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偏旁部位系统的形成与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偏旁论文,部位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与由字母线性排列拼写语词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由笔画、偏旁等构件平面组合构成方块式的字形，构字部件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坐标上以左右、上下、内外等方式组成二维的图形。因而构件的部位是组字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区别字形的重要手段。就现行规范汉字而言，每个字的构件部位（作为其基本属性之一）是固定的，不容随意改变。
按照第一级构件分析，现行汉字的部位关系可以归纳为左右、上下、包围、框架四种基本类型。[1]据《汉字信息字典》对7785个正字所做的统计，左右结构占64.93%，上下结构占21.17%，包围结构占9.18%，嵌套（框架）结构占0.63%。由此可见，汉字的构件部位有着很强的系统性，左右结构是最主要的组合方式。
现行汉字的部位系统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时的角度，依据造字法的原则分析汉字的偏旁（除森磊等少数会意字外绝大多数二分），合体字的偏旁部位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
1.偏旁的职能。按照职能，偏旁可以分为形旁和声旁两种。会意字由两个（或以上）形旁组成，形声字由形旁与声旁组成。偏旁的职能决定着它在组成形声字时的取位。同一个偏旁作形旁与作声旁时其部位不同。
土：地堆场坑（作形旁）——吐肚杜牡（作声旁）
足：路跟踢距（作形旁）——促捉浞龊（作声旁）
2.构形习整的要求。汉字构形的特点决定着偏旁的组合要保持字形匀称、整齐、美观。一个偏旁的取位往往受到其自身以及另一个偏旁笔形特征的制约。
3.字形的别异。同样的两个偏旁以不同的部位可以组成不同的字，这时，偏旁的取位主要用以区别字形。
吟——含 怡——怠 羍——美
旰——旱 忡——忠 忘——忙
諅——諆 袌——袍 拲——拱
4.图形理据。在古文字阶段，许多会意字靠图形或偏旁的位置关系显示字义，偏旁的部位取决于构成图形的需要。到了隶楷阶段，这种部位有的得以继承和延续。如“采”字甲骨文中以爪（手）在木上之形表示采摘，“益”字甲骨文以器皿中盛满水之形表示满溢，“杲”以日出在木上表示明亮，“杳”以日落在木下表示幽暗等。后造的会意字如“尖”偏旁部位也反映事物的位置关系。
在上述四个因素中，第三个只对少数字起作用，不是决定偏旁部位的主要因素。第四个因素对图形式会意字的偏旁部位有较大影响。
对会意字来说，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偏旁部位也受到构形匀整的制约。如三个相同偏旁组成的字大都构成“品”字形（森淼磊），以保持字形的平衡、稳重。多数会意字与形声字的部位系统一致，并对形声字的部位产生影响。如“伐”字甲骨文以戈架在人的脖子上之形表示杀伐之义，是图形式的会意字。到战国的简书、盟书中图形分开，变成“人”“戈”两个偏旁，“人”居左、“戈”居右，这与这两个偏旁在形声字中的部位是一致的。“即”字所从的像人跪坐之形的“卩”在《甲骨文编》中31例居右，只有1例居左，小篆统一居右。而在形声字中，“卩”旁绝大多数也居右边（卻卸厀），这不能不说受到会意字的影响。再如会意字“劓”“掃”也分别与“刀”“手”在形声字中的取位一致。本文主要探讨形声字的偏旁部位，对会意字不再涉及。
作为汉字主体的形声字，其偏旁部位主要是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偏旁的职能对部位的决定性影响表现在左形右声是汉字偏旁部位定型统一过程中的主流倾向，成为汉字部位系统的主体。这一系统形成于小篆时期。
在商周古文字里，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现象非常普遍，形声字尤其如此。在甲骨文中，一个偏旁构字时往往正反相同，左右无别，上下均可。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事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现象虽有所减少，但总体上偏旁部位的变动不居并未根本改变。
小篆在统一字体的同时，也把傍旁部位统一、定型了。原来各种不同的位置组合到小篆中基本上确定为一种。尽管《说文》内部、《说文》与碑刻篆文比较还存在着部位不定的现象（如“和”有“口”居左、居右两种写法，“徒”中“止”可居左下、也可居右下），但这只是局部的，少量的，总体上可以说小篆完成了偏旁部位定型化的进程，从此，汉字建立起相对稳定的部位系统。
偏旁部位的统一主要遵循“左形右声”的原则。原来形旁居上、居下、居右的，到小篆中大都统一于居左。只要翻开《古文字类编》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之类的书看一看，这种演变的轨迹便一目了然。如《古文学类编》中“女”部的“妃妹始姓姻嫔婢娥”等37字，在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各期文字材料中，“女”旁居左、右、上、下不定，在小篆中这些字全部统一为左形右声。“木”部的“杞杜杠松柳柞柏桐格”等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历程。
据笔者粗略统计，《说文》形声字中左形右声的有4836个，若按朱骏声《六书爻列》的形声字总数8057个来计算，所占比例为60.01%，在各种部位中具有绝对优势。许多偏旁构成形声字时左形右声的取位占有极高的比例。如“言”部有237个形声字，其中左形右声的有213个。“人”部的229个形声字中，有227个是左形右声。“口”部构成179个形声字，左形右声的有145个。声旁“尞”构成19个形声字，全部是左形右声。声旁“青”构成形声字16个，左形右声的13个。从“召”声的形声字有21个，“召”居右的有20个。
这样，在小篆中，左形右声成为形声字最主要的部位系统。
左右结构符合从左到右的书写习惯，因此成为汉字结构中最主要的一种。而左形右声的取位则与汉字的认识特点有关。
人的视觉范围可分为左右两个视区。左视区受大脑右半球控制，右视区受大脑左半球控制。据国外学者的实验表明，拼音文字（如英文、日文假名）的识别由大脑左半球职掌，即右视区占优势，而汉字的识别主要由大脑的右半球职掌，视觉优势在左视区，象形字和形声字都是如此。[2]可见在认读文字时，左视区主要识别形象的表义字符，右视区主要识别抽象的表音符号。形声字的形旁显示字义的类别，由形及义；声旁揭示字的读音，由形及音。形旁居左、声旁居右正好与左右视区的分工相一致。（因为形声字的声旁本身也是表意的符号，并不等同于拼音的字母，所以形声字同象形字一样也是左视区优势。）
因此，可以说左形右声的取位是由左右视区的分工、汉字认知心理的特点决定的。倘若所有形声字全部定位于左形右声，既能保持系统的统一，也利于识别、学习，是一种十分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却并不能完全这样，因为偏旁部位同时还要受到构形匀称整齐这一因素的制约。
三
汉字字体历经演变，到小篆中字形逐渐变得匀称、整齐，这对合体字的偏旁部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表现有两个大的方面。
1.偏旁的部位往往取决于它自身的笔形特征，并由此形成各自的部位系统。这里拿《说文》的形旁为例，略举数端。
(1)笔形瘦长或可以拉长的形旁以及上下组合的合体形旁大多居左，这符合左形右声的普遍系统。如“示”“玉”“走”“彳”“足”“禾”“革”“日”“米”“人”“火”“弓”“车”“鼻”“食”“麦”等。
(2)笔形扁平或可以压扁的形旁以及左右组合的合体形旁多居上下。如“艹”“雨”“”“穴”“鼓”“羽”“
”居上，“皿”“臼”“
”居下。
(3)笔画向右甩出或字形朝向左的形旁通常居右。字形要紧凑，偏旁之间通常需要组成向心结构，因此笔划向右甩出的偏旁一般不宜居左。如“欠”“又”“攴”“殳”“邑”“卩”“页”“见”“隹”“斤”“瓦”（均以小篆字形而言）等偏旁构字时几乎无例外地都居右位。《说文》“见”部38字都是左声右形，这与跟它义类相近的“目”形成对照。“视”古文作“眎”，“睹”古文作“覩”，“ 
”与“瞟”音义皆同，“頫”后来异体作“眺”，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见”旁以居右为宜，要改成左形右声，形旁就需换为“目”。有些形旁具有方向性，字形朝向一方，构字时这个偏旁通常要面向中心。如“鸟”“彡”“力”“刀”（也包括“攴”“殳”“邑”等）都是朝向左方的，构字时一般居右位，以形成向心结构。
(4)中间或一边留有空缺的偏旁大都组成包围式结构，让声旁居内。如“門”“鬥”“网”“
”“冃”“勹”“囗”“宀”（
）“匚”“户”“广”“厂”“屵”等。
(5)笔形特征可以改变的形旁常有多种取位。如“山”“心”既可拉长也可压扁，《说文》“山”部形旁居左的18字，居上的20字，居下的6字。“心”部形旁居左的154字，居下的86字，“衣”可以竖长居左，有75字；也可上下拆裂（如裹亵），有21字。
声旁的取位同样受到自身笔形特征的影响。“尚”可以压扁，作声旁大都居上（如堂棠常裳）。“辡”左右重体，作声旁时居两边（如辨辩辦）。“莫”“共”下部中间留有空缺，因此作声旁有时居上，把形旁插入下部（如幕慕墓，恭輂拲）。“爿”作声旁居左（如壮状妆戕），以利于字形的紧凑。有的声旁部位受到形旁的类化。如“示”作形旁绝大多数居左，“视”“祁”等字受到类化，作声旁的“示”也居左（这同时受到形旁“见”“邑”一般居右的影响）。“竹”作形旁居上，作声旁在“竺”“笃”等字中也居上。“锦”“钦”等字中声旁“金”也像作形旁一样居左。
2.组字时一个偏旁的取位受到另一个偏旁笔形特征的制约。下面的字都因声旁的一角留有空隙而把形旁安插其中，使形旁偏居一角。
“朕”声：腾滕謄勝（共11字）
“”声：栽裁载戴（共8字）
“倝”声：榦乾斡翰（共10字）
“攸”声：脩修條倏（共9字）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偏旁是左右结构，那么通常与另一偏旁上下组合，反之亦然。《说文》“鼓”部的9个形声字中，“鼓”居上的7个，居下的2个。声旁“辟”构成22个形声字，其中居上的15个，居下的1个。形旁“走”在84个形声字中有83个居左。从“召”得声的21个形声字中居右的20个。
由于组字时偏旁的取位受到双方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偏旁的部位系统中常存在部分例外。
形旁“土”一般居左，《说文》“土”部的122个形声字中左形右声的有92个，另外30个则采取了其他的部位，这些例外的情况都是因为组字时受到声旁的影响而造成的。其中“土”居下的有23个，包括三种情况：(1)“基”“墓”“坴”等字声旁下部中间都留有空隙，“土”正好插入其中，字形紧凑而匀称（会意字“塞”“圣”也是如此）。(2)“壁”“型”“垫”等字的声旁都是左右结构，因此采取上下组合，“土”居下。(3)“墨”“垔”“垩”等字声旁可以压扁，与“土”上下组合构成长方形的字形。“土”居一角的有“塍”“毁”等5个，前者因为声旁“朕”右下角留有空隙，正好安插形旁；后者省去声旁（毇）的左下角，安置形旁，都使字形紧凑、整齐。“土”居上的只有“
”字，因为声旁“軍”上部平直，可以与“土”下部贴紧。“土”居右的只有“在”字。
声旁“交”构成的形声字有22个，“交”居右的有17个（如校绞蛟狡），另外的5个“效”“郊”“茭”“筊”“窔”，显然分别受到形旁“攴”“邑”“艹”“”“穴”的影响而居左、居下。
四
偏旁职能与构形匀整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其结果使汉字形成了以“左形右声”为主、兼有其他组合的部位系统，同时每个偏旁也确立了自身的部位系统。到隶楷阶段，偏旁部位系统的基本格局与小篆时期是一致的，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一直到今天，左形右声仍然是形声字部位系统的主体。据统计，在现代通用字中，左形右声占形声字的67.39%，右形左声占6.46%，上形下声占10.50%，上声下形占7%，其他合占8.6%。[3]
小篆建立起来的部位系统虽然被继承、保持下来，但是小篆时期部位系统并不完善。偏旁的部位还没有完全固定，变化异体仍然存在，有些偏旁的部位系统不够统一，构形不合理的字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在隶楷阶段，对偏旁部位的个别的局部的调整始终在进行着。
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完善系统。调整某个偏旁的部位使之与同偏旁的其他字保持部位一致，从而使这个偏旁的部位系统进一步统一、完善。
《说文》“鸟”部的形声字中“鸟”居右的有60字，居左的30字，显然居右是主流。居左的“鸟”旁后来大都移位居右。下面各组中的后一字均采自《康熙字典》。
在《现代汉语词典》“鸟”部所收的113个正体字中，只有4个“鸟”旁居左，这样，“鸟”的部位系统也趋于统一了。
许多同旁异位的异体字就是在完善系统而调整偏旁部位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正体，取代了原来的写法。
小篆中为构形紧凑而偏居一隅的傍旁，隶楷中大都占据一边，与一般的取位达成一致。除了前面举到的“濒”“盛”“恣”之外，再如：
2.改善构形。调整偏旁部位使字的结构要匀整、合理。
《说文》“虫”部的“蠏”字，左形右声，符合“虫”的部位系统，但从结体上看，声旁“解”是左右结构，与“虫”上下组合更合适一些，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虫”居下的“蟹”这个异体，并最终取代了原来的正体。
部位的系统性与构形的匀整常会产生矛盾，为了使字的构形紧凑、整齐，往往要破坏部位系统的统一。前面举到的异体字“娿——婀”“
——鷲”，按系统性而言，以“婀”“”为好，而按构形合理来说，则以“娿”“鷲”为佳。汉字偏旁部位的调整、变化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制约，有时偏重于系统的统一，有时偏向于构形的合理。现行汉字以“婀”“鷲（鹫）”为正体，前者按系统的原则取舍，后者按构形的原则选择。汉字部位的调整就是在这两个原则之间达到平衡，逐步走向完善。
今天，汉字还有相当数量的异体字有待整理，在处理同旁异位的异体字时，重系统的统一还是重构形的匀整，这是应当重视的原则性问题。
注释：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参见王士元《语言和文字的生理基础》，载《语言学论丛》第十一辑（商务1983年版）；另见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
[3]李燕等《现代汉语形声字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