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与领导者的人格威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信论文,领导者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取决于决策层、领导者的现代化。在国家政府部门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人员的现代意识、现代行为，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所处的掌握权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决策的特殊地位，其地位带有深刻的人格威信，因此他们的影响超越一般的群体和阶层，在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地区是如此，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最近，在美国因克林顿总统的婚外性丑闻事件闹得美国社会上下沸沸扬扬，这反映了美国的一个现实，传播媒介热衷于揭露首脑人物的隐私，是因为他们认为，首脑人物不是“私人”，一旦他们担任了国家、社会的领导职务时，他们不只是“私人”，更重要的是“公人”，他们的隐私自然包含着“隐公”的意义。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人格不好，会直接关系到他的行政威信和行政能力，关系到政策决策的可信度，甚至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有一条历史规律：“私者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把领导者的道德人格，以道德治国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
一、在现代化进程中，领导者人格威信的树立与反腐败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革命家、领袖人物都很重视道德人格威信，提出了许多论述，并以自身的实践验证了他们的理论，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使事业取得了成功。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追求中，开创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新风，他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是，它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孙中山先生认为“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要求革命党人“要得人心，党员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人格高尚，行为正大”，用道德的感召力“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他憎恨和痛斥官僚政客全为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真无可齿于人类者”（《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认为“今民国即日完成，国民之希望更大，然最要者为人格”（《孙中山全集》第二集）。这种以人格救国的论述，讲的是道德人格的作用。其重视革命队伍道德人格建设，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反腐败、防腐败廉政建设仍是有益的、合理的。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发展的历程中，十分强调党员、干部的自我修养和人格威信的作用，千百万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惧流血牺牲，并以此取信于民。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性转变的时刻，1949年的3月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形势，对全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不良思想作风对党的危害作了科学的预测，并向全党提出了告诫。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从思想教育领域提出了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必须保持优良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称，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规定。这一报告给全党敲响了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人格威信，防止腐败变质的警钟，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富于预见性、针对性、思想性。为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坚持了在自己的发展中反腐、防腐的斗争。解放初期当时党内、政府内少数党员和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腐蚀，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堕落腐化。 如北京市1951 年底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其中党员和科级干部142人，贪污金额达15亿元（旧币）；在中央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查出贪污人数1600多人。最典型、最严重的是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天津行署专员）两大贪污犯，他们都是1931、1933年入党的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党的干部。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他们坚贞不屈，他们曾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进城后，他们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同私商勾结，非法经营，牟取暴利，盘剥民工，收受贿赂，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55亿多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人民币1 万元），破坏党纪国法，成为人民的罪犯，终于受到枪毙的惩处。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曾有人为他们说情，要求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免于一死。毛泽东对此认为“只有枪毙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言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之于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党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党决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反腐败的任务越来越艰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讨论通过并在全党广泛实施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要“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在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要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考核、奖惩、轮换、退休、罢免等整套的制度。二是恢复和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并规定：“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由于《准则》的贯彻实施，党的三大作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光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从领导层做起，一方面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坚决惩治腐败、纠正不正之风。党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坚决惩治腐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了“扫黄”除“六害”的斗争，净化社会空气；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干部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案件。中央为了制止吃喝风、公款旅游风，多次发文作规定，对党的干部、党员、政府官员三令五申规定行为。但是事实上腐败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以权谋私的腐败作风，言行不一等虚伪作风越演越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人不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规定，甚至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伴随而生不可避免，只要经济上去了，有点儿腐败没关系。在全国各地各领域一些党政干部的腐败作风滋长蔓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深入，两种经济体制并存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又有新的滋长，它入侵到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钱权交易。一部分党员干部的不顾党纪国法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完全是追逐个人私利的人生哲学，一切从个人的利益考虑，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侵害了党的肌体，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党的宗旨，损坏了党的威望。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决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1993年中纪委召开二次全会动员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适应新形势，深入反腐败，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要求。 同年8月31日朱镕基同志受国务院的委托，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九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施意见》，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党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以后，每年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门研究布置，及时解决反腐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1993年前后，依法查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大案要案。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 全国1993年1月至7月检察机关共受理的案件2.79万件，原案1.34万件，查办的万元以上经济大案共5971件，到8月共有17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因贪污贿赂罪被立案侦查，4至6月立案侦查的大案要案比1993年第一季度增长79%。对腐败分子依法严惩，既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又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面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从我国1993年1月至1997年6月， 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26.3万多人次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超标准小汽车2.1万多部， 其中现职省（部）级领导干部乘坐的456辆，取消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中文、 外籍号牌1.4万多个，有58.6 万多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以权谋私的住房方面的问题，普遍减少应酬招待费，节约了大量资金。十四大以来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 结案67.01万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66.93万多人， 其中开除党籍12.15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 省（部）级干部78人；大案要案层次越来越高，涉及的人和金额的款数越来越大。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法违纪案；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在任东莞市委书记期间受贿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炳松贪污受贿、傍大款嫖娼案，广西南宁行署副专员何建林卖官鬻爵包养情妇案；海南省万宁市县级公安局查出假干警54人案；天津市查处天津市教育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兼市招考中心主任高玉林等5 人利用招生考试之便贪污受贿，高玉林侵吞73万余元被判死刑；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170多万元被开除党籍、司法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河南省安阳市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胡安林收受索要他人钱物116 万多元，不明巨额财产价值48万元、贪污挪用公款60余万元，1998年2 月被依法判除死刑；截止到1998年11月，已有12.4万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挽回经济损失46亿元以上。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近几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损失和浪费达1000亿元以上，国家查处的贿赂案件中涉及建筑业的高达63%。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对树立党和领导干部的威信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斗争任重道远。
二、对腐败的全球性透视
目前，在国家政府中领导者的腐败现象呈现出广泛性、国际性、表面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世界性的腐败和反腐败飓风席卷全球，世界上有13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了反腐运动，上至总统、 首相下至普通公务员被指控有腐败行为者纷纷落入法网。腐败是国家公务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弄权渎职，铺张浪费等的总称，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贪污贿赂。今天在全世界，腐败之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普遍，反腐斗争更为艰巨。如：韩国原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乌拉圭前经济部长恩里克、布拉加被指控犯有滥用职权受贿罪而入狱；委内瑞拉前总理安德列斯·佩雷斯非法挪用1700万美元秘密资金而成为贪污犯；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因被指控腐败而倒台等等。近来揭露的在貌似神圣的五环之下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最高层人物们被牵入到丑闻中，已有6名委员因陷入接受盐湖城数以万计的美金， 被要求自行辞职。在德国，几年前腐败还是外来词，而现在腐败已日趋严重，贪污受贿案件日益增多，使德政府十分担忧。美国过去的20多年里，制定了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反腐败条例，但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更加严重了。腐败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危害。据有关方面的估计，由于腐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了30%，世界经济组织的官员感叹：每年有数十亿美元被官员私吞，贪污腐败是引起银行危机的重要诱因。腐败把穷人的钱转移到富人的手里；由于腐败，生意的成本、合同的价值提高了，从而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经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
腐败使社会道德沦丧，使人民难以信任政府，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南非纳塔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克里特高说：“腐败的真正代价是造成道德的败坏。”腐败使人们产生对政府和政党的不信任，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针对其国内的情况指出，严重的腐败之风是破坏社会信任的一个最大祸害。世界上有不少曾长期执政的政党，如意大利的天民党、社会党，印度的国大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党都因党内社会内的腐败，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信仰危机。
腐败的产生有它一定的环境和气候，但腐败的实体是人，是掌握社会、国家实权的人，是冠以人民的“父母官”、“公仆”的实权集团的领导者，当他们抛弃了原则，抛弃了原有的信念、信仰转而为个人私利谋利、谋权时，他们已彻底背叛了原有的人格了，他们以权谋私利，违法违纪的腐败行为和思想意识，已使他们原有的威信随着他们的作为而完全丧失了，最后由受到人民信赖的领导演变为侵占人民利益的敌人，走向人民的反面。现在有的地方有的人是金钱政治化，权力市场化，有的人甚至错误地提出“以腐败消除旧体制，推进社会转型”。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历史嬗变期，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滑坡中，首先是道德评价失范。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廉、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高尚、何者为鄙俗受到社会转型时期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使道德评价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如对大款、明星的宣传和对奉公为己任、牺牲个人为集体为国家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不知所措。其二是价值取向紊乱，评价迷茫，总难找到一种最具充足理由的方向。社会上流传的黑道、白道、黄道、红道，以钱权利为目标。价值取向紊乱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敬业精神。其三是各种各样非道德观泛滥，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如：职业道德堕落，行业不正之风盛行，以权谋私，以职图利，收受贿赂，生活腐化已成为败坏党风政纪的社会公害；商业活动中各行各业全民经商，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坑蒙拐骗，谋取暴利；家庭婚姻中的“第三者”、纳妾、“包二奶”、“性开放性自由”等失范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舆论某种程度的包容；许多已绝迹多年的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如吸毒、贩毒、赌搏、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其四是社会道德控制和机制弱化。由于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处在执行双重或多元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造成社会舆论监督的软弱无力、道德淡化滑坡，使人们作了为社会的正义性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的赞美，而做了缺德的事，如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等不但没受到社会的谴责，当事人没有感到良心的不安和羞辱，反认为心安理得。其五是道德教育扭曲变形，反道德的影响冲击常规的道德教育。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要使人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离不开有效的与社会理想相一致的道德教育，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并存下，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相对的稳定性。道德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反差使人无所适从，甚至使人感到社会充满了虚假和欺骗。
这么多年来党中央、政府一再地开会，三令五申发文要求党员、干部廉洁奉公，加强廉洁自律，反对腐败作风，并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认真抓了大案要案的查处，然而，“拔出罗卜带出泥”，年年反腐败、年年出腐败。腐败现象已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涉及到小团体，涉及到机关部门的群体犯罪违法乱纪。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型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的难点与对策》课题组1994年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权力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明显变化：各种经济福利成为人们可以用货币手段购买的商品，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急骤发展，一些期望从履行公职中得到个人最大利益回报的个人，在这种利益的错动中，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弥补他们的权力在社会地位中下降的东西，在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从政策决策推行、人事聘任、公共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管理，到审批、鉴定、审计、资源配置甚至司法检察等都逐步成为某种权力资源、某种特权，成为人们拉关系的砝码，成为某些人以此换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经济利益的私权。人民群众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追逐私利的贪欲表现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是政府、机关领导人个人对公民社会“无承诺”，将私人交往关系，尤其是金钱关系引入到公共政治生活，“公共关系”变成为公共生活中的私人关系，成为无准则无法规的随私性的钱权交易。如：反映腐败实质的行贿受贿是一种对政府行为十分危险，危害性大的利益交换、利益错动的一种表现，它在现实生活中造成行政腐败、司法腐败，但在社会中仍有一定的市场。
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对树立领导者人格威信的作用
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已逐渐纳入法律的轨道，但其中重要的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具有良好的人格威信力量。在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尤其要注重领导者、政府官员人格力量对决策施政的作用。国法政纪不仅是对国家、社会全体公民的，更是对领导者、政府官员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允许有超越法纪的特权。我国法学教育界专家认为：在我国人权状况还存在不如人意之处，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形势还不够适应，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状况仍存在。中国是正在建设和完善法治的国家，当代中国人权包含了人争取生存发展与劳动权、财产权、民主自由权等，人权具有广泛性、公平性、真实性；人权的本质是多数人的权利，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不允许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的特权存在。任何公民无权搞特权，无权以权压法。当前存在的党内腐败，社会不正风气践踏了人权，与法制相悖。少数领导人、党员、干部有特权意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腐化堕落、谋取私利、侵吞和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随意侵吞剥夺公民的权利的情况时有存在。因此，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廉洁奉公、防腐反腐，这与执政者有直接的关系。完善法治建设，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断提高全体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领导者应以自身良好的人格素质、人格威信，影响和带动好干部廉洁奉公，执法守法，忠于职守，从而影响到社会“学做人，做好人，先做人后做官”，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实践证明，一个开拓进取，求真务实，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奉公勤政的领导者，在干部群众、社会中产生巨大的良好影响，凝聚力、号召力的实效作用才会带来活力，他的道德人格起了主要的作用。相反，假如道德可以使人获得地位、荣誉，在功利社会中，就会变成擅取私利的工具，道德极易被恶人用以售其奸。社会上没有至高的道德判定者，至高的判定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良心和人格。掌握权力的人最不适宜充当道德的推行者和判定者的角色，因为他的权力给了他最大的变相利用的条件和机会。那些以权谋私、作风浮夸、在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领导者们，他们会得到同类上级的赞赏和支持甚至包庇，但他们本身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还会对部下的工作作风、精神状态带来直接的消极的不良影响，以至于这种状态影响到部门、系统乃至社会，形成恶性循环的恶果，极大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任何政府，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要稳定政局，都必须清除腐败。“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人民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学会了防腐反腐。一是逐步设立专门的廉政监督机构，制定了各种完善的反腐防腐的法律条例。如1998年6 月联合国制定了打击官员行贿受贿的新计划，通过了《政府官员国际行为标准》草案；我国的香港地区成立了廉政公署专事惩处腐败官员。二是在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强调各种监督，包括政党之间的监督，新闻媒介的监督，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不少国家特别注重公务员财产透明度，这些都是反腐防腐的有效措施。三是贪污腐化现象越来越国际化，已超越了某一国家的范围，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国际反腐组织。反腐败、清除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四是打击腐败的活动必须具备现代司法机构，依法治腐，“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确实保证经费的充足。
在我国政府的形象与权威取决于政府工作与行为，受到公民的关注。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政府职能通过公务活动代表政府，党员的行为代表党的威信，人们常常是通过具体职能部门的具体公职人员的工作和行为形成对政府形象的看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许多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并不觉得自己在代表政府或政党，而认为仅仅代表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处理公务活动是履行职责，而认为好像是在处理个人事务。实际上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正是以他们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去体现党和政府的职能和威信，赢得人民的信赖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其优良的道德人格威信取信于民，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就能自觉抗拒，防止同流合污、防腐反腐，并能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家特别重视和强调修身的重要意义，并认为个人的修养、高尚的人格是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礼记·大学》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今天之人应借鉴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许多中国人，包括领导人走过的人生历程。面对反腐败，领导人的人格威信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权威，道德权威不是仅仅凭借权势而形成的，而是靠领导人自身高尚的品质而赢得公认的，它不是要人们服从，而是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效法。作为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总理深深受到广大民众公认的信赖，人们看重的是他的道德人格威信的力量。面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困难，面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不正之风，党内的腐败之风的负面影响的极大不满，面对我国党和政府励精图治决心已下，要求章法也已规定，但实际做起来又困难重重，各级官员形成的工作作风已习惯于铺张奢侈，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的状况，朱总理唯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要求新一届政府班子要：牢记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讲真话；从严治政，敢得罪人；清政廉洁，惩治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并约法三章：出行考察轻车简从，精减压缩会议，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大问题。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的政府会给人以信用的许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人们相信，这样的领导集团可以应对任何困难，可以避免腐败的侵害和取得反对腐败的胜利，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