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对人的尊重——“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对人论文,新时期论文,道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其次，环境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诉诸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努力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感，呼吁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们，赶快觉悟起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
“环境权”？直到目前为止，恐怕许多人对这个名词还相当陌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说：“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段话的前一句，就是说的环境权。前面我们提到的许多作品，如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拯救与命运》、《中国：水危机》、《北京失去平衡》、《只有一条长江》、《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等等，以及小说《消息不宜披露》（写掩盖严重的污染事实）、《小酒馆》（写滥伐森林）、《自杀未遂者的讲述》（以近乎戏谑的方式写这个被污染的世界连自杀都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诗歌《款步走出记忆》等等，除了诉诸人们的良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道德观之外，还诉诸人们的权利意识，把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而使人民群众环境权受到侵害的大量事实揭示出来，使人们睁开眼看看残酷的现实，号召大家起来为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环境权而抗争；责任和权利是连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有一篇报告文学把问题讲得最明确，这就是金辉的《谁来为你辩护——环境权利备忘录》。作者写道：“个体的活着的人都是一种生命存在。生命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外界一些最基本的必需的条件和环境。公民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此即环境权。”环境权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因而环境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保护环境权也是在保护人权。在当今世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环境权受到侵害的事比比皆是，然而大多数受害者却麻木不仁，受“毒”而不自觉。譬如，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写到：
“噪声污染已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环境公害之一。据《2000年中国的环境》一书的数据，我国噪声污染的现状相当严重：
——城市白天平均噪声级：59分贝；
——城市夜间平均噪声级：49分贝；
——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暴露在65分贝以上这一难以忍受的噪声环境下；——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声级：74分贝；
——我国职工在超标噪声环境（90分贝以上）工作的人数比率在百分之三十三以上。”
我国有百分之六十五点四的人饮用不合标准的水：
“——2亿人饮用大肠杆菌群超标的水；
——1点6亿人饮用耗氧量很高的水；
——3500万人饮用硝酸盐氮超标水；
——7700万人饮用高氟水；
——5000万人饮用高氯化物水；
——3400万人饮用高硫酸盐水；
——1点1亿人饮用高硬度水；
——3亿人饮用铁含量超标水。”
但是，以往许多年究竟有多少人为受到侵害的环境权而抗争过？这与人们环境权利观念普遍很低、实际上是公民意识的不觉醒有关。作家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下笔的。他要把许多尚在麻木中的受害者摇醒，向人们诉说着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指出，保护环境权不只是为了自身，同时也是为了他人、为了人类、为了未来：“当一位公民为维护自身的环境权利而斗争时，他固然是在争取一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也就是在为其他所有的人，为全人类及未来的世世代代，争取生存的权利，也就是在为我们这颗星球争取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当然，这几年我国许多人的环境权利意识已经逐渐增强。如1988年10月15日就刊登了辽宁建昌县大屯乡任守忠的“读者来信”，反映他们那里办镁砂厂污染环境的严重问题。其他报告文学作品中对人们为环境权抗争的事例也有所描写。《淮河的警告》中写到：安徽省泗县小程庄村民，为反对泗县硫酸厂对他们造成的严重污染，联名写了《控告信》，凡是识字的村民，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甚至盖上了自己的私章，但更多的是捺上了手印，许多手印捺得很重，成了鲜红的一团，那分明是滴血的一颗心！《拯救与命运》写到，辽宁本溪市石桥子地区居民为解决石油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在自救自助的共同意愿下联合起来，三天两头上访有关部门，甚至提出如不治理污染，他们将去法院提起诉讼。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挺身而出：“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戴老太太当石桥子居民的代表，就是赔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这场官司打赢！”
这位戴老太太的确是目前我国人民环境权利意识迅速觉醒的代表。
（四）
再次，环境文学不但在用血的事实促使人们猛省（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另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而且更重要的，它还用审美的方式，帮助人们培养和树立新的环境观、生态观、自然观，建立新的环境道德观念。是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认识到，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对待大自然，绝不能像过去某个时候那样，只是一个“斗”字，把大自然作为榨取的对象、奴役的对象。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和生存伙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人自尊也要尊重大自然。人的尊严与“天”的尊严、对人的尊重与对“天”的尊重、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无数事实证明，伤“天”总是害人，敬“天”即是爱人。损害“天”的尊严，往往导致失去人的尊严；以不尊重“天”开始，往往以不尊重人告终；违反“天”道，最终将违反人道。
为了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环境文学充当人与自然之间友爱亲善的使者，沟通人与自然的感情，倾其全力陶冶和培养人对大自然的挚爱情怀。本来，在“天人合一”悠久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们，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情。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描绘自然美的诗篇！文人雅士，向与自然情同手足。文与可与竹同化，米芾呼石为兄，林逋梅妻鹤子，李渔嗜花如命……。但是，现代以来，在部分人那里，大自然似乎由可爱的朋友变成了任意糟践的奴仆。人要骑在大自然头上拉屎拉尿、呼五喝六了。要“喝令三山五岳”，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要“征服自然”，要“围湖造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难找到“战胜自然”的描写和要“与天斗”、“与地斗”的豪言壮语。结果如何呢？是洞庭湖、太湖、白洋淀等等的面积逐年减少，是森林遭到破坏，是水土流失，……是生态失衡。只是在80年代以后，人受到惩罚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是作家们较早感受到事态的严重，并且主动帮助人们与大自然实现和解。新时期的作家同古代的作家一样，也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血缘联系。他们把大自然视为亲人和朋友，并把这位亲人和朋友介绍给读者，使人们都和大自然结亲。他们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那么有人情味，那么纯真，那么可亲、可爱。在“碧蓝绿文丛”中，就有不少描绘自然美景的绝妙篇章。譬如，对自然的色彩、特别是蓝和绿，写得极为深情，而且不同的作家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王蒙在《海的颜色》中写了对不同的海的颜色的感受。渤海的颜色，如在秦皇岛和烟台，“我看到的海基本上是草绿色的”。“渤海的颜色令人觉得温暖，亲切，随和，叫作‘好说好说’”。去南海，“那是深深的湛蓝色，阳光下映出一片金紫的光辉。……海的颜色神秘、深邃、伟大而又寂静。人们说这种颜色是由于海非常深。确实令人觉得非常深，不可见底。这深深的蓝色令人肃然起敬。”去意大利西西里，“海水则是纯净的天蓝，晶莹的、明亮的、无暇的、欲滴的；我要说是少年人的天蓝如玉，令人爱不释手；令人不忍前去劈水前游，令人欢海而醉，流连难舍”。“不管海是什么颜色，用手掬起，却都无色透明得玲珑剔透，……浪花又都那么白，白得叫人心醉”。刘心武《蓝色舞步》中写青海湖：“湖水蓝得动人心魄，而且那么宽阔，那么雍容，那么自在。是一种纯净的宝石蓝。把蔚蓝但显得单薄的天空比下去了。风不大，湖水波动着，却并没有卷起白沫的浪头，酽酽的，荡换着一个个波峰的蓝，让人陶醉，想不出语言来形容，只在心里叹佩着大自然的奇妙。”“……去（青海湖鸟岛）的那天没见到一只鸟，并且湖边没有树丛礁石，湖上没有船舶帆影，视野所及也不见岬角与对岸，就那么汪洋恣肆的一片纯蓝，一直蓝进你的五腑内赃，似乎从那一刹那起，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蓝色。那是大自然的本色之一。没有受到污染的宇宙蓝。”还有诗人邵燕祥。他在《呼吸蓝天》中渴望着呼吸北京没有污染的清纯的蓝天。他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描写蓝天：“透明的，蔚蓝的，无边无际的，开诚布公的，笼罩着坚实的陆地和起伏的海水的蓝天”。“那景泰蓝一样的蓝天”。对于绿色，作家们也特别钟爱。刘心武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篇散文中也写到绿。他“将蓝色奉为生灵的摇篮”，“把绿色颂为生命的象征”。他说：“碧绿加碧蓝，是我们这个星球最美的颜色！”老作家雷加说：“美的满分是绿色。”（《向绿色进军》）而黄宗江自称“绿狂”。他说：“爱绿吧，因为绿中有生气、生活、生机。允许我在自己的黄昏季节心头仍静静地默存着一丝狂绿。”（《绿狂》）童道明接黄宗江的话茬说：“呼喊着走来的绿色，能让人心变软、变善，能让宽容战胜仇恨，能让春风扫荡残冬。能不爱绿色！能不相信爱绿可以成‘狂’？！”（《呼喊着走来的绿色》）女作家池莉说，“对绿色我们永远向往”。她幻想将来如果有了带院子的住房，不用水泥或水磨石铺院子，而“用草坪，用花草和树木”（《对绿色我们永远向往》）。另一位女作家陈祖芬访问新加坡最深的感受之一是“绿”。她说：“没有绿就没有新加坡。绿，是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在upper perice水库上段，铺天盖地的绿，叫人真想一下扑进这绿中，顺着坡顺着绿，咕噜咕噜滚下去——如果不是下边有一条水沟的话。”（醉绿》）
读者诸君，读着上面这些文字，面对如些纯净、如此美好的自然，你忍心去污染它吗？
只有爱的份儿。只想把自己溶自然之中。
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到处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这是最大的不人道、不道德！环境文学在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谴责的同时，宣扬新的自然观、生态观和环境道德观。
环境文学热情描写和歌颂正在形成和发展着的新观念新道德。纪实文学《拯救与命运》描绘了本溪人民在当地政府和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治理环境、改善生态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为中国各地治理环境、改善生态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前不久有一条消息说，本溪已经重新变成了卫星上可以看得见的城市了）。然而，我们认为该书的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描绘了本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生动过程，表现出本溪人有一种新的生态观、自然观在萌发、在生成，这对当前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治理环境，从近斯看成本大、效益低，甚至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本溪人从以往教训和今天的实践经验得出如下结论：不能光算眼皮底下帐，要往远处看，要有点人类意识。个人的生命转瞬即逝，而人类还要不断地繁衍、生存下去。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而留给后人一个无法生存的污浊空间。“污染环境，就是最恶劣的自私；保护环境，就是最可敬的人道主义。”本溪人认识到，如果生产不以避免污染为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么人自身就必然成为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牺牲品。一切以损害人、牺牲人、败坏人为最终结果和目的的事物，都是反人道、不合理的。本溪人在近十年治理污染的实践经验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具有哲理性的道理。他们认为：人，只要对自然负责，大自然就不会背弃人类。人的生产行为不但要对社会负责，而且要对自然负责；要对得起每一寸土地、每一朵浪花。是的，人类应该意识到，必须修正以往的盲目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的活动，都必须为全人类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我们自己，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许多作品生动描写并热情歌颂了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他们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的形象无疑为全社会正在建立新的生态观、道德观的人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当中有联合国环境领域最高荣誉奖——世川国际环境奖”得主、前中国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为治理污染、保护生态而呼号，这自不待言；更可贵的是他的新观念。请听他怎么说：“我们的地球是在太空中围绕太阳旋转的‘一叶孤舟’，人类出生和发展在这个不大的球体上，生物圈是人类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没地方可逃避，因此，我们要珍惜这个地球，……否则，将来的人一定会说我们愚昧，骂我们无知，说我们自私”（霍达《心中一片净土》）。
他们当中还有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三北防护林战线上的农民和干部。徐刚的报告文学《中国风沙线》，描写了华北、西北、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不懈地建设三北防护林的卓越事迹。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沙化和干旱作斗争，植树造林，努力保护生态平衡。我们看到河西走廊的镍都、戈壁新城金昌市人民如何进行“客土植树”——大戈壁上没有土，没有水，每种一棵树就要运来别的地方的一方土，打深水井，就这样，三十多年，他们硬是用辛劳和汗水换来一个人造绿洲新城金昌市。我们看到古浪县六户农民耗尽所有积蓄，在风沙中植树造林。他们从自己家里背来粮食、种籽，为了盖几间上房还得凑上建筑材料，把鸡、羊卖了换成钱投资到沙地上。他们种沙生植物花棒。1994年，他们还种了800亩林草，成活率百分之七十六。 他们把绿色的福荫留给后人时，并没有任何言辞的光辉，却充满了行为的高贵。
还有为保护大熊猫和自然生态，几十年默默工作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田致祥（陈祖芬《一个人，一只熊猫，一座山》）。还有为保护滇金丝猴而奔走呼号的环保作家唐锡阳和四十年如一日保护塔克拉玛干胡杨的李护群（均见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东方之子”）。他们的哲学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态。他们的口号是：还我自然。
最近，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一棵树》，写一个名叫朱珠的农村妇女，以赢弱的身躯抗争着多蹇的命运，以不屈的毅力植树不辍，花了20年时间，竟然将十万亩沙漠变为莺歌燕舞的绿洲。她的生命就是一首物我同舟、天人共态、还我自然的颂歌。
这样的人，是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人格高贵、道德高尚的人，因而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是“生态型社会”的主人公。