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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学贯中西，“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翻译《天演论》，鼓吹进化说，被人称之为启蒙大师，文化巨匠；袁世凯，一介武夫，一代枭雄，出卖康、梁，玩弄孙、黄，复辟帝制，终为世人所唾弃。可是，袁世凯酝酿帝制，在其舆论机构“筹安会”中，严复却榜上有名，为袁世凯张目，为时人所不解。那么，是什么契机将严袁二人系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与袁世凯关系、严袁恩怨的探讨，来揭开这个百年之谜。
一、严袁交往
时人陈宝琛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蠡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国体既变，聘君长大学，充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君恒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而戴袁者欲资之以称制，窜其名筹安会中，君始终不莅会，袁又讽君为文辟异议者，则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严复也说：“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之间有知遇之恩。
众所周知，严复少年聪慧，机智敏捷，是我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几年留学生涯，严复除学完海军专业全部课程外，还大量翻阅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书籍，奠定了他深厚的西学功底。严复满腹经纶，希望在“洋务”风潮中展现才华，报效祖国。可是，当他充满信心，回到中国时，却遭到洋务首领李鸿章的冷遇，只让他担任天津海军学堂的总办，“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严复是一个思想十分敏锐的人，不甘寂寞，好发惊世之论，致使“鸿章亦嫌其危言激论，不之亲也。”（同上）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流露出他当时苦闷彷惶的心情。他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严复还说：“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也”严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失意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严复以为，不走科举道路，纵有美好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亦将无济于事，很难得到重用。因此，他要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士文凭，进阶上层社会。这样，严复先后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九年（公元1902年），三次参加顺天府试，均名落孙山。科举道路的坎坷，勾心斗角的官场，使严复心情更加忧郁，心烦意乱。只好把精力用到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上。
甲午战争的失败，举国震惊，志士仁人奔走相告，维新思潮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严复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过人的思想见解，译述《天演论》，创办《国闻报》，扮演了一个启蒙大师的角色。其间，严复还直接上书光绪皇帝，陈述他的政治见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谈话达三刻钟之久。可是，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严复的政治理想很快破灭了。
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青云直上，身兼数职，成为晚清政坛上的实权人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很欣赏严复，曾想把严延揽为幕僚。严复在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时，就与袁世凯相识，十分了解袁的为人。所以拒绝了袁，严说：“袁世凯什么人，他够得上延揽我！”①话虽说得绝情，但严复内心还是很感激的。因为在晚清权贵中，如此器重他的，袁世凯是第一人。这点严复是很清楚的。因此，当1909年袁世凯被罢官赶回老家时，诋者蜂起，“复独抗言折之”，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又说：“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②袁世凯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听到严复的话，自然是感激不尽。后来，袁世凯东山再起，对严复另眼相看，也是情理中的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震憾世界，社会各种力量纷纷活动，斡旋、调解、策划，忙个不停。57岁的严复，也不甘寂寞，南北奔走，他认为：“居今之世，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1911年12月2日，严复在北京会见了袁世凯，被任命为袁世凯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南北议和谈判。当时，直接参与南北和谈的广东代表冯耿光，在《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严复当上代表的经过。他说：“那天，锡拉胡同袁邸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坐的除二十位代表以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大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袁又和陈说了几句。”③就定下来了。这段材料，十分清楚地说明，严复是由陈宝琛推荐，袁世凯认可而作为福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的。
1911年12月9日，严复奉命从北京出发，11日到达汉口，12日随同唐绍仪会见黎元洪，双方举行会谈。严复的《辛亥日记》中写道：“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就是指的这件事。第二天，严复就给陈宝琛写信，向陈汇报了武汉之行的经过，信中写道：“复于二十二日下午过江，以师弟情份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其中着重谈了武汉革命党人的意见和动向，主要有这样几点：“党人亦知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将不信，须有实地钳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以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17日，他又转道到上海，下榻南京路沧州饭店，会见参加南北议和的杨士琦。随后又匆匆返回北京。并直接面见袁世凯，详细汇报了武汉、上海双方会谈的情况，同时向袁提出了六项建议：
“车驾无论如何，断断不可离京。要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严复作为北方代表团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了南北和谈，为袁世凯四处奔走，是立下了功劳的。
袁世凯执掌大权后，投桃报李，对严复特别器重。先后任命严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常常出入总统府，俨然袁的座上客。袁世凯当政时期，可以说是严复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杨度组织“筹安会”，为之张目，严复大名赫然榜上，不管是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是有缘由的。当时名流学者如云，袁世凯情有独钟，非要拉严复入伙，这说明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不同一般的。
二、严复品评袁世凯
从民国元年到1921年，严复先后给得意门生之弟熊纯如写了一百多封书信，其中，对民国政治多有论述。涉及最多的人物是袁世凯。严复评论袁世凯，褒贬不一，捧骂相交。由此也可以看出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一些关系。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一时群龙无首，严复选择了袁世凯。开始，外国驻京使团看中了袁世凯，可后来袁世凯在京、津制造兵变，以抵制建都南京，导致威望下降。严复对此颇为担心，“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脐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还是评价甚高：“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又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还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得出的结论是：“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在“二次革命”这一问题上，严复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说什么是革命党人“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还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整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反对国民党，拥护袁世凯，态度十分鲜明。
袁世凯自导自演的帝制闹剧结束后，严复还坚持袁继续任职。他说：“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此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严复还说：“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严复还认为，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走向封建帝王，是革命党人逼的。他说：“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认识。在严复看来，袁世凯的失败，固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与“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等诸种复杂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严复说：“所谓帝制违誓种种，特反对者所执之词，而项城之失人心，一败至于不可收拾者，固别有在，非帝制也。”总之，袁世凯帝制梦破灭后，举国声讨，一片唾骂，而严复却与社会舆论大唱反调，处处为袁世凯辩护。由此可见严复对袁世凯是有所偏爱的。
对袁世凯，严复在赞赏之余，也多有批评。严复说：“夫仆之不满意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独乙巳季廉之函，可以为证，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说明严复早就对袁有所认识。其实，严复赞扬袁世凯，都是打了折扣的，是一种企盼英雄伟人出现而不得的万般无奈。例如，严复在说袁世凯是“一时之杰”的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严复还说：“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来，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
与此同时，严复还对袁世凯的阴险、残酷无情等作了揭露与抨击，指出袁世凯是一个喜怒无常、政绩平庸的小人。严复说：“且自辛亥改步以来，洹上之得有首位者，无他，旧握兵权，而羽翼为尽死力故也。”就是说，袁世凯上台，完全是借助武力，即北洋系统的支持，“因其势而挻之而已”。但是，袁世凯“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除派人暗杀吴禄贞、宋教仁、黄远庸志士仁人外，还对其“心复股肱”如赵秉钧、郑汝成等人也予以“灭口”，结果“海宇哗然”，众叛亲离。所以说“洹上自就职以来，于中国根本问题，毫末无所措注。”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看到了袁世凯专权以后，中国已进入一个军阀统治时期。严说：“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我国遂酿成武人世界。”这个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在严复看来，以袁世凯的人格和能力，都无助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严复也坚持袁世凯“早去为最利”的见解。
三、严复与“筹安会”
严复参加“筹安会”是严、袁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1915年8月23日，由杨度发起的、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的“筹安会”出笼，严复赫然榜上，令时人嘱目和震惊。对此，严复是怎么解释呢？1915年9月23日，即事隔一月之后。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讲到他参与“筹安会”的经过：“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之昔杨晳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复言吾国之宜有君，二字作众主解。而臾尸征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讨论余地，本属不多，独至继此而言，谁为之主，则争点发生，窃所疑惮。鄙意颇不欲列名，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严复与杨度在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点上，两人的见解是一致的，没有丝毫分歧，上面引用的“讨论余地，本属不多”就能证明。两人的原则性分歧是谁来做君主。杨度坚持非袁不可，严复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袁世凯并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这恐怕也是严复迟迟不愿列名的深层原因。关于这一点，事隔不久，严复在给友人的另一封信中，同样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说：“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这一切都说明严复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严复向往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另一方面，严复看到，清朝灭亡以后，若大的中国又找不出一个很理想的人物，来完成这一转变。权倾当朝的袁世凯，严又十分了解，无论是人格还是能力，都不是严复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所以，严复的态度一直不很明朗，犹豫不决，消极观望。但在杨度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动和映求下，“乃遂听之”，“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过是以往，犹皦然也。”留下了千古遗憾。
尽管“榜”上有名，但综观严复在袁世凯称帝时期的活动，一直是消极的，持不合作态度。“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而劝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筹安会一登台，梁启超便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驳斥复辟帝制之说。袁世凯慌了手脚，急命内史夏寿田携券四万金，请严复写文章反驳梁启超，严复拒收重金，但又不敢公开开罪袁氏，乃推托“容吾徐徐之以报命”（年谱）其后，他接到威胁信20余封，都是胁迫他追随袁氏的。严复见虚与委蛇不行，便干脆予以拒绝，说自己是政府中人，不宜出面，应由袁氏自己出面解决，并明确表示：“吾年愈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拜之矣”。袁世凯知其意不可夺，于是另找人撰写。不久，袁又派人请严复为文劝进，严复同样予以拒绝。他说：“吾所欲言者，早已尽言之，必欲以吾为重，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欲吾为文，吾将何以著笔耶？”（年谱）再次令袁世凯扫兴。在袁世凯称帝的日子里，严复始终保持沉默，“仆终嘿嘿，未赞一辞”。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承受帝位，12月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严复“庆贺朝宴，均未入场”（年谱）。这说明严复参加“筹安会”确实是被动的，是万不得已的。
四、严复捧袁的思想诱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既不是坦诚相照，也不是貌合神离，实际上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严复看中袁世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考虑，当然，也与严复后期文化思想的变化有关。
严复后期的政治思想，逐渐游离了他早年的民主自由主张，转而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象汉光武、唐太宗的人物出现，实行强权政治，完成中国统一，徐图富强。这就是严复有名的“速了瓦全”论。他说：“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又说：“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在严复看来，强权人物执政，则社会安定，兴旺发达；懦夫掌权，则社会混乱，贫穷衰落。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他说：“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并说：“读遍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严复对德国学者的强权理论十分倾倒，备加推崇。认为“盖自德国学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说以来，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视力，力平而后理申。”严复还说：“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与吾国之荀卿、商鞅、李斯最为相似，其异者，特以时世进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于今日，将其所为，与德无二致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古代强人再生，照样会实行强人政治的，在这方面，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不大。
基于此，严复极力呼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声呼唤强人的出现。他说：“吾侪小人，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而当时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诸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严的眼里，都一概视为“小人”和无能之辈。关于孙中山，严复说：“孙文、唐绍仪辈，自仆观之，直是毫无价值之人。比者窜迹广州，即不容于地主，而号诉各国，又为笑资，其无成殆可以决。”关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说：“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因为，他们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况且，梁启超高论迭出，实际上是为了出风头。“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不意多。”加上他们的人格和能力，已表明无担当大任的众望。黎元洪、段祺瑞二人，是当时仅次于袁世凯的实权人物，许多人看中了他们，而严复对他们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严认为，“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亡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因为，“皇陂良愿有余，于政体、国是、外势、皆无分晓，以傀儡性质兼负乘之讥，覆涑偾车，殆可前决；段氏坚确，政见较黎为高，然爱惜羽毛，无为国牺牲一切之观念。”所以，“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就是当时号称“精英”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什九皆为下驷，党人饭碗是其唯一问题，即诘旦国亡，今日所争，依然党利，甚矣。”“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寻遍若大个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理想的人选。旧人物，“虽皆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新人物，“虽声光烂然，徒党遍海内，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尝有一也。”流露出举世无才的哀痛之情，表现一代学人的无限失望。
严复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却是如此缺乏人才，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他说：“吾国大患，自坐人才缺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更张，亦为无补。”“今试遍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在这种“山上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情形下，袁世凯脱颖而出，一时成了严复心目中的英雄和“救世主”。如上所述，严复称袁“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是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又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还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得出的结论是：“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直到后来，黎、段相争，严复还十分想念袁世凯，认为袁的死是中国的不幸。说：“项城才地资力均足当之，释此不图，妄干非分以死，则真中国之不幸耳。”严复看中袁世凯，固然与两人的交情有关，而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实现其政治主张的考虑。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
推崇袁世凯，主张强人政治，思想深处必然是反对民主共和，崇尚君主立宪。在这点上，严复的态度极为鲜明，毫不含糊。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的引证，仅就严复致熊纯如的信中所说，略引一二。如“鄙人愚憨，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所绝对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夫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故问中华政体，则以君主为宜”。“总之，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尝以主张其制者，为四万万众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容其魂魄。”严复选择的他终生信奉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且，越到晚年越矢志不移。“复言吾国之宜有君，此虽三尺童子知之。”④还说：“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脐乎”而这确实是严复一贯的政治主张。
这里，自然涉及到严复的政治思想和追求。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大英帝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民主与自由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民品之劣，民智之卑”的现实国情，又使他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难以行通。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反差，迫使严复走向了一种文化上激进，政治上保守的启蒙之路。一方面，严复认为，学习西方，走西方之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别无他途；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和西方大相径庭，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到了中国，只能是“逾淮之桔”。所以，严复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开发民众的智慧、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过渡时代，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通过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权威，维持一个稳定环境，在全社会推行新制，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知识和身体素质。为此，戊戌时期，严复看中了光绪皇帝；光绪被囚以后，严复看中了肃亲王；辛亥革命以后，严复看中了袁世凯。这种选择，应该说是严复思想的逻辑发展，是一代学人在无限苦闷中的一种两难抉择。
注释：
①、②、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15页。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6页。
④文中引文，除上列出处及在文中注明出处外，均转引自《严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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