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在我国旧称为：天方教、穆罕默德教、清真教、回教、回回教。前两者因其发源地（我国明代称阿拉伯为天方）及该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而得名；后者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颇广。在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等九个少数民族。鉴此，国务院于1956年6月发出通知，从理论上将民族和宗教分开，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废止“回教”等旧称，称为“伊斯兰教。”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权亲自导演组建反华亲日的伊斯兰教派组织，推行所谓的“实现民族协合”殖民政策。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北伊斯兰教，也在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上，展现出自己的特征，争取着自身发展的空间。
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传入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大漠荒荒的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穆罕默德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以安拉的名义把分散的阿拉伯各部落统一起来，从创教之日始就主张认主独一，强烈反对偶像崇拜。他们将安拉视为全世界的主，认为安拉是为所欲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时不在、无影无象的神明，所以清真寺中从不挂有任何神的肖像。
伊斯兰教倡导理性主义，重视学习，崇尚积极进取。他们坚信先主的缄言：“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所以只要条件许可，清真寺里都建有供子弟求学的场所。伊斯兰教主张平等精神，重视人的现实物质利益，鼓励教徒竭力去开创新的生活，正由于此，伊斯兰教徒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奔赴世界各地。
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很多教派，中国东北地区伊斯兰教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是格底目派，另一是哲赫林耶派。东北地区伊斯兰教大多属于格底目派。哲赫林耶派多数集居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一带。两派在基本信仰上是一致的，都以《古兰经》为经典，以“五大功课和六大信仰”为基本信仰内容，彼此承认。所不同的是，两派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见解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仍能保持存同求异的精神，平和处理教派之间的活动，彼此相安，相互尊重。
格底目派，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形成的一个教派。“格底目”为阿拉伯文的音译，为“尊古”之意，通常称之为“老教”。于清代传入我国东北地区。格底目派虔守陈规旧矩，深受哈乃斐学派的宽容精神影响，既不反对任何门宦的“功修”，也不攻击任何教派的遵行，始终保持中间调和，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多数派，东北地区穆斯林多属此派。此派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儒家思想较浓。
哲赫林耶派，创于清乾隆年间，因以甘肃省定西官川为传教基地，故又称官川门宦派。“哲赫林耶”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高念派”。主张朗诵“迪克尔”（赞诵词）。该派高声念诵“迪克尔”，赞圣，尊崇教主，特别重视殉教精神。在东北地区有北山、沙沟、新店子、南川、板桥5个支系，大多聚居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一带。齐齐哈尔清真寺及吉林北山清真寺为其重镇，代代教长均来自甘肃的新派教。
公元651年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随着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穆斯林的逐渐增多，以及元代蒙古疆土的扩张和中西海陆交通的畅达，伊斯兰教得以迅速的传播。明朝宣德年间，进入我国东北辽西地区，清朝初期几乎遍布东北全境。民国年间，哈尔滨及海拉尔等地，又涌进一批俄国土耳其鞑鞑尔系的伊斯兰教徒。据日本满铁总局情报课编撰的《满洲宗教志》的调查数据，1943年间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穆斯林达三十多万。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多次派人深入我国东北等地，策动穆斯林反叛。
东北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活动
民国初年，日本黑龙会就派川村狂堂，伙同一些日本浪人窜到中国东北地区，以日本穆斯林名义搞亲善宣传，用阿拉伯语搞调查，以鼓动穆斯林夺取民国政权为宗旨，煽动与汉民族分裂。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插手宗教事务，于1933年8月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策划下，以及伪北平回教联合总会首席顾问日本特务须田正继的操纵下，在长春成立了“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同年，成立“哈尔滨伊斯兰教协进会”。会址设在哈尔滨清真东寺。东北地区的少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伊斯兰教分会”。1934年7月3日在长春市成立了东北地区“满洲伊斯兰协会”，川村狂堂任总裁、丁一青（又名丁兰亭）为会长、王殿忠（回族、伪满治安大臣）、马殿显为名誉会长。除了长春本部和沈阳本部以外，在东北各地设有147个公会，网罗职员3378名，会员11317名。1936年，伪“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改称为“满洲回教协会”，统治东北各地支部和分会。支部和分会所在地，凡20岁以上回族穆斯林均为会员。企图全面控制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推行殖民统治。1935年，日伪政权在沈阳成立“土耳其·鞑鞑尔文化协会”，日本浪人松村亮充任沈阳文化清真寺“顾问”，住在寺内执掌清真寺的牛耳，监视和控制穆斯林。在穆斯林宗教活动中，强迫增加亲日政治内容，同年，强迫土耳其鞑鞑尔系回教团与哈尔滨回教协会携手合作成立了“在哈回教联盟”。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一些伪满汉奸推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宣传。1938年2月7日，伪满驻军少将文锦标以“回教总会”资议身份赴北京，在卖国反共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反华反共、分裂民族的言论：“本会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对内联络本教教胞，提倡教育，设法解救本教教胞之痛苦为宗旨”。（注：李光惠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2页。）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摇旗呐喊。1943年10月1日，升任伪满洲国回教协会会长的于少齐在其致辞中公然煽动：“我满洲国即为大东亚建设之先驱，我满洲国回教应为大东亚回教之模范”，“以顺应国策从事于各事业之进行而达宗教报国之诚。”
1937年，为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哈尔滨回教协进会”在日伪政权的授意下发表倡议书，鼓噪全东北的回教徒团结起来，拥护伪满洲国，他们联络各地的回教徒，以伪满洲国回教徒的名义，呼吁尽速承认伪满洲国，让全世界都知晓伪满洲国的穆斯林。
同时，在日本特务的唆使安排下，1935年齐齐哈尔穆斯林的个别头面人物组团访问日本，迈出所谓“日回亲善”运动的第一步。1937年张世安以“新京体育协会”代表身份被派赴日本，与日本“回协”的若林丰及日本外务省、日本参谋本部“嘱托”铃木刚等人一起活动。1938年5月，刘锦标在日本顾问小池定雄的安排下，以“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组织总务委员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回教友好访日团”团长之身份，被派赴日本宣扬所谓的“日回亲善”。此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之弟溥洸也自诩“伊斯兰教教徒”（其妻为穆斯林），并曾代表“满洲”穆斯林到日本活动。
东北沦陷时期，在伪教育司的监令下，东北地区主要大城市的伊斯兰教公私立学校，在开设阿拉伯语的同时，强迫穆斯林青少年学习日本语，在沈阳等地还由日本人出面组织“伊斯兰协会”，开办文化学校，对穆斯林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例如在沈阳市的回教徒中组织“协和义勇公奉队”和“协和青少年团”，1942年义县由62名教徒组成“勤劳奉国队”，还企图计划从伪满新京教徒中迁往鞍山一批，结成“增产护国会”。更有甚者，日本浪人村田辛竟亲率日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封阿訇，附设阿訇养成所，培养亲日分子，派往中国西北等地区进行反华反共活动。
除上述行动外，为了进一步了解并掌握中国的伊斯兰教穆斯林，日本外务省在调查第三课内成立“蒙回班”，并出版季刊《回教事情》，1940派须田正继等人来华调查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动向。在东北沦陷时斯，日伪政权的御用文人，多次提出东北伊斯兰教的对策。如：矢野仁一在1936年声称：“我国应动员利用一切公私机关，探查中国、满洲、蒙古为首的东亚以及属于大东亚诸国的印度、中亚北亚、西亚乃至全亚洲诸国的有关历史及现状的说明和必要的知识，现今这项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注：矢野仁一等著：《满洲的今昔》1941年目黑书店，1941年，第5页。）同年，大久保幸次也扬言，“作为日本商品的进出地的回教圈”，“作为殖民地再分割的客体”，“回教徒的群居地”应该“唤起我们的注意”，那里“不是孕藏着无数的课题吗？”（注：大久保幸次、小林元著：《现代回教圈》四海书房，1936年，第4页。）古野清人在1943年放言：“我们必须尽早摄取他们的灵魂”，“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必须统制住他们的心灵”。（注：笠间杲雄著：《大东亚的回教徒》六兴商会出版部发行，1943年，第104页。）“就是要提倡反共及提携满洲国回教徒”，因为“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应当“尽可能敦促作为亚洲解放一翼的回教徒的奋起觉醒”。（注：古野清人著：《大东亚的宗教文化》文部省教学局编撰出版，1943年，第72页。）所谓“奋起觉醒”，不过是强迫穆斯林为他们效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驱使工具而已。
在这种宗教对策的指导下，日伪政权组织翻译出版中国人撰写了一些研究回教的专著，如金知堂和付统先两人的同名专著《中国回教史》分别于1937年及1940年由岗仓书店和大阪书店发行，其中一位译者井东宪在后记中企盼该书“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强有力的一环而发挥作用”。（注：付统先原著，井东宪译：《中国回教史》冈仓书房，1942年，第28页。）在日伪政权的授意下，数十部专著相继面世。其中京都大学的赤松智城、秋叶隆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委托，从1933年至1938年，踏查东北及内蒙古十几回，从大兴安岭腹地的鄂伦春族居地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部落，以及大连、铁岭、辽阳、沈阳、长春、吉林、敦化、延吉、哈尔滨、阿城、海伦、齐齐哈尔、海拉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大小城市，都曾被他们踏查过，此间成书20余卷的调查纪录《满洲民俗及宗教研究》及1941年3月由大阪屋号书店出版的《满蒙的民族和宗教》等书，为日本政府推进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协合会”和“满洲回教协会”，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大唱赞歌。据1941年度伪满洲回教会议纪录所载，会议伊始，首先要向日本及伪满洲国国旗致敬，然后再遥拜建国神庙与皇居，最后还要听训伪国务院弘报处事务官宣讲大战犯东条英机的战争狂言。在协会章程中，除规定“清真初级小学”要“添加日语课程”，“阿文学校的课目中要加进日语”外，而且还明文标榜协会的活动宗旨在于“宣扬大东亚精神，实现民族协和”。为了实现既定“宗旨”，在东北各地先后成立了“宣传班”等团体，致力于“陶冶回民青年精神”，宣传殖民思想。为日伪政权推行殖民地政策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中国东北历史上写下了黑暗的一页。但是，东北伊斯兰教穆斯林普遍抱有抗日思想，其中不乏爱国志士或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穆斯林。如，海伦清真寺三位阿訇因反对日伪政权的控制愤然离寺，仅留一人看守。再如，海伦县清真寺教长杨景元经常向穆斯林揭露日伪统治的罪行，1937年被日本关东军逮捕，施以酷刑，逼迫认罪，杨景元宁死不屈。还有，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回族穆斯林战士和秘密交通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东北伊斯兰教的英雄。
东北沦陷时期伊斯兰教的职业特点及习俗
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其职业来说比较单一，尤其是从关内来的穆斯林，多从事一些与其民族习俗相联系的职业。东北沦陷时期，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居，不少生活在大城市里，以沈阳、丹东、锦州最多，吉林、黑龙江次之。回族穆斯林的职业也和汉民族一样，农商工都有，富者不多，从前清时期始，大多从事屠宰业、牛羊肉业、车夫、浴池、旅馆、皮革业、船夫、马夫等职业，居于社会低层。
据1941年日本人小林元调查，沈阳清真北寺，清真南寺，清真东寺，文化清真寺4座教堂的周围，聚居了约1000户6720位穆斯林，内中有100来名土耳其鞑鞑尔系教徒，相比之下，他们较少从事与牲畜、皮革有关的工作，而清真东寺区居住的很多从事此业的外来的穆斯林，生活多不太富裕。另如哈尔滨市居住有8927位穆斯林，在道外十二道街等处建有5座较有规模的清真寺及一座清真女子学校，其中一座为土耳其风格的清真寺。在这些穆斯林中，从事宗教、法律、军人、公务员及文化教育医疗等职业的有1232人，从事工业的为821人，商业的652人，农牧林业268人，交通业116人，矿山业及其他职者1672人，从事家务及无业者的有4472人，另有782位鞑鞑尔系穆斯林的实业家。在吉林市的5座清真寺，均为中国的穆斯林所建，从事工业的有934人（内中妇女261），公务员、文教卫生、军人等职业者有303人，商业75人，农业75人，运输业42人，畜牧业10人，其他职业者1013人，靠利息生活及无业者3082人。
上述以沈阳、哈尔滨、吉林三城市为例，可略窥东北地区穆斯林的职业情况，相对来说，东北北部的穆斯林较南部的穆斯林多少带有近代化色彩，从事工业及商业者较多，东北地区的穆斯林中经商的风气与东北铁路的开通相关，商业移民大批涌进，尤其是鞑鞑尔人，经商意识特浓，经济观念较强，依靠皮毛的批发及娴熟的加工技巧，所以多半事业有成，加之他们多能操持土耳其语、蒙古语及俄语，在商场上占尽了商机。此外，还有不少鞑鞑尔系的穆斯林从事管家、文书、司机、店员、缝纫、药剂师、助产士、医生、事务员、女佣、舞蹈演员、铁路工人、电工、警卫，总之职业生活的选择比较宽泛，与来自关内的主要以养畜、屠宰及专职从事农牧业的重体力劳动者的中国的穆斯林相比，其生活略显优裕。
东北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东北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东北回族人口中无业者占17%左右。其中长春的37%，敦化县的74%，洮南县的66%，吉林市的31%的穆斯林无业。至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东北物资的疯狂掠夺，对各族劳动者的压榨，失业人口呈直线上升，仅吉林市回族失业人口即占全市回族人口的55%，长春、延吉、通化三个地区的20个市县，回族无业者占回族人口的56%。另据1941年东亚研究所发行的《满洲国的回教调查资料》所示，在哈尔滨60%的回族挣扎在极贫线上，30%的小业主、小摊贩维持在温饱不定的社会底层，属中流阶层的约占10%，上流社会仅有2名，资产亦不过8万而已。（注：马鸿超、田志和主编：《吉林回教》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这些仅仅是被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数据，实际上在日伪统治下，人口失业非常严重，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的恶劣生活环境用数字是无法言状的。
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地区有清真寺209座，其中辽宁省有108座，吉林省有43座，黑龙江省有58座，其中有据可查的最早建立的当属辽宁开原城内的清真寺。东北另一较著名的清真寺是位于长春市郊九台市的峰蜜营清真寺。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如婚丧嫁娶、节祭礼庆、子弟教育。其日常开支，一方面来源于教徒的施舍，二是靠寺属动产及不动产的租税，维持其清贫的生活，置身于日伪的双重压榨下，其窘境可想而知。
日本侵略者为了疯狂地掠夺中国东北的财富，欺凌和镇压东北回族，派遗日本特务，或利用伊斯兰教中的某些上层分子进行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活动，给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乃至广大汉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透析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的健忘症般的猖狂，常将历史回顾，不啻为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