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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又有一个叫做“中性审美”的新概念冒出来了。这是一帮理论评论家对他们所鼓吹的一种小说叙述策略的新概括，或新包装。它要求小说家学会所谓“中性”叙述，即不对自己笔下的是非、美丑、善恶做判断，采取“谁都不得罪”的写作立场。据说这样摆弄出来的文学首先符合审美的宽容精神，其次能够充分体现当今多元价值世界的包容性，等等。这种鼓吹打着审美和多元文化的牌号，像是很具学理性和现代性，很能迷惑一些人。连写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的陆天明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栏目记者采访时，也表白说，今后他的小说创作也要向“既不歌颂什么也不批判什么”的“中性”表述靠拢。
看来，对这个“中性审美”实在应该做些讨论才对。
一
审美可以在极为广阔的领域里发生。只要摈弃得掉狭隘的个人私欲，自然、社会和艺术诸领域，都可以被揽入审美视界。这样观察审美，可以说审美有广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包容着无边的审美对象，也无边地包容着审美主体，它总能使进入审美的人们这样那样这里那里地拥有可以适合于或曰属于他们的审美对象。
但是，审美是否具有“中性”品质呢？只要我们稍稍考察一下审美的具体发生，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审美是什么？审美是人们在自觉自愿的选择中，通过在审美对象中“直观自身”而获得精神感兴和超越的一种自由惬意的精神行为。它在审美主体那里具体发生的第一标志是动情性。可以说，没有这个动情性，就不会有真的审美发生。审美主体在审美发生时的动情，即可以说是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对审美主体的一种“击中”，也可以说是审美主体对具体审美对象产生了认同性精神感悟的一种心灵表达。审美的动情性，绝对是审美主体爱憎情感、精神立场的自觉选择和挑剔的结果。审美的动情性告诉我们，当审美主体在审美对象面前，木然着一张脸，情感处于未被启动的“中性”状态时，实际上就是审美还没有真正发生，一旦发生，木然、中性就被油然而起的情感倾斜毫不客气地荡然驱逐。
审美与中性是不搭界的。在文学领域，不仅文学接受无法是中性的，文学创作更无法是中性的。“中性审美”概念这次出场主要是给作家们预备的。但是，如果肯于承认任何真正的文学写作都不能不是一种由审美感悟到审美表达的审美过程，就不难判断所谓“中性审美”只能算一个滥用美学言词却毫无学理可言的伪概念。
以“中性审美”这样一种悖理的理念作为小说叙述策略，至少是虚伪的吧。
因为小说家的职业在本质上不是精神滑头们的职业。作家都是为着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强调才写作的。真的作家，如果没有了以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强调去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强烈渴念，他就不会选择这种职业了。尽管小说家在自己的小说里总是采取“不特别指点倾向”的审美方式，即把自己的情感和精神立场“隐蔽”在形象、情节背后的方式，但隐蔽倾向绝不是为了拒绝或消解倾向，而是为了使自己的情感精神强调，能够更有效地经由读者自己的感觉—情感通道，抵达于心灵。所以，在真的作家和真的文学这里，根本没有要不要倾向的问题，而只有怎样更有力地表达倾向的问题。若说偶有一点“中性”调门，那也只能是一种一时的佯装，其隐藏在种种“花言巧语”背后的作家们的那颗或善、或恶、或美、或丑、或赖的“心眼儿”，总会被人们的心灵撞见的。康拉德有一句话是讲这个道理的，他说：“即使最狡猾的作家，在大约三句话中就会暴露出他自己（和他的道德）。”（转引自《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载《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康拉德的经验绝对是一种普遍性经验。就是我们不具有如康拉德那样地能够在三句话中洞穿最狡猾者德性的睿智，起码也能在作家整篇、整部作品中嗅得出作家不能不泄露出的精神味道来。面对刚被“理论创新”出来的这个“中性审美”，我猜想，有许多人都会回忆起“新写实”小说盛行时，一些钟情于此种小说作派的评论家是如何卖力鼓吹的那个“中止判断”和“零度感情”的。它们是同一货色，所不同的，一种是直接从外域搬运过来的现成概念，一种是根本不懂审美为何物的人们搞出来的露怯的“创新”包装。这前后出场却是所指相同的同类概念，也同时勾引出了我们遭遇“新写实”小说时的阅读体验。我们真是回忆不起来有哪位“新写实”小说家真的“中止”过判断，或真的“零度”过他们的感情！这笔帐该怎么结呢？是理论评论家强暴了小说家，还是小说家游戏了他们的读者？
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发表后，得到许多赞誉。其中有一层原因，就是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在白大省这个形象塑造上，出色地体现了“中性审美”的叙述原则。有人说，铁凝在这篇小说里通过对白大省的“不动声色”的叙述，“给我们领来了一个仁义、善良的白大省——一个可爱而又令人无奈的女人”。其实铁凝对白大省及白大省的“仁义”、“善良”一点也不“中性”。作家分明是把白大省的“仁义”、“善良”使劲往蠢笨、窝囊里写，谁想弄明白愚蠢的“仁义”和“善良”是怎个模样，那么就到《永远有多远》里感受一下白大省就行。白大省渴望和男子相好，可是没有一个男人爱上她，准确地说，她都是和人家有了接触之后不能不在被人家利用一下后就被甩掉。她老用同一种方式向男人示爱：在自己家里给相中的男人过生日。轮到给第三个男子夏欣过生日了，她白天为打扮自己而忙购衣、试衣，“眼看着夏欣就要驾到了，饭桌上还空着呢。她脱了毛衣赶紧去开冰箱拿蛋糕，拿她头天就烹制好了的素什锦，结果又撞翻了盛素什锦的饭盒，盒子扣在脚面上，脏污了她的布面新拖鞋……好容易餐桌上的那一套就了绪，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带着个胸罩在屋里乱跑。她就顺便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她总是为自己的胸部长成这样而有些难为情。不能用大和小来形容白大省的乳房，她的乳房是轮廓模糊的那么两堆。有点拾缀不起来的样子。猛一看胸部也有起伏，每细看又仿佛什么都没有。这使她不忍细看自己，她于是又重返她那乱七八糟的衣服堆，扯过一件宽松的运动衫套在了身上。”“白大省烧着油锅接一个电话，那边油锅冒了烟，她这边还慢条斯理地进行她的电话聊天；那边油锅着了她仍然放不下电话，结果厨房的墙熏黑了一大片，房顶也差点着了火，夏欣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白大省不能告诉对方她正烧着油锅呢，因为那也不是什么重要电话。她也可以先把煤气灶闭掉再和电话里的人聊天。可是她偏不，她偏要既烧着油锅又接着电话。”小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作家以虚构的方式“圆满”自己对社会人生诸种体验的一种主体性操作，绝少有不听命于作家主观指令的运笔谋篇，哪有真的根本不动声色的可能！小说家的任何小说叙述都选择运思在先，因此，作家情感和精神立场的倾斜，在见诸言词之前，就已经于“在先”的选择或不选择之中，基本定位了。不说别的，铁凝在《永远有多远》里，若是同情了白大省的“仁义”、“善良”，便不会给白大省“选择”如今这么一副无法让想爱她的男人可以滋生爱慕或可心感的非女人的体态和尊容了。比如，如果铁凝给白大省换上一副如后来的《大浴女》里尹小跳一般的姿容，那样，白大省的仁义、善良就会多少带有一些动人的品质了。但是，无论铁凝在白大省这里做怎样的选择，她都“中性”不了，因为怎么选择都不能不是怀有价值眼光的作家铁凝的选择。这也就是《永远有多远》和白大省成不了所谓“中性审美”的“范本”的最后的因缘。
二
在审美这里悖了理的“中性审美”，也无法在多元价值或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找到说得过去的道理。
多元价值或多元文化，是就社会整体的价值或文化结构而言的，是没有办法不多元的社会存在在社会价值和文化方面必然的结构性反映。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并非始自现代社会，自文明产生以来的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都不能不是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社会，只是现代社会有了告别各种文化专制主义的属于社会历史方面的条件，多元价值或多元文化的社会局面，才得以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显性出来。
多元承认和营造了丰富。多元可以是一种自由和宽容。多元也包容了复杂和冲突。在多元世界里，各“元”价值、各“元”文化之间，并非等值。不等值的各“元”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有了复杂的一面。即不仅有可交流、可沟通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排拒、相冲突、相斗争的一面。
多元属于整体、全局，并非属于个体社会成员。个体社会成员在属于整体、全局的多元面前，拥有的只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他认可的因此可以属于他的有限部分。在多元价值、多元文化面前的个人选择远远没有“什么都可以”、“怎么都行”的轻松。多元的现代社会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价值选择的广阔空间，却也常使享用这种广阔的人们屡屡陷入无奈的困境里。新世纪第一年在美国上演的那一幕总统选举的民主文明戏，可以被视为是为“多元选择”编制的一篇精彩“寓言”。说“多”也不算“多”，选民只被规定在小布什和戈尔两人之间进行选择，就叫“两元”选择吧。全世界都看见了整个选择过程充满了许多难以见人的猫匿和把戏，结果小布什因难以说清根由的微弱多数获胜。因为获胜者凭借的是微弱多数，没获胜的一方其实也是一方庞大的多数，他们只在选择过程中享用了一次没结果实的自由。与欣喜的获胜者的选择相比，他们获得的就只能是失败者的痛苦的自由了。原来选择亦即斗争。不停的选择意味着不停的斗争。这种选择属于文明和进步的地方当然也有，这就是以“游戏”方式取代了社会权力转手过程中的流血方式。说那场美国总统选举是价值选择的“寓言”，还在于它同时生动地昭示了“多元选择”的另外一种品质，这就是：个体社会成员，在多元价值、多元文化面前的任何一次严峻的选择，一般都是从“多”中择“一”的单“元”选择。比如，亿万美国选民在小布什和戈尔之间只能做单“元”选择，谁想“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对小布什和戈尔谁也不想丢弃，那么谁就是放弃了选择，因为表达了“骑墙”选择的选票，一定是作废无疑。严格地说，美国的大选并不是真正的“元”与“元”之间的较量，因为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多党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价值和文化背景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矛盾，所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你不登场我登场”只能算是同“元”内部的权力争夺。不过，我们却可以由此推及到真正的“元”与“元”之间进行选择时，那种“多元”并不允许“多选”。
回到文学话题上来，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文学是否能够与价值选择无涉，或者是否能够回避价值选择。这个问题显然不应该成为问题，只是文学它可以不回答社会生活中一般现实层面上的具体价值问题，但它必须在理想人性或人类审美理想的高度上，提供可以从中感悟真伪、善恶、美丑的属于文学的审美境界。总之，文学不能与价值判断无关，它一旦真正与价值无关起来，它就走上了与人无关的死路。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在我们脚踏的这个依然是差异满眼、冲突满眼的多元化的现代世界里，文学家能否装出一副超然于所有“元”外，或者哪“元”都不选择、哪“元”都不拒绝、哪家都讨好的所谓“中性”、骑墙的滑头面孔出来？
实际上，文学滑头主义的妄想，远在“中性审美”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就有作家中一位很有资格的人物用“文学的方式”生动表达过。他把自己比做一只大蝴蝶，说：“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我的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是谁。”这番表达的高明之处是：表达本身就已经很“滑头”，它可以被多重解读。比如：这“蝴蝶”说，可以是讲艺术性的，因为艺术讲究模糊、讲究变化、讲究言外之意、讲究不被猜中，等等，故这“蝴蝶”说可以视为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种高论呢。不过，这位作家后来又讲述了另一种风格却同样是很著名的话，自己出来“注解”了前期的“蝴蝶”说，并非专指艺术性而言，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与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这番表述依然“滑”劲十足，特点是以似是而非混淆是非。第一个大分句里，只有“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明显悖理，其他的“不”字句，所表达的意思都不能说一点理没占，玩的是模糊法、擦边儿法。而在这之后的第二个大分句里，我们这位作家便带着征服的快乐，淋漓欢畅地滑入了他最想“滑”入的以“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为领句的著名文学宣言。
在当今世界，谁相信会有人真能把文学做成这种滑头、骑墙的“中性”模样？
我们这位作家马上就给我们举出了他最认可的“样板”：“然而，这样的文学出现了，而且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几年，当纯文学作品发行销售量相当疲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越来越‘火’起来。对我们这些天降或自降大任的作家来说这实在是个顽童。他的名言：‘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则有许多是作家’（大意）广为流传。……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他的小说的题目《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顽主》《我是你爸爸》以及电视剧题目《爱你没商量》，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怀疑审察，并且满嘴俚话、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他宣称‘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他明确指出：‘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著的人’。”
所以要这么冗长的引述，是因为可以借这种冗长省略我的“罗嗦”。我们这位作家在这里用自己对所举“样板”的评述，有力地证明了他刚刚出口的所谓“不歌颂”“也不鞭挞”的大话的虚伪性、欺骗性。他推举出来的文坛“顽主”明显有着毫不含糊的歌颂和鞭挞的目标和指向，只是招法是“后现代”的所谓“新鲜招法”罢了，即以无深度、无意义、无本质、无中心来制造荒诞，把真伪、善恶、美丑“拉到同一平面”上，完成伪对真的混淆，恶对善的进犯、丑对美的颠覆，实现负价值对正价值的彻底否定。这哪里有一点点所谓“中性”踪影？有的只是一些“滑”的智慧。关于后一点，我们那位作家倒是坦诚地泄密了出来，说：“他的人物说起话来真真假假，大大咧咧，扎扎剌剌，山山海海，而又时有警句妙语，微言小义，入木三厘。除了反革命煽动或严重刑事犯罪的教唆，他们什么话——假话、反话、刺话、荤话、野话、牛皮话、熊包话直到下流话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语言游戏的话——都说。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锐却又浅尝则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还特为这种“滑”的智慧塑造了一个专门亵渎师道尊严的“顽童”形象：“他们恰似一个班上的不受老师待见的一些淘气的孩子……他们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老师亵渎着师道的尊严，他们故意犯规说一些刺话做一些小动作，他们的聪明已先洞悉老师的弱点，他们不断地用真真假假的招子欺骗老师，使老师入套，然后他们挤挤眼哄大家笑笑，并在被老师发现和训斥的时候坚持自己除了玩、逗笑外是这样善良和纯洁，决无别的居心目的。”应该说，若是去对付种种不正派或邪恶，如上这些“滑”招法，倒是可以算做一种小智慧；若是拿来对付朋友，怕要显得有些阴冷、不坦诚、不厚道，甚至“不够朋友”了。
如果是拿来到文学里去专门对崇高、神圣、伟大、高尚的事物下手呢？
看来，让文学真正“中性”起来，难矣。所谓“中性审美”，它能营造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有害的“滑头主义”的文学了。
三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文坛内外不断有人慨叹文学的寂寞。一些文学精英曾经拼命鼓吹文学游走于“边缘”，据说这是为着“使文学成为文学”；可是，当文学因为拼命挺进“边缘”而愈显价值轻飘并终于成了人们无甚兴趣理睬的真的“边缘”之物后，精英们又开始满嘴不满社会对文学的“挤兑”了。于是，这样一类解说文学寂寞的“道理”，便很显得振振有辞并容易为文学圈内许多人所乐于接受：眼下文学承受着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市场的压力。现在是市场选择作家，不是作家选择市场。市场很霸道；第二是媒体的压力。现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酷评之风很恶劣，大多是媒体评论而非评论家的评论。文坛的弱点恰是媒体的卖点，因为媒体受市场规律制约；第三是电视网络的压力。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扩大了，文学的空间被挤小了。”如果是为文学的寂寞寻找外部原因，这几条概括可以算是一种说法，但若是以为这就是全面解释了文学的寂寞，却是严重地缺乏检点自身举止行为的自省精神，因此大大地不着边际，因为它回避了文学走向寂寞的最重要的自身原因：文学严重地患上了精神堕落症而又不愿自知。
“中性审美”以及“文学滑头主义”之所以值得认真议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可以从中看懂一个问题：文学正怎样给自己努力开凿着精神堕落之路。
常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学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它能为人往高处走提供伟大的启示和精神支援。当然，不可能期望所有的文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品级、高境界，特别是在精神正在向物质举手投降的当今世界，抱有什么目的搞文学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有的作家“躲避崇高”和“不拒绝下流”。但我们的文学无论如何不应该整体地堕落下去，我们起码应该为高品级、高境界的文学造势。但我们的文坛风气却不是这样，呼喊高品级、高境界的正派声音强烈不起来，而蛊惑文学走向精神堕落或精神自杀的声音，却总能一浪赶一浪地成为人们驱之若骛的文坛热点或时尚，使迷醉于所谓“现代性”追求中的文学，越来越远离精神自重。
比如，一批得势的“前卫”作家和“先锋”评论家，一是以时髦作品，一是以时髦言论，联手把人和文学所有积极的精神向度全部堵死。“理想是美丽的谎言”，“道德是文学自设的陷阱”，信仰也是操蛋的家伙，因为“信仰本是一种抬头的姿态”，而“当人们真诚地把头仰起来时，却往往容易走失自己，因为他已经看不见脚下的路”。美呢？“在某些时候，对人类的伤害，恰恰就是以美的名义进行的”，于是结论说：美，“也曾为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责任感、使命感是装“圣”，是“吃饱了撑的”……
比如，一位文学博士，不喜欢毛泽东道德理想中为公、为众的内核，便在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著里，批评毛泽东的道德理想是“唯意志论”，和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和控制”，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是，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对待的时候，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志，社会也需要规范和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时时需要忘我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是，在对人的意志的超常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它只能成为不合情理的。这么一来，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它有了规范和控制”。（《共和国文学50年》第69页）。这里强调“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如果必须绝对认同这一点，那么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里的任何秩序和规约建设，就统统是反人性的、不合情理的了。能是这样的吗？“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丰富性表达”包括不包括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行抢、杀人等行为或向往？道德理想是要把人往高处引导的，而我们这位博士则生怕人们忘记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时时需要忘我的”，好像人们的神圣、献身、忘我都实在太超量了，所以这位博士急忙在这里忧心于毛泽东的道德理想耽误了人们走下坡路。其实他多余操这份心，因为人向来是学好难而学坏容易的。学好需要懂得克制和约束，学坏则只要无止尽地放纵自己就行，基本用不着谁来费劲教唆，也包括用不着这位博士的提醒。我们有些作家越写越下道，都不曾先到什么“下流学院”去深造过。
还有一个“个人化写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是强调立于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上思考社会和人生；而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过来，就变成了“个人化写作”，就变成了“作家要从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转而讲述作家自己的故事”，拒绝表现除狭隘“自我”以外的社会生活，拒绝书写“他者”，即只在把他人看为“性具”的时候才写到她（他）人。于是“私秘性”、“私语化”、“回到下半身”、“躯体写作”成潮。一些评论家面对这类“专营”低俗、猥琐的文学，很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硬”功夫，很能振振有词地道出其不凡的“社会意义”、“美学价值”来。
…………
向上的精神向度，被层出的标榜着“观念创新”的文学新说，给严严实实地封堵起来了。向下的精神向度，同时被层出的标榜着“观念创新”的文学新说，给大敞其门地开启了。
文学可以不再去亲近真善美以及崇高、伟大、廉洁、正派，文学家可以不再理会责任和使命，文学家可以不必去计较什么是意义和价值，随便书写什么都可以是文学，不必为文学对人类的精神承诺去疲劳自己的额头了。
但是，这样的文学也就没有了与我们民族的所有优秀分子或想成为优秀分子的分子实行对话的资格了。他们会耻于同与邪恶结盟的文学亲近。一个民族的文学，真有一个能否与自己民族的优秀分子对话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为本民族的优秀分子所不愿理睬，这种文学的存在就是这个民族审美知识分子们的共同耻辱。
新世纪到来之前，文学理论评论界就忙着设计出诸如“新世纪文学走向或前景”之类的大论题，进行着郑重的议论。这种议论对于有些层面的人物们也许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是最有水准讲出一些显得高远和深奥的大话的大家。我倒以为，如上的大论题若是非得讨论不可，起码应该有一点“问题意识”，即先行讨论一下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当下的文学是不是患上了什么病症。因为没有诊治自身病患自觉的文学，是不会真正拥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