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谐发展观的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28；B 82-058；C 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5）01-0001-07
人类发展史历经坎坷，发展模式几经更迭。概言之，人类大抵经历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谋生性发展、工业文明的增长性发展以及工业文明后期的可持续发展。我在《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和谐发展观[1]。所谓和谐发展，就是由于实现了自我身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协和而达到万有存在价值最大化的发展型式。由谋生性发展、增长性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万物互动共生的和谐发展，是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必将引发一场发展的革命。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但褒贬不一。为了廓清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本文拟就事关和谐发展的十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进一步阐释，以正视听。
一、万有存在何以必须并可能和谐发展？
大千世界，百姿存在，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却构成了我们予以尊重的秩序。任何物种、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的存在空间与时间。不需深入到万有存在的内部，单单从万有存在形体构造看，其奇妙的和谐秩序就足以令我们叹服。譬如圆，它本身就是自然万物形体和谐的绝妙体现：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圆的面积最大；在表面积相等的情况下，球形体积最大；相同体积的物体在空间运行时，椭圆形物体遇到的阻力最小；在恢弘宇宙中运行的所有星体无一例外都是圆的。如果我们再对万有存在做追根求源式的探究，不难发现，诸物同宗，诸生命同母，诸物、诸生命同脉，天地同根，宇宙一体，自然一统。中国先哲已具有了万物一体的生态和谐智慧。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老子、庄子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更为明确与丰富。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些思想，表明了我国古代先哲已从宇宙系统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和谐智慧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文明社会。天地和谐而衍生万物，错落有致的自然万物，展示了大自然奥秘无穷的进化智慧。天生万物必有用，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存在都是生态链条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们都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尽管有些存在的价值目前尚未被人类认识到或者永远不可能认识到；就本原的内在价值而言，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存在没有价值等级之分，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这种价值属性不以人类是否认识到为转移；各种人类和非人类存在虽然在质上没有价值等级之分，在量上却有价值大小的差别，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价值大小与该种属在万有存在链条中的级次成负相关，与关联系数成正相关。这就是我提出的万有价值定律。
万有价值定律揭示了这样的价值关联逻辑：某种存在是与其相关联的其他存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他存在需要该种存在；同时，与该种存在相关联的其他存在也是该种存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该种存在需要其他存在。毋庸置疑，相互关联的万有存在在和谐中而且也只有在和谐中才能实现互动共生。可见，万有价值论是万有存在必须并能够和谐发展的理论依据。既然万有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既然具有特定价值的万有存在互为联系与发展的前提，既然和谐是化生万物的法宝，是万有存在互动共生的金规则，那么，每一种存在都是万有存在之链、之网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前后相继、左右相关、上下相连。每一种存在都既是联系的环节，又是发展的环节。作为联系的环节，该种属存在与其他存在共同组成大千世界的存在之网；作为发展的环节，该种属存在与其他存在共同演绎出进化之链。正是在联系和发展之中，每一种存在以其固有的方式证明着自身存在和进化的价值。和谐发展是相互联结的万有存在的双赢选择。
二、万有存在的和谐发展路径各是什么？
明白了万有存在必须也能够和谐发展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不同种属存在的发展路径各是什么？
为了分析的方便，在此我们不妨将万有存在分为三类：人类、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世间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发展趋向与力量，它由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发展本体释放出来，并在不同层次的存在中表现出不同的和谐发展方式。分析发现，上述三类存在各自遵循着与自身存在状态相适应的和谐发展路径。
人类的和谐发展表现为受教育水平的和谐提高、人文知识的不断丰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存智慧的成熟、发展哲学的升华、收入水平的逐渐同步增加以及作为万有存在“金字塔”顶端的自制力 （或自控力）的强化。在人类世界中，对发展的要求和表达提升到比较高的程度，因为人之思维具有自觉认识这种发展的能力，并且人之心灵还可将这种发展反映到一切创造上。与其他级次上的存在之物不同，人类还具有一种积极行动的力量，可以增加或减少与这种发展的和谐程度。
非人之生的和谐发展表现为种的优化繁衍、量的适度扩张、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以及作为生命之链有机环节的协同力的强化。譬如，在植物界中，这种发展表现于生长的力量；在动物王国里，这种无所不在的发展进一步表现为有目的的知觉调适力量。
非生之物的和谐发展表现为内部组织能力的增强、结构的有序、整体布局的合理以及作为存在之链无限延续的支撑力。例如，在无机界的矿物领域里，这种发展表现于把各种元素进行重构、组合并最终集于一体的力量；在山川河流的布局上，这种发展表现在山水的天成与相依上。
人类、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各自内部的和谐发展，必然带来发展的“溢出效应”，“唱响”和谐圆舞曲，聚合出万有存在共同体宏观发展的巨大张力。
三、和谐发展与其他发展观的根本区别何在？
必须指出，和谐发展中的和谐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人自我身心的微观和谐，也包括人与人的中观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宏观和谐。人自我身心失衡就会致病——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失衡就会导致动荡，国际关系失衡则战乱频仍，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样一种致力于追求多层面、全方位和谐的和谐发展观自然与谋生性发展观、增长性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大相径庭。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发展手段、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目的方面。
在原始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人类的生存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于是，谋生便成了人类的第一需要甚至是唯一需要；进入农业文明后，生产力水平虽有所提高，但谋生仍然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因此，作为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主流发展模式的谋生性发展的手段主要是十分原始落后的工具；发展路径是通过粗加工大自然的现成原料或种植物而获得；顾名思义，谋生性发展的发展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基本生存。
与谋生性发展模式相比，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文明时代增长性发展的发展手段已比较发达；发展路径是通过向大自然的无度索取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速度、数量、规模以及人均GDP等指标被广泛应用；发展的目的就是经济增长本身，或为了经济增长。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没有将生态成本计算在内。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增长挖掘了一个个埋葬发展的陷阱。
可持续发展是在反思增长性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发展观，强调增长的可持续性，并把发展的条件纳入发展的视野之内，但是，由于其本身隐含着无法克服的发展悖论，在发展手段、发展路径和发展目的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欠缺。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绿色技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张扬，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手段仍然是没有科技伦理约束的科学技术，在科技万能论的喧嚣中，人们迷失了自我；外延式发展依然是发展的主渠道，发展过程依然是一个高消耗、高污染的过程；发展目的方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明显，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甚至容忍了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破坏，而这种破坏有时是釜底抽薪式的。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彻底反思并改变敌对式思维模式，从与万有存在的和谐中寻找出路。
强调万物互动共生的和谐发展无论在发展手段和发展路径方面，还是在发展目的方面，都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和谐发展用以实现发展的手段是高度生态化的绿色科学技术，而绿色科学技术具有鲜明的和谐向度；发展路径是通过师法自然、汲取大自然的生存与发展智慧达到与自然界的能量互换，提高两个再生产能力——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能力和自然再生产能力；发展目的是在不伤害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全面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或者说是为了万有存在的系统优化与和谐共进。
可见，由谋生性发展、增长性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和谐发展，是发展理念的合理演进和发展模式的梯级升华。
四、和谐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是工具生产力，还是和谐生产力？
任何发展模式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型式。在谋生性发展模式中，人们把生产力当作谋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手段；在增长性发展模式中，人们则把生产力视为经济增长借以实现的器具；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中，人们同样把生产力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媒介。不难看出，谋生性发展、增长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大体相同的生产力基础——工具生产力。之所以把支撑上述三种发展模式的生产力概称为工具生产力，是因为在这三种发展模式下，人们把生产力作为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从而借以满足物质需要的工具。工具生产力的张扬，极大地刺激了人类的物质欲望，正是这种无限延伸的欲望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致命一击。工具生产力作为“看得见的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却又无情地践踏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依然是工具生产力，因而，可持续发展所倡导的发展理念常常落空。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突破旧有的生产力范式，寻求为和谐发展提供支持的新生产力。那么，实现工具生产力变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既然和谐发展是由于实现了自我身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协和而达到万有存在价值最大化的发展型式，那么，与和谐发展模式相匹配的生产力就应当是也必须是：人类在理智、适度、谨慎地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协和万有存在的能力或趋向。我们把这种生产力称为和谐生产力[2]。苏宝梅等认为，所谓和谐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以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能力或趋向”[2]。这里，和谐生产力被理解为既满足自身的适度需要（当然是以生态化的手段）又优化——至少不削弱生态系统的再生产功能的能力。这个层面的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和谐意蕴，是和谐手段、路径与目的的高度统一，明显不同于功利层面的工具生产力。
关于和谐生产力与工具生产力的根本区别，我和我的几位合作者以前多次提及[3]。除了以前已经述及的立论基础、理论视角、目标指向、价值取向、发展内涵以及关注的层面等方面不同外[4]，还有两点重要不同：（1）生产力的系统思维角度不同。工具生产力的思维视角狭小，只在人类社会的狭小范围内兜圈子，只关注社会生产力，更为重要的自然生产力被排斥在视野之外；而和谐生产力认为，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任何再生产——包括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和自然的再生产，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要遵循自然规律。可见，和谐生产力囊括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两个方面。（2）着力点不同。工具生产力的着力点是满足人类即时物质需要的能力——生产能力，忽视了对生态系统的优化和保障能力；和谐生产力则既考虑到满足人类多方面需要的能力，更把着力点放在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保障能力，既照顾到现世人类的需要，更把着力点放在未来人类的需要，强调明天与今天同样重要。
五、人本主义伦理观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伦理基础吗？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或称人本主义伦理观的鲜明特征是以人类为圆心、以人类利益为半径画伦理之圆。人类及其利益，被武断地作为非人类存在有无存在合理性的标准，是裁定万有存在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唯一尺度。这种人本主义伦理观只能是谋生性发展观、增长性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基础，而不能成为和谐发展观的伦理基础。那么，和谐发展观的伦理基础应当是什么呢？
和谐发展是人类、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的共同演进，生命和生命支持系统的协同运作，那么，支持和谐发展的伦理观就应当是也必须是和谐伦理观。苏宝梅等认为，所谓和谐伦理，“就是关于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人与所有存在之间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间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互动共生的行为准则的学问”[2]。建构和谐伦理学，旨在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以便将狭隘的人类伦理法则扩展到生物之间，进而将物种伦理法则扩展到所有存在之间。和谐伦理法则要求我们，人类不仅要善待他人、与人为善，而且要善待生物、与生物为善，乃至要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和非生命存在。仁者爱人，智者爱生，贤者博爱，与其他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为善，才能真正更好地善待人类自己，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与万物为善是人类伦理道德的至高境界。爱人、爱生物兼爱万物，方称得上大仁大智大贤之人[2]。
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尊重、包容、适应和优化万有存在共同体的秩序，而不是不恰当的干预。人类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美丽，更在于善良和包容。爱人者仁，爱生者智，博爱者贤。仁者可亲，智者可敬，贤者可通天地！仁爱、恻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条脉络。这种“仁”不仅是对人的，也是对自然万物的，所以有“忠恕体性”之说，就是要设身处地为自然着想，体恤万物。丰子恺的作品《护生画集》，便显现出鲜明的仁民爱物传统，人性的尊严与仁爱的广大得以充分彰显。从中，我们感受到一个佛教徒温和而慈悲的心肠和一个艺术家的博爱胸怀。他的画集中有这样一幅赞美自然和谐景象的图画，图中有蜻蜓在湖上点水，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丰子恺为此做的题解是：“无故则不杀；非时则不杀；禽兽胎卵则不杀；鳞介细小则不杀。可生者使之生；当杀者不妄杀。”其恻隐仁爱之心跃然纸上。“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口号，而是有其明确的适用范围。当我们唱响“以人为本”的旋律时，必须同时明晰“以人为本”的严格适用界限，避免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以人为本”是在社会系统的范围内说的，而不是在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上而言的。“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只是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功能优化与和谐互动才是和谐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因此，如果在没有限制条件的普遍意义上，我们只能以由万有存在组成的共同体为本。
当然，相对于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本主义”，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转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夸张了的真理会变成谬误，如果“以人为本”超出自己的适用界限，就容易异化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口号。无疑，这是人类幼稚病的典型表现。如果说在科学技术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畅想人类中心主义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再妄谈什么“人类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和“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因为这会使人类异化为生命共同体的“杀手”，堕落为井底一族。
和谐伦理强调以万有存在共同体为本，并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见物不见人，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利益。部分人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当代人类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人类利益和非人类存在的利益在和谐伦理的视野中达到了有机整合。人类，只有以善良、包容和关怀，才能刻画出不同寻常的人生。作为万有存在一员的人类的幸福究竟体现在哪里？在生命的尽头，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所拥有的幸福，与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心、善良、智慧与致力于和谐发展的努力一样多。
六、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在哪里？
谋生性发展的力量之源主要是与劳动过程一起积累起来的劳动经验，增长性发展的力量之源是缺乏伦理约束的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带有生态化色彩的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还是科学技术吗？
和谐发展被理解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万有存在的发展或演进，而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存在物的单边独进。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左右着万有存在的发展或演进？与万有存在共同体中的其他存在相比，人类是后来者。在人类出现以前，生命已经出现了几十亿年，由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组成的存在共同体的秩序已渐趋完善，再造机制已经形成，协和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作为存在共同体的地球已成功地在太空中绕太阳旅行了近46亿圈。可以将人类存在与非人类存在作如下时空尺度的形象对比：如果把地球存在的时间看作一年，那么，生命存在的时间就是这一年的第六个月，而人类的出现不过是这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的后半天；如果把非人类存在看作大海，那么，人类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充其量是处于特定生态位的主动性存在。作为万有存在特定的后发性一属，他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将来肯定也不会处于万有存在的“特首”位置。尽管人类极富创造性，但这种创造性活动不过是对既有进化秩序的丰富和完善，而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秩序；其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也不过限于改变既有物体的形态或结构，却不能无中生有。奥秘无穷的大自然内置着一个无形的程序，一个与它的复杂性与创造力相匹配的程序。正是这一威力无比的程序聚合起巨大的和谐发展力，成了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可见，大自然内置的生存与发展智慧是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事实上，自以为能够驾驭大自然的人类或者汲取大自然的生存与发展智慧，在和谐的自然秩序中求生存和发展；或者悖自然之道，异化为和谐的“逆子”，但从来就没有逃脱出大自然和谐万有的能力和秩序之外。将来，即使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科学技术也不能替代大自然的生存与发展智慧而成为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
鉴于大自然内置的生存与发展智慧是和谐发展的力量之源，我们要做的，是循自然之性，求自然之真，借自然之智，而不是试图做的征服与驾驭。
历史上，文明自毁的惨剧不止一次上演。人类的文明之舟自古就依水而行。水，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生命摇篮和象征。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公元前曾经是林木葱郁、沃野千里，其“空中花园”更是世界奇迹之一。但是后来却淹没于漫漫黄沙，成为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文明衰落的典型例子。古代黄河流域曾经是林木茂盛、生机无限的地区，到商朝时的森林覆盖率还达到55％以上。但如今，曾孕育过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黄土高原却是满目疮痍、荒凉无比，成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许多文明形态展现的“科学技术发达→繁荣→疯狂→毁灭”的兴亡规律，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
七、是发展乌托邦，还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路径？
在一些功利主义者看来，和谐发展模式是发展乌托邦。果真如此吗？无须站在万有存在共同体的高度，即使从全人类和人类未来的视角，我们也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和谐发展模式不是发展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路径，是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当下，人类已经陷入了生存和发展困境，而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失衡——人自我身心的失衡、人与人关系的失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和谐发展所倡导的全方位和谐——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孕养生命的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子孙继续向着死亡之地迈进，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检讨我们的哲学和我们的发展模式。在人类的发展模式真正转向和谐发展之前，我们的未来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承认多样性与多样性存在之间的和谐是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重要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指出：“在一个拥挤的星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未来，或者任何人都没有未来。人类的共同未来不能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统一而没有多样性。要建成这样一个世界是对当代人类的挑战，首先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的文化的挑战”。“有一个特征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那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所有的发展和进化来说都是基本的。在自然界和历史中也是如此。一旦离开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长和发展。”[5]
有人认为和谐发展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建构，实行起来很难，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然，和谐发展既是一个理想追求，也是每一个人随时能够达到的目标；既是一个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实践指归；既是理想的彼岸，也是由此达彼的桥梁。和谐发展绝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日常生活的指导，是一种鲜活的社会生活经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在调适自我身心的时候，当我们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当我们以人格化的思维设身处地地为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着想的时候，当我们理智、谨慎、适度地满足我们的欲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以和谐式思维践行着和谐发展模式。例如，丽江古城中的三眼井被认为是纳西人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典范：第一眼井汲水饮用，第二眼井洗菜，第三眼井洗衣物。水资源循环利用，各得其所。
八、和谐发展与何种文明型式兼容？
前面谈到，任何文明型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支撑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是谋生性发展模式，支撑工业文明的是增长性发展模式，支撑后期工业文明的是可持续发展模式，而和谐发展模式与何种文明型式兼容呢？
马克思说过，文明如果是自然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那么留给我们人类自己的只能是荒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这四大危机，成了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人们时时处在危机的漩涡中而无法逃脱。20世纪90年代开始，核战争已不再是威胁世界的第一危机，取而代之的是环境危机。如今，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了当代世界共同面临的两难选择，成了对21世纪人类最严峻的挑战。由增长性发展支撑的工业文明已走到尽头。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的工业文明，与和谐发展绝不兼容。1970年的4月22日，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保运动。人们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幅图画，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的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一天被第2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为“世界环境日”。由此开始，我们做出了自己的生死选择。
和谐发展有两大构成要件：和谐与发展。和谐与发展互为因果，共生互动，离开和谐的发展和没有发展的和谐都是难以想象的[1]。但这并不意味着和谐与发展是同等的重要。在和谐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中，和谐是和谐发展模式的主基调，是一以贯之的主线。这就决定了由和谐发展支撑的文明型式必然带有强烈的和谐意蕴，我们姑且把这种文明称之为和谐文明。“所谓和谐文明，就是以个人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为特征的文明。”[6]可见，在由和谐发展支撑的和谐文明中，和谐贯穿到了微观 （自我身心）、中观（人与人）到宏观（人与自然）的各个层面。由工业文明到和谐文明，是文明型式的跃迁，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在和谐文明的框架下，和谐发展将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同，因而将成为主流的发展模式。
九、和谐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为了实现和谐发展，必须进行与和谐发展相匹配的制度安排。由于自我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发展的三个和谐层面，因此，有利于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利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和谐，以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只有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个体自我的身心和谐创造必要条件，因此，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同时就是有利于个体自我身心和谐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和谐的社会制度必须有利于张扬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主动性。第二，有利于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以营造和谐发展的社会关系。经由道德自律和法制他律两种途径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社会制度的基本职能。道德自律靠内省和引导，而法制他律靠惩戒和约束。另外，要全面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必须确保对公共资源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如果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就会人为地造成社会关系失衡。第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要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必须既使人类索取自然资源的速度与大自然再造能力实现平衡，又使人类制造的废弃物与大自然自净能力实现平衡。有利于人与自然宏观和谐的社会制度才真正算得上和谐的社会制度。
十、是终极结果，还是无限过程？
和谐发展究竟是一个理想的终极结果呢，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和谐发展是一种理想的发展境界，但这种发展境界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全实现。我们只能不断逼近和谐发展境界，而不可能绝对拥有这种甜美的果实。这就像远方的地平线一样，越接近它，它就挪得越远。不过，这种不断的接近是永不会停止的。因此，和谐发展与其说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毋宁说是一个无限的追求过程。批评和谐发展是空想的人根源于对和谐发展的误解，把和谐发展误判为静止不动的终极结果。
或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和谐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地实现，那我们为什么还去锲而不舍地追求一个永远不可能绝对达到的目标呢？理由很简单：第一，只有在对和谐发展的不懈追求中，人类才能不会迷失发展的方向。第二，只有在对和谐发展的不懈追求中，人类才能在万有存在共同体中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担当起与自身角色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第三，尽管我们不可能绝对地终极地实现和谐发展，但是，只要不懈地追求，就会离和谐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近；否则，就会离和谐发展的总目标越来越远，最终背离和谐发展的目标。不断逼近和谐发展目标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谐发展的过程。第四，追求和谐发展意味着人类霸主心态的收敛和对发展哲学的反思，意味着对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的敬畏，意味着对自然秩序的尊重。而只有在对万有存在的敬畏和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中，人类才能成为亲生态的因素，从而被生态系统接纳；否则，就会异化为反生态的因素，从而被生态系统拒斥，终结自己作为生命一族的存在和发展历程。总而言之，不能因为和谐发展是一个永远无法绝对达到的目标就放弃对和谐发展的追求，这就如同我们明知人类个体不能长生不老仍然要奋斗不止一样。
失衡已经成了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要素，严重扭曲了文明走向。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这样描述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那是个最美好的年代，那是个最糟糕的年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个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个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个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个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个让人绝望的春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个时代只能用‘最’来评论它。”这种病态的两极格局源于方方面面的失衡。时至今日，这种严重失衡的两极格局不但没有丝毫的改观，而且愈益严重。为什么？因为造成这种两极格局的不和谐因素一个也没有得到纠正。畸形发展的代价令人始料不及。触目惊心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自豪和骄傲。地球是我们的，也是其他存在的；是当代人的，更是子孙后代的。如果我们执意要把当代社会的所谓“现代化”建立在其他存在和子孙后代的痛苦之上，那就注定我们将在“寂静的春天”中遭受更深更苦的孤独和磨难。我们创造的文明正在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模式转换——由工业文明升华到和谐文明。文明的升华要求支撑文明的发展模式也相应升华——由增长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升华到和谐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凝结着中国文化和大自然双重智慧的和谐发展，是支撑和谐文明的最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展示的是开放式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封闭式的静止模版。被称为“现代预言家”的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1932）中对人类的未来作了颇具说服力的黑色预言。怎样避免这些黑色预言成为现实？或许，人类的希望就在对和谐发展永无止境的追求中。当西方科学家把目光转向包括《周易》《道德经》和《论语》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时，李约瑟博士就断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无疑，这种“最充分意义”的颇具生态向度的科学的源头活水就是不息的和谐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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