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随笔——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随想论文,随笔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和由此掀起的大革命浪潮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年了，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辉煌而又悲壮的一页。让我们在历史的激流中撷取思想的浪花。
历史的漩涡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2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20年代初的中国，北洋政府推行了典型的卖国政策，频繁的战乱使中华大地硝烟弥漫，到处伤乱不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不屈不挠地抗争，由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由护国战争而护法战争，却屡遭失败，1922年北伐不成却反遭陈炯明之变。共产党既已诞生，却又如此年轻。内的、外的、新的、旧的、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种种矛盾交汇成历史的漩涡。中国在十字路口徘徊。
当帝国主义各国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时，他们将黑手伸向中国。他们深知，仅靠他们是统治不了中国的，所以他们便与中国的反动派相勾结，扶植各自的傀儡。于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转换为中国军阀之间的矛盾。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剥削压迫使中国人民极端贫困，极大地加深我们的民族危机。回顾近代以来的兴亡历史，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增强民族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没间断过。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大革命的掀起是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也是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的更大规模的集结，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历史的选择。
统一战线中的“国、共、苏”三角关系
孙中山逝世前在他的遗嘱中说，要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在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能比较平等待我的大国是苏维埃俄国。苏俄分别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以前所侵占的一切领土，建议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这给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列宁开始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这一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的国共合作。可以说，列宁是国共合作问题的始作俑者。而这，又出自于他对俄国新政权的安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局的策略考虑的。这种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确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援助，而苏俄新政权的巩固也需要中国进步力量的支持。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无非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于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是通过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实现的。换言之，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代表着和隶属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的。所以，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建立，中国共产党是相对被动的，在思想、心理、策略上的准备均不足，意见也很不统一，导致某些行动的盲目性。合作过程中的很多策略上的失当和在大事变面前措手不及均与“苏俄（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这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和共产党在其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有关，只有从这个三角关系中考察，很多问题才能获得解释。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苏俄与孙中山联盟起于1923年1月26日的《孙文越飞联名宣言》，其主要内容是越飞（代表俄国政府）赞同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没有使两者实施成功的条件；孙中山同意苏俄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持苏俄在中东铁路上管理的权益。当我们回过头考察这一宣言时，应该承认，它是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互助关系的开始和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但令人困惑的是，亲自帮助创建中共的苏联（包括共产国际）何以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而孙中山何以认可苏联不从中国外蒙撤兵并维持中东铁路现状？苏联既已表示放弃帝俄在华权益，何以在宣言中却要维持上述权益？这一宣言所包含的历史内涵是：
(1)苏俄在本国安全、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更多地考虑前者，因而迁就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不能引用于中国，以换取孙中山对苏俄和外蒙、中东铁路权益的支持（到1925年，苏俄实际上拥有了中东铁路的所有权）。这就使信仰共产主义、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奋斗目标的中共无所适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这一点也许不无关系）。
(2)孙中山为了谋求苏俄对国民革命的援助，迁就了苏俄暂时驻兵外蒙和维持中东铁路现状的要求。在国家主权上的让步，显然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抱负相矛盾，作此决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3)正因为苏俄与孙中山为了达成这一协议，苏俄才在此之前将孙中山唯一能接受的“党内合作”的决定通过共产国际的纪律加之于中共，这一决定是从属于苏俄对华的总政策的。而中共领导人也是因为这是共产国际不可变易的决定才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会后只有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党因此又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直到三大之后，才有真正的改变。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共从反对到接受到付诸行动过程中，党员的种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其种种反对意见并不见得正确，但中共在这一过程中缺乏独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又与党的幼稚有关）。因此，国共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按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既定方案进行，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三角关系，实质上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二极关系，而这二极关系也就代表着中苏关系。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常务案之所以以共产党的退让妥协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方面为了维持这种二极关系。在这种二极关系中，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很大程度上由国民党和共产国际所决定。一旦二者出了问题，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共产党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在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党的独立自主是至关重要的。国共合作的破裂和灾难性后果，共产国际是负有重要责任的。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欲迎还拒
从理论上讲，国共合作可以有三种方式：(1)党外平行合作，即共产党所说的“民主联合阵线”；(2)党中有党，即共产党整个党加入国民党；(3)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称之为容共。对于共产党来说，第三种方式颇为苛刻，但孙中山和多数国民党人唯一能接受的恰恰是这种方式（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连这种方式都不能容忍）。既然彼此都在国民革命这一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为什么孙中山和国民党却要采取这种不平等的合作方式呢？这一切都来源于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
(1)自信与偏见。当共产党诞生之时，国民党（从同盟会算起）已是个老资格的党，而孙中山革命数十年，在民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自己也以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自居，这一点孙中山是自信的。但他对共产党并不完全了解，甚至存在偏见。他对张国焘等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③后来国民党的一份文件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尽力。”④言下之意似乎把国民革命当成国民党的专利。他说，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⑤显然对陈独秀（代表中共）既不很信任，也不真正了解。
孙中山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认识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⑥在与马林会见中还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中国经典早在两千年以前就说过了”。⑦但在《孙文越飞联名宣言》中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引用于中国。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使他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因而对党外平行合作的方式断然拒绝。
(2)容共与换血。孙中山数十年的革命生涯是坎坷不平的。更令他痛心的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一蹶不振，形同乌合，使孙中山壮志难酬。他深感唤起民众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必要性。而当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共产党应运而生时，孙中山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真诚地希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输进新鲜血液，使之恢复元气。孙中山的目的是让共产党人这一批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容纳到国民党中来，为其所用。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⑧所以孙中山对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表示极大的欢迎。而大多数国民党人，因对共产党缺乏真正的了解，对合作还有种种疑虑，怕共产党进来之后，取而代之；但反过来说，他们在国民党同化共产党的前提下是不反对合作的。这一点透示出来的也是欲迎还拒的心态。
(3)授权与牵制。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选举出来的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在后来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7个部中，有两个部的部长是共产党人，这说明国民党确实将一定权力授予共产党人，但各部都必须向孙中山个人负责。但很多坚持反对合作的右派分子如林森、邓泽如、谢持、张继仍在一大中被选举进中央执委会和监察委员会，这不能不说是作为国民党中央领导层中牵制中共的一种力量，给国共关系埋下了隐患，这些人后来成为彻底的反共分子。
这一切都透示了孙中山那种对共产党的欲迎还拒的心态。这种心态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缩影。换言之，一定时代的社会的最突出的矛盾总是浓缩到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中，这是因为他们置身于时代矛盾的漩涡中的缘故。所以，伟大人物曲折的心灵历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⑨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最本质最深层的区别在于新三民主义与中共纲领的区别。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⑩这就是说，三民主义与中共纲领（高低纲领）只是交叉而不是吻合，国共合作只是当时中国社会两股社会力量的运行轨迹在一定阶段的基本重合，这就决定了合作必然是“合久必分”。当他们在一定阶段合作时，其未来的分化只表现为潜在的可能性。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的烈火燃遍整个南中国，蒋介石集团开始向帝国主义分子、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靠拢，大革命就这样以国共合作反帝打军阀开始，以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血腥镇压而告终。
但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国共两党都还没有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于是，它们的合作又表现为潜在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取决于二者是否面临共同的重大任务，或面临共同的要求，使二者的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当日本军队的铁蹄越过长城，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两党终于以民族大局为重，再次合作，团结御侮。所以分久必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孙中山的权威
孙中山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具有众多的追随者、崇拜者，其中，有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投机革命者，这使他具有丰富的人格魅力和很强的感召力。这种权威可称为感召型权威。(11)正是因为这种权威，使国民党中弥漫着对他的个人崇拜，国民党的文件几乎言必称总理、文必称三民主义。正是因为这种权威，他可以规定国民党员入党时必须向他宣誓效忠；可以由他指定或批准来确定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可以将公开反对改组的冯自由开除出党，将张继暂时软禁；一大后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各部也是向他个人负责；他作为国民党的总理载进党章。这些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权威确实有利于国民党的暂时统一，使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使国民党成为20年代中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合力而存在。但是，由于孙中山的权威和作为这种权威的灵魂的新三民主义并没有以法律形式确保下来，这就极易使三民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的生命系于孙中山一人之身。一旦他逝世，这种权威实质上不再是强有力的存在时，他的继承人极有可能表面上维持他的权威，将它作为新权威形成的保护伞，或者以三民主义为幌子而挂着羊头卖狗肉。试看当年蒋、汪叛变革命之后仍口口声声不离总理，不离三民主义，不离国民革命，但是，在他们身上三民主义的信仰已丧失殆尽。所以，孙中山在国民党中的权威是国共合作建立和破裂的重要原因。
不包办而被包办
在统一战线中，很多国民党人（包括中派、右派）对共产党人常常采取防御、排挤的态度。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中，宣传部是右派分子的大本营（宣传部长戴季陶、副部长邵元冲、秘书郎醒石、刘芦稳、甘乃光），他们常常制造谣言、发动两党磨擦。谭平山担任部长的组织部在国民党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国民党人常常不给他们以工作的机会。(12)所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中并不能左右其决策，更不能取得领导权。当时所谓领导权，主要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权。1925年7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没有一人是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中由共产党掌握的仅有叶挺独立团。在工农运动中，共产党起较大作用，但很多是以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名义进行。1926年“整理党务案”前后，陈独秀提出不要过多地“包办”国民党的事情，以谋求党的独立，主张妥协退让以维持统一战线（这也是苏联代表的意思），这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是一种争取领导权方面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或许还包含一种不愿寄人（国民党）篱下的偏激。然而，后来的现实却是“不包办”国民党导致国民党被（新老右派）包办，谋求独立反而失去独立，以妥协求团结而团结亡。而国民党一旦被右派包办，它的行动就不是共产党人所左右得了的，历史就在这种愿望与现实的悖论中残酷地嘲弄了年轻的共产党，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惨痛的。
新旧交织
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是多么地曲折艰难。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常常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对立面，随时都可能被扼杀在襁褓之中。社会上的新旧力量又总是互相纠缠着，随着条件的变化，新旧力量也将重新分化组合和消长。20年代初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置身于复杂多变的残酷环境之中，面对着在中国社会机体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巨大对立面，还有来自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挑战，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在大革命风雨的洗礼中，在严重失败的考验中，顽强地生存、发展、壮大。这是多么可贵，又多么艰难。20年代的国民党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而出现，但在它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新旧交织的矛盾。国民党在推崇民族主义、寻求“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同时，又对列强抱有幻想，或想利用列强抑制军阀；在推崇民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对国内的大军阀存在某种程度的妥协，或企图以和平使其自动裁军；在推崇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同时，又不发动土地革命，也不敢真正节制列强在华资本；在企图唤起民众的同时，又更偏执于军事；他们从旧军阀中摆脱出来，又不可避免地带上旧军阀的劣根性；他们从封建阵营中杀出一条血路，又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统一体中的新旧交织所构成的历史惯性（合力）使他们在2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大革命，也使国民党在革命高潮来临时旧的力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它身上恶性膨胀，使其失去进步因素而蜕变。诸如此类的新旧交织现象所构成的历史重负使中国革命的进程步履维艰。
“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当代是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反思离不开当代生活的需要，历史感、历史意识与现实使命感、时代精神是统一的。联系国共合作的历史和当代现实的需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历史是公正的，它给历史舞台上每个角色（包括阶级、政党、领袖人物等）以平等的权利，谁顺着历史进步的潮流，他就会成为胜利者。但历史又是无情的，谁逆着历史的潮流，即使暂时胜利，也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分裂及后来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2)历史的进步性不是抽象的，对于一个民族中的阶级或政党来说，历史的进步性体现为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并为此而不懈奋斗。所以，任何政党、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只要为着这一目标，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在民族解放、和平和发展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民族进步事业。
(3)历史是前进的。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正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起统一战线，不管合作过程中有过怎样的矛盾，都共同为捍卫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证明，合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于以前两次合作时期，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平和振兴，两党的合作基点仍然是共同的，我们期待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审时度势，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愿我们每个人都珍爱我们民族的历史，在历史中获得思想的启迪，更好地去开创我们民族壮丽的未来。谨以此文献给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70周年。
注释：
①《孙中山遗嘱》，《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第48页。
②《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转引自《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7页。
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党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41页。
⑤《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8-20页。
⑥《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8-20页。
⑦《马林赴华回忆》，《“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页。
⑧《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8-20页。
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5页。
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59页。
(11)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将政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1)感召型权威，这是政治领袖人物由于建立了伟大功绩，受到公众的崇拜，使其言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而建立起来的，它常常随领袖人物的消失而消失。(2)传统型权威，这是政治领袖沿袭原有的政治权威而获得的权威。这种权威维持的理由是它从来如此。(3)法理型权威，这是指法治国家通过法律和理性建立和维持的权威。
(12)包惠僧：《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二大”和“三大”》第599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第一次国共合作论文; 历史论文; 孙中山遗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中东铁路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国民党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