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留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与归国留学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众多的归国留学生掀起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没有清末开始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陈独秀认为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在当时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也就是运动的领导者，而这三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蔡元培于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留学德国，又于1913年9月至1916年11月游学法国。没有在欧洲学习、考察、研究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不可能有为新文化运动“保驾护航”的蔡元培，不可能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辩护者的蔡元培。 陈独秀于1901年至1915年的十几年间，五度东渡日本。第一次是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第二次是1902年9月至1903年3月，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这一次，是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第三次是1906年夏，与苏曼殊在日本短期逗留，其时陈独秀、苏曼殊都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是利用暑假结伴东游；第四次是1906年春至1909年9月，在日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第五次是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这一次是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其办《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毫无疑问，数次在日本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陈独秀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主帅，与在日本的留学、游历大有关系。 至于胡适，其留学美国的经历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就更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了。没有1910年至1917年这七年间在美国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就绝不可能有后来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锋的胡适。 陈独秀说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是“五四”运动中“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若是仅就运动的发动阶段而言，此说当然有道理。但如果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个持续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者，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周氏兄弟便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也因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七年。周作人于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五六年。1936年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也写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其中说，周氏兄弟都是《新青年》作者，而周作人发表文章更多，但二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②。这是在强调，周氏兄弟并非是受了《新青年》的启发而认同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之前，“新文化思想”已经存在于周氏兄弟脑中了。而周氏兄弟新文化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在日本的生活、学习有密切关系。 从留学经历、体验的角度谈论、研究归国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者，已颇不乏人。而本文要说的，则是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所谓归国体验，是指留学生结束留学回国后与中国的现实相遇而形成的感受、认识。“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有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两类。这两类人留学之地不同，归国体验自然也会有差别。 欧美远离华土，留学欧美者，鲜有中途回国省亲的经历，通常结束留学而归国时，面对的是阔别多年的祖国，例如胡适就七年间不曾回来过，当他1917年归来时，面对的是七年未见的中国。而日本去中国不远，留学日本者，中途回国不是难事，也不是稀罕事。鲁迅就于1906年夏秋间奉母命回国完婚，也就是这一次返日时，带上了周作人。日本与中国只隔一衣带水，中途又有回国的经历，而欧美与中国远隔重洋，中途又不曾回来过，留学日本的学生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体验自然会有或细微或较大的差异。但也不宜过分估计这种因素对两类留学生归国体验的影响。仍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虽然中途回国一次，但时间很短暂，可谓来去匆匆，而周作人旅日五六年间，就一次也没有回来过。 留学生的留学经历、体验，当然影响着、决定着他们介入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方式。但仅仅强调留学经历、体验却又是不够的。实际上，是留学的经历、体验与结束留学归国后的经历、体验的碰撞，影响和决定了他们介入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方式。那时候的留学生，出国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当然也会有种种差别。但出国前即对传统文化有所怀疑和对现实有所不满是普遍现象。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衡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而留学生都并非是出国后才接触西方文化的。这时期的留学生，在出国前就都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化影响，就开始不同程度地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衡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了。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年出版木刻本后，几十年间影响了几代人。许多人在出国留学前即受赫胥黎影响。鲁迅出国前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即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虽有老辈指责不该看新书，但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③ 鲁迅长胡适十岁。1898年，十七岁的鲁迅在南京耽读《天演论》时，七岁的胡适刚进徽州的家塾读书。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十四岁的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而澄衷的国文教师杨千里便用吴汝纶删节过的严译《天演论》做教材。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④胡适本来叫胡洪骍，只因接触了“适者生存”理论，才改名“适之”，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出国前即不同程度地接触和接受了新思想，也就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有所不满。有人对传统文化的弊病认识更深刻些，有人则认识比较肤浅些；有人对中国现实有严重不满，有人则虽有不满，但态度比较温和些。但不管情形如何，出国以前一般说来都没有明确的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思想。人们往往把《新青年》的出现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严格说来，并不是十分妥当的。陈独秀1904年即在安庆、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某种意义也就是在从事新文化活动。1915年，当《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时，陈独秀投身新文化活动十多年了。鲁迅在日本期间，便写了些批判中国旧文化、介绍和宣扬西方文化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还合译了不少外国小说，出版了译文《域外小说集》。可以说，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即开始了新文化活动。至于胡适，出国前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时，便在《竞业旬报》等报刊发表了好些文章，其中不少可以说是在批判旧文化、张扬新文化，当然也有文章表达的是些糊涂观念，日后会令他脸红。而在留学期间，胡适批判中国旧文化、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意识便比较明确了。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的《文学改良刍议》，被称作中国新文化运动“发难的信号”，而众所周知，此文正是胡适寄自美国的。 虽然早在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实际了已经开始了新文化活动，但把《新青年》的出现视作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又并非全无道理。毕竟，此前各人的活动，是零星的，一般说来是并不十分自觉的。《新青年》把众多有志于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团体的力量，而且每个人都自觉到是在进行一场创造新文化的伟业。而当他们聚集到《新青年》周围时，往往都带着归国的体验。从国外回到离别多年的中国，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自然与留学前有了不同。本来没有看明白的问题现在看明白了，本来习焉不察的事现在觉得无法忍受了。对于每一个留学生来说，结束留学回国，都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认识。他们带着留学期间的生活体验，带着留学期间的知识积累、理论武装，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审视的结果，当然对他们的新文化观念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梦麟于1908年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到回国时的精神状态：“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⑤归国留学生衡量中国的尺度，不可能绝对一致，有的所持尺度很单一，有的则比较多样。但用新的尺度重新衡量中国，则是相同的。 让我们先以周氏兄弟为例。 鲁迅的情形有些特别。在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时，鲁迅就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了。到南京，“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⑥。出国前就对“中国”满怀悲愤，这在那时期的留学生中应该并不多见。1909年的时候，鲁迅在日本已经生活、学习、游历七年之久了，但他并没有归国之意。鲁迅后来说，自己当时“想往德国去”，但“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⑦。鲁迅于1909年8月间回国，九月间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师，翌年七月学期结束时辞去杭州教职，回到绍兴，九月间，应绍兴府中学堂聘请，任生物学教师兼任监学。1912年2月，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从回国到离开浙江，是两年半的时间。这无疑是鲁迅重新接触中国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看法，这一时期确立的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无疑深刻影响了数年后从《狂人日记》开始的新文化实践。 鲁迅归国后几年间的心态，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便可知悉。坏心情，是与中国的现实相遇后的结果。1910年8月15日，鲁迅致好友许寿裳信中说：“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但又说：“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⑧这时候，鲁迅从杭州回到了绍兴，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杜海生请其担任“天物之学”(即博物学)教职，鲁迅虽答应了杜的聘请，但却想尽快离开越地。其原因，当然是回国后的感受非常不好，使得鲁迅又一次强烈地渴望“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911年1月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所谓“迷阳”，就是带刺的草。回到绍兴，鲁迅感到荆棘遍地，难以安身。又说：“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⑨把话说得如此激愤，说明鲁迅与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已经极其紧张了，说明鲁迅对身边的种种人、种种事已经憎恶至极了。 1911年3月致许寿裳信中，鲁迅说到强令周作人回国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起孟即周作人。周作人此时尚在日本，鲁迅希望他回国谋职挣钱，但周作人却想继续留在日本学习法文，鲁迅不答应，坚决要求他回来。信的最后，说：“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⑩周作人回国，也只能回到越地。强令周作人回到越地，是经济所迫，而自己却想早一天离开这“棘地”。 1911年4月12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此事了后，当在夏杪，比秋恐又家食，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11)上年八月间，鲁迅答应绍兴府中学堂的聘请时，就只打算干到年底，却拖到了今年春，现在，鲁迅又决意近期辞去教职了。这里的“三四月”，是指农历，西历当指四五月间。辞去教职后，闭门译几天书，然后到日本敦促周作人回国。因为鲁迅虽然驰函要求周作人回来，但周作人仍赖在日本不肯动身，鲁迅只得亲自赴日将其拽回。鲁迅请求许寿裳随时“留意”，为其在外谋一职位。此时，鲁迅去越之意已颇决了。 1911年7月31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又一次请求许为其在外谋职：“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12) 回到阔别多年的越地，鲁迅并没有归乡游子对家乡的亲切感，更没有那种归宿感，相反，倒是觉得与家乡格格不入，时刻渴望再一次逃离。1898年5月，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是为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时，他就对家乡人、家乡事很有憎恶感了，他就与所生活的环境关系很紧张了。十多年后重返家乡，仍然是对各种人、各种事的憎恶，仍然是与所生活的环境尖锐对立。不过，如今的憎恶感与十多年前的内涵一定有了不同，如今与环境的对立也不是十多年前的简单重复。鲁迅十几岁便承担起支撑门户的重任，祖父在监狱中，父亲在病床上，里里外外都要他来应付，因而饱尝了世态炎凉。然而，少年鲁迅，毕竟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毕竟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人”，所以与社会的接触面毕竟有限，了解、认识社会的视野毕竟比较狭窄。换言之，离开家乡前，鲁迅不管怎么说，还只能算一个没有走出家庭、没有社会身份的“孩子”。而十多年后重返家乡，鲁迅的身份不同了。这时，他是年届三十的成年人。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时，他的社会身份是教员。在绍兴，鲁迅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监学又称学监，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绍兴光复后，又曾接受绍兴都督王金发的委任，当了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当教员，当监学，当监督，担负的是社会工作，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接触和观察社会的面，宽阔多了。同时，认识、理解社会的心智也大为不同了。年长了十多岁，在南京，在日本，读了许多书，见识了许多事情，对世人、世事的认识、理解，当然比十多年前要深刻得多。这几年间，鲁迅经历的大事，杭州时期要算“木瓜之役”，而绍兴时期，无疑是辛亥革命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本来是沈钧儒，不久，沈出任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学堂监督一职由夏震武接任。夏某乃极其狂愚谬妄之人，一上任便激怒了众教员，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成功地驱除了夏某。浙人称愚妄之人为木瓜，夏震武便被鲁迅们称作夏木瓜，驱除夏某之举也就被戏称为“木瓜之役”。此事鲁迅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等都有回忆，各种关于鲁迅的传记都会写到此事。至于在绍兴迎来辛亥革命，率领学生欢迎王金发进城，更是大家熟知的。 重大的社会性事件，自然可能对人的心灵、精神产生重大影响，但社会性不那么强的事情，甚至纯属个人性的“小事”，却未必不能深刻地影响人的心灵、精神。可以说，这几年间，鲁迅经历的一些看似不大的事，一些没有强烈的社会性、公共性的事，一些在亲友圈中发生的事，也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鲁迅后来的许多杂文、小说的产生，都与这时期所受的刺激有关。例如，因没有辫子而遇到的麻烦，就令鲁迅终生难忘。鲁迅到日本后不久便剪掉了辫子。当结束留学、回国谋生时，没有辫子却成了问题。鲁迅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说到了这件事。从日本回国，船到上海，鲁迅便买了一条假辫子。那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做得极像，售价也贵，四块大洋一条，不折不扣。买主都是在国外剪掉了辫子而回国后不得不有辫子的留学生。鲁迅买了一条装在脑后，别人轻易看不出真假。但如果知道你是留学生的人，细看之下，就漏洞百出。装着假辫子，夏天不能戴帽子，在人堆中要时刻提防被挤歪甚至挤掉。戴着假辫子过了一个多月，鲁迅想，如果在路上走着时突然脱落或被人拉脱，不是更难堪么，便索性不戴了。但没有辫子便有无穷的烦恼。走在路上，被视为怪物。呆呆地盯着你看，算是客气了，但客气的人不多，多数是“冷笑，恶骂”。“骂”，轻则说你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便剪其辫以示惩戒；重则说你“里通外国”，是“汉奸”。在杭州时，情形还稍好，没有辫子，索性穿上洋服当“假洋鬼子”。但回到绍兴，许多人本就相识，这一招便行不通，无论如何打扮自己，都难逃“里通外国”的罪名。所以鲁迅说：“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13)“无辫之灾”，是鲁迅的归国体验之一部分，熟悉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这份体验怎样影响了他日后的新文化实践。 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上化学课，鲁迅做氢气燃烧的试验给学生看，要点火时发现没带火柴，便叮嘱学生勿动氢气瓶，因为如混入空气，一点火便会爆炸。告诫完了，鲁迅回宿舍取火柴，回来一点火，氢气瓶爆炸，玻璃片划破了鲁迅的手。鲁迅看看白色西服袖口上的血，又看看点名簿上的血，再抬眼看看学生，发现前面几排空着，本来坐在这里的学生都挪到后面去了。原来，学生得知氢气瓶混入空气会爆炸，便趁鲁迅回宿舍取火柴时，故意放入了空气，目的是欣赏、鉴玩这瓶爆炸的后果。氢气瓶果然在鲁迅点火后炸碎，而鲁迅也亲手把自己炸得双手流血(14)。那些学生，那些年岁已经很大、有的甚至比鲁迅更大的学生，看见这后果，一定感到了快乐，一定觉得上了一堂特别有趣的课。但此事可能给鲁迅以极强烈的刺激。鲁迅后来在杂文、小说中谈论表现启蒙者与大众的关系、先驱者与群众的关系、觉醒者与庸众的关系，或许都多少与此事有关。 周作人原也极不愿回国，只是在鲁迅亲自赴日敦促下，才于1911年夏秋之交回到绍兴。回国后的周作人，触目皆是令人不快之事，因此十分怀念在日本的时光。前一年秋，在日本时，周作人曾与妻子、内弟等人到大隅川垂钓，并遇大雨。周作人当时写了一短文记叙此事。翌年10月，在绍兴的周作人重新抄录这则短文，并为其写了一篇附记，开头说：“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15)对“故土”感到隔膜，而对日本那“异地”感到亲切，连周作人自己也觉得有违人之常情。10月28日，周作人更写了这样一首诗：“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追，但令心黯伤。”(16)如此深切地怀念日本，是因为周作人与故土的关系很紧张了。周作人这时期对中国现实的种种感受，必然引发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而这无疑影响了日后的新文化实践。 这时期，归国留学生怀念那曾生活、学习的“异国”，周作人并非特例，应该是普遍现象。胡适归国后也时常深情地怀念美国那“第二故乡”。1919年4月18日，胡适写了新诗《送叔永回四川》，发表于1919年10月1日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诗的第一段是这样的：“你还记得，绮色佳城，凯约嘉湖上，/山前山后，多少瀑泉奇绝，更添上远远的一线湖光；/瀑溪的秋色，西山的落日，真个无双；/还有那到枕的湍声，夜夜像骤雨打秋林一样？/那是你和我最难忘的‘第二故乡’。/如今回想，/往日的交情，旧游的风景，/一半在你我的诗中，一半在梦魂中来往。”美国是“第二故乡”，而胡适的诗，“乡愁”是那样浓郁。置身“第一故乡”怀想“第二故乡”，胡适有无限的落寞和惆怅。而归国后的种种恶感，应该是令胡适如此怀念美国的原因之一。后来，将此诗编入《尝试集》时，这第一段改动很大，那种落寞和惆怅大大淡化了。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动，是值得研究的，这里姑且不论。 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乘坐的海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传来了张勋复辟的消息，这当然是对胡适的当头一棒。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17) 1918年1月，回国半年的胡适写了《归国杂感》，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归国杂感》表达了回国后的感受。胡适最强烈的归国感受，不是七年间中国有了如何的变化，而是居然没什么变化。胡适惊异于“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七年间中国虽没有什么变化，但胡适却有了很大的变化。与七年前相比，胡适的心智状况大为不同了，看待事物的眼光、理解事物的能力、对待事物的态度、判断事物的标准，都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以前不以为怪的事，现在觉得不可理喻了；以前认为好的东西，现在不以为好了；以前觉得坏的东西，现在觉得更坏了。对于胡适，中国还是老相识；但对于中国，胡适却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对于张勋复辟的分析、判断，就断不是七年前的胡适所能为的。归途中的胡适，还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以七年间积累的知识、练就的眼光打量中国，评判中国了，就开始为世界将不能“待”中国而忧虑了。 胡适的《归国杂感》写于归国半年后，对半年间见到的种种现象做了满怀激愤的批评。《归国杂感》中，胡适说：“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这意味着，胡适的杂感，并非是一时一地的感受。在上海的大舞台看完戏，胡适对同去的友人发表了这样的感慨：这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大舞台”三个字是新的，建筑也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也是西洋式的，但做戏的人还是二十年前的旧角色。说回来后看到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并非说中国表里俱如昔时。七年间，表面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胡适离开中国时，中国还是大清帝国，回来时却是中华民国，这可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而，种种变化都是十分表层的，中国社会的实质未变，中国人基本的价值观念未变。胡适的观感，换成鲁迅的话，就是“招牌虽换，货色依旧”。 胡适以嘲讽的语气说，在家乡徽州，看到“两件大进步的事”，一是“三炮台”牌的香烟，居然行销到了偏僻山区的徽州，二是“扑克”比麻将还要时髦了。“三炮台”销到山区还不太奇怪，奇怪的是那些向来视学习“ABCD”为畏途的老先生，居然学起“扑克”来毫无障碍，口口声声“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洋名词，他们竟然这样容易上口，不能不令胡适惊讶。他们学这些洋名词这样容易，而学正经的“ABCD”却那样蠢，这又不能不令胡适思考那原因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对出版界的现状，胡适也痛心疾首。胡适第一次逛上海四马路，就看见三部教人玩“扑克”的书，心想，既然“扑克教程”都这样多，那别的有用的书，一定更多了。胡适专门用一天的时间，调查上海的出版界，结果却令胡适大失所望。胡适是学哲学的，首先注意哲学书籍的出版情况，注意的结果是，这几年间，中国竟没有出版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其中王阳明只占四页，而《洪范》却占了八页。这当然是一种知识性的荒谬，表明作者对中国哲学史的无知。比这个更让胡适生气的，是其中还有些诸如“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一类的昏话，这表明了作者见识的陈腐、思想的错乱。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却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哲学方面是如此，文学方面也一样糟。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译成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而一部《妇女文学史》，其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调查完中文书籍，胡适又调查英文书籍，结果一样失望。市面上通行的英文书籍，大抵是18世纪以前的东西，介绍欧美新思潮的书则很难见到。胡适得出结论：“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对此种“怪现状”，胡适说“真可以放声大哭”。胡适哀叹：“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些《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如果是七年前，胡适不会对出版界有如此严重不满。如果不曾在美国留学，就是七年后，胡适也不会对出版界有如此看法。 在《归国杂感》中，胡适强调了介绍欧美新思潮的必要。他说，中国人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学生学习英文，情形是两样的。中国人学习西洋文字，根本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在教授西洋语言时，应该采用“一箭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传授，而这方法，便是采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密尔的《群己权界论》一类书籍做教材。这样的言论，表明胡适已高度重视启蒙问题。在谈到这一点时，胡适拿日本做了比较：“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这也自然让我们想到鲁迅。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鲁迅也多次拿日本的出版业、图书业与中国比较，并为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之巨大而叹息。 对中国人的不珍惜时间，胡适也有痛切的感受。《归国杂感》指出，“时间不值钱”也是中国的怪现状之一。吃了饭没有事情做，不是打“扑克”，就是打麻将，这是广大国人生活的常态。有的人上茶馆，泡上一碗茶，一喝喝一天；有的人拎着一只鸟儿出外逛，一逛逛一天。更可笑的是到人家串门，一坐下便生了根，再不肯起身。有事商谈倒也罢了，往往是没有任何正事，只是不停地没话找话而已。胡适引用了“美国大贤”弗兰克令(富兰克林)的“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来批判中国的这种怪现象。在中国，时间不值钱，也就意味着生命不值钱。生命不值钱，还表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十分低。上海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可得二百铜钱，少的则只有五六十铜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劳作十六七个小时，一个月只能得到两三块钱。至于那些更下等、更痛苦的工作，就更不用说了。人力不值钱，卫生也就无法讲究，医药也就无法讲究。胡适说：“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种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 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现状，胡适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检直可以亡国。”(18) 胡适晚年，还谈起过刚回国时对中国卫生状况的惊愕和不适应。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说，1961年5月24日，早餐时因为有皮蛋，胡适便联想到刚回国时从上海到徽州途中的情形。从上海到了芜湖，饭馆肮脏得令胡适“不敢吃东西”。“我早上吃两个蛋，中午吃三个，晚上吃两个，别的东西不敢吃。”又说：“晚上，我最怕是臭虫。床，当然不敢睡了，只好向旅馆借来两块没有缝的木板，垫床的用砖，木凳也不敢用。有一点点小缝的地方，都用开水来浇过。然后铺上油布，再打开铺盖来住的。”(19) 可以说，刚回国时的胡适，虽然也有从事启蒙运动的念头，但那念头毕竟还总体上是很朦胧的。从何种角度进行启蒙，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启蒙，当胡适刚刚踏上上海滩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明确的想法的。半年间从上海到徽州到北京的归国体验，使胡适看到了他所认为的问题所在，也使胡适明白了他所认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胡适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意识，基本上萌生于、形成于这半年。例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观点的提出，就无疑与归国体验紧密相关。从上海到徽州再到北京，使胡适产生这样的思想：中国的问题，不是空谈任何一种主义所能解决的。 那时期的留学生，回国后普遍有不适感。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很多。对不同的东西，看不惯的程度会有不同。有人对此类事特别愤然，有人则对彼类事特别切齿。而他们，尤其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不少人都对同一事极其痛恶，这就是人力车。 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发表的胡适作品不仅只有《归国杂感》，还有新诗《人力车夫》。于《归国杂感》同时同刊发表的《人力车夫》，无疑也属“归国杂感”范围。该诗作于1917年11月9日夜。《人力车夫》诗前有一小序：“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发表于《新青年》的《人力车夫》全诗是这样的：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20) 从最后一句看，这写的是胡适到北京后的体验。比起其他人对人拉人现象的愤然，胡适此诗显得相当冷静、克制。诗中的客人并没有表达对人拉人现象本身的不满，只是为拉车者“年纪太小”、未到“法定年龄”而“心酸悲”“心惨凄”。客人最后的“点头上车”，是被小车夫说服了，认可了小车夫的逻辑。人拉人的事情是残酷的，年幼的孩子就当车夫，更是极其凄惨之事。然而，胡适也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禁止人拉人，甚至仅仅是严格执行限制年龄的法令，都非但不能真正帮助穷人，相反，倒是害了穷人。禁绝人力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但这种人道主义却“饱不了”穷人的“饿肚皮”。要杜绝人拉人的悲惨现象，必须有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改革。也许是刊物出版后，“客人”的点头引来些非议，也许是胡适自己也对这“点头”感到了不安，《人力车夫》编入《尝试集》时，胡适把最后一句删掉了。 蒋梦麟于1908年赴美留学，早胡适两年，1917年6月间回国，与胡适几乎同时。后来，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记述了回到上海见到黄包车(即人力车)时的感受：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骂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骂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21)。 蒋梦麟显然遇上了与胡适同样的难题，或者说，与胡适遇上了同样的人道主义悖论：黄包车的存在是极其不人道的事情，人拉人是应该尽快消灭的现象，然而，不坐黄包车、禁止人拉人，却非但不是在帮助黄包车夫，相反，倒是令他们陷入更凄惨的境地。所以，兜了半天圈，还是“拉到内务部西”。 蒋梦麟继续写道，发展工业，让这些黄包车夫在工厂里就业，理论上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在当时的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发展工业，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在军阀混战的社会里，工业又怎能有像样的发展呢！农村劳动力过剩，不能为工厂提供工人，相反，倒是令军阀的兵源有了保证。只要军阀肯出钱，或者放纵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愿意应募当兵。而混战着的军阀兵源有了保证，就会混战不休，政治就永难稳定。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 吴国桢在回忆录《夜来临》中，也说到了人力车问题。吴国桢1903年出生，1914年进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是同窗好友。1917年秋进入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1926年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过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多种要职。国民党退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与蒋介石决裂并迁居美国，在美国用英文写了回忆录《夜来临》。在《夜来临》中，吴国桢说到从美国回国后的感受时，首先说到了黄包车： 我回来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对祖国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震惊和羞愧从登上上海码头的一刻起就开始了。 当然，我以前曾坐过无数次黄包车，而且也知道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它是最便宜而且到处都有的交通工具，但由于去过一趟不存在这种残忍行业的国家，对于突然间重新见到黄包车，我没有思想准备。当我带着少许行李下船时，马上至少有十几个黄包车夫围上来，问我的去处。我瞧瞧四周，想找平常的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只好勉强将旅馆的名字告诉那些苦力。一时间真像是炸开了锅，那些可怜的人们每个都报出自己的车价，以一两分钱之差想抢得拉我的机会。这真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如果有人想看到男人们为了生存而拼命竞争的话，那他可能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了。我一阵惊愕，遂将行李扔上其中一辆车，自己则跳上了另一辆，不管他们报价高低。那两辆车带着胜利的叫声出发了，其余的人则耸耸双肩，明显地感到失望。上车以后，我可以从容思考了：为什么同样是人——特别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却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牛马一样来使唤呢？这不仅是一种难以原谅的不公正的行为，也证明在社会体制中有某种极其邪恶的东西使其成为可能。我坐在黄包车上，凝视着车夫的后背，他那两条健壮的腿交替着向前迈进，我则被羞辱所刺痛。当抵达旅馆时，我给每个车夫一块银元，这是他们要价的四或五倍。他们以为我没有零钱，便开始数角子和分头，显然是想给我找零。我挥一挥手说不必找了。我看到他们吃惊地皱起眉头，愈皱愈深，表示不相信。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乃至欣喜而笑。他们对我一再道谢，但却不知道，此时我的心正在为他们流血(22)。 吴国桢的回忆，对于理解那些年间归国留学生的惊愕、痛苦很有帮助。回国后令他们惊愕、痛苦的种种现象，往往并非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并非是在他们留学期间新生的。这些现象，他们出国前也见过，但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在国外多年，没见过这类现象，所以回国乍见便惊愕、痛苦，这只是不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外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新的看待事物的眼光、评判事物的标准。 蒋梦麟、吴国桢也并非只对黄包车感到惊愕、痛苦。阔别多年的故国，令他们痛苦、惊愕的现象很多。例如，蒋梦麟还写到了从上海经宁波返乡的情形。在宁波上船后，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涌上船拼命抢夺乘客的行李，名义上是在抢生意，但往往稍一大意，你的行李就被抢走了。所以，蒋梦麟和接他的哥哥艰难地从人丛中挤下甲板，紧紧地跟定行李夫，才避免了行李被卷走。(23)而黄包车也远不是唯一令吴国桢惊愕、痛苦的东西，“接踵而来的其他痛苦经历也毫不逊色”。在上海，有过在白天的码头被黄包车夫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又有过在夜晚的街道上，被妓女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而在北上的火车上，吴国桢也一路受到刺激。火车不守时、车上肮脏不堪，“与我三周前在美国乘坐的火车形成强烈对比”。乘客们大抵面有病容，显示着营养的不良；车上没有秩序，常常发生争吵；搬运工总是讨价还价，旅客尤其是老弱的旅客，总不免受到他们的欺侮、敲诈；座位没有编号，也不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先来者倘是那种体弱之人，即使坐下了，也会被人强行拉开……吴国桢说：“面对这种场面，我感到吃惊”；“就这样，回国仅仅几天，我对祖国和人民的印象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情况不太好，但现实比预计更糟。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发现贫穷、愚昧、低效和灾难。我现在必然会将国内看到的情况与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太平洋彼岸之国进行比较，但还未发现前者有哪一处胜过后者，对此我深感痛心。是的，我知道我们总是可以夸耀自己古老的文化和过去的光荣，但对一个刚刚触及现实的人来说，那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空谈。”(24) 留学生归国后所受到的刺激，留学生面对离别多年的故土而产生的惊愕、痛苦，必然深刻地影响他们日后的政治理念、文化姿态。吴国桢这样的人，选择了从政，而归国体验当然也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和政治观念，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与这份归国体验，也多少有些关系。而像蔡元培、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表现，都与归国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留日之前，鲁迅固然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这认识毕竟还是模糊的。让他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种种观念明确起来的，还是结束留学而归国后的种种体验。这里只能聊举数例，说明鲁迅的归国体验与他的新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后，在许多作品里都写了中国人热衷于“鉴赏”他人的痛苦、从他人的痛苦中感受到快乐的习性。小说《孔乙己》，其实主要是写那些短衣帮，那些本身也是卑微之辈的人，是如何一遍遍地往孔乙己心灵的伤口上撒盐，从而鉴赏着孔乙己精神的痛苦。他们没有更多的钱买一点哪怕是低贱的茴香豆下酒，于是便拿孔乙己的精神痛苦下酒。正因为如此，只要孔乙己出现，他们决不放过伤害他的机会。他们总是用那种孔乙己最害怕别人提起的事情伤害孔乙己，当孔乙己满脸涨红、窘迫不已、痛苦不堪时，他们便快乐得大笑起来，于是，每一次，都是一遍遍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笑声”。小说《药》中，夏瑜是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的革命者，然而他的为大众而死，却不过成为大众茶余的谈资。正因为他的死对大众来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便特别令大众兴奋。在茶馆里，围绕夏瑜的被杀，他们议论着、争论着，而在这议论和争论中，他们感到了活着的趣味。更有甚者，夏瑜的血，被华老栓买来医治儿子的顽疾，刽子手康大叔在卖夏瑜的血时，茶馆老板华老栓在买夏瑜的血时，都没有丝毫心理障碍。小说《示众》则写人们怎样极力从一个游街的犯人身上寻找生活的乐趣。 不仅仅是在小说中表现了大众的热衷于鉴赏他人的痛苦。《野草》中的《复仇》，写的是一对仇人以不相互杀戮的方式对大众进行“复仇”。“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而“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而他们却永远只是静静地对立着，既不拥抱也不杀戮，“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永远只是静静对立着的俩人，就这样戏弄了大众、教训了大众。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鲁迅提及了《复仇》：“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25)《野草》中的《颓败线的颤动》，其中的老母亲，为女儿做出了莫大的牺牲，最终却因这牺牲而被女儿夫妇辱骂、嫌恶。先驱者为大众而受难、牺牲，大众却赏鉴这受难和牺牲，这是鲁迅作品中的一种重要意蕴。而这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遭遇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与鲁迅交往密切的孙福熙写有《我所见于“示众”者》一文，谈论鲁迅小说《示众》时，提及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课上被学生捉弄、坑害一事。孙福熙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地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智识，他不至于炸破手。”(26)因为爱大众、救大众而被大众戕害、而遭大众憎恶、而为大众讥笑，这方面的意旨固然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课上的流血有关，就是《示众》这类纯粹揭示和批判大众乐于赏鉴他人痛苦的作品，也与在那堂化学课上的体验有关。 至于因为没有辫子而被嘲笑、被怒视、被侮辱的归国体验，也在鲁迅不少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呐喊》中，《头发的故事》和《风波》这两篇小说排在一起，都作于1920年秋天。鲁迅1920年8月5日日记有“小说一篇至夜写讫”(27)的记载，这就是《风波》，而9月29日日记有“午后寄时事新报馆文一篇”(28)，这就是《头发的故事》。两篇小说都以“辫子”为主题。《风波》中的七斤，因为“造反”的时候在城里被人剪掉了辫子，而张勋复辟，没有辫子却成了脑袋能否保住的大问题，于是七斤和七斤嫂陷入万分惶恐中。当赵七爷用“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来威吓七斤夫妇时，村人们的心理表现是：“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这显然是鲁迅把自己归国后的遭遇用在了七斤身上。赵七爷走后，“七斤将破碗拿回家里，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管的白铜烟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鲁迅当初虽然不至于如七斤这般忧惧，但无奈、无助、烦恼，却是有的。鲁迅显然把自己的体验加工后移用于塑造七斤这个人物了。写完《风波》，鲁迅意犹未尽，又写了《头发的故事》。小说中的N所讲述的自身的故事，则完全是鲁迅自己的经历了。 还可以举《孤独者》为例。小说主人公魏连殳身上，也明显有着鲁迅本人的归国体验。从日本回到杭州、绍兴，鲁迅与社会、与生存环境的关系非常紧张，鲁迅无疑把这份感受、经验，用在了魏连殳身上。举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小说开始后不久，魏连殳的祖母病逝，魏连殳闻讯往家乡赶，而此时：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然而，魏连殳的表现却以相反的方式“出人意料”。连殳回家后，“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旋即便被叫到大厅上，族长们依计划行事，一个个义正词严、唾沫横飞。说完了，“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等待着他的反驳、抗争，然而，连殳只简单地说：“都可以的。”于是按照族人们的要求做完了一切，做得让那些一心要挑毛病的人终于无可挑剔。而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的亲身经历。周建人回忆说，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四月初五，祖母病逝，鲁迅从杭州赶回绍兴，而在鲁迅尚未到家时，祖母娘家的亲丁、内侄和周家的族长等长辈，黑压压地聚了一屋子，商议着怎样对付即将回来的承重孙鲁迅。因为鲁迅一从日本回来，便对种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表示出看不惯、有意见，那些亲族们，料定鲁迅对祖母的葬仪也一定要变新花样，但他们决不能依他。他们商定了三大条件，要求鲁迅照办。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之是，一切都照旧，决不容许有丝毫改变。他们还约定，在鲁迅回到家中的那一天，一同聚到厅前，形成阵势、互相策应，与鲁迅进行一场硬战。鲁迅回来了，在祖母灵前鞠了一个躬，便被传唤到大厅上，先是族长大讲了一通孝道，然后强调祖母的葬仪，要一切遵照旧规，不能有些许更改。族长讲完，其他人便七嘴八舌，你唱我和。而鲁迅始终只是静静地听着，在他们讲完后仍是沉默着，他们紧盯着鲁迅的嘴，催他表态，于是鲁迅平静地吐出几个字：“都可以的。”这回答令亲族们惊愕。于是，鲁迅按照旧规做着一切，“仿佛一个大殓的专家”。祖母娘家的亲丁照例是要挑剔的，而鲁迅则怎么挑剔便怎么改(29)。这一切都如《孤独者》中所写的一样，鲁迅让魏连殳重复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对亲族屈服，为什么避免与他们发生丝毫冲突呢？某种意义上，《野草》中的《复仇》回答了这问题。《复仇》中的两个仇人，手持利刃对立着，围观的人们渴望他们相互杀戮，但他们却只是永远对立着而决不动作。试想，如果没有围观者，如果没有渴望从他们的相互杀戮中得到快慰、欢乐的围观者，他们一定要相互把利刃刺向对方了，一定要杀出个你死我活了。然而，他们不愿意他们庄严的杀戮成为庸众赏鉴的对象，不愿意自己鲜红的热血成为安慰庸众无聊的材料，于是，他们永久地对立着直至干枯。而鲁迅之所以在祖母葬仪上完全屈从于亲族，绝不做任何抗争，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知道许多人在等着看他的抗争，在等着看他如何抗争，在等着赏鉴这抗争、鉴赏他与亲族的吵闹。他们做好了准备，要享受一场精神的盛宴。为了不让他们得逞，鲁迅选择了屈从。周建人回忆了围观者的失望说：“难道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很有些惊异和不满。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完毕。沉静了一瞬间，人们怏怏地走散，我大哥却坐在草荐上陷入了沉思。”(30)围观者本来想看一场好戏，本来以为一定能看一场好戏，鲁迅却以自己的屈从让他们失望，让他们“惊异”“不满”和“怏怏”。鲁迅就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这些围观者。而也可以认为，《野草》中的《复仇》，也融入了鲁迅在祖母葬仪上的体验。鲁迅让魏连殳重演一遍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迅让魏连殳屈从于亲族，也旨在让魏连殳以此种方式报复那些一心要看戏的围观者。 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胡适的归国体验与他的新文化实践之间的关联。 1919年7月，胡适写了《问题与主义》，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胡适数量众多的文章中，这是特别著名的一篇，说是最著名的一篇也不为过。而问题先于主义、应多研究问题而少空谈主义观点的形成，无疑与归国后数月间从上海到徽州再到北京的体验有关。在《问题与主义》开头，胡适重复了在《每周评论》第28号里说过的话：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31)。 胡适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而他自己，从上海到徽州再到北京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如果说，其他留学生的归国体验更多地具有“被动”的性质，那胡适的归国体验则有更多的“主动性”。其他人，或许归国时并没有很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意识，是与阔别多年的“中国”遭遇后，才比较被动地了解了中国、认识了中国、体验了“中国”，而胡适，则是船到横滨时，就开始关注张勋复辟的问题了，可以说，是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主动地研究中国的现实了。一到达上海，胡适就以调查研究的心态和姿态，一家家地逛书店，此后，每到一处、每经一地，也都以调查研究的眼光看待种种事物。认定空谈“主义”无益，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各种具体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一种观念和态度的确立，固然与胡适秉持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有关，而归国后实地考察形成的对中国的印象，所产生的对中国的认识，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 归国体验促使胡适确立了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空谈各种“主义”这样一种基本的现实观念。在对许多具体问题发表看法时，归国体验也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 1918年9月，胡适做长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文章先是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文学进化”的意义，接着从“悲剧的观念”和“文学的经济方法”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戏剧提出了批评。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戏剧，一是缺乏悲剧的观念，二是不懂得剪裁。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看法，无疑与胡适归国之初的看戏经验有关。我们记得，在《归国杂感》中，胡适说自己一回到上海便在大舞台看了戏，且感觉非常之差。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则说自己“去年初回国时看见一部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并抄录了其中论昆曲的一段：“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故睹升平，当复昆曲。”把国家的兴亡、升平与昆曲的盛衰直接挂钩，当然荒谬，所以胡适说：“这种议论，居然出现于‘文学史’里面，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我那时初从外国回来，见了这种现状，真是莫名其妙。”(32)这样的“文学史”很荒谬，而这样荒谬的“文学史”却成了师范学校的“新教科书”，就更让胡适难以思议了。然而，胡适之所以对这种现状感到不可思议，就因为是“初从外国回来”，如果一直生活在中国，倒可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在《归国杂感》中，胡适表示了对中小学教育现状的不满。归国之初对中小学教育的观察、考察，使得胡适此后长期关注中小学教育。例如，1920年3月写了长文《中学国文的教授》(33)，1922年8月写了《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34)。在《归国杂感》中，胡适对国人的不讲卫生、不珍惜时间，表示了忧虑甚至愤慨，而在此后的文章、讲演中，这两方面的批评一直持续着。1930年4月，胡适写了长文《我们走那条路》，指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它们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样一种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看法，也与归国之初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考察有直接关系。五大仇敌中，“贫穷”“疾病”“愚昧”都与不讲卫生有关。因为贫穷和愚昧，所以不讲卫生，而因为不讲卫生，所以容易生病。谈到许多地方死亡率超过出生率时，胡适说：“疾病瘟疫横行无忌，医药不讲究，公共卫生不讲究，那有死亡率不超过出生率的道理？”(35)。1926年12月5日的《生活周刊》第二卷第七期，发表了胡适的短文《时间不值钱》，文章先说“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中，最普遍的是时间不值钱，用打麻将、打扑克、泡茶馆、遛鸟等消磨时间，是广大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时间不值钱，与人力不值钱、生命不值钱都是关联着的：“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胡适说，北京、上海那些小店铺和穷人家中的不卫生，真是“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肮脏、瘟疫的流行，更是不说也罢。最奇怪的是阿猫阿狗都可挂牌行医，医死了人也安然无事，“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36)，这其实是把八年前在《归国杂感》中说过的话再说一次。1934年4月，胡适写了《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一文，其中谈到需要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之技术化时，举了公共卫生为例，并且强调“公共卫生是最明显的需要专门学术的事业”(37)。 前面说过，1918年1月，胡适发表了《人力车夫》一诗，对人拉人的现象表示了哀伤和无奈。此后，人力车夫问题是胡适屡屡谈及的问题，胡适甚至把人力车视作是东西文明的一种界碑。在《我们走那条路》中，胡适谈到“盲动的所谓‘革命’”时，举了人力车夫问题为例，认为要改善人力车夫的生计，必须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而不应该煽动人力车夫去砸毁汽车电车。而在《漫游的感想》《东西文化之比较》等文章中，胡适则把人力车夫问题上升到东西文化差异的层面来认识。1926年7月到1927年5月，胡适有一次世界性的漫游。192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先是从北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乘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苏联到达伦敦，中途在莫斯科逗留。8月4日到达英国，在伦敦停留十天，参加了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会后到巴黎。因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而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9月23日重返伦敦。这次在英国停留了三个多月，1927年1月12日，从欧洲来到美国，4月中旬才离美返国。在1927年8月13日、20日和9月17日的《现代评论》第6卷第140、141、145期发表了《漫游的感想》之一至之六。1930年3月，胡适将这六则《漫游的感想》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时，加了一个后记，说明原打算写四五十条，集成一本游记，但因其时正忙着写《白话文学史》，所以便将这游记放下了。《漫游的感想》第一则是《东西文化的界线》，专门谈人力车问题。胡适劈头就说：“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胡适是看到了哈尔滨“道里”与“道外”两个区域的某种不同而恍悟东西文明的“交界”的。“道里”原是俄国的殖民地，现在租界收回，改成特别区。而租界之外，则称“道外”。“道里”虽收归中国管理了，但俄国人的势力仍很大，许多租界时代的习惯、规则仍然延续着，而不准人力车运营便是其中之一。在“道外”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力车，而在“道里”，则只有电车与汽车，不见一部人力车。如果有人从“道外”乘人力车到“道里”，人力车也可将乘客送到“道里”，但只准空车归去，不得在“道里”拉客。胡适慨叹道：“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胡适进而说道：“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做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作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做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38)1930年9月，胡适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中，又一次以哈尔滨“道里”“道外”对待人力车的不同方式为例，说明东西文化的差别，只不过把话说得更尖锐。在指出哈尔滨“道里”“道外”对待人力车的不同态度后，胡适说：“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39) 胡适屡屡论及人力车问题，甚至把人力车的有无作为衡鉴东西文化的一种尺度，当然与归国之初受到人力车的强烈刺激有关。归国之初，胡适对国人的不爱惜时间，沉溺于麻将、扑克有痛切的感受，在《归国杂感》中，也对此种现象予以抨击。而在近十年后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又一次说到麻将问题。《漫游的感想》第六则题为《麻将》，说的是麻将也曾传到欧美、日本，但终于无法让各种外国人产生持久的兴趣。胡适说，在他欧美之游的几年前，麻将也曾在欧美风行：“有一个时期，麻将竟成了西洋社会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种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胡适嘲讽地说：“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回，胡适从西伯利亚到欧洲，又从欧洲到美国，再从美国到日本，十个月之中，只有一次在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在欧美则简直看不到麻将了。在美国人家里，能见到精美的麻将盒，里面当然装着麻将牌了，有时一家有好几副，但只是陈列在那里而已，主人主妇早对之失去了兴趣。短暂地风行后，麻将便在欧美成了“架上的古玩”。胡适说：“这是我们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的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胡适又谈到了日本人的“勤苦”，说“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并且说：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40)。 对麻将之风的痛恨，对国人浪掷光阴的憎恶，始于归国之初对社会现状的观察、考察。归国之初受到的各种刺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鲁迅、胡适这些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方式，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内涵、走向。 2015年5月10日 ①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载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②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载《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2期。 ③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见《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⑤(21)(23)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9-100页，第100页，第101页。 ⑥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⑧⑨⑩(11)(12)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26)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原载1925年5月《京报副刊》，见《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5)见《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50页。 (16)见《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17)见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七，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8)胡适：《归国杂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20)见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22)(24)吴国桢：《夜来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第39—40页。 (25)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27)(28)《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第396页。 (29)(30)见《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286页，第286页。 (31)胡适：《问题与主义》，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32)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 (33)载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34)载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镌》。 (35)载《新月》第二卷第10号，收入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的《中国问题》。 (36)胡适：《时间不值钱》，载1926年12月5日《生活周刊》第二卷第7期。 (37)胡适：《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载1934年4月8日《独立评论》第95号。 (38)胡适：《漫游的感想·东西文化的界线》，见1927年8月13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40期。 (39)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见《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0)胡适：《漫游的感想·麻将》，见1927年8月13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45期。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胡适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论文; 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新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天演论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