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鲁迅论侠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瞿秋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侠文化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在群众中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瞿秋白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①。又说，武侠小说“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②。鲁迅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③，包括了鲁迅所称之为“侠义小说”。他俩都很注意启发群众觉悟对革命的重要性，因此都很关注这种大众文化。清朝乾嘉之际，从《施公案》、《儿女英雄传》开始，武侠小说和公案小说、言情小说合流，瞿秋白、鲁迅所着重论述的是合流之后的武侠小说，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这些见解，在现在仍有其重要意义。
1
瞿秋白、鲁迅都是为着革命目的而研究侠文化的，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从当时革命形势要求来评价侠文化。列宁讲到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文化的态度时说，“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④。瞿秋白、鲁迅对侠文化，也是根据当时革命实践的要求来检验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这样的革命形势，要求广大群众认清革命道路，丢掉幻想，投入斗争。当时文化界是怎样的呢？“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⑤。它们所描写的，并不符合当时革命形势要求，因此，瞿秋白、鲁迅对侠文化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现在的读者可能会不太理解，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理解的。
瞿秋白对侠的本质作了阶级的分析。侠文化使民众不靠团结斗争，不靠自己救自己，而只是等待英雄侠客出现，“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呢？”“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⑥他在论及《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俞樾修改后更名为《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和《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戏剧时指出，“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当前的斗争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⑦他完全是从对当时的群众革命斗争实践是否有利来判断的。他具体分析了当时震华书局出版的《关东豪侠传》。这部小说写的是东北著名侠客（实际是胡匪头子）小白龙。他对于来剿灭他们的官兵，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们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这位“豪侠”对官兵是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瞿秋白评论说，“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护财神主义的基础。”小白龙对官兵采取如此态度，似乎是深明民族大义，是从抗日利益出发，但应该知道，抗日斗争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内的阶级斗争，取消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很难坚持抗日斗争。瞿秋白指出，“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⑧
这里所涉及的是：宣传唯物史观呢，还是宣传唯心史观呢？侠文化所要宣传的是“青天大老爷主义者”、“‘个人的英雄决定一切’的公式”。这当然是唯心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依靠集体的、阶级的力量，必须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反动统治。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⑨又说，“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⑩。《国际歌》讲得很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即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瞿秋白是《国际歌》的翻译者，当然很赞同这种唯物史观，而对与《国际歌》唱反调的武侠小说持批判态度。武侠小说是让广大群众“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结果，人民群众虽然人数很多，“可是多得象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天剑，尔且安民做奴才’。”(11)他认为武侠小说所起的实际作用是让群众“安心做奴才”。武侠作品歌颂侠客“劫富济贫”，这似乎对人民群众有好处，但我们要看侠客这种行动的实际效果。瞿秋白认为“劫富济贫”云云，不过是“空谈”。(12)穷人把翻身希望寄托于“武侠和剑仙”，是一种“梦想”，“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13)。“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14)。如果待侠客来“劫富济贫”，实际上就等于“安心做奴才”，永远“贫”下去。他认为宣扬侠客的“劫富济贫”，实际上是“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15)
鲁迅与瞿秋白相似，对侠文化基本上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关于侠文化方面的文章，有一篇是他们合写的，表达了他们相同的观点，此文即《真假堂吉诃德》。它对中国侠客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侠也有真假，即使是真侠，也不过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傻相可掬，觉得可怜可笑”，“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至于在中国，则只有假侠客，他们是“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的种子”，就像《儒林外史》所写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此文的观点，在瞿秋白的《吉诃德时代》和鲁迅的《流氓的变迁》中都表达过。鲁迅认为中国“止留下取巧的侠”，他们投靠公侯权贵，司马迁之所谓“侠以武犯禁”，“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鲁迅特别指出“满洲入关”后，《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之类的作品所写的侠客，实质上是奴才，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中国的侠客是奴才，这是鲁迅一贯的观点。他在192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时，就认为“故凡侠义之士又必以为大臣之隶卒为荣宠。其（指侠义小说）所记健者性情，在民间每极粗豪，则媚滋一人，不胜其可怜之形，卑下之气，溢于纸上，此非詟服多年，以致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16)。他在1923年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仍认为“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他认为侠客之奴才性和满清入关后的形势分不开。他评价《三侠五义》时说过，“《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17)有的研究者引用这段话时，认为鲁迅是肯定侠义小说的倾向，其实他说的是侠义小说与《水浒》仅外貌相似，而精神不同。他在1925年于西北大学讲学时说，“《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指侠义小说）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18)1926年前后，侠义小说重新流行，使鲁迅写了一篇类似侠义小说的《铸剑》。小说中的“黑色人”就好似一剑侠。楚王杀了铸剑工人，其子眉间尺要复仇，却无法接近楚王，“黑色人”因善变戏法而得以接近楚王，终于杀了楚王。“黑色人”名“宴之敖者”，实乃夫子自道。人们会误以为鲁迅在这里歌颂了侠义主义，其实他只赞同复仇，而不赞同侠义主义。当眉间尺称“黑色人”为“义士”时，“黑色人”拒绝了这一称呼，他道，“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当眉间尺感谢他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时，他说，“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鲁迅通过“黑色人”之口批判侠义主义，和当时侠义小说的重新流行分不开。“黑色人”对“仗义”、“同情”的批判和鲁迅批判“取巧的侠”的意思是相同的。
2
瞿秋白和鲁迅研究侠文化，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都揭示了侠的本质，但他们各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他们的论述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瞿秋白主要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研究侠文化，而鲁迅则主要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研究。
瞿秋白更多地是从侠的阶级基础来剖析其本质的。他曾经评论过茅盾的小说《三人行》，《三人行》虽非武侠小说，但涉及到侠的问题。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许、惠、云三个青年的寻找人生道路的历程。其中的许是一个出身于没落贵族的青年，他走上了唐·吉诃德式的侠义道路，要单枪匹马去暗杀恶霸而终于失败，自己也丧了命。茅盾对许所走的侠义道路有所批判，说明青年只有走集体主义道路，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才能有出路。瞿秋白对茅盾这样的描写是赞赏的，说“作者把他的无聊，可笑，讨厌，他那种崩溃的书香人家的颓伤精神，都还写得露骨，相当透彻。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这是应当暴露。”(19)但他对茅盾把许处理为“贵族子弟”，却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种侠义主义，并没有发生在现实崩溃的中国贵族子弟之中，而在于平民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失业破产的流氓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秘密结社——畸形的侠义主义表现在现实的所谓下流人的帮口里面。”(20)中国的贵族子弟与西方的贵族子弟不同，西方贵族子弟会出现民意党人那样的人物，“中国的书香贵族子弟本来就只会颓丧，不会侠义。勉强要他侠义，他也就决不会去暗杀皇帝和总长（像民意党那样），而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窝的老板”(21)。他认为茅盾这样处理是失败的。他在这里对侠义主义的阶级基础作了明确的揭示，他认为贵族阶级并不是侠义主义的阶级基础，侠义主义的阶级基础在于平民小资产阶级，尤其在失业破产的流氓无产阶级，侠，往往出现在下流人的帮口里面。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
侠，一般来说，是社会上的游民。侠，在思想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在行动上是一种盲动主义。侠义主义很容易出现在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当中。这些人就成了社会上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憎恨旧社会，但他们的斗争是盲动的，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往往容易为官僚和豪绅所利用，成为他们的走狗，甚至上升为豪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社会上的游民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后来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22)中批判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时，又分析了这个问题。应该说，瞿秋白的分析和他的分析是一致的。侠义小说恰恰美化了这种个人主义、盲动主义，这对于革命是不利的。
鲁迅则是更多地从侠的历史演变来剖析其本质的。侠在我国出现很早，《韩非子》一书就谈到游侠及其活动特征：行义、武勇、任誉、聚徒、犯禁，但由于史书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迁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23)对于秦以前的侠，鲁迅认为是出于墨家，“墨子之徒为侠”。墨子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相传墨子及其门徒都能赴汤蹈火，以自苦为极。鲁迅肯定了这样的侠，小说《非攻》中的墨子就有着侠的原始风貌。鲁迅认为，“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24)。到汉代，又出现了一批侠客，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司马迁为他们写了《游侠列传》，颂扬他们。但鲁迅对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25)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例如，朱家和汝阴侯滕公就往来密切；剧孟就为条侯周亚夫所用；为司马迁所盛赞的郭解，更与豪门权贵有关系，当时，皇家是把他当“豪富”看待的，“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万余。”(26)郭解搬家，大将军卫青居然为他出面说情，“诸公”为他送这么多礼，可见他是有钱有势的。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侠”字，即将它解释为供大人物驱使的人，这解释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当然，也不能把问题简单化，这些侠与当权者也有矛盾，司马迁引韩非子的话说“侠以武犯禁”，鲁迅说，“‘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27)。后来，侠发展为强盗，鲁迅认为强盗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于是奴才”。(28)鲁迅肯定这种“侠之流”敢于反对奸臣，但又批判他们不敢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到了清朝，“侠之流”进一步堕落，在清王朝严酷的统治下，“侠之流”的奴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久服羁轭，习于顺从，至已不生反则之心。故凡侠义之士，又必又大臣之隶卒为荣宠”(29)。“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30)。司马迁那时候，侠多为“布衣”；到了清朝，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侠之流”发展到了清末民初，就成了流氓，“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31)瞿秋白也发表过同样的见解：侠客发展到了现在便成为流氓。(32)鲁迅则更完整地勾画了“游侠”的演变史，他们是由“老实”的侠演变为“取巧的侠”，由“闹点小乱子”或反对“奸臣”而演变为“奴才”，再演变而为“流氓”。鲁迅全面地揭示了其本质。鲁迅所最憎恶的是他们身上的“奴性”，而武侠小说则恰恰歌颂了其“奴性”。
瞿秋白主要是从政治革命角度来研究侠文化的。政治革命，是要推翻反动阶级统治，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斗争。瞿秋白认为武侠作品，第一是宣传“青天大老爷主义”，第二是宣传“等待主义”，在群众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阻止民众的革命化”，“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会取消政治革命，因此，武侠作品是“保护着财神菩萨”的。这就揭示了这类作品在政治上的危害性。
鲁迅主要是从思想革命角度来研究侠文化的。他在文化研究工作伊始，就注意研究国民性及其病根所在。其文化研究，主要是为了“攻打国民性的病根”。在鲁迅之前，梁启超也注重研究国民性，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我国国民性的弱点首先是“奴性”。鲁迅一生也是注重批判奴才哲学和奴才道德的，他把批判奴性看作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方面。他每谈到侠义小说，总是着眼于批判其表现出来的奴性。据鲁迅的《小说史大略》和《中国小说史略》的阐述，侠义小说兴盛于清朝，“此种小说兴起时，盖在清人全取中国之后”。为什么在清朝特别是乾嘉之后会有侠义小说涌现呢？为什么会出现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呢？鲁迅认为，这与清朝严酷的统治有关。在清朝严酷统治下，人们（尤其是文人）的奴性有了增长。他谈到清朝的“文化统制”时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33)正是由于清朝的文化统治严酷，文人奴性增长，促使侠义小说涌现及其与公案小说合流。鲁迅探讨了奴性的文化根源，认为不批判奴性，进行思想革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铸剑》写到楚王被“黑色人”刺死后，“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灵车来了，“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如果仅仅刺杀了国王，群众还麻木不觉悟，仍然无济于事。在这里，鲁迅正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批判了侠文化。鲁迅的思想毕竟是高于“黑色人”的。“黑色人”为两汉以前的侠，渊源于“墨者”，故鲁迅称之为“黑色人”。“黑色人”为“墨者”的翻译。不能把“黑色人”等同于鲁迅。
3
瞿秋白与鲁迅，虽然对侠文化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们很重视对侠文化的研究。瞿秋白在许多文艺论文中都谈到有关侠的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谈侠义小说（他把公案小说归并于侠义小说，认为二者合流了），他后来还说过，“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34)。为何他们很重视侠文化的研究呢？因为有关剑侠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连环画等），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瞿秋白说，“这些小说和连环画，很广泛的传播到大街小巷轮船火车上。那些没有‘高贵的’知识而稍微认识一些字的‘普通人’，只有这种小说可以看，只有这种戏可以听，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35)这些作品之所以在群众中有如此广泛的影响，除了它们形式通俗外，还由于它们投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在洪杨乱后，以其时乡曲莽夫，每能送一大吏，由行伍而得荣显，于是社会惊耸羡慕，甚乐道此辈事矣。”(36)这类作品存在媚俗的倾向。瞿秋白与鲁迅时刻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于在群众中有极大影响的文化生活不能不加以重视，认真研究。他们之所以重视侠文化的研究，瞿秋白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过所谓“马路文学”，因此，德国革命文学家皮哈曾说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反对文学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里面，我们主要的注意只集中在‘好的’作品。这没有疑问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无名的反动意识的代表所出版的几百万本的群众读物，实际上却是最危险的毒菌，散布着毒害和蒙蔽群众意识的传染病。在这个战线上，必须要紧张的工作。”(37)瞿秋白从皮哈这番话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方针，认为“这是现在对付中国的马路文学的方针”，如果不去深入研究它们，又如何能批判它们呢？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也提出了一个有关文化改革的方针：“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就不可能使改革取得成功。鲁迅要研究、了解民俗，但又不媚俗。
瞿秋白与鲁迅对武侠作品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对其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而对其艺术形式则有所肯定。
瞿秋白肯定武侠小说的艺术形式，是从文艺大众化思想出发的。他认为大众文艺不仅要使内容革命化，而且要使形式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大众化，一要用真正的中国白话文，这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他认为武侠小说“在文字技术上，他们往往比较的高明”；二要用大众容易接受的体裁，他认为武侠小说“有头有脑的叙述”，“是现在的群众最容易了解的”。他强调文艺形式的大众化，又是和他提倡文艺形式的民族化、反对欧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看到“五四”以后出现的“新式小说”的缺点，认为“新式小说”“实在亦只有新式智识阶级才来读他”，而新式智识阶级读者毕竟人数不多，“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我们只要想：旧式白话的武侠……是怎样广泛的成为中国一般社会——还算是上等社会的读物”，“极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有新式小说的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小说的内容么？不一定。”(38)他认为，这是因为语言形式问题。他是在比较中来肯定“旧式的大众文艺”的艺术形式的，这“旧式的大众文艺”就包括如《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之类。他说，“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39)这就是说，武侠小说也有值得继承的地方，要建设革命的大众文艺，就离不开继承“旧式的大众文艺”。他甚至认为“现时大众小说”如《火烧红莲寺》之类可以“改作”，为现在的革命服务。(40)《火烧红莲寺》有戏剧、电影、连环画的改编本，它们是根据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小说《江湖奇侠传》（赵苕狂续作）改编的，这部小说是在民间传说（主要是湖南的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它是由许多故事联缀而成，其中有些片断写了除恶霸的斗争，反映了平民的某些愿望，如果用正确的观点去改编，也是可为革命服务的。
在艺术上，鲁迅对武侠小说有进一步的肯定，他不仅肯定了它们所采用的文体，而且肯定了其艺术成就。他说，《三侠五义》“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他又说，“《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41)这里所说的“平话习气”，包含什么内容呢？第一采用“俗文体”，“即以俚语著事，叙述故事”，“各具首尾”；第二善于“发挥”，“随时生发”，“一涉细故，便多增饰”，“又杂以诨词，以博笑噱”；第三，“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42)。“平话”乃民间创作，鲁迅是从民间创作的角度来肯定侠义小说的艺术成就的。《三侠五义》为何有这样的艺术成就呢？鲁迅认为这与它源出于民间创作分不开，他说，此书作者“石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也就是肯定石玉昆是民间集体创作的一个代表者；他明确指出，《三侠五义》及其续书是集体创作的“因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43)。民间文艺，具有集体创作的特点，民间艺人说书时，虽然“仍有底本以作凭依”，但他们往往“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这样一来，其艺术色彩就丰富绚烂了。当然，鲁迅并非无条件地肯定民间集体创作，他指出一经众人之手，也可能使作品成为“恶书”，他认为《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的各种续书，“千篇一律，语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后顿异，盖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44)有些侠义小说虽是文人创作的，但也受了民间文艺的影响，吸取了民间文艺的优长。《儿女英雄传》是文康创作的，文康是出身没落贵族的文人，他创作《儿女英雄传》也是得益于平话。鲁迅说，“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于是《儿女英雄传》遂亦特有‘演说’流风。”鲁迅肯定侠义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从民间文学创作发展的角度来说的：“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45)严格说来，鲁迅只是从市民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肯定侠义小说的。
瞿秋白和鲁迅之论侠文化，当然有其局限之处。他们对之否定过多，肯定却显然不够。具体来说，他们对武侠小说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否定的，而对其艺术则有所肯定。他们的论述存在什么问题呢？主要问题在于武侠小说的思想倾向是较为复杂的，应该作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侠客有种种不同的类型，不能一概而论；他们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不同，对他们的活动也应作不同的历史分析和评价。侠客们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者“劫富济贫”，虽然不能解决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根本问题，但也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许多侠客都依附一位官僚，这位官僚大抵是清官，侠客辅佐这位清官办事，有些事也办得比较好，如诛锄豪强等，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也会给平民带来一些好处。武侠小说虽然宣扬了一些封建道德、因果报应之类的东西，但也表现了人民群众某些正当的情感和合理的愿望。当社会并不具备革命条件、不可能发生革命的时候，侠客们仗义行侠，或辅佐清官办事，是应该给以某种肯定的。并不是只有革命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有时候，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安宁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并不具备革命条件、需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宁的时候，清官和侠客就是维持秩序稳定与安宁的因素，他们就成为了社会所需要的人物，他们的存在，对人民也是有利的，因此，对于他们应该给以某种肯定，对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也应该给以某种肯定。当然，当社会处于革命热潮中或处于革命前夕，武侠小说所宣扬的“青天大老爷主义”或“等待主义”，确实会给革命带来某种危害。瞿秋白和鲁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揭示其危害性的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天社会条件下，我们对侠文化有可能作出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价。对武侠小说，要肯定其应该肯定的地方，不仅要肯定其艺术方面的优点，而且要肯定其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某些积极性的东西；同时，也要揭示其局限性，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其局限性，而且在艺术方面也有其局限性，不可“炒”得过热。瞿秋白和鲁迅忽略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积极的东西，这和他们所处的革命时代有关，他们对侠文化作出如此的评价，完全是出于革命时代的要求。我们只有结合当时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才能理解他们对侠文化的论述。我们今天评价他们对侠文化所提出的见解，是应该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的。
写于纪念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之际
注释：
①⑤⑦(11) 《吉诃德的时代》，《瞿秋白文集》（一）。
②⑧(15)(35) 《小白龙》，《瞿秋白文集》（一）。
③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④ 《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
⑦(12)(40)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二）。
⑨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
⑩ 《革命的教训》，《列宁全集》第16卷。
(13)(39) 《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二）。
(14)(19)(20)(21) 《谈谈〈三人行〉》，《瞿秋白文集》（一）。
(16)(29)(36) 《小说史大略》。
(17)(41)(42)(43)(44)(45) 《中国小说史略》的第27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18)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
(22) 此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
(23)(26) 《史记·游侠列传》。
(24)(25)(27)(28)(30)(31)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32) 《慈善家的妈妈》，《瞿秋白文集》（一）。
(33)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34)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7) 转引自瞿秋白的《小白龙》，《瞿秋白文集》（一）。
(38)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二）。
标签：鲁迅论文; 瞿秋白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儿女英雄传论文; 文学论文; 火烧红莲寺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国际歌论文; 三侠五义论文; 施公案论文; 侠客论文; 奴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