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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30年来经济改革的主要阶段与基本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透过这30年的改革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基本路径轨迹和原因。
(一)主要阶段
我国30年的经济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农村改革发轫期；以城市为中心、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全面经济发展发轫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认和框架建立期；我国经济改革的崭新阶段[1]。
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改革的发轫期，大致是1978年底至1984年秋。
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农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是突变式，并且是从下而上，再上下结合的推进途径；改革的动力，一是来自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对温饱致富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的要求，二是来自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决策者的清醒和果断；改革所涉及的面，从地域上来说，是广大的农村，但从社会管理体制系统来说，实际上只是直接涉及农村三级基层组织，即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如果从政权组织来说，只涉及公社即乡(镇)——政权组织系统的末梢；而且农村的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涉及主要资产——主要农田的归属性质，只是改变了主要农田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因此，总体上讲，这个阶段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广泛一致而又强劲的动力机制，由于操作简便，因而很快显示了巨大的改革效应。
第二个阶段，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全面经济改革的发轫期，大致是1984年秋至1991年底。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宣告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以国有企业为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国有企业广大干部群众扩大生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要求，另一方面来自中央高层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魄力。自此，向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国有企业制度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起了全面改革。①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开始后不久，随即就有政府对资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以及市场的管辖职能与权限的改革问题，特别是对干部人事、企业、市场的各类资源的管辖权限和管辖方式的改革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认和框架建立期，大致是1992年至2002年秋。
以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经济改革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向。党的十四大以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个阶段经济改革所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城镇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乡村的大量集体经济、财税体制、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和土地等制度体制，甚至还包括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权限和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等。由于进行了许多方面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且给地方、部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很大的自有权益、活动空间和管理机制的取舍，因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公有企业的经营者，纷纷推出建设开发区，大力招商引资、土地批租、设立投资公司，企业实行股份制改制、公司上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兼并以及债转股等途径方式，特别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分税制和定额包干等财政体制要件的设立，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出现强烈的利益扩张冲动；而城镇国有土地、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改革和“经营”的对象；而大量基层民众往往成为诸如企业改制、城市经营和土地经营等过程中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镇的国有与集体企业的部分职工，以及乡村集体企业部分职工的实际利益出现了被侵害的现象；而不少民营企业和各种外资企业在“改制”、“兼并破产”、“城市经营”和“土地经营”中，却觅到了不少机会和空间。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经济改革的动力因子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
第四个阶段，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崭新阶段，以200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为界。其突出的标志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理念的提出。伴随而来的是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强调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民生改善，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思路框架。然而，既有的动力结构分化趋势仍然存在，而且社会各类主体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力度、朝向和实施方案等要求也在继续分化。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轨迹
从30年来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基本的路径轨迹，其中主要有：
第一，最初是广大基层民众和组织某种改革的自发萌动。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期尤为显著和普遍。为尽快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停滞局面中赢得生机，从长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挣脱出来，不少地区的农村不约而同地进行改革，例如，在安徽、四川和浙江不少农村地区的“分田到户”、“包干到户”，四川和福建一些公有制企业自己搞的“经济刺激”、“经济责任”等办法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包干、温州农村的个体私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集体企业广泛兴起。
第二，政府由起初的默许、到后来的首肯和大力支持。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到城镇国有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大量改制等。
第三，政府看准了方向，先是小块试验，而后是逐步推广，再是大量的后续跟进。这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尤为明显：首先是在靠近港澳台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大幅度对外开放，通过这些小范围的大胆试验，探索出一条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之路。在取得较明显成就之后，开放了沿海十四个城市，随后又将整个海南岛设立为经济特区，再往后，宣布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以及沿边开放、沿长江流域开放等。
第四，允许和支持各地各部门“大胆试”、“大胆闯”，然后在全国普遍开花。在最初改革动作初试锋芒即获大胜的背景下，上中下三个层次不约而同地要求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在改革前行的蓝图和道路均未全面形成的情况下，试验与探索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大胆试”、“大胆闯”成了各地方、各部门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和路径选择，并且得到肯定和鼓励，“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办法再多一点”。
第五，决策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道路的大原则、大方向的指向。改革开放开始后，决策层十分注重从政治的高度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目标、道路和原则等大局进行定调和规划指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报告，都一再作出关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规划指向。所不同的是，这些决策性的会议和文件，都逐渐走向细化、深化和体系化。
第六，总体行进路径的渐进式。20世纪70年代末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尽头，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如何顺利地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案和具体路径又是什么，在相当长时间中，由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进程中，既无榜样范例可循、也无方案蓝图可依，因而在具体的推进和实施过程中，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以渐进式为主的改革路径。当然，在总体渐进的过程中，其实局部也有“突破式”或“突变性”的改革推进策略方式。
(三)我国经济改革“路径依赖”的主要成因
我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选择如此的基本路径和推进轨迹，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清醒把握。采取以渐进式为主的改革决策，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现实环境的清醒把握和理性选择，而不是简单的实用主义。②正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和推进策略，累进改革的步伐和成效，对争取的目标也逐渐加深认识，才能较稳地实行经济体制的新老交替。
第二，在既有社会利益格局基本不变，社会经济、政治、行政等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于是，增量改革、价格双轨制的改革策略，以及农村改革先行、而其他改革逐渐跟进等策略和途径都由此而来。尽管农村经济改革具有很大的突破性，但实际上这只是对传统体制在农村进行的改革突破，把人民公社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革除的是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许多计划经济管理职能。
第三，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数千年悠久的传统优秀文化精神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各方利益的兼顾统筹以及圆润有方、柔中带刚的处世行事之道等，都有意无意地在基本路径和方式方法选择的决策过程中起着一定作用。
第四，经济改革初期阶段获得的巨大成功，强化了人们对上述路径的推崇。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农村经济改革首战即告大捷，长期以来困扰国人的农副产品供应量的严重短缺和紧张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变；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也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基本完成了向单一价格，即市场价格机制的过渡。
第五，前苏联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的严重后果与惨痛教训，也从另一个角度使许多人对上述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推崇备至。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休克疗法”，不仅使其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倒退和混乱，而且也断送了其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我国则是在社会、政治、行政都保持全面稳定的前提下，既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又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
二、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经济改革目前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对经济改革的既有路径的不足之处有清醒的认识。
(一)充分认识和把握新时期深化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国内外社会环境条件正在发生，并且还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对于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要求：
第一，深层次的经济改革更艰难、更复杂和更敏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有待健全和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深层次。例如，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运作机制的革新，意味着不少政府官员的经济权限将减少；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将要求党政管理部门及其下派的领导干部对于企业的领导和经营管理必须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内规范行事；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必然要求重构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打破其长期以来凭借庞大的国有资本和强大的行政资源、乃至政策法规资源垄断市场的局面，会使得一批行业、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因此而失去特殊的权利和利益。诸如此类的深层次改革，不仅必然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置、国有企业的重组、干部制度的改革，而且也必然涉及许多人的地位、权利、实际经济利益等问题。
第二，在早期经济改革中的众多得益者逐渐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利益分化倾向。因此，社会各个群体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也就随之凸现了。
第三，经济改革的主体动力结构逐渐发生了微妙而又明显的分化。由于出现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因此，在早期经济改革“多赢”和“共赢”格局中的动力因子甚至是中坚因子中的一部分逐渐游离出来，有可能逐渐演变成为阻力因子或约束因子。这部分群体对于一些影响其切身利益的具体改革措施往往持抱怨甚至反对的态度。
第四，深化经济改革的时空条件有了巨大变化，各种压力和制约等不利因素正在增加。从经济改革的空间广度而言，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涉及面和领域范围还将扩大；同时，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推进的难度也加大，回旋往复的机动调整余地越来越小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及其管理规则制度也都要符合国际规范和惯例。因此，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国际压力也将随之增大、制约性的综合风险和压力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大。
第五，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又关键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多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时期。其中，既有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观念的矛盾，又有国内与国际、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以及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地区与群体发展差距、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些原有的矛盾消解了，但又萌生出不少新矛盾；有些原来隐性的矛盾，现在凸现了；有些是属于体制性矛盾，但更多的是各个群体的利益性矛盾。
深化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新背景和新挑战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这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清醒认识经济改革既有基本路径的不足之处
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既有路径，在30年的推进实施和具体运作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缺陷与矛盾，其中主要有：一是社会群体的明显分化。二是导致垄断改革进展迟缓。三是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实际取向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某些偏向，如偏向于地方和部门的现实经济利益。
三、新时期推进经济改革深化迫切需要革新路径
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以全新的观念推进改革，不断创新经济改革的路径，从而有力地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
(一)新时期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改革新理念
21世纪头二三十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又一个崭新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比起过去的30年，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变化。过去近30年的经济改革，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内外开放的经济体系；而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要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为顺利推进经济改革的新深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使经济改革的基本理念得以更新、升华与完善。所谓经济改革的新理念，就是要从我国经济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矛盾以及现实社会环境出发，探索和总结更高阶段、更深层次和更富有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来考量经济改革的新理念。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新理念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过去的经济改革重在怎样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新理念则是重在深化经济改革过程中如何通过改革旧体制和完善新体制来确保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利益的普遍增进；二是过去的改革侧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新理念更注重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整体协调推进；三是过去的经济改革重在通过改革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新的改革观不仅是要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争取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人文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等综合效益；四是过去的改革注重于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新的改革观更加注重如何通过经济改革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五是在分配制度的激励机制改革和经济协调发展上，过去的经济改革强调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新理念将更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注重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显然，经济改革的新理念在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深化的思维观念上，充实和更新了一系列内容。这种新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出发点，按照建设和谐社会“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创新经济改革新的基本路径
由于历史时代的变迁和经济改革基本目标任务的变化，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全面推进经济改革新深化的基本路径，也必须全面创新。
第一，由以往的基层自发萌动和各地各部门的经济改革，转变为全面筹划和统一重大决策，使得新时期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既有完整的方案蓝图可依、又能够系统协调地有序推进。
第二，决策层的基本作为由强调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根本道路和主要原则等为主，转变为对改革方案的比较和抉择。
第三，由“单兵独进”式单项的经济改革，转变为系统配套和协同推进的经济改革全面深化。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化需要全面系统配套和协同推进。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同其他领域的改革深化统筹谋划、全面协调地配套推进。
第四，由渐进式、外围型的改革为主，转变为“突破式”和“渐进式”改革的两种方法路径的有机结合。以往改革实际推进过程中的不少阶段，往往避开疑难地带，实行“避重就轻”式地推进策略。而在未来的新时期中，那些疑难敏感的领域很可能将成为改革新深化的重点。
第五，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式方法上，也必须有一系列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在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上，由过去的侧重于经济制度体制大框架的重新塑造，转变为主要侧重于深层的制度、实现机制、运作机制和配套性体制机制的进一步革新与完善。二是在经济改革的层次上，由过去的“体制外”和“体制外围”的经济改革为主，转变到“体制内”为主，并且还必须深入到“体制内核”的经济改革为主。三是在经济改革的具体方式上，由过去的“撞击反射”式的单项试点探索性的改革，转变为依靠和按照完整与系统的方案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由以往成效巨大的“渐进式”改革和“累进式”改革为主，转变为“渐进式”、“累进式”、“突破式”、“攻坚式”、“配套式”等多种有效改革方式的有机结合，甚至是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改革以“突破式”和“攻坚式”为主。四是在推进新旧体制交替的进程和途径上，由过去的“增量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存量改革”为主；由过去的“破”字当头、以“破”带“立”的方式为主，转变为“破”、“立”结合，以“立”为主，也就是重在新体制新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五是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上，由以往的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对外、对内开放，转变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深化，特别是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进一步推进改革深化和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所以，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将成为推进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助跑器之一。六是在经济改革方案的比较抉择和时间节点上，将由以往的“自由选择”、“自主选择”、“多项选择”、“相机选择”为主，转变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规范性选择”为主。
注释：
①厉以宁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
②王小鲁和姚洋认为，中国改革进程的哲学指导理念，就是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