对落后国的留学生产生同情和爱护之心。藤野先生“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不大不小的书”，他穿衣服太随便，“有时竟会忘记结领结”，“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点。”克莱客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层楼上做巢的”，屋里没有装饰，书很凌乱，经常找不着要用的书，“至于须髯之类，则实在黑白乱生到令人悲悯”，他的面目“乱七八糟的总似乎有些野趣”，“觉得很像一个忘了鞭子的马夫”。一个像东洋的扒手，一个像西洋的马夫，这样对老师大不敬的写法增添了文笔的幽默和风趣，有些细节描写都很相似，鲁迅几次提到藤野先生“抑扬顿挫的声调”，夏目几次提到克莱客先生“消极的手”，师生间如果没有深厚的情谊，两个作家也不敢大胆到如此挖苦他们敬爱的老师。
挖苦是善意的，内心里却是敬重，因为藤野先生和克莱客先生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又极重感情。藤野先生除给鲁迅改正解剖学讲义，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克莱客先生积累莎翁研究资料“仿佛悭吝人积累那有孔的铜钱一般，将那一点一点的增加起来，作为一生的娱乐”，这种做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夏目“全然惊服了”。两个老师对学生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同样是缅怀恩师的回忆性散文，夏目的《克莱客先生》让人感到平和、安祥，忆旧而已，对于已经成名的夏目没有什么沉重的压力。而鲁迅的《藤野先生》却让人感到不仅仅是“旧事重提”，不仅仅是“朝花夕拾”，在忆旧之外还有一个更沉重的主题，那就是如何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对祖国前途的忧虑，《藤野先生》是应当和《呐喊》自序相辅地阅读才能读懂的。
就中国的现代文学而言，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海峡两岸的文学在相隔40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两岸迥异的社会制度下，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轨迹，展开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但由于地缘、史缘、亲缘、语缘，剪不断的乡情，斩不断的根本，40年后的重新“登陆”，一见如故，本是同根生，只是分别得太久而已，这就是台湾评论界常常提到“中国结”与“台湾结”问题。
台湾，美丽而富饶，充满了近现代的诸多矛盾与痛苦，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和大陆、北和日本、东和美国、南和菲律宾、星马、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海峡之隔的大陆，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怎样的时空结构下，台湾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息息相通。在文学意识上“大陆结”与“台湾结”的交战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文化心态：詹宏志的《两种文学心灵》表现了一种没有根据的忧虑。詹文说：“三百年后，一个大陆上文学史传统下史学家所写的中国文学史，与一个在台湾的文学史传统下的史学家所写的文学史，一定会有很大甚或完全不同的看法。……台湾文学，如果它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话，极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它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牺牲。”③我们认为，台湾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必须要成为”的问题，就象老舍笔下的京味儿文学、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学，都各有自身的乡土特色，但都不失为中国优秀文学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文学是一株枝叶扶疏的大树，各地区的文学便是这大树的枝干和常青的绿叶，尽管枝叶可以千姿百态，但永远是离不开主干的；如果中国文学是一座高大的峰峦，各地区的文学就是这峰峦的支脉，尽管各支脉可以逶迤绵延，却总是这主峰的延续。因此，担心台湾文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做出某种“牺牲”，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是大可不必背上的。可以相信，用不了三百年，严正的文学史定将证明，凡是表达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学将永远留在历史上，不仅不存在谁排斥谁、谁为谁牺牲的问题，而且将互相推动文学史的发展，丰富文学史的内容。与詹文相反，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论证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历史渊源，遥远的古代不论，自五四运动发轫，台湾文学无不受到大陆文学的影响。《史纲》指出：“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所以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主要环节而觉得骄傲，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④这样说，并不排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它的“本土化”和“自主化”，在传统上，台湾文学也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而绝不是站在统治者意识上所写出来的、背叛广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所以，正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台湾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随着两岸关系及政策的陆续开放，两岸学者都不再把对岸的文学作品当成“匪情研究”的资料，而成为沟通人际心灵的桥梁。台湾的作家表示要“打破狭窄的岛国心态，立足台湾，心怀大中国，放眼全世界。对于大陆文学作品所造成的可能之影响，冷静的评估，以平常之心，将它们纳入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体系去分析去研究。”⑤大陆的作家更应如此，让两岸的文学情结更加密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台湾文学的优良传统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对中国及亚太地区新文学的建立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勿庸质疑，亚太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相互合作、开发、补充、发展的经济区域，而且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渊源又有广阔前景的文化圈。目前，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层出不穷，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南太平洋论坛、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等等；相应的研究刊物，如《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东南亚纵横》、《台湾研究集刊》、《日本文学集刊》等也多起来了，文化交流呈现了最活跃的时期。这一局面令世界瞩目，具有无限的前瞻性，西方评论家因此而把这一地区形容为“一把打开的扇子”。我们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将迎来海峡两岸的统一，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理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让这把打开的扇子更加灿烂光彩。
注释：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
③转引自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自立晚报社出版部，1991年3月。
④《台湾文学史纲》，台湾文学界杂志社出版，1988年。下同。
⑤李瑞腾：《台湾文学风貌》，三民书局，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