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内生、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分类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省级论文,面板论文,内生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1-0020-07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国企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讨论也一直没有结束。在古典经济学家中，除亚当·斯密提出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外，李嘉图、穆勒等人着重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Romer(1986)、Lucas(1988)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多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1]Chow(1993)的研究表明1952-198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积累[2]；Hut和Khan(1997)指出1952-1994年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1979-199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4%，对经济的贡献超过40%[3]；颜鹏飞(2004)认为是技术效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4]。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不胜枚举，终其一点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要素的配置效率。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善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证明了这一点。Acemoglu(2003)指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模型的演绎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还是依赖于偏好、知识和技术进步演绎逻辑，对经济增长与政府干预制度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完全依赖于新古典无摩擦和完全竞争市场假定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有较大的局限性[5]。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框架并将其内生化，指出生产要素投入及配置效率，以及微观经济个体的生产交易均依赖于制度，即制度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制度变革，同时制度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完善。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在认同改革是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董祥海，李升(2004)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6]。钟昌标等(2008)运用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研究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控制权结构、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7]；王小鲁等(2009)指出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是过去30年改革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时期合计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8]。学者们在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却较少关注一个问题：即作为制度的设计者，政府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市场发育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政府作为“公共人”、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中的协调者，政府效率如何影响制度的发挥进而怎样影响经济的增长？目前已有的文献较少，唐天伟、卢少辉(2005)测度了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00-2004的政府效率，利用简单线性回归证明政府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9]；金福子、崔松虎(2008)研究了政府效率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10]。基于此，本文将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分类检验，以揭示要素投入、制度变迁、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检验的结果对区域经济增长进行解释。
二、制度内生、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一是产权，二是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产权界定与否，以及如何界定产权，直接影响人们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人们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当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时，对这一资源的利用，就要冒不能全部获取由于使用这一资源产生的收益与风险，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产权制度的出现可以将成本或收益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经济当事人承担他应当承担的成本，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收益。这种转变增加了经济当事人有效利用资源的动力，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产权制度是一项基础的经济制度，它不仅独自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又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它制度安排的基础。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产权制度的建立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变了激励机制，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当产权明晰的时候，产权的变化会带来激励机制的变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1]。Rodrik(2004)认为，政策可以看作制度的流量，即政策效率体现制度的作用特征。经济理论表明，对外贸易能使一个经济体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提高其生产率，并能促进技术转移，以及通过国际竞争提高效率。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不仅体现一国经济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而且也体现一国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征，我国经济正是在1978年后通过对外开放后才得以快速增长的。
研究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固然要继续探讨深化改革、明晰产权、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关注经济效率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效率。政府效率反映的是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主体在调控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效率主体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因此，政府效率实际上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管理效率，或者说，它是关于“公共人”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之前，“权力经济学”关于效率的概念还仅限于经济学的严格范围之内。政府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外在变量或“协调力量”，其本身的效率是给定的，这一理论暗含的前提是“理性政府”或“有效率政府”的假设[12]。在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看来，“为了有助于法律改革对话这个合理目的，‘私人’常常被构造为‘经济人’。相形之下，‘公共人’除了不言而喻被当作‘贤人’之外，几乎完全没有被加以构造”，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就行为特征来讲没有理由把“公共人”排除在“经济人”之外，“公共人”必须被构造为追求私利者[13]。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的制度需要高效的政府来提供、保护和推行，因此，政府效率是制度要素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三、计量模型的选择和变量定义
（一）样本的选择
为实证检验制度变迁、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本文样本包括1998-2006年我国大陆各省份的资料，考虑到西藏和海南的数据缺失较多而予以剔除，这样总共包括29个省市自治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和中经专网。数据处理用Eviews5.0软件。
（二）模型的设定
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中，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最普遍使用的生产函数。一个地区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可表示如下：
（三）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
Y：每年各地区GDP，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影响，以1997年为不变价，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了缩减。
K：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存量是根据1978-2006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平减指数将数据调整为1997年价。设定初始年(1978)的固定资本存量为当年固定资产形成额的10倍，折旧率为10%，计算公式为
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δ表示折旧率。因重庆1997年从四川中分出，1978-1997年两省市合并计算资本存量，然后用1997年的两地区的资本形成额按比例对1997年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分割，1998-2006年两地各自按永续盘存法计算固定资本存量。本文计算了1978-2006年各地区的资本存量，但只取用1998-2006年的数据，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初始值设定的影响。
L：劳动投入。以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
B：制度变量。一是产权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与国有经济相比，非国有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激励机制也更加灵活有效。因此本文用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产权制度的指标，由于1998年后不再统计500万元以下小企业的数据，所以本文初始年份为1998年。二是对外开放政策。本文以进出口商品总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ge：政府效率。本文在此考察的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问题，所以选用行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效率。由于2007年后该指标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本文的分析数据截止2006年。
α：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产出弹性系数。
γ：制度影响系数。
λ：政府效率影响系数。
四、分类检验结果与评价
1.首先利用E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所示）
在所有的模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印证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这与我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的事实相吻合。模型1显示，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增长0.8163%，劳动力投入每增长1%，经济增长0.1927%。当我们在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逐步引入产权制度、对外开放和政府效率因素时，模型8的拟合度有所提高，人均资本的弹性系数为0.7226，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为0.2774。
当我们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制度与政府效率因素后，发现模型的调整的R均在0.86以上，特别是模型4、模型6和模型8的显著性提高，这表明产权制度、对外贸易和政府效率都影响经济的增长。模型2引入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回归系数为0.2076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产权制度对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强，一国的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非国有经济越发达，经济体越自由，产权保护程度越高，产出将越有效率。同时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对外开放因素，其回归系数为0.1115，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吻合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模型4至模型6中引入政府效率因素后发现：在模型4中政府的行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大，其效率越低，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越大，该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值较大，达-9.5936；在模型5和模型6中政府效率分别与产权制度和对外开放组合，其交叉项系数为负并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效率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权制度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发挥，降低了制度的作用，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将资本、劳动投入、制度、政府效率一并纳入模型建立综合模型，模型7显示：产权制度、对外开放及其与政府效率的组合项均不显著且对外开放与政府效率的组合项系数为正，与理论设定的相反，经检验是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删除交叉项后建立模型8，各项系数符号与理论设定相符，除产权制度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外，其余各项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表明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1%，人均GDP增长0.7226%，产权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成本的不断上升，政府效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2.制度变迁、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
根据模型8所示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得到以下经济增长方程：
g=0.7226k+0.27741+0.1199△Ins+0.0880△open-7.6717△ge+te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k代表资本存量增长率，l代表劳动力增长率，△Ins、△open代表制度因素的变动，△ge代表政府效率的变动，方程中te并未给出数值，它是待计算的残差，用以表示除资本、劳动、制度及政府效率以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们已分解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制度和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将te命名为技术进步。
根据经济增长方程，应用各省级的数据进行核算可计算得到综合模型下各投入要素、制度因素、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2）。
这一增长核算有几个有价值的发现：
第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均在75%以上，但劳动力的投入在1998-2006年间对经济的贡献不大。究其原因是我国近期的劳动力的增长明显放慢了，由于模型中没有考虑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劳动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是近十年来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除天津外其余的省份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增长贡献均为正。但东部近十年来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中西部，我们分析是由于我国东部的产权制度改革是最先完成的，这几年非公有经济工业增长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的增长速度已趋缓，产权制度的效应已逐步释放并减弱。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东部明显大于中西部。外贸效应对东部各省份的影响明显，上海以10.19%高居榜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外贸贡献在3%以上，仅有辽宁、福建、山东的外贸贡献在3%以下外；相比东部而言，中西部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中西部所有省份的外贸贡献均在1.5%以下，贵州、陕西由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下降导致外贸贡献为负。这一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外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将大于中西部。
第四，技术进步贡献总体来说中部大于东部、东部大于西部，但区域内各省份的差距较大。东部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简单平均为4.04%，中部为6.66%，西部为-0.36%，这也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是不稳定的。
第五，在上述乐观因素对经济发生正向作用的同时也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不断膨胀，政府效率的下降，所有省份的政府效率对经济的贡献均为负。对经济的负向影响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GDP效率损失，而且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五、基本结论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将制度和政府效率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产权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成本的不断上升，政府效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政府效率不仅作为一个直接因素影响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权制度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发挥，降低了制度的促进作用。根据模型8，利用各省市区的数据我们对制度变迁、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资本增长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各省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在75%以上，但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依赖正在下降，制度和政府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在1998-2006年间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中部高于东部、东部高于西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东部最先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逐步释放；对外贸易对经济的贡献却是东部远远高于中西部。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技术进步对各省市区经济效率提高的影响差距较大，呈现出非均衡状态；第二，政府效率的低下对经济产生了负作用，对经济的负向影响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较低。因此提高政府效率、抑制行政成本的膨胀、惩治腐败将有助于制度发挥更好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收稿日期：2009-09-17
标签：面板数据论文; 资本存量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产权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