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王国维论文,价值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好多人都很熟悉王国维说过的这么一段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它集中表达了王国维的学术观，但有的学者在解读这段话时将之看作现代学术规范出现的标志性特征，甚而把王国维看作现代学术的开山祖（注：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第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更有的学者因其言学无中西，遂认为王“率先突破了自来限制学术发展的古今、中西以及新旧的畛域，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注：鲁西奇：《王国维的学术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以为王国维彻底拆除了中西学问之间的藩篱，从而才能真正地接受西方文化，竟将王国维视为赞同西化的前驱者了。这其实是对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误读，为不顾时空限制灭裂古今差别的抽象式现代解译，以誉前人，前人有所不受。笔者不学，欲从二十世纪初年的具体学术语境出发，对王国维的学术观做出一种比较符合其原意的新解读，或许能为理解现代学术建立和演进的过程，对判断王国维等学人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定位有一孔之助。
一 国粹学派是王国维学术观最重要的渊源
王国维的“三无”学术观及一些其它早期的论学言论固然多为戛戛独造，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但毕竟仍有渊源所自，其最近最直接的学术渊源就是国粹学派以及一些朝堂有识人士关于“保存国粹”的言论。事实上，国粹派学人关于学术有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分已发其先声。
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邓实、刘师培、黄节等人，其共同拥戴而又不言自明的盟主是章太炎（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0～2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其中心组织为国学保存会，代表刊物即《国粹学报》。《国粹学报》的大部分内容是纯学术的国学文章，包括在史篇、政篇、文篇、学篇、美术篇、丛谈、撰录、藏书志、绍介遗书、附录等栏目当中，而目录里的“社说”一栏特别值得注意，各期的“社说”大都是对当时学争、学风的评论，可以代表国粹派的学术立场。邓实、黄节等人关于《国粹学报》的创刊宗旨、叙言及“社说”的早期诸文实际上构造了国粹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在1905年始创于上海，《国粹学报》到辛亥1911年9月停刊，共刊82期，其百余人撰稿者中既有章太炎、刘师培、孙诒让等清学殿军、正统派后劲，也有廖平、王闿运等晚清今文大师，还有简朝亮、邓实、黄节这些调和汉宋、不论今古的国学名家，可以说《国粹学报》吸引了京沪、江浙、岭南等各地学界名流，其在清末民间学术界的声名之显隆可以想见。而王国维1898～1906年，这段时间恰在上海求学供职（注：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国粹学报》之于他不能不有所影响。二十世纪初年的上海新旧中西各学杂倡并兴，性近国学的王国维肯定会对国粹派学人稍有声气相通之感。王国维1906年离沪赴京后，曾分别在1908、1909、1910年先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他的《人间词话》、《戏曲考源》、《优语录》、《宋大曲考》、《录曲余谈》五种（注：《人间词话》载于第47、49、50期，《戏曲考源》载于第51期，《优语录》载于第63～66期，《宋大曲考》载于第63～68期，《录曲余谈》载于第67～69期。罗振玉后于王国维，在学报上刊载其《俑庐日记》，或许王国维之文曾为罗振玉所荐。），使他在正统学界逐渐崭露头角，足证他与国粹学派的渊源之深。
不过，王国维似与国粹派的早期组织者邓实等人关系并不甚紧密，现有资料显示他与邓实等人并无书信往来（注：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中华书局版。）。今人所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对此也无记载，仅言“《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皆寄邓实，于上海《国粹学报》中刊之。（注：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王国维不与国粹派有深交，原因不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国粹派虽名义上少涉政治，骨子里却激烈排满革命，揭“国学”之名以对抗“君学”（注：见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三年丁未第五号（总第三期）。），王国维对此不会不稍有所知，故虽国学保存会声称：“入会毋须捐金，惟须著述见赠于本会者即会员”（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王国维与之只是普通的学术往来。又或者他们本有书信来往，而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因与之政见不惬，而耻言与之交往的情况，不愿将往还的细节宣诸后世。
但殊堪玩味的是，王国维除了1911年《国学丛刊》创刊时所作的为众习知的那篇序文外，辛亥革命后他避居日本，1914年续刊时他又曾代罗振玉作过一篇《国学丛刊序》（注：《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而后文并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其中即反映出国粹派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文末言：
宣统辛亥，某始创刊《国学丛刊》于京师，遭遇国变，中道而缀，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赓续之，亟允其请，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观往昔之隆汙，抚今兹之际会，盛衰之数，盖可知矣。某爰始志学，颇识前闻，暨于遁荒，益多暇日，思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乃因同气之求，重续春明之梦，尽发敝箧，聿求友声，聊供研悦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方多，终冀昌明之日。
二序文相比，前序文气畅达，笔调清新，意气自得，而后序则行文蹇涩，微露消沉抑郁之气，不难理解这是“遭遇国难”所致。而他所指的“海上友人”又是谁呢？据笔者推测，大概不出上海的沈曾植、缪荃孙等人，因他在日本时就与缪荃孙等人频有书信往来，相与议论学术（注：《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第33～40页。），而他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与在上海的这批清朝遗老交往频繁，还参加了刘承干在上海成立的淞社，其成员多是支持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注：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除他们外或许还有邓实等人，因他1916年8月27日就曾拜访过邓实（注：《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第33～40页。）。通读后序，并与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注：《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相比较，会发现两文文末几句有惊人相似处。邓文有云：
鸣鸡之音，风雨而不己，即以兹晨之美，先为小集之会。嘉宾在座，连逢掖以成云，壶觞既开，聚芳馨而成彩……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夫岂旧之可尚哉？君子不以所恶废乡，风人每以达变怀旧，凡在吾党，当同此心已。
两文同以《诗经》典故设喻，典出《小雅·伐木》、《郑风·风雨》、《小雅·鹿鸣之什》、《小雅·小旻》诸篇，同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发愿遵“先民”之旨，共刊故籍，研习旧学，以望昌明古学。在此不难看出王国维仍有继国粹派复兴古学之志，国粹派对他的影响仍历历有脉络可寻，只不过后序里不再提什么学无新旧中西之类，这种影响也就显得相当隐晦。
如果说在后序里寻找国粹派对王国维的影响的辙迹尚须索隐探秘的话，那么表现在前序里的这种证据就昭然可见了。窃以为似乎可以1912年为界，把王国维的学术和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因为虽然就王国维而言，其思想前后还比较一致，不像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年轻时与年老时变化那么大，但毕竟1912年前后，他的学术观和治学方向都有一个较大改变，共和肇造和清帝逊位对他刺激极深。而国粹派又大都是促成共和的功臣，故此辛亥以后在学术上要寻找王国维受国粹派影响的蛛丝马迹殊为不易。而辛亥前则不然，因学术立场的相近，他受国粹派的影响相对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国学丛刊》前序上，在他辛亥前的《教育小言》、《论近年之学术界》诸文上也是一样。对勘这些文章和《国粹学报》早期“社说”等文便会发现，王国维治学的观点和依据多有与国粹派学人相合处。
如邓实曾在《拟设国粹学堂启》（注：《国粹学报》第三年丁未第一号（第二十六期））中言：
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古今，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鹜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致士风日趋于浅陋，毋有好古博学通今知时而务为特立有用之学者。由今而降，更三数十年，其孤陋寡闻，视今更何如哉？……
邓实又曾在《国学无用辨》中言：
学之为国用者也……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沦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是故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基其爱国之忱而为是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后世而已，其学为帝王所不喜，而亦为举世所不知，学者不察，谩与君学同类，而非之日无用。呜呼！其果真无用欤？抑其不知用也？
由此可见，邓实等人已经提出学无古今、新旧之分，国学也非无用之学，宜乎王国维说：“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而像王国维所说的“学术之绝久矣（注：《教育小言》刊于1906年《教育世界》137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与黄节等人所谓“学之亡也，殆久矣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乃学之不明，而非学之无用”（注：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第九号）。）“学术之亡久矣（注：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等语何其相近！而王国维所言“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和国粹派反复强调的“并其学而亡之，而使天下随之以亡也”等语也实出同一话语系统；又王国维所说“故今之学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学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而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与国粹派所说“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鹜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注：《教育小言》刊于1906年《教育世界》137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国学保存会之设，不过一二下士，优处荒江，寂寞自守（注：邓实：《国粹学报第三周年视典叙》，《国粹学报》第四年戊申第一号（第三十八期）。有趣的是，后来钱钟书也曾说过治学术者，不过一二素心人于荒江野外淡然为之一类的话，似也派出于此。）”等所论证的也都是同样的问题，此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但邓实、黄节等人所持学术观又有所本，那就是章太炎。《国粹学报》早期“社说”诸文中的许多观点都可以从章太炎的《訄书》以及《演说录》、《国学讲习会序》中找到直接源头，因为章太炎去日本后所持言论是他于1902年左右早在上海张园等处演说时就已反复陈说过的意见。邓实等人当年就多受其影响，于是在《国粹学报》“社说”诸文中直接引用其观点，或对其言论稍加推衍阐释以出之。如邓实称“昆仑逾越种族，知其西来（注：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大概就是受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中《序种姓》上篇的影响。又如章在《演讲录》中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勦灭…（注：章太炎：《演讲录》，《民报》第六号第九～十页。）”在《国学讲习会序》（注：《民报》第七号《来稿》。材料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里曾讲：“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夫国学之所以不振，既非有纯相对之障碍物，而所障碍之者，或即出于同一之本原。拘墟者辄用以自戕本可资为消长，而剽妄者乃浅尝以忘其本。……非有人焉，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真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无冀幸焉！呜呼！此岂非吾人之日夕梦想者乎？”
由此看来，王国维和国粹派在学术立场上非常接近，王国维的学术观即是在章太炎、邓实等人论学言论基础上的引申，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也实出一种系统。实际上，罗振玉当初创办《国学丛刊》，王国维欣然代为《国学丛刊序》，都不无与《国粹学报》作埙篪相应之意。所以欲得王国维学术观的真义，必须从当时的话语环境出发来理解，否则只孤立地抽出他的几句话作现代式解读，只能是逞其臆说，有时适会南辕北辙。
二 王国维的真义在于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
在《国学丛刊》前序文末，王国维说：“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这儿已清清楚楚地讲明，王国维在学术上是偏主中学的。前此论王国维学术观，以为他意在鼓动西化者，往往忽视了或故意不征引这段话。
固然，王国维并不反对西学，甚至希望中国能尽量学习西学。他反对张之洞处于今日“研究自由之时代”，居然还梦想“罢斥百家”，不敢将哲学一科设入大学章程（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后》，《教育世界》1906年118、119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他认为“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防中学，与夫虑中学之盛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成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之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虽然他主在反对否定中学之兴妨碍西学之兴者，但他斥笑顽冥不化固守中学之意甚明。
但实际上，晚清以降，许多被目为顽固派的旧士人们也并不反对西学。如为殉清而自杀的梁济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其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时，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注：见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1版。）。而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旧学派”也声称“……吾辈草野寒儒尊奉宸谟，岂于西学尚有嫌忌（注：《翼教丛编》卷五，转引自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第1版。）？”王先谦也素主受法，是当初湖南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国粹学报》更是声称“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注：《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章太炎、刘师培治国学也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西方哲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可以说国粹派一般都持“国粹无阻于欧化（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七号（第七期）。）”的立场。其实王国维和他们一样，都不反对引进真西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世纪初所谓的“中西之争”、“新旧之争”其实是一种“中学之争”。王国维、王先谦等人以及国粹派学人们反对康梁，是担心其学说扰乱中学之真，即担心康梁的学术主张导致中学沦丧，而王国维和王先谦、叶德辉等具有士大夫意识的人更担忧的是其思想对即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当下及潜在的冲击（注：《翼教丛编》卷五，转引自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第1版。）。
可见，引进西学并非王国维与其他新旧各派相冲突之处，而是当时除极少数顽劣无知之人外的智识阶层的一种共识。由此可见，王国维是不惧西学之不引进，而是担心中学之不成立，王国维之言学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意在平衡中西学的地位。事实上，在王国维说上述话的时候，西学的存在已有比较充分的价值依据，反倒是中国固有之学在众声喧哗下有失去价值依据的危险。
如王国维所言，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发生了“中西之争”和“新旧之争”。中西之争发生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看作当时调停中西学之争的一个折中口号。而将西学称作新学，将中学称作旧学，大概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最早为“新学”赋予西学意义的恰是以推广西方文化为宗旨的所谓“广学会”，以李提摩太、林乐知、韦廉臣、狄考文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们指斥中学的旧学、将西国之学称为新学，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旧学（注：《翼教丛编》卷五，转引自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第1版。）”，为其文化侵略政策张目。事实上他们的努力也确实起到了成效，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逐渐接受了其学分新旧的意见，“掊击中学无完肤”，有的甚至主张尽弃旧学，学习新学。即使如国粹派诸人也大都接受了这种判断，认为学有新旧之分，但他们认为“旧学”自有其价值，他们主张“研习旧学”，尽发古籍，发潜德之幽光，以西欧的文艺复兴为借鉴，学习日本明治时期的“保存国粹”，以图发掘国学的真义，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国的“古学复兴（注：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第九号）。）”。
伴随着学术的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同步产生。新学和西学被目为有用之学，而中学、旧学被目为无用之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近代以降中学的合法性存在危机愈益严重，而一般人内心的历史与价值的冲突也就愈加激烈（注：约瑟夫·阿·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也就愈益加深。而越是爱国，越是关怀本土文化，这种冲突与矛盾也就激荡得越厉害。像王国维这样的学人，其内心的紧张程度之深，其心灵的分裂之甚可想而知。王国维面临这样的一种学术纷争局面，势必要对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作一解释，学术的“三无”观就是他为了增强学术自信，以求一己之心稍有所安的一种调适办法。
在王国维看来，学一旦分出中西新旧，作为旧学的中学势必会日益受到鄙薄而归于沦亡，以后的逻辑发展便会像国粹派所说的那样，导致学亡而国亡。应该说，王国维与国粹派在保存国学，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图实现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学术立场上是一致的，但他不能容忍中学被视作旧学和无用之学，所以他提出学无中西、新旧，不能存新学旧学之名，实是在国粹派研习旧学以挽救国亡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确实比国粹派的主张高明了一点。这样一来中学、西学之间的差别和隔阂便被消弥，而在“学”的名义下获得同样的资格，王国维自己的内心紧张也获一纾解。
王国维对“学”是这样定义的：学分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古今中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选其一部而从事焉。王国维的意思是说；西方诸强长于科学，我国则长于史学，甚至在文学上也不输于西人，所以西学不必高于中学，而治科学者也不必高于治国学者。
王国维又接着论证：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之知识。也即是说，科学虽新，也须依靠科学史材料支持，史学虽旧，于科学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学无新旧。经过以上论证，中学既在“史学”、“文学”之名下得到托庇，治国学者也可不必自卑于治科学者，从而王国维的内心稍得平衡。
王国维说：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夫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故一学既兴，他学必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
且不论他关于学分科学、史学、文学的说法是否科学，但在这里，他意在主要反对认为中学之盛之妨西学，以“学无中西”来为中学寻找价值根据。
王国维于论辨学无有用无用之说最力。他认为凡学皆有用，皆无用。“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因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鲜。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他认为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
确如王国维所言，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有用无用之学之间的差别绝对化，认为它们中间有一划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自然是不对的。王国维的论辩颇得德国古典哲学的真义，富有辩证法的色彩。但是，应当看到，像王国维那样，彻底取消它们的区别，将无所谓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绝对化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学真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分别吗？应当说，绝对意义上的中西新旧等的学术划分固然难以成立，但相对意义上的中与西、新与旧、有用和无用之分还是存在的；以所谓“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观之，学难分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但具体到一定的时空范围，一定的国家情势之下，则学分中西新旧确是历史的事实，又非中国独然，并且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就其学术观言之，其辩固辩矣，但其前提则仍嫌有不足，总的看来，其论辩有的地方仍缺乏历史事实依据，是哲学上的论说而非科学的分析，概可归入“可爱而不可信（注：王国维：《自序》，刊于《教育世界》148、152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之学一类。
但不容否定，王国维以超越时空地域之理性，为中学的存在寻找到了价值依据。他提升中学，使之与西学平等；他提升旧学，使之与新学获同等地位；他提升“无用”之学，使治国学者也与治科学者获得同样的学术尊严。他取消了一般的学术划分，使所有学术同在“学”的名下得到平等，而使中国之学尤在史学、文学、哲学、美术学等学下获得合法的存在根据，使其价值得以张扬，从而也使王国维自己撕裂的学术心灵得以安顿，所以，今天所有与他一样以治国学为职志以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们，怎么能不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与敬意！
三 王国维学术观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与同时代人及其前人相比，王国维的学术观确实有所超越。如他从知识论角度来谈学术，就已比国粹派从反满革命的政治角度为中学立论高明许多，相对来讲多了几分现代意识，而他对西方学术的认知也的确比国粹派甚至立宪派的康梁等人更加深切。并且他在甲骨文与殷周史、敦煌学、汉魏石经、版本目录学、匈奴史和蒙元史方面研究成绩巨大并为各家各派所公认。还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作为支撑，奠定了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对其学术成就，以笔者之学殖浅薄，自不容上下议论。但如果据此就认为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史的开山之祖的角色，且把其学术观看作中国现代学术出现的标志性徽征，窃意却不敢苟同。
论者以为王国维为现代学术之开山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以为学术的独立可以看作现代学术产生的最重要特征，而王国维恰是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的确，王国维曾沉痛批评中国历来“无纯粹之哲学”及“纯粹美学”，并把哲学和美术无独立价值看作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最大原因（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教育世界》99号，收入《静安文集》。），力倡一种学术独立的传统。他的这种主张与其前后的梁启超、胡适等人倡导的学术独立主张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应当看到，提倡学术独立于政治，认为学术有独立的价值在中国近代并不始于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提出“学术之势力可以左右世界”（注：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可以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一一○页。），王国维不过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引发而已。并且，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独立主要是使中学相对于西学而独立，其借喻哲学、美术学，最终指向仍是要为中学的存在寻找一种价值依据。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西学之强势侵略已使中国传统学术有着严重的存在危机，那么，使中学在“学”的名义下与西学一样存在，并且作为独立学术之一种而存在，正是使中学不致沦丧湮灭的一种选择。王国维之提倡独立与他提倡的学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之分是相通的。在一点上，陈寅恪可谓是其同调，他曾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言：
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死于思想不自由，可谓知人之言。而王国维追求的思想自由乃是为中学立命，寻找中学和传统文化成立的价值。其实不仅王国维，其他同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人也都提倡中学的独立，如熊十力所说：“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辟新生命，岂为自救而已哉（注：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第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也曾言：“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注：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7、318页。）。”所以说王国维、熊十力，陈寅恪等人所谓的学术独立主要是指中学的独立，是强调民族精神在现代条件下的传承和接续，这种理念与章太炎晚年反对利禄之学、科举之学，主张返回中国过去的书院传统是相通的，而并非西来。与梁启超及后来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学术独立虽有相通，但偏主不同，不可混同而论，因为后者持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所以学术独立虽可看作现代学术出现的重要特征，王国维等人所谓的学术独立于现代学术关系仍似不甚密切。
当然，谁也无法否定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但现代学术这个范畴应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现代学术指现代人文学术，也就是现在的文、史、哲诸学，一般使用的现代学术范畴也就是这种；而广义的现代学术则应包括三大类：不仅有人文学术，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注：周国栋：《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文史哲》2000年第4期。）。应当说，从狭义的范畴上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建立贡献极大。一方面王国维本人的学术成就堪称近代学术史上的丰碑，通过他这座学术津梁我们可以接触清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其成就已构成了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从一定程度上重塑和改造了中国固有之学，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他以治经之法以治史兼考订文献，主张在未能对古代传说证伪之前，必先信其为真，表面上来，这与顾颉刚提出的未能对传说证伪之前，不能信其为真的观点似乎完全相对，但二者所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则一。王国维信古的学术渊源来自清学正统派，而顾颉刚可上溯至清代今文经学派那里。应该说，这两种学术遗产中所共有的认知理性作为重要的传统资源，在现代学术中作为学术传统被接续下来了。而王国维比之清代前贤其理性认知更有过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也有开创之功。
但从广义的现代学术上讲则不然。因为从狭义上讲，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并无划然可分的疆域，既使取消所谓传统与现代之名仍乎也无不可。但从广义上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则大部分直接来自西学，非老老实实地移植输入不可。所以评价一个人对现代学术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应以其主张是否有利于引进西学为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国维不仅不如后来的五四学人，似也输于洋务派的张之洞等人，因为毕竟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其重点在于为引进西学立论，且洋务派为中国引入西学、创立实业有开山之功。当然，“中体西用”不能解决中西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能引进真正的西学，但王国维所谓二学无新旧、中西也没有真正解决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这种取消只能限于学理上的解释，共对西学的理解仍较肤浅，他对中西学关系的认知仍未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他心中的体并没有改变。余英时先生对此曾有过非常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体西用这个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的前夕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所谓“西学”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大体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胡适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他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治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3月初版。）。”从而引发了思想革命，才建立了现代学术的新“典范”(Paradigm)。
也许在王国维看来，中国理想的学术发展态势应当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学西学互相依托，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中国传统学术为代价。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实际上的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人所共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高举科学旗帜，扬传统中反传统之余绪，打倒孔家店，激烈批评传统。此后反传统的浪潮日甚一日，中学被贬抑得难以立足，中国人于传统学术日益隔膜。过去《国粹学报》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学生作教科书看的，而今天连教授、博导读懂都有可能成问题（注：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但实际上的现代学术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说王国维是反现代的才对。
所以说实际的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过程。“实然”的现代学术并排“应然”的现代学术。而一般研究者给王国维等学人们在现代学术史上定位时，其迷失之处恰在把“应然”的现代学术与“实然”的现代学术相混淆，从时下的角度来判断前人得失，从而在“应然”的，理想化的现代学术前提下作出判断，造成把王国维抑或陈寅恪作为现代学术开山祖的失误。
王国维在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之时，还颇富自信。但他的内心只能取得暂时的平衡，现实的发展与他的理想越来越相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衰落日甚一日，他内心的痛苦无处解脱，最终只得自坠以殉文化，这也证明其学术观与“实然”的现代学术发展的不相容。但在今天看来，王国维的学术观的意义恰恰在于以超越时空的理性，提明了理想的现代学术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可以纠正现代学术发展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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