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放感觉的美学：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颠倒与批判之维的确立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利特 370)。这是学界所公认的，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学研究。具体到美学领域，西方学者也承认，“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美学占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柏拉威尔 584)。马克思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学研究，包括理论思维、话题和范畴转换及体系建构。威廉·亚当斯曾经把马克思的美学称为“解放感觉的美学”。他认为马克思把近代以前关于美的本质探讨转向美的生成，转向艺术、社会、人生，“马克思富有成效地利用审美维度作为钥匙去想象非异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它看起来似乎很像是某种艺术才能和审美追求的统一体。在一个有序的充满人性的世界中，劳动将是我们内在的创造力的实现，如同艺术的创造过程实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一样”，“马克思通过把生产与创造、创造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联系起来，使经济领域负载了审美的含义与可能性”(Adams 252－53)。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唯物论，声称他要创立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167)。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马克思完成了对哲学的形而上学颠倒一样，马克思也对美学进行了形而上学颠倒，不进行美的本质追问，而是把目光投向感觉和感性的解放。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感性不仅是感性知觉或感性直观，而且是感性活动，因而是实践，这就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124)。20世纪美学出现了感性转向，“传统本体论遭到了非议：与以逻各斯为基础的存在观相抗衡，出现了一种以非逻辑的东西即以意志和快乐为根据的存在观。这股逆流也想表明其自身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辑”(马尔库塞 89)。自马克思以降，从世纪之交的尼采，到弗洛伊德、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福柯、德勒兹、苏珊·桑塔格、伊格尔顿、舒斯特曼等人都可以纳入这个大的链条之中，他们致力于恢复美学原本具有的知觉和感觉的含义。伊格尔顿就说：“现代化时期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189)。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马克思)这里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都根据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金钱价值来衡量”(Adams 251－52)。20世纪美学更为关注艺术和人的生存境遇，出现了美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学者用“批判理论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来表述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并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宪 3)，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为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奠定了基础，主要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种种矛盾，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维度。“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然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尖锐的武器”(沃尔夫 2)。马克思在多方面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如他的异化－物化学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中经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开启了20世纪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批判；马克思早年对感性的推崇启迪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呼应了20世纪美学对感性的重视；马克思的自然观影响了20世纪的生态批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激励人们研究20世纪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启发了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从正反两方面预示了本雅明、马歇雷等人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意象结构分析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自20世纪20年代始，卢卡契等人逐步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关注转移到社会文化和上层建筑，“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安德森 96)。
马克思对20世纪美学社会文化批判转向的影响还在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即对意识、概念发生的历史条件或社会事件动力因素的分析。尤金·伦恩(Eugene Lunn)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毫不含糊的富于穿透力的历史批评，以及强大的辩证分析方法”(Lunn 3)。詹姆逊曾经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作了如下分析：“内容通过自身的内部逻辑生发出一些范畴，它根据这些范畴在某种形式结构中组织自己，并因此得到最好的研究。在它生发这些范畴所用的方式中，最令人瞩目的模式也许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模式。在这一研究中，他不得不创造适当的研究范畴，而同时又用历史的理由来证明这些范畴的恰当。因此，《资本论》的开头一章，由于确立了关于商品的思想范畴，描述了它既反映又试图理解的商品观念和那种商品生产实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典型地表明了辩证思维范畴永无休止的生发和分解”(284)。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具有双重的历史性，即不仅把它所研究的现象本身看作是历史的，还要把反映这些现象的概念解冻，把后者的不变性也视为历史现象。例如，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模式之一。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一方面代表了一个阶级看待自己处境和认识社会问题的结构性视野或局限。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时期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时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152)。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社会分工、劳动分工也有关系，“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马克思 恩格斯 36)。国家、法律等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意识抽象，“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马克思 恩格斯 70－71)。既然意识形态是物质和意识镜像关系的歪曲表征，那么意识形态自然也包含了部分真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包含部分真实，流通领域中的自由交换掩盖了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和不平等，导致平等、自由一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真实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这种真实来自于对表面现象的特殊的强调。只要它们的限制都是未被认识到的，它们就是对全部事实的歪曲，特别是对这种情形中的动力因素的歪曲”(奥尔曼，“异化” 281)。在20世纪美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中，马克思所开辟的批判传统不仅在观念层面，而且在方法论层面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延伸与拓展：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变迁
从美学史的发展和演变的宏观视野来看，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走向有着复杂的关联。这个关联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话题，即马克思直接、间接与美学有关的思考对20世纪美学的影响，这些思考虽然不少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提出来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述，《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和艺术相敌对的论述，《致斐·拉萨尔》(1859)的信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中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论述等，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美学的基本问题或经典问题，但它们对20世纪美学形态建构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层面，蔓延到社会学、美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此外，在马克思著作中还存在许多不直接谈论审美与艺术但却与审美与艺术有关的所谓“准问题”，即那些虽然不属于狭义的美学问题，但可以由此生发、引申出美学问题的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关于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感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交往方式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物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论述，等等，都属于与美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准问题”，上述问题成为扩大了疆界的美学思维、美学话语和美学体系建构的一部分，与20世纪美学研究所发生的社会文化批判转向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兼容性，甚至可以说直接推动了这个转向，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启迪与影响。马克思美学思考的现代性恰恰在于它潜藏着可被不断地拓展和引申的问题和能量。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所指出的，“马克思在那些根本没有公开谈论文学的著述中可能给予的暗示”，诸如“他对意识形态和神话、对‘商品拜物教’、对‘生产性消费’、对矛盾和全面、对实践和权威的看法，象辩证法本身一样，都是可以加以改述、发挥、并入一些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迥然不同的体系中去”(566)。二是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世界观之后，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与当代语境相结合生成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派别。从这些尝试中不仅可以观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观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种种关联，即马克思学说在其中的沉积和演化。
如果我们从上述宏观视野来考察，可以发现，20世纪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考的关系，呈现出继承、发挥、修正、质疑或挑战等诸种情况，并且常常多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如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生态整体论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对20世纪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有启发，但是一些生态批评家又坚持生态或环境本位主义立场而不赞同马克思的生态人文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当代意识形态批判中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批评以及文化批评各种模式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但是也受到哈贝马斯等人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意识的形成不完全依赖于反映与被反映的镜像关系。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物质与意识的(颠倒的)镜像关系上，而现代约法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奠定在意识与存在的反映关系中，而是建立在交往领域的社会共识和和理性互动关系中，因而意识形态批判忽视了民主、法律的规范性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再比如，马克思曾经用异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对人肉体和精神状况乃至社会进程的灾难性影响，继而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与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相疏离而形成的商品交换逻辑对人的统治，即物化。卢卡契在受到马克思物化理论启发的同时，又受到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的启发和韦伯生产过程对象化为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即主体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思想的影响，把在韦伯那里基本属于肯定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性颠倒而套用到马克思身上去，形成了卢卡契式的物化批判和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尽管有“精神生产受制于物质生产”这一哲学含义，却主要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提出来的，但20世纪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解读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大的方面未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但突出了技术进步对艺术生产的意义。而在马歇雷那里主要变成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这一哲学层面的解读，艺术生产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而鲍德里亚则以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为依据，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包含了一种生产中心主义，从而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进行质疑，等等。针对上述复杂情况，我们认为，需要辨析马克思作用于20世纪美学问题的种种形态、原因与理据，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误读、别解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如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的异化－物化－拜物教批判发展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批判，开辟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领域，就有其积极的或合理的方面。同时，我们也认为，也不应该回避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时的特定语境所造成的某些命题的有限性、适用性，如马克思的感性论虽然和20世纪美学相通，但是它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对美学的有效性就有一定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或改造等等。
三、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一个关联路径分析
考察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关系，还需要考察马克思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畴及体系建构的影响，或者说，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究竟提供了什么？二是后继者从他那里汲取了什么？首先，马克思思想具有兼容性与综合性，为后人提供了从不同角度包括美学角度进行开放性解读的可能性。有人就马克思描述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而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就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就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发现了共产主义的潜在趋势并描绘其轮廓而言，称马克思主义为一种理想；就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治策略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被视为一种革命的学说。因此，美国学者奥尔曼就说：“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所有这四个方面——科学、批判、理想和革命策略——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可能是唯一的结合，从而把马克思本人看成是一位科学家、批判家、理想家和革命家，而这四个方面又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法” 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构分析和危机诊断，提供了理解和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角度，这使得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与批判的统一。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潜在趋势的描述如“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104)等等，包含了对积极自由的肯定，使马克思汇入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个性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潮流中去，自然也推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审美与艺术进行思考的不同方式。马克思阐明了艺术与审美超出人的物质和经济需要，使个人全面发展，进而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文学艺术而言，“对马克思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构成的手段［……］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欣赏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柏拉威尔 543)。应当说，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目标与旨趣是对20世纪美学影响最大的方面。
其次，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思潮之一，涌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多种理论形态，如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布洛赫的希望乌托邦理论，本雅明、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等，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形态如结构主义、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也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关系。
乔治·卢卡契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只有通过独立的研究并按照这种方法沿着这一途径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即正确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美学”(5)。卢卡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所谓“不存在”指的是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美学著作，所谓“存在”是指马克思在他的大量哲学、政论和经济学著作中论及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留下了不少与审美和艺术有关的文字和论述，涉及一些文艺和美学问题，虽然“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韦勒克 288)。这些文字具有思考上的连贯性，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和建构的起点。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生前、身后为标志，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关于审美、文学、艺术的论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在马克思身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后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据某种知识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建构，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形态。
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化，前苏联、东欧(中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偏爱认识论的路径，把美学问题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并且把马克思论及的美学话题窄化为与艺术有关的问题，又常常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为依据，把美学研究范围进一步限定在现实主义美学范畴之内。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论证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前苏联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开始便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内容，形成了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反映论加上无产阶级政治观视角理解与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看重“一定阶级的需要怎样反映在文学中，阶级的结合，即阶级的矛盾或者阶级的联合，就它们在某种具体的艺术个性中得到反映而言，如何反映在文学中”(卢那察尔斯基 82)。推演到美学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而“根本分歧就集中体现在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解释上”(齐斯 38－39)。虚构出唯物主义美学与唯心主义美学的斗争，继而虚构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斗争，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被认为符合唯物主义，它与各种以变形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现代主义相对立。东欧情况也类似，比如前民主德国的科赫认为：“在近代，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同争取人的解放的斗争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一切认识形式来说，方法论的问题同科学、艺术家等等的基本世界观立场都是紧密相关的。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方法有赖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574; 587)。这就把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政治上的正确性和艺术方法的正统性混为一谈。这种研究模式不仅使美学成为哲学的附庸，更大的问题是忽视了马克思美学思考的丰富性，特别是马克思原本论及的美学的生存论维度，使得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思维老化，范式单一化，缺少理论生长点与学术原创性，无法解释20世纪新兴的审美现象与艺术思潮。由于置身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苏联、东欧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终结了真理的、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实用化、教条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超出了认识论视角，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为一个涵盖了社会、文化、艺术与人生的整体，在20世纪泛化了的美学疆界里加以审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借助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如卢卡契的物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列斐伏尔对消费受控社会的分析等，都贯穿着对交换领域资本强权操控的指控。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比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学说和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建构文学批评模式并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认为一切文学都渗透着政治无意识，是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以社会制度、政治学说和文化设施的方式过程对人们深层无意识的压抑，形成政治无意识。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是在审美或想象层面上解决日常社会生活中具体世界的真正矛盾的可能性，社会的主题往往披上作者欲望的外衣。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这种象征性解决又会遇到各种阻遏机制，发生各种移位和变形，不是表现为明确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逻辑表达，而是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幻想结构或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再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商品交换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列斐伏尔注意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控制并组织了消费，社会是按照消费而不是生产组织群体。在一个商品主导的社会中，语言获得了自足的存在，能指链失去了和所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向符号拜物教转变，物品的消费与符号的消费连为一体。列斐伏尔以此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列斐伏尔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大的方面还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他的学生鲍德里亚则摒弃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物质生产的基石出性地位的说法甚至商品的有用性本身，把商品社会归结为符号交换统治的王国，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路径，可以发现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即借用马克思的某些原理或命题如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物化、拜物教等，与20世纪其他学术思潮相结合，进行延伸或演绎，生成体系化理论建构。这些做法从大的方面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的视域，对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有时又有偏离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原理与范畴的框架，而与马克思学术思考相异的其他某一学术思潮合流的倾向。由于置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论述更为青睐。
可见，无论对马克思本人美学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既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再创造问题，因为要达到理解的创造性，需要将当代视阈与马克思的视阈相融合。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情境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新的视野与命题，在理论思维、范畴更新和方法论变革的层面上推进对马克思的研究，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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