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军[1]1998年在《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更加引人注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把毕业论文的写作方向确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定了“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这个题目。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导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虽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提出过许多合理思想，但就总体而言，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思想家们不能正确认识道德的本质，把道德视为独立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外的东西，看不到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真实联系，不是片面地脱离利来强调义，就是片面地脱离义来强调利。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利己主义义利观，实质上都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不是片面地脱离个人利益来强调社会利益，就是片面地脱离社会利益来强调个人利益。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了义利关系问题。道德既不是人主观自生的，也不是神的意志，道德的本质蕴藏于社会生活之中，受着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的制约；道德一经形成，就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方式，使人们按照一定的善恶标准抉择行为，来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服务。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统一观。我们党历来提倡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德原则，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提倡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奉献的道德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这种崭新的义利观在全社会的推广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但在实践中，我们又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例如：忽视物质生产、忽视个人利益、忽视道德的层次性等等。 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义利问题依旧突出。一些人把社会主义这个“义”和生产力发展这个“利”机械地对立起来，以为讲利必然忘义，讲义就不要讲利，从而否定人们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追求并从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怀疑和否定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股份制改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不良倾向和恶劣行径，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时期的义利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义利关系，必然不同于以往阶级社会的义利关系；作为“初级阶段”的义利关系，也必然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义利关系的特点，更具有不同于共产主义义利关系的特点。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义利关系，要坚持马列主义义利观的基本原理，与阶级社会各种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义利观划清界限。同时，要把马列主义义利观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能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道德生搬到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来，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作超越阶段的事情。 第二章：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
房宏君[2]2000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矛盾辨析及调节》文中研究表明义利矛盾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内容，从古至今，备受人们的关注，它作为价值观的核心，道德问题的精髓，是同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导向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准则相辅相承的，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并在人们的所有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还对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和道德的进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发，来深入具体地探索义利矛盾的实质、根源、义利矛盾突出的表现和主要原因，调节义利矛盾的辩证法则以及基本途径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义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二者间的矛盾，从而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和通过对人们进行义利观的教育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矛盾冲突问题；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伦理道德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更好地、全面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秦宁波[3]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三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三,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三,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三,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三,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张月凤[4]2007年在《论孔子义利观的现代转换》文中提出义利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论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团体或个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道德行为失范,社会义利冲突和矛盾日渐突出,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是孔子义利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精华所在。如何转换和借鉴孔子义利观的合理成份,构建和倡导社会主义义利观,引导人们正确进行义利选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阐述孔子义利观的产生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简要分析了其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并论述了对孔子义利观进行现代转换和改造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孔子义利观现代转换的机理,分别从转换的原则、方式和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探讨孔子义利观的现代转换对构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启示。社会主义义利观“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是对孔子义利观进行现代转换的典范。它既充分汲取了孔子义利观的精华,又是对孔子义利观的提升和超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应当确立的义利观。它有利于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党延敏[5]2002年在《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蕴义深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渊源，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面对历史的跨越和时代的变迁，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儒家文化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根基；要在当代社会发挥儒学的独特功能，就要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找到儒学的当代价值，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解构它的陈腐的思想体系，挖掘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从而赋予其以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中国所处的大变革时代出发，论述了评价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模式，提出了评价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评价。 论文分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简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儒学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了评价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模式和评价标准；第三部分，系统介绍了传统儒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中心部分，从五个方面对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价；第五部分，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出发，对儒学前景进行了展望。
张启伟[6]2007年在《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义与利高度浓缩了社会生活中的众多事物和现象。义利问题是一个对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风气起导向作用的重大的伦理道德问题。义利观是中国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由传统义利观提出和创设的各种伦理价值学说,曾广泛地渗透和作用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积淀、内化为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层意识,对中华民族道德品行和国民个性的形成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义利问题比历史以往更显突出,故笔者认为对传统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参酌史料,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训诂和阐发相结合等方法,循着历史发展的足迹,考察了传统义利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实质,揭示了传统义利观义与利的辩证统一。阐明了传统义利观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社会主义义利观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进行了探索,为当前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本文的特色之处在于,论述了当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都与传统义利思想的合理内核密不可分。因而,探讨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就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总之,本文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研究所做的初步尝试,求得为今后学人就此课题作深入探索起荜路蓝缕的作用。
王建新[7]2012年在《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企业价值观构建》文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将其落实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的实际工作之中去,创造性地提出和构建具有本领域和本行业特点的价值观。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担负着商品的生产、流通和经营等方面的任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因此,探讨在当代条件下中国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构建,具有十分迫切和现实的意义。儒家思想作为“德性之知”和“心性之学”,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观思想。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向,这就是照搬西方的企业文化,机械沿袭西方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观思想则弃之而不顾,甚至简单地将其当作封建过时的东西加以批判。本文的旨意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清理、改造、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中蕴涵的有益的价值观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建设的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特征相结合,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企业价值观是一个包蕴了丰富内涵于自身之内的有机体系。概言之,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生态观、企业的道德观、企业的利益观、企业的治理观、企业的经营观、企业的知识观、企业的儒商观、企业的目标观等。本文结合企业建设的实际着重探讨了企业的生态观、道德观、利益观、目标观,它们是企业价值观构建的主要内容。本文共六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说明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是本文的理论前提和思想灵魂。它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价值、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内涵,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及其结合方式。第三章“‘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观”,主要阐释了在现代条件下企业生态观建设应如何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因素,又应如何结合现代生态思想的发展赋予其时代新义。本章最后对于企业生态观的构建提出了具体的举措。第四章“‘仁者爱人’与企业的道德观”,集中探讨了儒家的核心即“仁学”思想,并结合河南国际道德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在继承和弘扬儒家“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建设“仁企”的构想,并凝练出“崇仁、尚和、重孝、守信”的价值观念作为建设“仁企”的价值标杆。第五章“‘义以生利’与企业的利益观”,专门探讨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在对其进行现代重释的基础上,对于现代企业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第六章“‘和实生物’与企业的目标观”,主要探讨了儒家的和谐思想,并联系企业的目标观构建,论述了现代企业应如何规划其直接目标和终极目标及其关系,又应如何为实现企业和谐发展的目标构建“内和”和“外和”的内外环境的实践对策。全文的六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二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论述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构成全文的统帅和灵魂；第三、四、五、六章分别阐释了企业的生态观、道德观、利益观和目标观,其中生态观是企业价值观构建的前提,道德观是核心,利益观是基础,目标观是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构建的基本内涵。
陈凌[8]2016年在《基于传统义利观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新变化、新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在有关传统义利观思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论述。2013年3月1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了一种以义当先、义利并重的价值观。他指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传统“义利观”文化,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习总书记还提出了“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义利观。他提出了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的义利观,要求我们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并重、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实现义利共赢。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三次重要的“义利之辨”,并在近代义利之辨中转型,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等不同类型的思想观点。总体上看,“重义轻利”始终是传统义利观思想的主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新时期,义利冲突比以往更显突出。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但是在精神层面和价值观方面比较空虚,道德观念有了滑坡和倒退。大学生当中“重利轻义”思想比较盛行,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义利错位,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价值标准降低、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本研究鉴于上述这些现象,通过对传统义利观内涵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简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性人物的义利观思想,并进一步指出传统义利观“重义轻利”思想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当前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现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总体价值取向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在人生价值取向上,重个人、轻社会;在义利取向上,重功利、轻道义;在学习上,重实用、轻理想;在生活上,重享受、轻劳动;在择业上,重待遇、轻责任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与网络五个层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学生要加强自律,要提高人文素养,塑造“刚正不阿”品格;父母要以身作则,发挥自身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学校要丰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廉洁教育、责任感教育等;社会层面,要净化义利取向社会环境,加强媒体正能量宣传;最后,以网络新平台来拓展价值观教育渠道,从而增强传统义利观教育的效果。
唐泽[9]2012年在《媒介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提出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且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合评介。以此为基础,提出本文拟研究的内容、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接下来,仔细梳理了核心价值体系的缘起和发展脉络,并对媒介系统核心价值体系及多元价值景观进行了唯象研究。研究的具体内容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和性质,我国各个时期的核心价值体系,西方的社会思潮和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及其两者的基本特点,中外媒介的发展及媒介系统价值观的多元景观,西方媒介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还着重对当前我国媒介系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深入剖析了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性质、意义和目标定位。指出,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本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意义关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大局；除自身建成核心价值体系外,媒介系统还要承担“宣传队”、“播种机”、“发动机”的社会功能。媒介系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本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特从“加强理论学习,树立理想信念,确保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角度,切入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问题本体,讨论了坚持“二为”方向,增强党性,自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媒介系统,以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民族思想共识,如何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本文讨论了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以鼓舞民族斗志促进媒介和民族发展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媒介,建设创新型世界大媒介的观点和方法。另外,还密切结合我国现实需要,讨论了如何用爱国主义精神武器与民族分裂势力作斗争,如何利用媒介优势推进国家创新、如何实现媒介系统本身科学发展的问题。如何“用八荣八耻”引领道德风尚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坚持走群众路线,媒介系统应大力贯彻以及推广普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践行并大力倡导明义利讲诚信,强调了媒介系统自身职业道德的建设问题。媒介系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板块的每部分内容,都是按照从理论到实践,从媒介系统内部到外部的顺序展开,实现了目标定位。至此,还须有功能架构和实践策略相配合,方能使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案完备。作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和现代系统科学指导下完成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功能架构,必须激活主导者,培植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动性；创新渠道,提高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灵活性；分析受众,加强媒介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针对性；优化嵌入,提升媒介系统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环境适应性。关于实践策略,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四个相结合”的原则性要求,即：突出核心与包容多元相结合,精神行为与制度物态相结合,指导教育与引导培育相结合,贯彻实施与创新发展相结合。
万欢欢[10]2014年在《中国传统义利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古往今来,人们对义利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早已打破了某一学科的界限。但是,一般来说义利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理学问题,并且,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义利问题贯穿于社会运行过程的始终,高度浓缩了社会生活中的众多事物和现象,对我国民族品德和公民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每当遇到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社会结构调整时期,义利问题就会变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引起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时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异质性增强,人们的价值选择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精神来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而这种精神就是“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核心的社会精神”。本文着眼于历史,把传统义利思想的历史演变作为文章的主线,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问题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要研究的问题的前期准备,首先提出传统义利思想的研究背景、分析其研究现状、明确其研究目的及意义、归纳其研究方法及写作本文的重点与难点。第二部分对义与利的内涵及关系进行了概述,并对传统义利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第三部分,以时间为顺序,从传统义利思想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对传统义利思想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为传统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首先从传统义利思想的历史作用入手,从正反两方面对传统义利思想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中国传统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第五部分,指出建立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必要性,阐述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征,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实现途径。最后第六部分的结语,总结对传统义利思想的继承发展,以及对未来义利思想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义利辩证法[D]. 刘向军.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矛盾辨析及调节[D]. 房宏君. 大连理工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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