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问题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实验方法具有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结论易于重复验证等优点，尤其是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从而验证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Smith,1962)，近年来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非常盛行。在环境资源经济学中，近20年以来，也已经逐渐把实验方法视作分析问题、检验理论和改进政策设计的新方法。资源环境的状况是在受到人类各种行为特征和行为选择的长期作用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可以使用实验方法探索人类互动过程中的偏好、制度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这是对资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实验的思想基础。尽管一般而言市场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某些商品或服务却是缺失的，比如减轻空气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因此可以通过实验来评估新的交换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设计和改进可交易排污许可证，以及评估产权抵押、资源耗竭和资源获取权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还可以评估在资源使用中产生冲突或合作的各种习俗等等。资源环境状况的改善有赖于人们的合作，而合作又高度依赖于社会和制度条件，因此激励在资源环境问题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实验方法研究合作产生的条件，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管理，包括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关于环境经济学的文献都使用了实验方法，环境问题的许多方面甚至成为识别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催化剂(Sturm & Weimann,2006)。
一、资源环境问题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
从实验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之间的直接联系因素来看，可以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在资源环境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划分为三个类别(Sturm & Weimann,2006)，从而形成相应的研究框架。(1)利用关于社会困境决策模型的实验来分析，在面临资源环境问题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进行合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环境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困境，环境服务或产品常常是公共品，或者是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CPRs)，与其相关的人们处于一个n人囚徒困境中。这类研究的理论背景基于博弈论并试图回答：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人们会以合作的方式来行动，尽管这样做并不符合理性人原则。(2)利用实验来测试那些试图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市场实验就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常见例子。实验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在实验室实验或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中通过模拟真实市场，以检验市场机制的表现以及不同规则对市场交易的效果。(3)利用实验来研究资源环境问题中的个人评估行为，其核心是测量个人的偏好。从传统理论上看，一个人揭示自己的偏好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策略，但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忽略了这个事实，并试图忽略诸如撒谎等最为重要的激励因素。对于检验评估方法的有效性，以及解释在支付意愿值(Willingness to Pay,WTP)和接受意愿值(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之间为什么常常存在差异这类问题上，实验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研究工具。
从治理主体划分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厘清资源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哪些部分是基于市场，哪些是基于国家，哪些又可以基于自治制度。Cardenas(2009)将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整理，并将问题和可能的实验设计联系起来。从环境制度和机制方面分析，相关的实验涉及在市场、国家和社区的基础上对地区和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相关的实验室和田野实验设计包括基于市场制度(如ITQs，收费，配额，命令和控制)的实验和公共池塘资源博弈或公共品的自愿贡献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VCM)博弈实验。从环境保护行动的方面分析，其中涉及生态、时间和其他方面的相关偏好，以及多重两难冲突间的折中，比如今天的消费和明天的资源耗竭或生物灭绝的冲突，保护今天的消费和后代消费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相关的实验室和田野实验设计大致又可以分为四类：关于WTP/WTA的实验、对环境保护项目和捐赠的实验、生态或环境固有价值的实验、公共池塘资源或公共品博弈的实验。Ehmke & Shogren(2009)的分析也比较类似，但更细致地按照市场、非市场与社会偏好、市场缺失三个领域及其相互交叠的四个领域的划分，来探讨了实验经济学和资源环境问题乃至发展问题的结合。
和资源环境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包括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品。公共池塘资源就是同时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公共品则包括空气和环境服务等等。两者都深受人类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种市场机制和人类设计的各种规制方法的影响。鉴于现有的实验研究更多地涉及公共池塘资源，我们接下来先单独介绍公共池塘资源(其中又常常使用公共品实验作为研究方法)，而对空气质量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品实验则分散在规则和机制的实验研究中。
二、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即其资源系统是可以共同享用的，但资源单位却是不能共同享用的(Ostrom,1990)。它既不同于不可排他、共同享用的纯粹公共品，也不同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人物品，同时也有别于共同享用但可以排他的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在这种资源环境中，个人的理性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Ostrom,1990)。在现实中，公共池塘资源常常不被人关注，并常常面临过度使用。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CPRs实验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影响社会困境下决策的重要情境因素，而且这些实验结论对于不同类型的被试来说都是稳健的。Prediger et al.(2011)还证明，对特定类型资源的具体经验能显著地产生不同的行为，被试在田野实验中的行为和他们在日常的资源治理中的行为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田野实验可以作为检验不同政策选项效果的工具，并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公共池塘资源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人的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实验经济学留下丰富的研究课题，因此这成为资源环境问题中目前应用经济学实验研究最多，取得的进展也最大的一个领域。
早在20世纪90年代，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就开始利用实验方法了。比如，在CPRs博弈中引入同行制裁作为促进合作的手段(Ostrom et al.,1992)，关于对公共池塘资源租金抽取的实验研究(Walker & Gardner,1992)，以及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重复的互动促进声誉和信任的建立，并提高公共池塘资源的合作，但当更多的人或企业进入公共池塘资源时，合作会受到削弱(Muller & Vickers,1996)；存在静态外部性时，合作能够增加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而且即使初始存量很低，也几乎没有资源耗竭的可能，但存在动态外部性时，情况则相反(Mason & Phillips,1997)。近些年来，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取得许多进展，范围也较广，主要包括森林、水、渔业和牧区资源几方面。
在森林资源方面，Rustagi et al.(2010)对使用森林的49个埃塞俄比亚群体，利用实验和问卷手段来测度条件合作与有成本的监督，研究了自然森林资源产出。发现不同群体中条件合作者的比例是不同的，条件合作者比例更大的群体对森林公共资源的管理更成功，有成本的监督是条件合作者执行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该研究的发现和关于人类合作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并提供了实验室实验关于社会两难问题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论据。条件合作这样的亲社会行为和有成本的规范执行能稳定公共资源管理的大范围内合作，然而田野的经验证据在之前是缺失的，该研究弥补了这一点。Voors et al.(2011)在戈拉森林保护区附近的塞拉利昂农村地区进行了公共品和社会干预实验，并收集了农户的人口、经济、森林保护等数据，在此基础上估计了人工现场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AFE)中的社会偏好在真实世界行为中的映射效果，从而发现影响AFE、现场实验和环保措施之间不同结果的异质性证据，也发现了诸如战争暴力和巫术之类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部分解释这种相关性。
在对水资源利用方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计算机的标准实验(Randall et al.,1988; Johnson,1990; Palmer et al.,1993; Reitsma et al,1996)。最新的研究来自现场的田野实验，比如Ferraro et al.(2011)与大城市水公用事业公司进行自然现场合作实验，检验了基于规范的正式公报对水需求的影响效应。经研究发现，对亲社会偏好的呼吁仅仅对水的使用有短期效应，而附加了社会比较的公报则有着长期的影响。Janssen & Anderies(2011)通过在亚利桑那大学进行的实验室标准实验以及在泰国和哥伦比亚农村进行的田野实验，对大型灌溉系统几个实验局(session)的研究发现，处于资源上游的人具有强盗行为——在公共资源中获取不平等的份额。但如果获取份额过大的话，处于资源下游的人就会反抗。因此，如果群体要获得成功的话，资源上游的人必须克制地利用他们获取公共资源的特权地位。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结论具有在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的稳健性。
在渔业资源方面，Cavalcanti et al.(2010)使用三个控制社区和三个处理社区，进行了淡水渔业资源的现场实验，分析参与制定对社区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措施，以及社区领导建议管理措施对执行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都影响执行意愿。但是，最强的影响来自于个人对其他人在公共资源管理中合作的信念。
在牧区草地资源方面，研究发现文化和生态对合作利用也会产生影响。Prediger et al.(2011)研究了纳米比亚和南非村社农民在草地放牧方面的合作行为差异，发现纳米比亚农民更合作的原因在于历史文化发展和原有生态条件：纳米比亚的资源使用者拥有更长的合作资源管理经验和不变的传统规范。而且，在纳米比亚，由生态因素产生的合作带来的现实收益更高。来自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其他研究也发现，引入规则对维持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更重要的社会互动下，规则的具体形式并不那么重要(Hayo & Vollan,2012)。
三、资源环境问题中规则和机制的实验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中规则和机制的较早实验见于Hoffman & Spitzer(1982)对科斯定理的检验，后续研究关于环境问题的科斯议价实验(如Rhoads & Shogren,2003)主要发现了利益相关者最终权力在促成有效率谈判中的重要性。在基于市场的环保制度和机制的研究中，较早的研究是根据美国环保署清洁空气法案的要求对排放限额拍卖进行的实验，如Cason(1995)，主要是研究歧视性拍卖规则对买方的激励。
(一)非对称信息
诸如农业生产过程中向河流排放的营养性废弃物之类的非点源污染(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是典型的带有非对称信息的环境问题。为了降低污染而改进土地的使用方式，会带来机会成本。认识这些成本对于资源保护的支付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规制当局能够更精确地估计相应的环境收益，但这些成本只有土地所有者自己知道。为解决这一问题，Cason et al.(2003)设计了一个密封递价拍卖的实验：规制当局制定预算并在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来补贴他们控制污染的成本，土地所有者通过竞争来赢得固定预算的一部分。实验显示，当采取陈述潜在项目的环境质量这一处理机制时，土地所有者会对高质量项目诈称成本更高，如此一来在土地所有者知晓项目的环境利益时，减轻污染的总效果会更低，但土地所有者的获益会更高。实验表明，对土地所有者隐藏这些信息能够改进规制的效率。为了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私有土地业主必须增加费用。但是由于对一个潜在的提供者而言，能接受的最小支付金额又是他的私人信息，要精确地估计这些成本是很困难的。如果进行试点拍卖，则可以估计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曲线，环境保护计划者可以据此来不断变化项目设置，以估计财政、生态和社会经济学的后果。Jack et al.(2009)在印度尼西亚应用该方法，证明了其应用潜力。从对土壤保护合同的小规模统一递价拍卖的投标实验数据中，他们估计出了按比例增长的不同项目的成本、从生物物理学和合同经济数据中获取的收益，以及减轻贫困和提供生态资源服务之间的折中关系。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拍卖的方法，来揭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信息，并用这些信息来改进那些保护和改善生态系统的项目设计。
通过揭示个人的私人信息来改进碳补偿项目中的配置和定价，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碳市场中的碳补偿竞争力。Jack(2011)第一次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统一密封递价拍卖和标价提供市场两种不同配置机制效果的实验证据。在马拉维进行了这个关于植树合同的田野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机制的效果大为不同。拍卖实验局(auction session)为两种机制测得了市场出清价格，发现拍卖处理组中只有38％的递价低于该出清价格，而标价处理组中有99.5％接受市场出清价格的合同。在对承诺效果的研究中发现，拍卖组中每个合同的平均植树存活率更高。实验结果证明了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证明了项目的设计本身不仅影响成本有效性，也影响碳补偿项目的环境有效性。
对于土地管理实践在维持和改善农业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方面，Sandhu et al.(2008)使用新颖的“自下而上”(bottom－up)实验方法，在新西兰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田野层面和有机、传统可耕地体系下进行了量化。该研究是基于实验方法量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价值转化方法。该研究证明，可耕地农业提供了一个可以使用田野实验方法，且基于生态原则和“自下而上”方法来测量的生态系统服务范围。该研究还证明了，在利用有机农业改善经济价值的农业领域，新西兰传统的耕地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地降低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贡献。
(二)亲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
亲社会行为、合作规范对于促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中合作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受到外部干预的性质、自主决策的程度以及社会规范的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挤出效应可能发生，从而使得人们采取合作行为的道德义务被破坏。Vollan(2008)在纳米比亚和南非进行了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联合抽取的田野实验，发现挤出效应依赖于以下条件：外部干预的性质是支持性还是控制性，实验参与人自主决策的程度，以及社会规范如信任和互惠的高低程度。结论意味着，如果忽视使规则合法化的民主进程和当地的社区规范，那么那些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外来规则甚至会使得保护状况更加恶化。而Herrmann et al.(2008)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更是发现，反社会惩罚在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只有在强有力社会合作规范的补充下，各种惩罚才会对社会有利。
针对有关排放权交易项目中承诺行为的理论预测效果，Murphy & Stranlund(2007)的实验室标准实验检验了如下假设：处于相互竞争中的风险中立企业的承诺违反行为，以及对企业进行强制执行的边际效力，均和它们从排放权中获取的利益以及许可证在他们中间的最初配置情况无关。实验发现，企业违反承诺行为和排放权利益中的参数无关，这和理论的预测一致，而且规则当局没有理由基于企业层面的特征去加强其强制执行力度。不过，那些根据理论预测应购买排放权的企业相对于根据预测应出售排放权的企业而言，违反承诺的倾向更大。研究还发现，在固定排放标准和排放权可交易这两种规则条件下，企业的承诺行为有显著的差异。
案例研究分析显示，长期存在的社会生态系统拥有管理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占用资源而不仅是占用数量的制度安排。案例证明了生态和制度动态配合的重要性，用于研究决策、检验行为模型和政策的实验也开始增多。Janssen(2010)构造了一个实时的、空间的和可再生资源的全新环境，研究被试在资源困境的实验环境下发展出的非正式规范。在亚利桑那大学进行的实验室实验发现，占用资源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随着不同处理方式下的生态动力学而变化；信息交流的数量和分布而不是交流的内容能够解释组群间的表现差异。
(三)激励和制度结构
在产权缺失并且资源退化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资源管理制度对个体抽取公共资源的行为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允许资源使用者通过投票来决定自然资源管理制度，这种激励结构是否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Vyrastekova & van Soest(2003)进行的公共池塘资源实验发现：相对外生的强制制度，在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实行某种激励结构的情形下，人们会更加合作。不过，这种社区参与管理的效果有限，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少数人会投票赞成实行这种激励结构。Travers et al.(2011)利用实验方法第一次证明了，通过集体决策来提升自我管理对于控制公共池塘资源抽取具有的重要作用。Lopez et al.(2012)研究了外生规则带来的压力和亲社会情感在改进公共品提供方面合作行为的相对有效程度。他们针对加勒比海岸渔民社会进行的一系列框架田野实验发现，随机地公布个人贡献数量及其对小组其余成员收益的影响，可以比在规则压力下更显著地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社会福利，即使这个规则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激励出完全有效率的贡献水平。
交流手段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制度结构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anaka(2007)使用实验比较了在小块土地的整理过程中，双边组合短期拆借市场、直接谈判和双边拍卖三种制度安排的效果，发现直接谈判的效率最高，而在交换易于达成、参与人数和商品数量上升以及初始禀赋得到保障的条件下，组合拆借市场方式倾向于减轻泄密的问题，而当实验参与人和商品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双边组合拆借市场方法会遭受钉子户带来的损失。作为一种便利合作的制度，面对面交流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具有稳健性。Ahn et al.(2011)通过来自41个国家被试和九个实验局的标准实验，支持了早期的研究，即非约束性的交流可以作为解决CPRs的社会困境的有效机制，而参与人能够获得具有社会效率的回报。如果在与志愿者通讯交流的过程中按照其特定口味来修改通讯的内容，是否对他们的志愿工作时间有正的效应的呢？Al－Ubaydli & Lee(2011)使用现场实验的方法发现，这种激励措施对那些非常关注未来职业生涯的志愿者有影响，而且对于那些清楚地知道通讯定制的志愿者来说，该影响仍然是稳健的。
(四)实验的模型研究
一系列的文献在实验研究得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模拟分析，是对实验的总结和进一步发展。较早的模型来自Deadman(1999)，它在CPRs实验基础上发展出来，并在斯旺多代理人模拟环境下进行了模拟。接着，Deadman et al.(2000)又基于既有的CPRs实验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智能代理人模拟，并将之用于检验在公共资源困境中不同制度设定以及不同个人特征条件下对群体表现的影响。Ebenhoh(2006)构建了具有有限理性参与人的非线性公共池塘资源实验模型。该模型基于含有通信或不含有通信的实验数据，模仿了个人数据而非加总数据，可以用于识别参与人行为。Rodriguez－Sickert et al.(2008)模型化了在公共池塘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施加外部强制的动态效果，发现制度影响社会偏好：当公共资源使用者投票反对施加惩罚，以及强烈反对进行轻微惩罚时，合作会上升但是在后期又会逐渐下降。实验发现，在互惠偏好的作用配合下，对规范的违反损害了合作，而轻微的惩罚则通过避免负面互惠作用的螺旋式循环稳定了合作。Castillo & Saysel(2005)根据系统动态学原理和方法构建的仿真模型，规范化了声誉、信任和互惠间的反馈因果关系，而且基于支付结构和实验处理，考虑了诸如免费搭车诱惑、利润最大化、认知和风险知觉等因素。对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普罗维登斯岛沿海社区合作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个人在群体中的最初信任具有路径依赖性。假设以其他家庭损失为代价的活动中获得的效用，会因为社会公平规范而减少，那么社会公平规范而非自利就更能激发合作行为。Song et al.(2010)在卧龙保护区使用最后通牒一次博弈来检验当地社区中公平规范的盛行率，发现公平提供的盛行率很强。考虑进公平规范后，模型的预测和基于家庭的保护政策在当地执行的表现是一致的。因此，在地区公共自然资源保护过程中，当地社区的社会规范在便利参与和促进合作中的潜力很值得重视和利用。
四、资源环境问题中的意愿评估研究
在对直接陈述偏好的处理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激励问题和场景问题。不过，使用实验的方法和理念体系，将经验观测和理论洞见结合起来，研究者能够对那些影响价值评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解释，并应用于相应的政策设计。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对此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处理手段。意愿调查法的积极支持者认为意愿调查法的研究结果是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的(Carson et al.,1996)。如果排除可能的收入效应，人们对避免损失的最大支付意愿值和人们对该损失能够接受的最小补偿意愿值在理论上应该相等。但调查发现，这两个值之间有很大的差距。Knetsch & Sinden(1984)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意愿补偿值显著超过意愿支付值，从而对津贴、损失评估的不同规则以及对无差异曲线的解释都提出了怀疑。另外，在假设环境下诱导出的偏好也不断受到怀疑，如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得到的估计值受到“假设性偏误”的质疑而受到挑战。List & Gallet(2001)对29个实验数据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is)后发现，实验被试在假设环境下高估了他们的偏好，而且高估的程度在支付意愿(WTP)和接受意愿(WTA)、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存在区别，在几种不同的诱导方法下结果也不一样。Xu et al.(2009)基于世界遗产评估中个人层面的比较，研究了支付卡形式的意愿评估(Payment Card Format Contingent Valuation,PC Format CV)的预测解释力。他们以武夷山世界遗产联合保护区的保护为例，发现同真实贡献的环境相比，人们在实验中往往夸大他们的支付倾向和支付能力，假设的个人支付意愿、均值、中位数、支持比例与反对比例都和现实表现有显著不同。由于存在免费绑定问题(Free Binding)，因此支付卡形式的意愿评估不是一个好的指标。该研究还发现，一个人的支付意愿主要由他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责任感决定，而支付数量则主要由其收入水平决定。大量文献证明，缺乏市场经验的消费者中资源价值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是非常不同的，List(2011)设计了一个外生引入市场经验的田野实验，经验研究支持了市场经验能够单独地消除重要的市场反常现象这一假设。在环境经济学的显示偏好研究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数据收集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不过，关于这种调查的数据质量和福利评估效果，以往知之甚少。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支付意愿的最新实验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进行意愿调查评估和面对面调查的结果之间并无显著的区别和偏误(Lindhjem & Navrud,2011)。
五、实验对资源环境相关研究的检验
检验理论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是实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应用。比如，在公共品提供和最后通牒博弈等社会困境问题的实验研究中，早就发现人们并非传统标准理论中经常被假定的自私、理性行为者，许多实验参加者都是条件合作者(Fischbacher et al.,2001)。甚至，如果可以交流或者施以有成本的惩罚，高水平的合作在各种实验处理条件下都是存在的(Fehr & Gachter,2000)。合作是现实中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对于合作如何产生，即合作产生的条件这一重大问题，却还缺乏共识，从而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实验经济学在资源环境领域进行检验最多的还是与博弈论得出的结论相关。比如，关于经济异质性对当地资源使用和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中，来自于公共品提供的纳什均衡研究思路认为，当个人行动恶化了当地环境质量时，该社区中更富裕的人们倾向于为保护环境付出更多。Cardenas et al.(2002)在哥伦比亚农村检验了经济不平等在当地环境质量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关于农民从森林中砍取木柴从而影响当地水质的实验表明，富裕的人们对水质破坏造成的压力更小，这和纳什均衡的预测一致。但贫困的人们却显示出和他们的纳什均衡解相比较的显著克制行为，而且他们更愿意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以便使集体获得更多的平均收益以及获得比纳什均衡解更优质的水质。这修正了理论的预测。Cardenas & Ostrom(2004)在哥伦比亚农村的田野实验中还发现，被试的既有经验、对外部规则的认知和被试群体的构成都会对实验中究竟是合作还是背叛产生影响。博弈过程中存在影响激励的多方面信息，理解这些信息对于解释集体行动困境中的决策很有帮助。尽管按照博弈论的基本模型，优超战略是完全侵占公共资源，但Oses－Eraso & Viladrich－Grau(2007)的实验发现，利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们如果感到资源开始变得稀缺，就会改变他们的优超战略，而且资源稀缺程度越高，他们改变优超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而Rodriguez－Sickert et al.(2008)发现制度影响社会偏好，并解释了以前数据中两个奇怪的“谜”：一是当人们投票抵制惩罚时，合作会先上升然后减少；二是轻微惩罚具有明显威慑作用。实验发现，当惩罚被拒绝，社会规范的内部化解释了合作的上升；对社会规范的违反加上互惠偏好，解释了合作的减少；通过避免负向的交互作用，轻微惩罚稳定了合作。
实验也经常用于关于偏好问题的检验中。旨在提高社会福利的规定往往是以个人是纯粹的自利者为出发点制定的，但实验证据显示个人行为方式往往并不是这样，而是会在自我和集体之间寻找平衡。比如，Cardenas et al.(2000)在哥伦比亚农村的实验发现，根据标准理论构建的改进社会福利的环境困境监管方案效果并不好。其原因正在于，这种方案会挤出实验被试关心他人的行为。Alpizar et al.(2008)对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进行自愿贡献的自然田野实验，研究了在此过程中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在假设贡献情况下，匿名性和提供其他人贡献水平的信息都会影响实验被试的贡献水平，且就贡献总量而言，假定偏误相当大。不过，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真实贡献和假设贡献两种情形下是相同的。研究认为，需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对两方面假设和实际的行为表现进行对比，以检验显示偏好方法的有效性。又如，处于贫困生存线上的居民或者土著居民是否会不考虑环境变迁的直接影响，比如对他们生产活动的影响，认为生态系统的保护是非常值得的。经济学文献普遍认为，无用的价值不会在穷人和非正式经济部门存在。针对面临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通过邻近地区的亚马逊河岸雨林社区，Casey et al.(2008)用选择模型实验发现，即使人们得到了对直接的生产性资源损失的全部补偿，总补偿额也是相当高。结果说明，环境质量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这非常不同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隐含假定。
实验研究甚至还对理论概念进行了实证的辨析研究。比如，尽管有大量的公共品和公共资源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但缺乏对于这两种社会困境的系统比较，从而导致它们常常被视作相同的。Lindhjem & Navrud(2011)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对抗的程度不同是这两种博弈行为的基本区别。在两种博弈开始时，集合行为显示出相近的帕累托效率，但各自收敛到不同的纳什均衡水平。
六、简评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应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历了近30年时间，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是多数实验结论反映出在制定环境政策中，人们的合作能力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经济学实验大大推进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等社会困境的研究。大量文献基于森林、水源、渔业到草原等资源的利用视角，研究了影响人们合作的条件和机制问题，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实验发现，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人们的合作能力以往被大大低估了，可以利用社会公平和社会合作的规范，来促进人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合作。因此，以前广为接受的自利个人假设以及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的公地悲剧，有了更广阔的解决思路。
二是实验结论对制度设计具有指导和检验作用。实验研究在对那些试图解决环境问题的规则和机制的研究，以及对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测试方面，取得多方面的进展，包括对非对称信息、亲社会行为、社会规范、激励和制度结构的研究。目前关于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研究成就来自现场实验，因而具有良好的外部有效性。这也是主要由资源环境问题特点决定的，因为在资源环境问题中，对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的要求更高，更强调对现实的预测和指导作用。
三是实验结论对既有概念的理解提出了修正，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实验研究对影响价值评估的个人偏好以及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了更准确的解释，对改进相关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实验对资源环境相关研究的检验，包括对个人偏好的理解、博弈论的理论预测、理论概念等等的分析或检验，都提出了新的洞见，并修正了早期的理解。
尽管资源环境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结合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还有很大的进一步研究空间。首先，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经济学实验研究还需继续推进并扩展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加强资源环境问题中关于公共品的实验研究。现有文献分别从CPRs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实验和解释，包括有成本的惩罚和交流沟通，以及资源动态学、空间、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和资源的多重状态等等，但还不足以完全理解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标准的CPRs问题并不能囊括所有生态和社会动态社区面临的复杂性问题，而目前的研究比较集中于CPRs。CPRs和公共品有不同的激励结构。尽管某些学者将CPRs作为公共品的一个特殊类型，但它们的激励结构并不相同，且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还需要加强。其次，需要更多地进行不同资源环境政策评价的实验。基于给定激励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政策，需要结合博弈理论模型、实验游戏以及期望行为的实际呈现，来研究在不同制度安排下保护性干预的各种行为反应和后果。但从文献梳理中发现，这些研究还不够多。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问题中市场和行为之间交叠地带的研究甚少，为实验研究留下了较大空间。比如，哪些交易需要更大的市场干预，哪些交易可以通过现存的社会偏好机制产生出自适应性符号来调节，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进行识别。
*感谢审稿人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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