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1]2003年在《文化群落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多元化》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的热点，本文拟引入社会学概念，从文化群落的角度对之作新的考察。 由于社会分层、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科学技术发展、国际资讯一体化、文化内在力量变迁等一系列的当代社会状况的转型，形成了由文化领导、文化先锋和文化受众叁大部分组成的文化群落结构。不同文化群落作为当代审美文化主体，对其多元分化产生了深刻而又实在的影响。当代审美文化在审美样式和审美观念上的双重转变，主流和边缘、组合和分化的两种分野以及七种乌托邦母题，无不与文化群落之间的互动有关。结合文化群落间争夺文化资本的实质，可以对当代审美文化多元化的现状中存在着自由、民主的表象进行解剖，发现其一元化的内在情况。在鉴定文化群落及当代审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将提出审美文化发展的理想图景。
王晓真[2]2016年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生命衍生的具有人文意味的现象,表征了人类卓然立于自然之中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民族得以保持独立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步演变为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因此,文化生态建设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我们的几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整个思想体系。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结合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生态的理论,推动二者的结合,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文化生态问题,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文化问题进行了考察,先后提出和深化了文化的本质论、发展论、先进文化论、和谐论、生态论,为我们的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也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概念,到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以及近年来信息革命带来的文化“媒介环境”的相关理论,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必须对“文化生态”的内涵和价值有一个准确而深入的把握。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文化生态更是如此。我们将“文化生态”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之中,从纵向的角度追溯了“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等概念的来源,综合了文化生态研究的两种视角,指出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学范畴,指的是文化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既包括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文化内部之间的关系。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生长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土壤之中,各种文化及其生存环境组成了不同的群落、文化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生态。特别强调了“应然”的文化生态与“实然”的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生态的优化就是从“实然”到“应然”的一个过程,并对文化生态的内涵和要素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横向的角度对“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文化形态”“文化业态”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对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具有民族性和包容性、时代性和发展性、系统性和有效性。文化生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文化自身的生存,关系到多元文化的共存,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需要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还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作为支撑。因此,文化生态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必须要将其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其纵向演进的轨迹和回归历史场景的过程中考察其得失,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服务于当前的文化生态建设。按照文化生态发展史不同的节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为文化生态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之后的几任领导人将改革开放逐步推向深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生态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了新的征程。这一曲折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文化生态的发展都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人民的需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必须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从机遇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为文化生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为文化生态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空前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为文化生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文化生态建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表现在文化内部的不适应,包括文化生态与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不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与信息技术时代的需求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造成的冲击,价值观遭到一定的破坏,文化安全受到威胁,意识形态遭到渗透等等。总体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我国的文化生态发展与世界接轨,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发挥优势,后来者居上,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文化生态建设提出了较高的标准,一旦落伍就会被时代抛弃。因此,中国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掌握文化竞争的主动权。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必须要辩证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我国文化生态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要对当前文化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时间又非常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传统文化复兴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例如对传统文化的功利性认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丢失；原生态地域文化遭到破坏,城市改造过程中不注重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导致城市文化严重趋同；伴随着现代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而来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在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庸俗化的趋势,削弱了主流文化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出现了信仰缺失问题；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不和谐因素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过度追求经济的片面增长,造成精神文明“不够硬”；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对文化生态造成了跨界影响,破坏自然环境的深层次观念结构也是破坏文化生态环境的深层次观念结构；此外,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对文化生态产生了破坏作用。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还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优化文化生态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启示,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我们选取美国和英国、德国作为欧美国家的代表,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国家的代表,探讨其文化生态的优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这几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发展总体而言是比较成功的,文化的竞争力都比较强,文化产业对其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的图书出版业、影视娱乐业、音乐唱片业和电子游戏业,英国的博物馆业、文化旅游业和表演业、德国的图书出版业和会展业、日本的动漫业和游戏产业、韩国的影视娱乐业等等,已经形成了品牌,出现了集群效应。在提高本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各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开来。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例如大力培养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健全文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利用自身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产业的国际化等等。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考察,需要对中国文化生态的模式进行分析,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评估,从而对整个发展态势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并提出建立中国文化生态资源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以及中国文化生态监测和管理系统,从而为文化生态的研究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借鉴。文化生态优化应采取以下路径：从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生态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领导,以“五大发展理念”来指导和推进文化生态优化工作；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加强管理,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相关立法,提高政策宣传和执行力度,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实践与策略层面,应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社会主义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创新,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强网络文化生态建设,提升文化竞争力。
韩琛[3]2007年在《漂流的中国青春》文中认为本论引入先锋电影思潮的理论模式来概括中国新时期艺术电影的发展进程,将具有强烈探索精神的一代电影人的历史性出场描述为摆脱传统电影观的影像先锋,把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看作是前后递延的先锋电影思潮来认识,并据此形成了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基本概念: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系指文革结束之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种前驱的艺术电影创作倾向,它是在现代性思潮影响下,以反抗旧的电影模式为行动策略、创造新的电影思维为价值旨归,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整体面貌的电影创新运动。从第五代的老先锋到第六代新生代,当代中国的先锋电影展示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型轨迹,后者从前者那里突围出来并与之对立。本论的启蒙主义是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即以隐喻的方式——反封建,把中国大陆的历史反思置于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中,再次完成关于现代性的价值重申与文化想象,并通过对个体主体和人类主体的肯定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1980年代后期,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内在同一性已不复存在,启蒙主义先锋电影思潮亦告式微。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心态去路不明,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趋于多元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逐渐浮出水面。本论的后现代主义系指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它体现为这样一种情形:注重直觉与现象,期待在现代的范畴内以表象的形式表达不可表现之物;主张多元性、开放性,排斥趣味的同一,任何同一性的价值模式都可能导致新的霸权与奴役;强烈的反思精神与变革的渴望,但其目的并非在于反思与变化本身,而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1983年,中国当代先锋电影迎来了它真正的发端——第五代电影。《黄土地》之后,第五代导演被正式命名,并以他们为基准点,向上追溯了新中国电影的前四代电影人,作为坐标基点的第五代电影显然标志了一个辉煌电影时代的开始,是1980年代的电影先锋。第五代电影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电影的精神启蒙与历史反思的深化,而且也引领了“寻根”电影思潮,1980年代中期的诸多电影作品以寻根的文化策略表达了启蒙主义诉求。以《红高粱》的获奖为标志,第五代电影的艺术实验基本告一段落,然后便迅速滑坡并趋于瓦解,其作为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以第五代为主体的启蒙主义电影是80年代最具生命活力和艺术探索精神的电影思潮。从主题看,它们的启蒙主义诉求应和了时代精神,电影镜头深入到了现实、历史、文化的诸层面,表达了人性解放和文化反思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这些电影崇尚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以颠覆性的构图和浓烈的色彩,冲击已模式化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电影模式,诸多电影突破了文学对于电影的束缚,具有了的“电影性语言”,不再依靠戏剧性情节结构叙事,而致力于营造情感或者心理的镜头逻辑,真正颠覆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第五代电影以民族寓言的宏伟叙事对抗革命乌托邦的宏伟叙事,以历史寻根的反思精神延续了“五四”以来反思国民性的启蒙主题,是80年代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一个世俗现代化过程的神学阶段,启蒙主义文化思潮面临终结,时代需要另外一个文化先锋,把人们带回凡间,王朔应运而生。1988年,有四部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有明显的文化反抗意识,人生困境与无奈游戏的表达脱离了一般娱乐电影的艺术趣味,其“顽主”式话语策略是对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共同制造的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化神话的消解,形成了又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电影思潮,其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桥梁衔接起了启蒙主义电影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这也是王朔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他是联结两个文化时代的焊点。过渡性质决定了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短暂,瞬间闪光之后,就堕入大众文化的怀抱,冯小刚电影是这个电影思潮媚俗化的变体。八十年代末,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大众狂欢后是心灵的空寂,生活的事实不能支撑乐观的理想,精英和观众已经回家,广场旷漠无人。此刻显身的第六代电影以挑战第五代电影的姿态出现,推崇“纪实与客观”的“克拉考尔路线”作为自己的电影宗旨,以区别并反抗第五代的表现主义电影美学。第六代电影人的用客观的电影镜头,以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表现之物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代推崇的是差异、自由、多元、宽容的生命态度,这是一个凡人的世界,凡人的生活没有梦想,只有漂流于时间之河的无数精神碎片。这个总体思潮之下存在着两个历时性的阶段:九十年代前期主要以关注边缘人群为主,这是一种存在虚无感的体现,其主体性的特征是集体情感和意识形态表达的终结,个体沉迷于一种基于个人情感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存在性体验;九十年代后期,第六代电影人将目光从自我转向他者,开始深入底层生活,表现中国社会真正的主体——底层中国的沉默多数。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除却上述两个主要的方向之外,还包含着其他多样的风格和类型的电影,共同构成了这个思潮的多元共生的格局。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女性电影,新生代女性导演们不约而同地在电影中建立了一个男性主体缺失的女性空间,导演以极其个人化的视角关注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内在心理以及成长历史,体现并解构了性别关系中所隐含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这些女性电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女性主义电影思潮。如同第五代老先锋的瓦解与坠落一样,第六代电影也最终与大众文化合流,其先锋电影实践告一段落。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失落源于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变化原本就是现代性传统,先锋电影具有内在的否定自身的倾向,并最终为主流/商业文化所利用,先锋电影的成功也就是失败;另一方面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后殖民性往往消解其本土性的文化内涵,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镜中幻象,先锋电影商业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落网其中的主要原因。从第五代电影到第六代电影,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思潮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递,潮起潮落间却有着内在的驱动力贯穿其间,那就是人们对于束缚和禁锢的超越,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对于美的向往和沉迷,而先锋电影的颠覆性、革命性、实验性正是这种超越和追求的具体化。
耿波[4]2011年在《多元文化、生命意志与活的美学——论高小康的文艺生态思想》文中研究说明一、逆动选择:文艺生态思想的文化定位在当代文艺批评界,高小康以其特色鲜明、中正畅达的学术研究对当代文艺批评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卓然成家。理解高先生的文艺生态思想,宜将之还归到此一思想产生的语境中去。高先生的学术发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金圣叹文艺思想的研究,持续至今,绵延20余年,因此,"文革"
张玉婷[5]2014年在《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大众文化具有“无孔不入”的独特个性，它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中，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间短、文化管理体制不完善等众多因素的存在，中国大众文化在其实际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必然会给人民生活及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我们不能忽视大众文化的“双刃剑”效应。针对此种现象，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矛盾分析和学科交叉法，在参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理性分析，力求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析，诠释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效应，进而阐明其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梳理，继而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视角，对大众文化做了概念的界定，考察了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经济背景、社会基础、技术条件和主体基础，分析了大众文化在促进文化共享和民主、拓宽现代化生活空间、推动大众统一价值观的形成、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对发展中存在的模仿化、价值取向紊乱化、对大众主体性的消解、过度商品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基于当代中国现实，对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注入了新生力量、拓宽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同时它淡化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冲击着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论文对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出了分析，认为“引领”是应对转型期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和文化多元化的必然要求、维护民族主权的需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大众化的迫切需要、保证大众文化前进方向正确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引领过程中能够整合多元文化、为大众文化奠定受众基础、抵御和抗衡外来价值观的渗透以及封建文化的影响。“引领”应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大众文化发展的市场规律、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继承与创新的原则，采取如下“引领”路径：深化理论研究，增强引领魅力；引导大众文化在人文思想、精神、理念方面的提升；创新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摒弃消费主义文化影响，引导大众构建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健全文化市场法规，建立合理健康的大众文化运行机制。
边建国[6]2012年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共振”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新媒体等技术的兴起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互渗影响特征日渐明显，一元的文化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前存在于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接受”型文化发展格局正在逐渐让位于一种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不仅使新时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充满了活力，同时也对国家的整体文化布局和文化领导权构成了一种必然的冲击和影响。在文化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化共振已经成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力、保持社会均衡发展的动力之一。本文藉由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从共振现象的背景、共振现象的特征、共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影响以及从如何在共振中进行文化思路变革四个角度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共振现象”展开了研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型使得整个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演变，这种转变以新媒体为主要展现手段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文化景观。因此，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共振问题研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新媒体这叁个背景性的因素。在消费成为文化共振的重要引擎、多元性已经成为文化整体性重要支点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和谐共振，就必须对文化共振的四方面表征加以综合性地理解和把握。这四个表征分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和个人文化需求实现对撞和统一、文化消费成为文化共振的重要引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在“双向化”中加强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健康文化生态的合理布局。因为文化共振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吸收边缘文化的文化活力来增强主流文化的文化实力，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转化文化工作方式，创新文化和变革文化工作方式，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不断深化的改革与实践，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在和谐共振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合理布局来带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整体繁荣。
杨阳[7]2013年在《谈“青花语言”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表现》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灵魂，不同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条件需要文化的积累和沉淀。文化传统有着更强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21世纪，人们更加看重文化的重要性，了解各民族的历史，丰富文化的多样性。更加感性的去看待不同的文明，提倡让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谐共存，彼此相互借鉴，对整个社会的文明作出各自贡献。在当今的社会形态下，珍惜与维护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瓷器是中国所独有的手工艺品，它的诞生与发展，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青花瓷其瓷白中泛青、其花青翠欲滴、是典雅素静的“人间瑰宝”。在中国文化大家庭中，青花作为陶瓷文化中一种典型的文化形态，独具一格。在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青花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就更加重要。运用在各种设计领域的“青花语言”更是一种文化带动下的视觉传达。其精神上的延伸与传承，更是一个设计师该借鉴和学习的。本课题的研究立足于现代视觉艺术设计上，以青花瓷的文化底蕴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青花的历史文化、审美文化、民俗文化的多角度研究和“青花语言”运用于现代视觉传达艺术中的分析，及其在华夏历程中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分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了在审美文化影响下的“青花语言”在现代视觉设计中的运用与表达。本研究从青花的起源与发展谈起，从历史的角度阐述青花在中国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并对中国文化影响下青花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分析，结合青花的色彩、形状、装饰纹样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真实写照，探讨“青花语言”在现代设计中的表现手法。从青花艺术的象征意义出发，对“青花语言”在现代设计中展现民族文化、精神底蕴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结合实例，从现代设计的各个领域分析设计师是如何把“青花语言”巧妙的运用于设计上，是如何展现民族文化，发挥国色的作用。最后透过“青花语言”在现代视觉传达艺术影响中的思考，将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更好的剖析。
张宇[8]2008年在《东西方居住理念在当代中国住宅设计中的冲突与融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认识东西方传统住居建筑及其文化,目的是为了探究东西方居住理念在当代中国住宅设计中的冲突与融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住宅未来发展的道路。本文首先通过介绍中国和西方传统居住建筑及总体特征以及产生区别的内在根源和文化差异,对东西方居住建筑进行重新解读和挖掘。然后扼要性阐述和剖析西方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居住建筑,试图对中国住宅从历史与现实视角进行剖析和透视,提出尚待研究的有失偏颇之处。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之后,本文进一步触及问题的实质——“东西方居住理念在现代住宅设计中的综合创新”。从两方面尝试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式即中国传统居住理念对现代住宅设计的启示和西方当代居住理念对住宅设计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居住文化、历史和演变加以全面考察和分析,并以中国居住形态的演变为主线,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在以历史观与发展观对两者之共性、差异及相互影响、交融作脉络疏理的同时,对其衍发之现象、意义及价值作客观评析,以便能够在全球一体化趋向与文化多元化走势的现状下,找寻对中国未来居住形态实质而可行的发展思路。第二部分论述在西方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当代中国住宅现状。对融合历程、融合的现状以及在交融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重点在于阐述在中国住宅建设中已经产生的融合和尚待改进的冲突之处。第叁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在前面已经对中西居住观念、文化、建筑分析比较,并对中国住宅现状提出问题之后,这里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东西方居住理念在住宅设计中的综合创新-一“中形西态”的住宅发展道路。中西居住建筑受各自居住观念形态决定和居住生活形态制约,由此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异化特征。各自不同的居住文化具化为各自独特的居住信念、价值、伦理道德与审美情趣。其中质的差别在于中国体现“天人合一”、“含蓄保守”和“阴阳调合”与西方体现“天人对立”、“开放自由”和“矛盾斗争”的居住信念,以及中国注重群体价值与西方强调个体价值的居住价值观念。这便是两者交锋与冲突的本质。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异化随中西文化交融的加强正不断减弱,本土居住文化土崩瓦解。由此从一个侧面昭示,重铸中国现代居住观念是形成自我居住空间形态独特性的当务之急。在21世纪中必须走中国自我的居住发展道路。对中国传统居住文化和传统住宅,重新解读和挖掘,寻找其间积极的空间意义与生成理念,及其与现代住宅空间的某种契合,从而改变现有住宅空间缺憾和本土文化情感缺失的现状。全文在综合归纳中西居住形态演变之共性与差异、对两者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提出重铸中国现代居住信念体系与价值观念之思路,以“中形西态发展之路”作为中国居住建筑的未来走向。
赵晓博[9]2008年在《多元化视角下的“李约瑟问题”的解读》文中研究说明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李约瑟问题”: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只是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在提出了问题之后,他本人就积极的尝试解答,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虽然直到今天,“李约瑟问题”仍然没有终极答案,但是它的启迪意义却举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科技界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界定:科学技术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孤立的文化产品,它是人类多样文化的综合产品,它是人类多元文明的整体演化的成果,它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共生所形成的历史产物。本文在借鉴前人学说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以一种多元化的科学技术发展观来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解答。
钟玲[10]2004年在《中西方椅子设计的比较及其差异探源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形势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决定了中西家具文化不可避免的矛盾。本文以系统研究中西方椅子设计的比较，探讨其差异的原因，来启迪国内椅子设计的发展为目标，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中西方椅子设计的发展历程，及椅子构成的四要素——材料、结构、外观形式、功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中西椅子设计发展历程的守成与变革，用材的单一与多样，外观造型的以线型为主与以体型为主及追求精神境界与物质享受功能的不同，并从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还有家具生产技术等处分析研究差异的根源，最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出当代中国椅子设计的四种方法：材料多元化、结构多样化、造型元素符号化、功能现代化，希望对当代椅子设计既而更广泛的家具设计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 文化群落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多元化[D]. 刘大先. 安徽师范大学. 2003
[2].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研究[D]. 王晓真. 山东大学. 2016
[3]. 漂流的中国青春[D]. 韩琛.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4]. 多元文化、生命意志与活的美学——论高小康的文艺生态思想[J]. 耿波. 文艺争鸣. 2011
[5]. 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引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D]. 张玉婷.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4
[6].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共振”现象研究[D]. 边建国.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7]. 谈“青花语言”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表现[D]. 杨阳.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8]. 东西方居住理念在当代中国住宅设计中的冲突与融合[D]. 张宇. 湖南大学. 2008
[9]. 多元化视角下的“李约瑟问题”的解读[D]. 赵晓博. 吉林大学. 2008
[10]. 中西方椅子设计的比较及其差异探源的研究[D]. 钟玲. 中南林学院.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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