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庄子论文,另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对庄子的态度似乎不能以通常的逻辑来描述。郭沫若第一次系统阅读鲁迅的作品时，就发现了鲁迅与庄子的深切关联。他那篇《庄子与鲁迅》①以诗人的视角发现了鲁迅词语库中庄子的成分，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被一点点打捞出来。 不过，鲁迅文章对庄子词语的采纳，不是摄取其理，而是借力而行，使汉语能够具备更多的弹性。较之同代人整理国故时的一般性表达，他更喜欢运用庄子式的诘问之语。这主要是因为《庄子》内在的丰富与词语的飘逸，比腐儒的文章高妙甚多。庄子对后世士大夫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从圣人的阴影里走出来，看到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他批评孔子的迂腐之处，多奇异之思，且比老子更为深入。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庄子眼里，老子的看法还有些暧昧，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孔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②庄子认为孔子思想衍生出一种妄见，过于执著仁术而偏离自然之境，只有回归平淡、无我的状态，方可以呈现自己的本质。因为远离世俗，便见到常人难见之景、稀有之物，神接上苍，思通无极。在阐释自己思想的时候，庄子毫无孔老夫子正襟危坐之气，而是放逐自己，在高远的天地间徜徉。青年鲁迅的词语表达，有着庄子的这种气质。 晚清一代学人对庄子的思考多延续古人的思路。到了严复那里，庄子研究发生了变化，他把个性精神引入自己的视野③。章太炎则在此基础上另有心得，于《齐物论释》、《庄子解故》等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崇仰的自由精神。这思路在“五四”那代学人中得到继承，黄侃、钱玄同以及周作人身上都可看出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谈庄子，一是从音韵训诂入手，二是参照佛理。前者在《庄子解故》中有所发扬，后者则在《齐物论释》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青年鲁迅曾随章太炎学习《庄子》，对章太炎的精神核心颇为熟悉。章太炎解庄子，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首先是“自证”的价值，“以不知知之”；其次是“圆音胜谛，超越人天意识”④。将个人主义的概念托出，已有了近代精神的特点。章太炎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当鲁迅译介尼采的时候，苦苦寻找对应的语言而不得，《论语》过于正经，《史记》滞于苍润，《老子》多是逆反，唯《庄子》略似一二。《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起笔就颇多《庄子》与《列子》之气⑤。要想用先秦的文体来比附尼采，且有玄奥之姿，唯庄子的思想资源可以借鉴。庄子的文辞以相对主义的方式表述大小之辨、虚实之别、有无之分。他最大的优长是没有腐儒的酸气和伪道学的痕迹。在先秦文献里，就想象力和智性的表达而言，能出其右者真的寥寥。 “五四”那代人取庄子的意象而用，目的不一。胡适在梳理中国哲学史的时候，看到庄子思想里进化论的因素。郭沫若则把浪漫主义的情思和《齐物论》相接，甚至在其间读出斯宾诺莎的气味来⑥。和他们不同的是，鲁迅对待庄子有复杂的一面，他关于人与物、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带有一丝德国浪漫主义诗学的痕迹。他介绍的人物甚多，其中尼采、叔本华、斯蒂纳都有浪漫主义诗学的背景，而这些人的气质在中国的对应者，恰是庄子。这使他的生命体认与庄子有相通的一面，比如看到道德化言语的虚妄、发现希望的无望、意识到无有的真义……然而鲁迅不是脱离了痛感的逍遥，而是带着沉重的体验前行。庄子在说理的时候，拔身而出，飞至旷野之上，云雾间无累地飘动，何其潇洒；鲁迅却不能忘记自身的忧患，眷恋着火燎的土地，凝视着民间的疾苦。这是他们的区别。不会逃逸苦楚的鲁迅，选择的恰是与庄子相反的路径。 有意味的是，鲁迅不是论述先秦诸子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与尼采及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相遇时，现出庄子的余影。他一面借鉴庄子的语境，一面又在意象中消解庄子的思想。这在方法论上与许多人相反。也由于这种歧义化的表达，他意识到汉语的限度。这种限度恰是章太炎在解读庄子时就遇到的一种困难。 鲁迅笔下的庄子，很少词章之学层面的心得，看重的是思想史层面的明暗之色。《破恶声论》对于“白心”的论述，乃是庄子意象的幻化。《摩罗诗力说》中的一些思想与庄子亦有接近之处⑦。鲁迅在介绍摩罗诗人的时候，背后德国哲学的气息暗自流动，而能够转化出其妙意的正是庄子的智慧。摩罗诗人背后的哲学思想，在鲁迅的表述里和庄子的思想多交叉之处，例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⑧？这无疑是一种古老智慧的延伸。鲁迅早期文言文写作中的庄子笔意，与尼采、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文介绍交织在一起，无意中有了对庄子的重新发现。木心认为，尼采诞生之前，中国的庄子已具备了类似的精神⑨。这也为鲁迅以尼采的眼光看庄子，以及以庄子方式瞭望尼采等浪漫主义诗人，提供了一种逻辑佐证。以尼采的眼光来阅读庄子，鲁迅提供了与清末民初的学人完全不同的精神视角。 对尼采和庄子的双重发现，使鲁迅站在特别的起点上。不过鲁迅留学时期对浪漫诗学的热情其实很短，很快就有了问题意识的转移。辛亥革命后，当改造中国的意识浓烈的时候，空幻的感觉似乎不再能满足鲁迅的需要。在这种选择过程中，他渐渐与德国浪漫诗学的遗绪产生分歧，也连带看到了庄子传统的有限性。而刺激鲁迅远离这两种传统的，正是其直面现实的冲动。 浪漫主义诗学与庄子思想对于过去、未来都有精妙的论述，而如何应付当下却缺乏富有启发性的建议。当鲁迅沉入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深处后，不久就意识到庄子遗产与西方摩罗诗人遗产的差异，思维也因之跳出章太炎的格局。新文化运动初期，庄子的词汇在他的文章里开始减少。此后在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中，他已经没有了当年发现庄子的兴奋，反而显得异常冷静，庄子的局限也被清楚地勾勒出来⑩。老庄思想对于国人解决精神的焦虑的确颇有帮助，但无法激发人心的宁静之思，也带来精神的消极性。在儒与道之间，道家思想给国民精神带来的负面值可能更大。老子无为而治，根底在治人，还有以柔克刚之味。到了庄子那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坐忘”、“无是非”等观念则带来诸多问题。这在两方面直接导致人的精神变化：一是隐士精神的出现，使进取精神受挫；二是道教文化中自我保护、长生不老等意识使国民日益堕入黑暗的泥淖。鲁迅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11)他其实是看到国民性中道教思想的阴影之重。 对于那时候津津乐道谈论庄子的人，鲁迅并不以为然。细究深因，不是如何评价庄子的问题，而是他们叙述庄子的方式存在漏洞。民国文人论述庄子，要么拘泥于儒者的词章之学(12)，要么以今人的思想进行比附(13)。鲁迅意识到其间一些根本问题。他不喜欢以儒家思想解释庄子，以为易流于虚伪。而道家思想则无承担地遁入虚无，也非人生哲学可取者。韩愈、苏轼论述庄子思想时都看到其与孔子的关系(14)。庄子的文章多以孔子学说为参照，或反其道而用之，或以儒学为基点建立自己的精神逻辑。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庄子“援儒入道”并非没有道理(15)。到了胡适那里，以进化论讨论庄子则显得格格不入。非有天马行空的雄姿和超越流行思维的气魄不能进入庄子世界的本然之所。 近代的庄子研究未能超越清代的治学传统。有清一代直到民国，对庄子的读解形成了诸多流派，林云铭、吴世尚、宣颖、胡文英、刘凤苞等学者都有佳作传世。一些学者的点评在读书界颇有反响。王闿运言及庄子的传统，销魂于儒学之乐。刘凤苞说：“圣人在乎，朴笔最奇，语意更呆，却是惊人之句。”(16)吴世尚《庄子解》对空写、实写、半写、全写的总结，亦多美学的价值。这些并不能唤起鲁迅的审美快慰。他对于古老的文论不能翻出新意的反感，在文章里常常流露出来。 鲁迅思考国故的当下命运时，以为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其实也包括今人的调子，他以为这里的问题尤深。中国现代文人的话语逻辑难以解析文化遗产的精要，因为这种话语还是奴隶的话语。对鲁迅来说，重点不是停留在原典本身，而是关注其流变给后世文化带来的负面资产。儒家的进取精神凝固到官本位的结构里，则化为奴性的附庸；庄子的逍遥之游在不得志的文人那里，退化成隐士之趣；佛教的慈悲善行被吃教的俗人占据，这些都是历史暗影流变的结果。所以，鲁迅批评儒家，多着眼于士大夫的形态；抨击道家思想，以进取的民魂为参照；而面对释迦牟尼的遗产时，揭示的是假信者的外衣，给骗人者以无地自容之痛。理解了此点，我们会发现鲁迅欣赏庄子批判儒家的机智，但不流入虚无之境；其作品有大音希声之象，而不忘苦楚中的呐喊。在儒、道、释之间，鲁迅不是皈依于谁，而是看到文化遗产被扭曲时的一种苦境，尝试从被压抑、扭曲的世间开出一条新路。这种摄取与选择，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尼采、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念使鲁迅绕过传统的方式而抵近前人遗产，这给其思想带来了奇异之色。 庄子思想在人格方面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很大。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说点到穴位。然而，庄子能够在儒风习习的环境中，以超脱的态度看人看世，确有自由的快慰。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承认自己背负着沉重的鬼气而不能解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17)鲁迅中了庄子的毒，至少在审美的层面可以得到证实。 鲁迅对庄子遗产的盲点一直心存警惕。儒家的复古与道家的出世，使国人在思考问题与看人看世时，唯独遗漏了当下。这个思路在民国初年依旧。保守主义者对于过去的神往，浪漫主义者关于未来黄金世界的瞭望，都各自有其真意与理由。庄子的“无是非”说，否定了当下的是非，把眼光放到虚妄之所，自然不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所以，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学者论述中美妙的东西殊多，独独对现实问题交了白卷。鲁迅植根于当下的理念，其实是在填补这个认知的空白。 在直面当下的时候，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有限性：一切不过是一种过程，自己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做好这个环节却是殊难之事。他后来与绅士们有隙、与“第三种人”争论，原因就是他们的论述离开当下棘手的问题，跑到了庄子式的自得其乐之中。现实是最好的教师，在流氓与政客横行的时候，自由之梦与超脱之梦都不能落到实处。 《起死》是鲁迅唯一一篇关于庄子的小说。与以往小说里的悲慨沉郁之风不同，这篇小说带有其杂文的一贯风格，情节与故事背后乃是鲁迅思想的悖谬式表达。有学者已经注意到鲁迅在《起死》中表达的对古代文化的态度，可以解释其思想与老庄哲学的差异性(18)。这篇小说颇为滑稽，荒诞里呈现出“无是非”思想的可笑。人活在当下，缥缈的存在不能帮助自己。庄子最终不得不向别人求救来摆脱困境，这个尴尬的过程使原有的思想也随之破产。 鲁迅笔下的庄子被漫画化了。开篇就是荒蛮之地，庄子嘴里念念有词，举止滑稽可笑。他本来觉得生死无常，生即是死，死亦是生，虚无的感觉弥漫在思想深处。他突然发现一具骷髅，于是善心大发，但善心不得善报，遂入迷津之中。现实发生的一切，须以现实的办法处理，在恶的力量主宰世界的时候，古人的教义变得可笑。鲁迅意识到了这种可笑，他看庄子的方式受到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的影响(19)。卢那察尔斯基对堂·吉诃德的善良所带来的悖谬，做了透彻的表达。鲁迅借此讽刺了庄子，是当下的紧张感在起作用。因为从现实的斗争出发，才能感受到告别迂腐思想的必要。 卢那察尔斯基处理堂·吉诃德的荒谬之态，乃阶级理论介入的结果，是为了证明革命的正当性。堂·吉诃德也是善心大发的人物，但他所帮助的人却极为险恶。卢那察尔斯基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对超阶级的爱展开批判。鲁迅在写庄子的时候，隐去了阶级话语，但其思想深处有这种意识的投射是一看即知的。《起死》所表达的观念有现实的因素，但他没有把意识形态的语境扩大化，反而诞生了一种批判现实的哲学。俄苏文学的重要元素被他隐蔽地引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叙述中。 在鲁迅眼里，庄子哲学被传播后，至少在两类人中看出负面的影子：一类是其小说中的阿Q相，一类是其杂文中不断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文人。阿Q的无特操、健忘、精神胜利法，就是丧失现实判断力的表现。遁入精神幻相，自我也就消失了。而自由主义文人则纷纷从域外搬来美妙的理论。表面上看，民主、自由等观念都很好，但当下如何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自由主义者只是梦中追索，不知如何面对残暴的政权。而鲁迅则以为除了战斗，余者还并非切迫的选择。 《起死》里的庄子已经脱离了古典文献中的原型，添加了荒诞性。鲁迅既借用了《齐物论》的语言，又把中国自由派文人那矛盾、孱弱的影子镶嵌其间。小说中的庄子因善获窘，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按照庄子的理论，人间无是非可言，一切都是相对的，但在被逼无奈的时候，庄子却要请一个警察为自己脱身。这里揭示的深层原因是：人的言行不能统一。庄子的理论大而无当，连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最终，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当下的窘迫。 这让人想起新月派等人的选择，儒雅绅士的思想虽与庄子相去甚远，但一味做善事、讲高明的学理，最终落入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陷阱(20)，却与鲁迅笔下的庄子极为相似。在《起死》里，有对道家思想个别观点的根本性颠覆，但作者的用意则是批评自由主义文人的自相矛盾。取庄子之形直指现代文人之魂，多重影子的交织，方有这一奇妙的文本。理论如果植根于实际，则有自己的熠熠光彩。二者脱节的话，就只能落得尴尬之境。 鲁迅的态度在这里表达得极为明确，古代遗产在现代一些文人那里已经落入精神自欺与自恋的境地，而外来思想如果不深入到泥土里，照例不能处理自己的难题。鲁迅不仅对古人的学说感到失望，对今人的思想亦有不满的地方。他觉得现实的复杂与险恶只能以现实的理性去处理，既要存学者的良心，又要有市侩的手段(21)。对善有善的办法，对恶有恶的招数。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都不懂得此点。在鲁迅看来，当时有殉道感的青年，倒比中国所谓的圣哲们要高明许多。 鲁迅看庄子，有点像庄子看孔子，幽默里的嘲笑乃是一种智性的攀援。他的《起死》在无意中重复了《庄子》原著里的某些意象。有学者指出：“庄子刻意虚构孔子和盗跖的会见故事，孔子见盗跖等于自入虎口，但当了生命的危险，却留下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话。”(22)这仿佛是一个轮回，后人笑前人之愚，有甚于前人对后人的开启之趣，这是在智者的世界里才有的现象。不过，鲁迅在精神深处其实受益于高尔基对托尔斯泰的盲点的议论。在主编《奔流》的时候，他编译的一些俄国理论文章中有不少是关于如何面对文化遗产的思考。高尔基看出旧派作家的盲点(23)，普列汉诺夫发现了唯心派的短板，卢那察尔斯基则对所谓自由派文人有攻击性的言语。相较于德国哲学，鲁迅对这些人的思想更感兴趣。他不翻译德国的批评文章，而通过德语译介俄苏的批评作品，实在与其内心的需求有关。他在欧洲知识分子与中国士大夫的缺陷里，也发现了自己的缺陷。纠正这问题的办法，也许恰是俄国的那些思想资源——以现实的经验来判断是非，而非教条主义地面对问题。鲁迅把庄子描绘成自己思想的受害者，就如同人道主义者成了自己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在俄国革命的时代，高尔基等人的选择有自己的策略，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武断。不过鲁迅避开了那些武断的话语，在人生多层次的体验里看到混沌的思想对现实的无效。古人的价值在于对古代环境的准确判断，能否以其解析变化了的时空是一个疑问。鲁迅在自己体验的过程中得到的并非象牙塔里的结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鲁迅何以批评施蛰存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争论，在今天已经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乃是文化心理的一种差异性的呈现。从这个案例讨论鲁迅的文化观，倒可以向我们印证他内心的本色。 1932年，《大晚报》征求给青年看的书目，施蛰存推荐了《庄子》和《文选》，希望青年写作时要有一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增加一些词汇量。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未必不对，阅读《庄子》和《文选》也是知识积累的需要。然而鲁迅那时候正处在围剿之中，以为给青年的应当是战斗的、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且他当时正在翻译来自俄苏的文学作品，恰处于与古老的士大夫话语告别的时期，其对施蛰存进行批判就是必然的了。 鲁迅在《感旧》一文里，对施蛰存的用意并非不理解，但他以为在新文学中创造新的思绪与表达更为重要。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种提示，并无多少恶意。施蛰存在反驳的文章里把问题指向个人的喜好，层次自然与鲁迅不同，道理也并非蛮横。然而鲁迅在争论里则表达出这样的观点：以导师的口吻指导青年其实有危险。刘半农成名后，不再像新文化运动初期那样提倡新文学，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指点江山，不免有旧文人的习气。鲁迅以为，创造新的文学乃当下的任务，远离古老的语态，以现代人的精神创造新的文章，才是应当提倡的使命。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语境是显而易见的。施蛰存在致黎烈文的信中无奈地说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感叹(24)，遂引出鲁迅这段话：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25) 争论的过程，表面上是关于《庄子》和《文选》，其实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建设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应担当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批判专制独裁在鲁迅看来殊为重要。此间，《现代》杂志上一些“第三种人”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不满，使他联想起庄子的“无是非”观。鲁迅对于骑墙文人的批评，延伸了其思想的固有之意。 鲁迅反对“糊涂主义”，这可以解释他何以疏远庄子的学说。在针对施蛰存的判断上，他自然存在误读。施蛰存在文章学的层面思考《庄子》和《文选》的价值，有其特别的考虑。鲁迅则从思想的层面出发，看到了背后更为复杂的隐含意义。他认为“第三种人”的观念是一种与现实脱节的自慰。离开尖锐的矛盾而谈自由，实际上存在问题。施蛰存后来回忆说，鲁迅怀疑自己向国民党献策，但对“第三种人”来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26)。在鲁迅判断中，大谈不偏不倚的人，转向后往往很快就有新的价值皈依，庄子的思想自然也就破产了。这是鲁迅对复杂形势的切身体会。对于施蛰存本人来说，鲁迅所言甚重，但就思想而言，在残酷的斗争年代，这样的联想有其逻辑的必然性。 考察鲁迅的思路，应主要在对现实的理解层面注意其与一般自由主义文人之间的分歧。他早年喜欢尼采的当下意识，对于暧昧的思维多有不满。而克尔凯郭尔“信仰不是一种知识而是自由行为”(27)的理念，与其精神有共鸣之处。熟悉德国思想的鲁迅，早年对于尼采情有独钟，后来则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思想，这些都改变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方式。晚年的他没有逗留于德国18世纪以来的哲学中，主要是不满浪漫主义哲学的遗风，觉得内中空幻的东西殊多，反而是俄国改变世界的行动比空想更为重要。他从左翼文学对于传统的态度里，吸取了整理旧遗产的思路，这些都在他的杂文里多有体现。 德国哲学家对于本国浪漫主义哲学的批评，在马克思及其同代人那里都有所表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丰富了文学，但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则显示了另一种幼稚病。狄尔泰、尼采、齐美尔、施本格勒都有浪漫派的遗风(28)。鲁迅早期的气质里也有这种因素的闪烁，但不久他就转向了新的思想资源。他晚年在德国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的美术家那里，看到了空想主义所没有的现实表达的紧张感和逼人的改造世界的冲动，那些画面与情思比尼采的高蹈更有切肤的感觉。信念与审美的可能性不能代替现实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会丰富浪漫主义哲学所没有的表述空间，而他以为唯有新的知识阶级才有可能这样处理问题。 可以看出，鲁迅与施蛰存等人的冲突不能在传统语境中得到解答。施蛰存看到《庄子》可贵的地方，恰是鲁迅所云的盲点之所在。鲁迅的认知逻辑总是基于生活体验与现实思索，自然有别于庄子传统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问题不在于庄子价值的有无，而是以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态去言说庄子。鲁迅以为在权力者控制舆论和绞杀自由的时候，读书人倘没有是非观而一味以古董装点门面，不仅无助于对古典文化的阐释，而且会把错误的话语逻辑运用到文学与思想当中。而他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应外在于那种老式的话语逻辑。如果没有这种新式的话语逻辑，读书人极有可能滑落到士大夫与绅士的队伍中去。围绕《庄子》和“第三种人”的争论，本质上流露出鲁迅对于新式知识分子可能会堕落的警惕。 所以，脱离了时代的语境很难理解鲁迅的庄子观，而鲁迅思维方式的超凡脱俗也是同时代与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解他最为困难的地方。如果从学术的眼光看，他关于庄子的描述未尝没有可商榷之处。历来喜欢庄子的读者其实是寻找精神的解脱，试图在其词语里进入虚幻之境，而现实焦虑也由此得以缓解。陶渊明于平静里得庄子笔意，浑然不觉中进入神异之境。阮籍、嵇康对于世风的反对，借用的恰是庄子的自由理念。李白诗歌的翻滚摇曳之状，深处印有《逍遥游》的痕迹。苏轼的诗文，于世俗里见空蒙之色，日常生活里竟也留有仙气。到了曹雪芹那里，借庄子思想寻找精神的慰藉，成了主人公贾宝玉的选择(29)。然而鲁迅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文人，他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人生观都外在于庄子的世界，他在别类的时空里走进庄子，又出离庄子。出出进进之间，其实完成了现代知识人精神的自塑。 鲁迅思想的最为核心之处，乃战士精神，即以反抗、争斗之姿处理生活中的焦虑。苏轼的哀怨可以从诗文的奇异中得到缓解，生活中不得不多一些妥协。曹雪芹写贾宝玉与林黛玉，解脱的方式只能是遁入空门或者死亡。然而鲁迅处理现代困境的方式，却是与现实纠缠中的搏击。这是他精神奇特的地方，庄子哲学对于他只有审美的意义、学术的意义，却没有应对存在的当下性的意义。在庄子空缺的地方，恰可以领略到其精神上的一个逻辑点。因了这个逻辑点的存在，他在远离庄子的笔意后开启了自己的精神之路。 以直面人生的方式建立与恶世之关系，鲁迅毫不妥协地和遗老斗、与西崽斗、跟伪士斗，便有了精神的奇景在。现代人的精神哲学也于此诞生出来。我们看鲁迅的精神选择，其实有着孔子、老子、庄子所没有的东西，这恰是其思想具有现代意识的体现。庄子的思想，对于国人更多的是逃离困苦的慰藉，鲁迅的思想则对于人们应对现实苦难有极大的帮助。庄子可以让人在无人之地神游，摆脱尘世的苦恼。鲁迅则使人在绝望之渊前保持清醒，于无路的地方走出新路(30)。这两个遗产，都影响了后世的读书人。鲁迅的重要性在于绕过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自我的跋涉里建立知识人与现实联系的通道。这个通道不是遁逸的逍遥，而是肩住黑暗闸门的自我牺牲，以自我的消失换来青年的解放。鲁迅在精神的层面嵌入了自我承担感和殉道意识。直面现实、与黑暗一同消亡，这才有了耶稣式的悲壮之气。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赞佩鲁迅对于老庄的态度，都是心心相通的高明之论。这个话题延伸起来讲，就与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之间的分野的话题联系密切了。 ①郭沫若：《庄子与鲁迅》，《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晚清以来，许多学者讨论老子与庄子，都发现了类似的逻辑，谢无量、梁启超都有相关的论述(参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③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④参见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⑤参见鲁迅《察罗堵斯德罗绪言》，《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第一个看到鲁迅译笔的庄子气的是徐梵澄(参见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古典重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32页)。 ⑥参见刘剑梅《庄子的现代命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⑦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⑨木心：《庖鱼及宾》，《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⑩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11)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12)陈寅恪评价刘文典《庄子补正》时，对其颇为认可，认为体现了传统研究的优势(参见刘文典《庄子补正》上，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页)。 (13)参见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梁启超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8页。 (14)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5)钱钟书：《管锥编》第2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页。 (16)李波：《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研究》，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17)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页。 (18)参见高远东《鲁迅对于道家的拒绝》，《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9)参见孙郁《鲁迅的暗功夫》，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20)鲁迅：《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21)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 (22)颜翔林：《庄子怀疑美学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23)参见高尔基《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郁达夫译，载《奔流》第1卷第7期。 (24)参见鲁迅《答“兼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25)鲁迅：《难得糊涂》，《鲁迅全集》第5卷，第392页。 (26)《施蛰存全集》第1辑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27)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翁绍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0页。 (28)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29)参见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30)学者卫俊秀对于庄子与鲁迅的研究甚深，20世纪50年代后流放到乡下，几十年的劳改生活没有垮下来，支撑其思想的一是庄子哲学，二是鲁迅精神。这成了他直面苦难、不畏艰险的依傍者(参见卫俊秀《卫俊秀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标签：鲁迅论文; 章太炎论文; 施蛰存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庄子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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