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明史#183;道学传》的废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明史论文,黄宗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史馆重开，是否沿《宋史》旧例，设置《道学传》，一 度成为史馆上下激烈争议的问题。关于这场争论的大致情况，前辈史学家黄云眉先生早 年撰《明史编纂考略》，已经为我们做过梳理。以下，拟沿着黄先生所开启的路径，就 黄宗羲的《移史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以下简称《移史馆书》)，再做一些考察，旨在把 这方面的讨论往前推进一步。未为允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指教。
一、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的主要内容
黄宗羲所撰《移史馆书》，载于《南雷文定》卷四。1959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陈乃乾 先生编《黄梨洲文集》，此文录入该集第449至452页。书首开宗明义，黄宗羲即云：“ 顷有传修史条约理学四款，在局皆名公巨卿，学贯天人，诚非草野荒陋所当与议。然有 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于同学，幸勿出之广座，徒兹纷纭也。”①(注：黄宗羲：《黄 梨洲文集》书类，《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华书局1959年1月版(下同)，第449 页。)可见，黄氏此书，是因史馆中传出的《修史条约·理学四款》而写。正如黄云眉 先生所考，黄宗羲在这里提到的《修史条约》即徐乾学、元文兄弟所拟《修史条议》。 其定稿载于徐乾学《憺园集》卷十四。
针对徐氏兄弟《修史条议》所以，《明史》应当立《理学传》的第一条理由，黄宗羲 驳诘道：
其一，以程朱一派为正统，是矣。薛敬轩、曹月川、吴康斋、陈剩夫、胡敬斋、周小 泉、章枫山、吕泾野、罗整庵、魏庄渠、顾泾阳、高景逸、冯少墟十余人。诸公何以见 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论理气，专攻朱子。理气乃学之主脑，则非其派下明矣。庄渠 言象山天资高，论学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于禅学，此某之陋 也。若使朱、陆果有异同，则庄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从祀议阳明，泾阳谓之曰：夫学 言致知，文成恐人认识为知，走入支离，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 将此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虚，故就上面点出一致字，其意最为精密。若使阳明之学可疑 ，则泾阳皆可疑矣。程朱格物，为学之要，景逸谓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 即杨中立所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朱子九条中甚辨其非，颇与阳明之格物 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盖诸公不从源头上论，徒以补偏救弊之言，视为操戈入室 之事，必欲以水济水，故往往不能尽合也。又言陈克庵、张东白、罗一峰、周翠渠、张 甬川、杨止庵其学亦宗程、朱，而论说不传。六子之论说最多，其学术俱可考究，言不 传者，偶未之见耳。东白之学，其言心也即天理也，即阳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 ，不患践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即阳明知行合一也，已先发阳明之蕴。若阳明果异程 、朱，则东白亦异程、朱矣。章枫山称一峰方可谓之正君善俗，如我辈只修政立事而已 。枫山自知不及一峰，后人反分其优劣，何也?①(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书类， 《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449页至450页。)
这就是说徐氏兄弟所列为程朱嫡派的明代诸儒其实都未必恪守程朱之教。而为徐氏兄 弟以“论说不传”②(注：徐乾学：《憺园集》第十四，《修史条议》。)，不予入理 学传的陈选、罗伦等六人，在黄宗羲看来，这六人论说最多，只是徐氏兄弟未见其论说 罢了，因此徐氏兄弟所见似是而非，未可视为定论。
徐乾学、元文兄弟认为，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三家，为学宗旨与程朱不同，陈湛 二人及其后学皆只能入《儒林传》。而王守仁、刘宗周因功名显赫，可入名卿列传。对 徐氏兄弟于王守仁、刘宗周的名尊实贬，黄宗羲剖白道：
其二言白沙、阳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争，姑置不论。其言象山、慈 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尝入儒林也。又言庄定山为白沙友人，学亦相似。按白 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其出处之际，白沙深责之，不可言其 相似。又言罗念庵本非阳明弟子，其学术颇似白沙，与王甚别。《阳明年谱》为念庵所 定，钱绪山曰：子于师门不称门生而称后学者，以师在日未得及门委贽也。子谓古今门 人之称，其义止于及门委贽乎?子年十四时，欲见师于赣，父母不听，则及门者其素志 也。今学其学者三纪于兹矣，非徒得其门，所谓升堂入室者，子且无歉焉。于门人乎何 有?念庵于是始称门人，当日之定论如此。今言与王甚别，不如其别者安在也。且不知 白沙、阳明学术之异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师蕺山益归平正，殆与高、顾符合，阳明、念 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古来史法，列儒林、文苑、忠义、循吏、卓行诸门，原以处 一节之士，而道盛德备者无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义 ，既于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备者而揭之为道学，则与前例异矣。今于高、顾诸先生则 入之，于阳明、蕺山则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高、顾功名岂不盛乎?朱子之功名， 岂不及王、刘二先生乎?③(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书类，《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 传书》，第450页至451页。)
黄宗羲认为有明儒学，以渐东为大宗，而徐氏兄弟则以“最多流弊”④(注：徐乾学： 《憺园集》第十四，《修史条议》。)四字，予以讥评。因之黄宗羲的《移史馆书》于 此，不为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反徐氏兄弟之道而行之，极力表彰渐东学术。他说：
其三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 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吕 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 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 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⑤(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书类，《移史 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451页。)
徐氏兄弟主张“学术流弊，宜归一是”⑥(注：徐乾学：《憺园集》第十四，《修史 条议》。)，试图据以推尊程朱，排斥阳明。黄宗羲同样毫不留情，反唇相讥。他阐述 己见云：
其四言学术流弊，宜归一是，意不欲稍稍有异同也。然据《宋史》所载道学，即如邵 尧夫，程子曰：尧夫犹空中楼阁，曰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则尧夫之学，未 尝尽同于程子也。又言阳明之后，流弊甚多，程、朱门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杨、 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禅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游先生大是禅学，必是程先生 说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无流弊。刘安上、贾易人品皆在下中， 至于邢恕、陆棠且为奸贼矣。而程、朱门人必不至此，岂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师， 则田常作乱之宰子，杀妻求将之吴起，皆足为孔、曾累矣。此据条约所及者言之，其间 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孙淇澳，皆卓然圣学，岂可埋没。①(注：黄宗羲：《黄 梨洲文集》书类，《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451页。)
面对黄宗羲上述四条强有力的驳诘，徐氏兄弟拟在《明史》中立《理学传》的主张， 进退失据，溃不成军。而黄宗羲的辨难并未就此搁笔，他凭其深厚的史学素养，通过总 结历代史书编纂得失，进而指出，《宋史》立《道学传》为“元人之陋”，断不可因袭 ，黄宗羲说：
夫十七史以来，只有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 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 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 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 义乖矣。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 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 ?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 ，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 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衷可知。圣朝秉笔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 师法元人之陋，可乎?②(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书类，《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 书》，第451页至452页。)
于是黄宗羲得出如下结论：
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 择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则薛、胡、陈、王有明业以其理学配享庙庭，诸公所修者《 明史》也。《明史》自合从明，而有所去取其间，犹如明朝阁部，其位一定，今以阁部 不当从而颠倒其位，可乎?不可乎?③(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书类，《移史馆论 不宜立理学传书》，第451页至452页。)
二、《移史馆书》的写作时间
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写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黄云眉先生未予讨论。而为黄宗羲纂 辑《年谱》的学者，无论是晚清的黄炳垕，还是今人徐定宝先生，或含糊其辞 ，或阙疑不论，也都未有定说。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仅可以深化《明史》纂修的研究 ，而且对于黄宗羲学行和清初学术史的探讨也都会有意义。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学术 文献中，汤斌致黄宗羲的两封信，是弄清《移史馆书》撰写时间的重要依据，弥足珍贵 。这两封信未收入汤斌的文集，所幸当年由黄宗羲保存下来，康熙二十七年《南雷文定 》刊行，辑入该集附录之中。
汤斌致黄宗羲的第一封信说了如下一段话：
承乏试事，拟撤棘后，方图一登龙门，遂夙昔之愿。乃蒙主一年兄惠然远临，恭接台 函，眷爱殷殷，若以为可与闻斯道者，斌何幸得此于先生哉。窃以学者要在力行，今之 讲学者，只是说间话耳，诋毁先儒，争长竟短，原未见先儒真面目。学者不从日用伦常 ，躬行实践，体验天命流行，何由上达天德?何由与千古圣贤默相契会?如此即推奉先儒 与诋毁先儒，皆无当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归之日用。日用何用，归之自然。 ”又曰：“心体本自圆满，忽有物以撄之，便觉有亏欠处，自欺之病，如寸隙当堤，江 河可决。”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从严颜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学问缜密而 平实，《人谱》一书，真有途辙可循，不患不至上达。”此善论蕺山者也。斌谓今日学 者，当以蕺山为宗，即所以救末学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无事他求也。承谕《蕺 山学案》序，自顾疏陋，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此最有关系文字，目下匆 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敬书请政，斌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 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读，如对道容，敬谢敬谢。临楮瞻依，言不尽意。④( 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八，第521页。)
据考，康熙二十年六月，汤斌奉命南下浙江主持当年该省乡试。就信中所述内容来看 ，此信当写于是年晚秋、初冬乡试结束，乘舟北归途中。之前，黄宗羲遣子百家由余姚 赴杭州拜谒汤斌，送去其父黄尊素《忠端公集》，并拜托汤斌为黄宗羲所辑《蕺山学案 》撰序。由于归程匆匆，汤斌未能在杭州撰文，北归途中，舟行缓慢，于是撰就《蕺山 学案》序，与此信一并寄送黄宗羲。
汤斌的第二封信，直接与黄宗羲的《移史馆书》相关，好在文字不多，为有便讨论， 谨全文过录如后：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读这如侍几席，不胜欣忭。弟学无原本，先儒心传不能深 究，独有慨于世之学者，不务心得，党同伐异，一唱百和，如未见人之形影而褒讥其妍 媸，亦无当矣。于先儒本无加损，但恐后生迷于趋向，正学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 于蕺山先生学术精微，未能窥测万一，方敬听斧削，过承奖借，愧甚愧甚。读《论理学 传》书，辩论精详，至当不易，与鄙见字字相合。四年以来，与同事诸公谆谆言之，主 持此事者，皆当代巨公名贤，弟生长僻陋之乡，学识不足动人，争之不得。今得先生大 篇，益自信所见之不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见行之，可怪也。路远不能常奉德音，《 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见示一册，朝夕讽诵，如聆欬謦感当何如。临楮不尽依 依。①(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至522页。)
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先前所撰《蕺山学案》序，因为得到黄宗羲的 赞许而表示感激；第二件事便是充分肯定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就全篇的内容而论， 此信与前信撰写时间相去不远，所以信首所云“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②(注：黄 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页。)，当为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汤斌在京中接 到黄宗羲当年二月的信。笔者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还有信中的另一重要依据，即“读 论《理学传》书，辩论精详，至当不易，与鄙见字字相合，四年以来，与同事诸公谆谆 言之，主持此事者皆当代巨公名贤，弟生长僻陋之乡，学识不足动人，争之不得。今得 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见不谬矣。”③(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附录十九，第521至 522页。)据考，汤斌入史馆予修《明史》，时间为康熙十八年三月④(注：《清圣祖实 录》卷八十，康熙十八年三月甲子。)，至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汤斌供职史馆恰好四年 。
根据以上所考，我们似可判定，黄宗羲《移史馆书》，其撰写时间为康熙二十一年二 月。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黄宗羲的《移史馆书》撰于康熙二 十一年二月，那么徐乾学的《憺园集》所载《修史条议序》，何以成文时间晚于康熙 二十一年?
的确，就《修史条议序》的上下文看，该文应成于康熙二十三年春。据云：
《明史》开局，院长叶公，属同舍弟中允预修之役，时舍弟都御史为监修，辞于院长 ，弗允。因日夜搜罗群书，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随笔记录，以示同馆诸公。未几 ，中允以疾去，叶公下世。某被命同学士陈、张二公，侍读学士孙公、侍读汤公，暨门 人王庶子为总裁官。而舍弟罢柏府之职，留领史事，益以向所讨论者详为商榷，得六十 一条存之馆中，庶几相与整齐慎核，以成一代之信史。⑤(注：徐乾学：《憺园集》卷 十九，《修史条议序》。)
徐乾学文中所云，徐秉义因病返乡，叶方蔼病故，皆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事⑥(注：《 清史列传》卷九，《叶方蔼传》；卷十《徐秉义传》。)。而张玉书、孙在丰、汤斌、 王鸿绪、徐乾学等人出任《明史》馆总裁，也是康熙二十一年六、七月事⑦(注：《清 圣祖实录》卷一○三，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乙未、七月壬申。)。至于徐元文罢任左都御 史，则已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⑧(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二十二年十二 月丙辰。)。不过徐乾学又云，先前应叶方蔼之请入史馆修《明史》，已经“日夜搜罗 群书，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随笔记录，以示同馆诸公。”⑨(注：徐乾学：《憺 园集》卷十九，《修史条议序》。)此番只是“益以向所讨论，详未商榷”⑩(注：徐乾 学：《憺园集》卷十九，《修史条议序》。)。因此徐氏兄弟拟立理学传的提议显然时 间要早得多。
关于这一点，可以朱彝尊的《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为证：
昨过高斋，值阁下他出，阍者延客座，案有阁下手疏史目，盖体例初稿。取而诵之， 有儒林传，又有道学传。阁下讲明正学，探洛、闽之渊源，欲为道学立传，固宜。然彝 尊窃以为不必也。传儒林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
撰 《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 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 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歧途，默寓轩 轾进退予夺之权，比于《春秋》之义。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 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有备。故儒林足以 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 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且明之诸儒讲洛、闽之 学者，河东薛文清而外，寥寥数人。薛公立传，当在宰辅之列，今取余子标为道学，上 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则莫若合而为一，于篇中详叙源流所自，览 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书所云体例不必沿袭也。①(注：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 二，《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据清杨人谦所辑《朱竹垞年谱》，此事记在康熙十八年七月②(注：(清)杨人 谦辑：《朱竹垞年谱》，康熙十八年七月。)。这就是说早在康熙十九年以前， 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即已提出《明史》应立《理学传》的四条理由，黄宗羲显然是在康 熙二十一年前读到史馆中传出的这份资料，才有他《移史馆书》的撰写。据笔者大胆揣 测，为黄宗羲带去这份资料的人，或许就是汤斌。所以黄宗羲的《移史馆书》才会通过 汤斌传入史馆。
三、《移史馆书》激起的反响
康熙初叶，黄宗羲为主持学术风会的大师。其巨大的学术影响和深厚的史学素养，都 不是徐乾学、元文兄弟所能比拟的。所以康熙十九年二月，徐元文以《明史》馆最高监 修官的名义，向清圣祖上书，奏请召黄宗羲入京修《明史》。后经吏部议复称黄宗羲： “如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该有司就家录所著书送馆。”③(注：《清圣祖实录》卷八十 八，康熙十九年二月乙亥。)由此可见黄宗羲在朝野的重要影响。此时正值徐氏兄弟《 修史条议》初稿出，史馆上下一片混乱。正如毛奇龄所说：“此时道学一传龃龉未定， 遂置诸传于不问。”④(注：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札子卷一，《奉史馆总裁扎 子》。)因此黄宗羲就理学传一事发表意见，而且言辞激烈，其影响显然非同一般。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汤斌，他不仅当即致书黄宗羲，表示完全赞同黄宗羲的意见，而且 迅速将黄书出示史馆中人。据全祖望云：
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 有此议，汤公出其书以示众，遂去之。⑤(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汤斌利用在宫中讲学之便，把《明史》馆中的争议，婉转地禀报 给清圣祖。据《康熙起居注》记：
斌对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 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 滋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 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上颌之。⑥(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 ，中华书局1984年8月版，第986至987页。)
而同样一件事，当时在史馆中供职的王士禛所记则更为明确：
王文成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康熙中，开《明史》馆，秉笔 者訾謷太甚，亡友叶文敏方蔼时为总裁，予与之辩论，反复至于再四。二十二年 四月，上宣谕汤侍读荆岘斌，令进所著诗文，且蒙召对。中有《王守仁论》一篇，上阅 之，问汤意云何?汤因对以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且言守仁直节丰功，不 独理学。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出流俗之外，史馆从此其有定论乎 ?①(注：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王文成》。)
当然，依照徐乾学为官的跋扈，面对黄宗羲《移史馆书》的驳诘，他是不甘屈从的。 因此，康熙二十三年初徐氏增写《修史条议》小序一段，把《修史条议》定稿录存在箧 中，以待再议。同年八月，灵寿知县陆陇其应荐入都，徐乾学认为陆氏为笃尊朱子学的 名臣，力图争取陆氏支持他的立《理学传》的主张。结果大出徐氏意料之外，在《明史 》中立《理学传》的主张，同样为陆陇其所否定。陆氏就此致书徐乾学，据云：
辱赐群书，展卷伏读，珠玑满目，俗吏胸襟，为之一洗。至蒙下询《明史·道学传》 ，陇其向虽好窃窥先儒绪余，然自汩没簿书以来，久矣茅塞，何足以议此!间尝见张武 承《读史质疑》云，《明史·道学传》可不立。初甚骇其论，潜玩味之。觉此言非孟浪 。尝窃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后人不必尽学。如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 成之圣，后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尽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学传》，前史所未 有，盖以周、程、张、朱，绍千圣之绝学，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 犹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后世儒者，述周、程、张、朱之道，不必尽列《道学传》也。非 必薛、胡诸儒不及周、程、张、朱，但作与述，则须有辨。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 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虽其间辟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 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于宋也。于《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 、关、闽之意，亦可以正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 一家者。且以道学二字论之，道者天理之当然，人人所当学也。既为儒者，未有可不知 道学，不知道学，便不可以为儒者。自儒林与道学分，而世之儒者，以为道学之外别有 一途，可以自处，虽自外于道，犹不失为儒。遂有俨然自命为儒，诋毁道学而不顾者。 不知《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 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于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 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之之实。《宋史》、《明史》相为表里，不 亦可乎?不识先生以为何如?②(注：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 》。)
陆陇其不仅反对立道学传，而且显然读过黄宗羲所作《移史馆书》，因此他与宗羲呼 应道：
至以诸儒之学言之，薛、胡固无间然矣。整庵之学，虽不无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 其论理气处可议，其辟阳明处不可议，薛、胡而下首推整庵，无可疑者。仲木、少墟、 泾阳、景逸守道之笃，卫道之严，固不待言。然其精纯，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泾阳 ，病痛尤多，其于阳明，虽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实，则有未能尽脱其藩篱者。 其所深恶于阳明者，无善无恶一语，而究其所谓善，仍不出虚寂一途，言有言无，名异 实同。故其大节彪炳，诚可廉顽立懦，而谓其直接程、朱则恐未也。以《宋史》尊程、 朱之例尊之，亦不无可商。因承下问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③(注：陆陇其：《 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
至此，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不仅得到陆、王后学的赞许，而且程、 朱后学亦有所呼应，对拟在《明史》中立《道学传》的提议予以明确否定。
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既是一篇关系到《明史》纂修的重要文章，又 是研究黄宗羲生平学行不可忽视的一段经历，前辈学者于此皆未做讨论。笔者的上述考 论实在只是一种尝试。根据笔者的考证，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应当写于康熙二十一 年二月。这封信针对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修史条议·理学四款》，提出了强有力的 驳诘，从而使徐氏兄弟所议失去依据。由于黄宗羲的驳诘，论证周密，可信可据，因而 在史馆迅速激起反响，最终与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王士禛等史馆中人，乃至外官 陆陇其等殊途同归，形成否定《明史》立《道学传》的强大呼声。当然《明史》成书最 终未立《道学传》，其间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黄宗羲的这封信，但是勿庸置疑 ，黄宗羲的《移史馆书》在史馆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