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特与罗思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贡献论文,普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实验经济学的当然代表和精神领袖是亚利桑那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鉴于弗农·史密斯在国内已有系统介绍，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另外两位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R.Plott)和阿尔文·罗思(Alvin E.Roth)。
一、查尔斯·普洛特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普洛特教授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对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理论的实验研究以及运用和发展实验方法对政策案例进行讨论。
（一）对实验经济学方法的贡献
经济学实验产生的数据与自然市场数据相比是否缺少真实性？实验数据是不是过于简单、特殊呢？以此作为检验和评价理论的实证基础已经遭到批评者们的质疑。普洛特(2001)认为，只要经济学实验中提供真实的激励，使参与人能够采取真实的行动，实验的数据就和实际发生的市场现象一样的可信。因此实验的简化不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不应把简单性混同于非真实性。对于实验的简化和特殊性，普洛特认为，在简单和特殊的实验中都经不起检验的模型，根本不可能运用于复杂的经济系统，也根本难以具备一般性。实验存在的简单、特殊的问题可以通过大量重复实验和变化实验环境而加以克服。
普洛特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实验可以为新理论的提出提供有启发的数据。或者说，实验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这样又促进理论的形成。普洛特(2001)也提出理论为先还是数据为先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经济学实验既可以作为经济理论的验证方法，也可以作为新理论发现的工具。
实验检验的是理论预期的结果，而非理论假说本身(Plott,2001)。普洛特认同弗里德曼的“好似”(as if)原理，认为如博弈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假说等在内的理论假说，在实验中是无法验证的。但这不影响经济学实验的功能，因为根据“好似”原理，经济理论可以把参与人的行为看作“好似”是那样做的。因此假设的真实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理论预期的可靠性。
（二）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上的理论贡献
普洛特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于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中的应用，其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对公共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市场与产业组织领域。
1.公共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普洛特研究了存在外部性的市场是否依旧遵循供需法则，实验证明市场均衡的实现并未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市场一样能够达到均衡。普洛特和Porter等(1988)报告了他们对四种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考察结果，这四种机制分别是一致意见下的直接捐款、非一致意见下的直接捐款、一致意见下的公共物品拍卖过程、非一致意见下的公共物品拍卖过程等。结果显示：公共物品拍卖过程要优于直接捐款；而一致意见对于这两种机制的效率都有降低作用。普洛特和Mecue等(1985)对公共物品提供的研究，对传统的基于非排他性和一次性行为的公共物品模型预测提出质疑。普洛特根据实验结果发现：在自愿付费体系下，公共物品的产出虽然不能达到理想的最优均衡数量，但也不至于为零。他还发现，自愿捐款体系在一阶段时产出最大，最有效率，随着多个阶段的重复，产出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普洛特等(1978a)强调政治中议程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议程对委员会决定的影响的模型，并用实验对之进行了检验。人们早就感觉到议程对结果的重要影响，但是，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结果和影响的主要原理人们并不清楚。普洛特的模型和实验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基础。当一个议程确定下来以后，它通过两条途径来影响决策结果。首先，议程限制了每个行为人对小组内其他人的偏好模式的信息。其次，议程决定了个人的策略集。在模型中，普洛特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分为三种。决策参与人的行为模式是定义在这三个模式上的随机变量，我们知道每个行为人采取某种行为模式的概率。基于这个“随机人”(stochastic man)的设定，普洛特探讨了一个议程会带来什么结果，即一个结果获胜的概率。然后，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模型预测的概率。这个实验是一次模拟的政治会议。结果表明，虽然这个模型还需要改进，但是基本结论是清楚的，即议程会影响结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设计议程，以此来达到设计者的目的。在现实中有权力影响议程的人就有一定的能力控制会议结果。
2.市场与产业组织理论。普洛特认为，不同的市场机制可能就是产生不同市场结果的真实原因。之后，他和史密斯一起投入到这个想法的实验验证之中。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b)的实验发现了标签价格(posted price)机制对于市场的影响。当卖方价格作为标签价格时，有推动价格上涨的趋势；当买方价格作为标签价格时，则有拉动价格下降的趋势。这个发现也形成了普洛特后来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内容，因为它提出了产业组织中的机制问题和效率问题。普洛特和史密斯的实验比较了两种交易制度：单边口头拍卖和标签价格制度。实验数据从价格比较、效率、价格动态三方面揭示了两者的优劣。
普洛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的运作就如同一组计算机并行运算市场的均衡价格，这一过程对于市场中的任何人是不可知的，他们得到的只是最终的答案。普洛特和Jamison(1997)的市场实验被设计为：买方或卖方要价时存在税收成本，而且市场并不是静态的，市场供需在各阶段不可预测地变动着。他们通过研究这种环境下的市场行为得出结论：(1)在非静态的市场各阶段，市场均衡依然能发现；(2)价格发现过程在存在成本的条件下与相对无成本条件下不完全；(3)价格均衡在成本存在情况下较慢，效率降低。
除此之外，普洛特还开创性地分析了市场中的信息最大化问题，市场的稳定性，一般均衡系统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研究。
（三）对政策实例的实验研究
普洛特和Hong(1982)的实验把实验方法运用于产业组织政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实验探索内河干货运输行业的一项运费申报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这项政策是船主运费改变必须申报洲际商业委员会，而运费改变又至少在15天后才能生效。他们设计了包含这个运输行业基本经济特征的实验市场，证明了：运费申报政策导致了高成本、低产出，缺乏效率，特别是损害了小船主的利益。除此之外，在民用航空委员会就飞机降落权分派问题举行的全国范围的意见咨询会议上，普洛特等的实验结果受到广泛的关注，遭受的批评意见也较少。在普洛特等关于铁轨使用权分配的实验，普洛特和Porter关于空间站的资源分派的实验中，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还有对使用天然气管道的价格机制，排放许可市场的研究等等。
二、阿尔文·罗思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罗思教授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用途和利用实验方法使博弈论成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这三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对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
罗思教授对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1994)。他在实验经济学高速发展的时刻清醒地意识到实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陷阱。他指出，为了让实验经济学家之间更加有效地对话，必须解决怎样报告一个“实验”的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同时有许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实验经济学家研究。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使对话更有效，必须关注应当怎样报告实验步骤，报告什么数据，为了报告的目的数据应该怎样汇总，数据应当如何分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基于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单位(unit of data)能够被称为一个“实验”。
罗思教授指出可以将“实验”方法分成两种。实验经济学家们应当了解各种实验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所在。
第一种方法被罗思教授称为计划的实验设计(planned experimental design)。这种方法进行的实验包含一系列单元(cell)，每个单元又包含一系列的试验(trial)。在每个试验中指出哪些条件是确定的。实验的中心是条件的改变。每个试验包含一个特定的组合条件，从而在这个组合条件下确定我们所要观察的变量。这些试验构成一个单元。反复进行，将所有单元的试验结果放在一起加以解释。这种方法一旦开始进行，人们主观因素的进入很少，一般是所有的数据都报告。但是进行什么实验，即确定什么条件变化，设定什么参数等方面还是人为的。
另一种方法是独立试验。每个试验自己就被认为是一个实验。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中很吸引人。这是因为经济学的每个试验本身已非常复杂了。但在这种方法中，主观判断的因素加大了。这时，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人们的理论偏好就会有差异。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先入之见去报告适于自己的试验，而不去报告使自己的信念处于被撼动地位的试验。甚至，人们可能人为地构造一个试验，以使自己的信念得以加强。
因此，罗思教授偏向于进行计划的实验设计。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主编的《实验经济学手册》(1995a)中。他在那里讲述实验的方法是利用一个实验“序列”(series)。这时可以全面考虑实验结果，从而使得坚实的(robust)结果突显出来。
（二）在实验经济学用途上的看法
罗思教授在实验经济学的用途上也有自己的看法(1995a)。罗思教授指出实验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对理论家讲述”，“寻求事实”，“在国王耳边轻语”。
“对理论家讲述”是指为了验证已经得到了正式表达的理论的预言和为了观察没有预期到的规律而设计的实验。这些实验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使得观察的结果能依据理论得到清晰的说明。这些实验对理论文献的丰富起了重要作用。“寻求事实”是为了研究现有的理论还不了解的变量的效果。随着事实的增加，解释事实的理论就有了提出的土壤，并能得到检验。“在国王耳边轻语”是实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提出这些对话的目的是研究市场组织改变的效果等实际问题。因为这时的问题包含现有理论没有包含的变量，所以现有的理论只是一个导引，有许多困难要通过实验来解决。
（三）运用实验方法在博弈论领域所做的贡献
博弈论不仅考察行为人的策略，而且考察了“博弈规则”的影响。后者对于经济制度的设计具有关键作用。罗思教授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将博弈论变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
罗思教授指出，在他的工作中有两方面是与将博弈论变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和市场设计的一个工具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处理类似于医生、律师等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市场(matching market)上的制度演进。另一方面是处理学习和认知博弈。下面我们分开叙述罗思教授在这两方面的贡献。
1.对“匹配”市场的研究。许多市场和组织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相匹配，比如劳动力市场是为了使工人和公司匹配。Gale和Shapley在1962年通过关注大学入学和婚姻市场引入了“双边匹配模型”。所谓双边是指存在两群人，从一群人中寻找一个与另一群人中的一个相互匹配。在这种模型中，稳定解是指在匹配市场上没有剩下彼此愿意与对方组对，但却没有被市场允许的一对人，同时，已组对的人对自己的队友应该是满意的。这里的满意可以如下解释：设有两队人，A队包括a[,1]和a[,2]，B队包括b[,1]和b[,2]。如果匹配结果是a[,1]b[,1]和a[,2]b[,2]，但这四个人认为a[,1]b[,2]和a[,2]b[,1]更好，这时就是存在不满意的情况。此时的解就是不稳定的。否则，解就是使被匹配的双方满意的。
双边匹配市场在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中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个研究起源于罗思教授。罗思教授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实习医生的市场。他分析了这个市场的演化情况。美国的医生实习制度引入于上世纪初。起初，实习的机会多于学生的数量，所以医院相互竞争。这导致医院向学生发出邀请的时间一再提前，以至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为此，经过努力，美国医学院联合会采纳了在一个固定日期前，不允许学校提供学生信息的提议。这使市场稳定了一点。但又有许多问题产生，市场又陷入了混乱。为此，在1951年，一个集中的市场被引进，用它来解决匹配问题，并运行到1997年。1998年后的市场是由罗思教授设计的。
罗思教授(1984)分析了为什么一个集中的市场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实习医生市场会如此演进。他利用双边匹配模型对这个市场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10条定理。这些定理的中心是1951年后的市场是一个产生稳定解的市场。这就说明了市场的演化是因为只有稳定的市场才能生存。但这只是理论分析，罗思教授要使博弈论成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他自然不会忘记“实验”这个工具。
罗思教授(1990)分析了对这个解释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一个天然实验，而不是教室内的实验。它发生在英国。在英国的不同地区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实习医生的市场。这样就可以通过比较这些市场的运行状况来检验1984年的假说。罗思教授选取了8个地区。他发现，在这8个市场中有2个产生稳定解，6个产生不稳定解。2个产生稳定解的市场还存在着，6个产生不稳定解的市场中有4个已解体。这初步证实了罗思教授对市场演化的解释。但他强调必须关注2个产生不稳定解的市场为什么能存活下来。罗思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两个英国最小的市场中，可能由于社会压力和特殊的算法而使不稳定的市场得以延续。得出的结论是：稳定的市场易于生存，不稳定的市场易于瓦解。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不稳定性会阻止参与者进入市场还有待回答。
这里，罗思教授进行的实验是天然的。由于各个市场处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市场规模，能轻易下结论说就是市场制度产生了上述结果吗？为此，罗思教授(2000a)又进行了一次室内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罗思教授和John Kagel合作，设计了小型的人工市场，这些市场的惟一差别在于市场规则。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类似于自然实验的结果。所以，实验说明了市场组织方面的差异产生了被观察到的市场的稳定状况。
负责执行美国国家实习医生匹配计划的委员会在1997年5月通过了实行新的市场规则的提议。这个新方案由罗思教授参与设计。他讨论了市场设计方面的问题(2002)。在市场的设计要引入许多复杂因素，这些因素是当前的模型没有考虑的。这些因素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他们的存在使得理论模型的作用只在于引导方向。要说明引入什么机制会有什么后果，必然要用到实验室实验和可计算的实验。实验室实验的结果表明：稳定的市场容易生存。但由于因素太多，理论分析可能不能完成，这就需要用可计算的实验来分析不同机制的运行状况。所以，在市场设计中，实验室实验和可计算的实验可以对理论有所助益。
除了分析医生市场，罗思教授还分析了美国大学的女生联谊会和基于因特网的市场等。
2.学习和认知博弈。在传统的博弈论中，行为人是理性人。这里的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的特点是人们在博弈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博弈的最终结果。但人们的行为显然不是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在棋类游戏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盘棋的每一步和最终结果，那么也就没人会进行棋类游戏了。人们是在博弈过程中学习的。为了建立人们的学习和认知行为模型，罗思教授进行了实验。
罗思教授(1995b)利用了三个博弈实验来观察人们的行为，从而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来拟和这些数据。这三个实验都是两期序贯模型，它们是公共物品提供博弈、市场博弈和一个“最后通牒”讨价还价模型。观察到的实验结果是不同的。公共物品提供博弈和市场博弈在许多条件下，比如不同的参与人和对于支付的不同信息，都会很快收敛于预期的均衡点。但是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在一系列的条件下，行为却远离预期的均衡点。这种情况即使在参与者获得了大量经验的情况下还是如此。罗思教授考虑了一个基本的学习模型。这个模型类似于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子”(replicator)动态模型。然后他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改进，引入了三个变形模型。罗思教授利用这三个模型进行模拟，也就是在各种初始条件下利用这三个模型计算。他发现，模拟的结果和试验的结果拟和得很好。这个模拟是在中间期(intermediate)。在这个时期，这三个模型很相似。但在长期中，这三个模型很不相同。这说明在长期中表现不同的模型在中间期可能表现相似。罗思教授强调要注意中间期的研究，他认为当前将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分析渐进稳定的状况。
罗思教授在博弈论领域还研究了讨价还价模型。他(1989)分析了一个多阶段两人讨价还价模型。他设计了一个新实验，并依此提出了他的解释。他的实验是两期或三期的讨价还价实验，并设计了四组不同的贴现值。他发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全然不同但具有一定的规律。他提出了利用“侮辱性低价”和“公平”来解释。因为以前的理论是假设效用函数完全由货币支付来衡量，所以问题的中心就在于这个货币的效用函数。罗思教授为此改变了效用函数，所以提出以上两个概念。这个模型和实验结果吻合。罗思教授(1991b)又报告了一次他的跨国实验。因为是跨国实验，为了隔离要分析的变量，就要有更多的差异要消除。这个困难得到了克服。实验的内容是进行两个博弈，一个是市场博弈，一个是讨价还价博弈。实验的结果是市场实验都收敛于均衡点，而讨价还价博弈并不服从理论的预期。这个结果再加上实验设计消除了其他方面的差异，结论是各国的文化造成了这一结果，而这也正与1989年的讨论相符合，即每个国家对公平的看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